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玄学的“言意之辩”是对符号、语言和意义的关系的讨论。佛教在东汉传入我国对其原语言体系言说方式的改变和对美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逻辑分析，其次是对原有语言体系精密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玄学；佛教；语言
佛教传入中原是在大约是正在两汉之际，而早期佛教借助当时盛行的黄老、道教来宣传教义，甚至被误会为道教的分支。魏晋时期，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使得自身得到极大发展，更是进入了上层社会。不过在翻译过程中过多借用玄学概念来格义，也使得自身本土化，也使玄学得到发展。
一、原有语言体系的表达模式
我们一提到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常常会想起“气”、“势”、“风骨”、“兴”、“味”、“象”、“清”、“韵”等。但是很少直接用“美”这个范畴。在西方美学范畴中，“美”是很重要的范畴，而且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都有大量的美学家在讨论，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美范畴真正成熟，是极为核心的范畴，几乎每一位美学家都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反观中国，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另外一种喜好当下感受和内在体验的直觉思维。中国美学范畴也无不彰显其感性直觉的朦胧含蓄的美感。在此影响下，中国的语言表达有着模糊感性的特点。
儒家对语言文字总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教化作用的眼光。孔子在《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感叹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行为才能更好的传达内心的理念。这正符合儒家一贯尽量用简洁、模糊的话语去表达复杂和多层次的含义，欣赏“微言大义”的价值观。“不言”是为了凸显“行”的重要地位，语言是要落实在不断的行动中，将情感、言行和教化传达出去。
孟子在语言上有着与前人相似的观点：“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大概是说人所说的话要很浅近，但意旨深远，有以小见大之意。人的言谈文章首先是让人能够理解，而且能够做到含义丰富意义深远。这里有丰厚的美学意蕴，就是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不尽的含义，可以让人联系到老子的“言不尽意”。但是又有所区别，孟子认为语言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要以神谕似的、模糊简约的语言来解释其要义，而广博详细的言说则可能会遮蔽原有的复杂含义，不如“说约之”。以简洁的言辞来营造模糊的话语意境以表达无尽的意义。孟子以间接的、象征的模糊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意义是语言本身内在的要求。
董仲舒则是充分了解到语言的多义性，提出了“诗无达诂”，强调话语意义的多元阐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使人知也。”即现代汉语解释文言文，《诗经》的意义阐释是没有定准的。后来“《诗》无达诂”转变为“诗无达诂”，阐释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只限于《诗经》，而是指所有的文本。由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性、模糊性，不同时代的读者、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语言理解的差异，因此没有固定不变的语言阐释模式和文本阐释模式。阐释的多元在中国古代得到了比西方更大程度地认可，于是，形成了“仁者见仁”的中国语言阐释观。中国古人就是运用语言的模糊性，在这种无穷的阐释空间中拓展了自己的存在空间。
儒家经常营造隐喻含蓄的语言氛围；道家则是用“不言”、“反言”等更为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现言说对象的神秘和言说的痛苦。《老子》的第一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直面言说的对象“道”并且奠定了“道不可言”的整体基调。而后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巧若拙，大辩若纳”来进一步说明其“不言”。庄子则更为清晰的说明：“渊默而雷声”、“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庄子并不是反对说，而是期望通过更加纯粹的“言说”来通达“道”。正所谓“言语道断”、“得意忘言”。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得不用而又不太中用的工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危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的所喜爱的语言是虚远、广大无域、没有限制、放任而不拘的，也是模糊的、极富个人色彩的。庄子把语言分为了：卮言、重言、寓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均属感l生模糊的语言策略，语言指向和自由无碍、的原真世界。
二、言说方式的改变
玄学语言对有无之辨的冥思苦想，本末体用的争论不休，人物品评的不涉理路，使得玄学在语言的探寻之路上发掘了语言感性模糊的意蕴。玄学的语言兼有儒道语言的特征。魏晋时期，封建统治高压，人们说话稍有不慎便招来杀身之祸，所以玄学兴盛，人们好以曲折的隐语、深奥的哲理来抒发内心的不平。这种玄远虚胜的清谈，发展到魏晋文学中便是对“隐”的强调。
