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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某家颇负盛名的肝胆肠胃科诊所。
“这是我前几个月，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手术的资料。开完刀后，虽然有改善，偶尔仍有断断续续的腹痛。”病人拿着复印的资料，交给诊所医生。
医生推了推眼镜，仔细看着手中的文字报告，说：“手术前的诊断与最后的病理报告，确定都是阑尾炎，治疗的过程基本上没有问题，就如他们所说，术后偶有疼痛，也是正常的。”
看完病人所做的CT影像，他语气稍微停顿一下：“帮你开刀的医生怎么说？”
“前后有好几位医生来看过，都说我的阑尾发炎，建议要手术。”
“除了阑尾炎，他们没有说别的吗？”
他也发现肝脏的异常，不确定病人是否知道。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难道我不是阑尾炎吗？”见医生态度有异，病人问了一连串问题。
诊所医生沉吟几秒，内心相当挣扎。基于专业与责任，理应告诉病人自己所见，同时安排后续治疗；不说则有违良心，放任肿瘤生长，不做进一步处理的结果，有可能误了病人生命。他也知道，一旦告诉病人此事，间接指出前一家医院有疏忽，他并不想因为自己一句话，造成他人的医疗纠纷。更何况自己是基层医生，经常有将病人转至大医院的需要，得罪同行，对自己未必有利。此时，他陷入情理法的道德抉择。
心念电转问，他下了决定：“根据这份资料，肝脏有些令人怀疑的阴影，由于无显影剂的CT所能提供的信息有限，我无法做出判断。肝脏中有时存在着不明显的肿瘤，非得使用显影剂才能诊断。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你重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这些话讲得四平八稳，将其他医生可能没注意到的事，很保守地解释为自己的怀疑，既保护同业，又不损自己的专业与病人权益。密闭的诊室中，没有人听到他与病人究竟还谈了什么，只知道病人离开时，已经了解过去接受的手术并无瑕疵，虽然问题似乎并不在手术本身……
经过风平浪静的一周，治疗团队再度开会，大家必须讨论出结论。
当时手术的主治医生率先打破沉默：“无论后续是否有法律问题，回归医疗专业而言，我们应该针对这个疑似肿瘤的阴影，做更深入的检查与治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若因害怕遭到究责而选择隐匿不说，岂不一错再错？”
“身为手术医生，我会负起最主要的责任，我主张诚实面对。”他语气坚定，显然在长时间思考后，有了决定。
看他心意已决，其他同事也不反对。无论主战主和，都得先告知病人，一方面解决医疗问题，另一方面，唯有知道病人的意向与诉求，才能为后续变化做准备。原先觉得事不关己的医生，听到有人愿意一肩扛起，跟着附和这个决定。
于是，他主动致电病人，告知数月前的影像检查有异常之处，建议病人立即回诊，以便安排后续治疗。
“我去过另一家肝胆肠胃科诊所，那里的医生说法和您一样，都说我的肝脏有些‘怪怪的’，建议我再做一次使用显影剂的CT。”果然病人已经看过其他医生，发现了肝脏的异常，病人平静的态度令他不解。
“不过，你们口中所说的阴影，自我年轻时就有，当时已经知道肝脏里有两颗血管瘤，医生说，这是良性疾病，只要持续追踪就可以。”没想到病人有这段病史，原本他所担心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肝肿瘤这么重要的病史，你怎么没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想着那只是良性疾病，而且跟我的手术无关，所以就没有特别告诉您。”
“过去有任何特殊疾病，应该详细告诉医生，否则很容易会误判。”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了病人几句。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医生主动打来关心的电话，你们的团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真的很谢谢您。”原本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先前的疏忽，意外获得病人的感谢……
放下电话，他心里为这整件事捏了把汗，暗自提醒自己，往后要更谨慎，庆幸自己选择勇于面对，否则还不知道要提心吊胆多久。
醫患之间的信任，建立在对彼此坦诚的前提之上。
（摘自《生死一念》中信出版社图/刘刚）
“这是我前几个月，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手术的资料。开完刀后，虽然有改善，偶尔仍有断断续续的腹痛。”病人拿着复印的资料，交给诊所医生。
医生推了推眼镜，仔细看着手中的文字报告，说：“手术前的诊断与最后的病理报告，确定都是阑尾炎，治疗的过程基本上没有问题，就如他们所说，术后偶有疼痛，也是正常的。”
看完病人所做的CT影像，他语气稍微停顿一下：“帮你开刀的医生怎么说？”
“前后有好几位医生来看过，都说我的阑尾发炎，建议要手术。”
“除了阑尾炎，他们没有说别的吗？”
他也发现肝脏的异常，不确定病人是否知道。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难道我不是阑尾炎吗？”见医生态度有异，病人问了