当佛教传入中国并且接触到上层社会时，早期佛教开始出现分化。佛教在最初传播过程中的神仙方术的因素被摒除，规范了佛教的科仪、组织形式。而佛教典籍的传播和体系的确立才能在上层社会中有立足之地。但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首先面临的是其专有名词的解释，不仅要将意思准确的传达，而这一解释必须要在本土语境下才能为人所接受。《高僧传》卷四记载：“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格义”就是指用传统概念试图对佛教概念进行解释，例如有人用道家的“无”来等同于佛教的“空”。而像这样的语词无法在语境中找到准确对应，就只能使用一些相近的詞勉强说之。虽然这样的解释方法并不是准确的翻译，但是在佛教义理的传播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了更好的理解佛理教义，于是有了“合本子注”。魏晋之时，佛教经典开始大量翻译，而严格的按照佛经的原义则出现了缺乏相应的语词来与之对应，或者翻译后的内容不易为人所理解和传播。而在中原盛行的玄学为佛教经典的翻译指明了方向，佛教经典的教义出现本土化的转变。梁武帝多次入寺，醉心于佛教的宣讲和寺庙的兴建，也显示出中国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态度。在寺庙周围又出现了更为系统的佛教经典翻译和宣讲，原有的佛教经典也得以再次加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看似是在“征服”，却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了。过去只言片语的道家思想在玄学的提炼下，初步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而其所具有的特点恰好最接近佛教教义。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译文的本土色彩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的特色。人们借助道家思想来翻译佛教，而佛教也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本土化佛教的特点。
在南北朝时期，“空”是主要的话题。之前有过“有”“无”的讨论，但是对于宇宙本原与人生依据的形而上的思考缺乏了细密的分析和精确的概念。在讨论中，充满了不确定的意味，这使得“有”“无”不可言说和讨论，往往用一个内涵相当模糊、外延广袤的的概念来示明。但是这些讨论无疑提升了人们对于本原的理解和表达水平。僧肇批评了当时对“空”比较流行的解释：“心无”、“即色”、“本无”。他认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即色者明色不白色，故虽色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白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僧肇对“空”的理解超越与涵盖了现象世界的“假有”与心灵世界的“真无”，其“有”“无”根本在于心的“有”“无”。
三、结语
不仅仅是“空”，佛教各种经典与论著中还有很多精密的分析来显现其教义。比如“空”有十八空，这无疑是相当细致和复杂的，比中国传统概念的“无”有更多层次。当时在翻译佛经时，遇到原来汉语日常使用中从来没有的情况，汉语的表达用法和语词也丰富了；在丰富的同时，佛经细致复杂的分析也使得汉语逐渐显得准确；佛教的讲义往往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这也使得在词影响下的中国古人的思想也更富有逻辑了。玄学的形而上系统也受到其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玄学；佛教；语言
佛教传入中原是在大约是正在两汉之际，而早期佛教借助当时盛行的黄老、道教来宣传教义，甚至被误会为道教的分支。魏晋时期，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使得自身得到极大发展，更是进入了上层社会。不过在翻译过程中过多借用玄学概念来格义，也使得自身本土化，也使玄学得到发展。
一、原有语言体系的表达模式
我们一提到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常常会想起“气”、“势”、“风骨”、“兴”、“味”、“象”、“清”、“韵”等。但是很少直接用“美”这个范畴。在西方美学范畴中，“美”是很重要的范畴，而且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都有大量的美学家在讨论，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美范畴真正成熟，是极为核心的范畴，几乎每一位美学家都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反观中国，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另外一种喜好当下感受和内在体验的直觉思维。中国美学范畴也无不彰显其感性直觉的朦胧含蓄的美感。在此影响下，中国的语言表达有着模糊感性的特点。
儒家对语言文字总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教化作用的眼光。孔子在《论语·阳货》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感叹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行为才能更好的传达内心的理念。这正符合儒家一贯尽量用简洁、模糊的话语去表达复杂和多层次的含义，欣赏“微言大义”的价值观。“不言”是为了凸显“行”的重要地位，语言是要落实在不断的行动中，将情感、言行和教化传达出去。
孟子在语言上有着与前人相似的观点：“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大概是说人所说的话要很浅近，但意旨深远，有以小见大之意。人的言谈文章首先是让人能够理解，而且能够做到含义丰富意义深远。这里有丰厚的美学意蕴，就是用有限的语言来表达不尽的含义，可以让人联系到老子的“言不尽意”。但是又有所区别，孟子认为语言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要以神谕似的、模糊简约的语言来解释其要义，而广博详细的言说则可能会遮蔽原有的复杂含义，不如“说约之”。以简洁的言辞来营造模糊的话语意境以表达无尽的意义。孟子以间接的、象征的模糊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意义是语言本身内在的要求。
董仲舒则是充分了解到语言的多义性，提出了“诗无达诂”，强调话语意义的多元阐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使人知也。”即现代汉语解释文言文，《诗经》的意义阐释是没有定准的。后来“《诗》无达诂”转变为“诗无达诂”，阐释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只限于《诗经》，而是指所有的文本。由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性、模糊性，不同时代的读者、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语言理解的差异，因此没有固定不变的语言阐释模式和文本阐释模式。阐释的多元在中国古代得到了比西方更大程度地认可，于是，形成了“仁者见仁”的中国语言阐释观。中国古人就是运用语言的模糊性，在这种无穷的阐释空间中拓展了自己的存在空间。
儒家经常营造隐喻含蓄的语言氛围；道家则是用“不言”、“反言”等更为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现言说对象的神秘和言说的痛苦。《老子》的第一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直面言说的对象“道”并且奠定了“道不可言”的整体基调。而后用“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巧若拙，大辩若纳”来进一步说明其“不言”。庄子则更为清晰的说明：“渊默而雷声”、“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庄子并不是反对说，而是期望通过更加纯粹的“言说”来通达“道”。正所谓“言语道断”、“得意忘言”。语言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得不用而又不太中用的工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危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的所喜爱的语言是虚远、广大无域、没有限制、放任而不拘的，也是模糊的、极富个人色彩的。庄子把语言分为了：卮言、重言、寓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均属感l生模糊的语言策略，语言指向和自由无碍、的原真世界。
二、言说方式的改变
玄学语言对有无之辨的冥思苦想，本末体用的争论不休，人物品评的不涉理路，使得玄学在语言的探寻之路上发掘了语言感性模糊的意蕴。玄学的语言兼有儒道语言的特征。魏晋时期，封建统治高压，人们说话稍有不慎便招来杀身之祸，所以玄学兴盛，人们好以曲折的隐语、深奥的哲理来抒发内心的不平。这种玄远虚胜的清谈，发展到魏晋文学中便是对“隐”的强调。
当佛教传入中国并且接触到上层社会时，早期佛教开始出现分化。佛教在最初传播过程中的神仙方术的因素被摒除，规范了佛教的科仪、组织形式。而佛教典籍的传播和体系的确立才能在上层社会中有立足之地。但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首先面临的是其专有名词的解释，不仅要将意思准确的传达，而这一解释必须要在本土语境下才能为人所接受。《高僧传》卷四记载：“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格义”就是指用传统概念试图对佛教概念进行解释，例如有人用道家的“无”来等同于佛教的“空”。而像这样的语词无法在语境中找到准确对应，就只能使用一些相近的詞勉强说之。虽然这样的解释方法并不是准确的翻译，但是在佛教义理的传播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了更好的理解佛理教义，于是有了“合本子注”。魏晋之时，佛教经典开始大量翻译，而严格的按照佛经的原义则出现了缺乏相应的语词来与之对应，或者翻译后的内容不易为人所理解和传播。而在中原盛行的玄学为佛教经典的翻译指明了方向，佛教经典的教义出现本土化的转变。梁武帝多次入寺，醉心于佛教的宣讲和寺庙的兴建，也显示出中国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态度。在寺庙周围又出现了更为系统的佛教经典翻译和宣讲，原有的佛教经典也得以再次加工。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看似是在“征服”，却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了。过去只言片语的道家思想在玄学的提炼下，初步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而其所具有的特点恰好最接近佛教教义。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译文的本土色彩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的特色。人们借助道家思想来翻译佛教，而佛教也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本土化佛教的特点。
在南北朝时期，“空”是主要的话题。之前有过“有”“无”的讨论，但是对于宇宙本原与人生依据的形而上的思考缺乏了细密的分析和精确的概念。在讨论中，充满了不确定的意味，这使得“有”“无”不可言说和讨论，往往用一个内涵相当模糊、外延广袤的的概念来示明。但是这些讨论无疑提升了人们对于本原的理解和表达水平。僧肇批评了当时对“空”比较流行的解释：“心无”、“即色”、“本无”。他认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即色者明色不白色，故虽色非色也。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白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即无，非无，无亦无，寻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耳，何必非有无此有，非无无彼无，此直好无之谈岂谓顺通事实，即物之情哉！”僧肇对“空”的理解超越与涵盖了现象世界的“假有”与心灵世界的“真无”，其“有”“无”根本在于心的“有”“无”。
三、结语
不仅仅是“空”，佛教各种经典与论著中还有很多精密的分析来显现其教义。比如“空”有十八空，这无疑是相当细致和复杂的，比中国传统概念的“无”有更多层次。当时在翻译佛经时，遇到原来汉语日常使用中从来没有的情况，汉语的表达用法和语词也丰富了；在丰富的同时，佛经细致复杂的分析也使得汉语逐渐显得准确；佛教的讲义往往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这也使得在词影响下的中国古人的思想也更富有逻辑了。玄学的形而上系统也受到其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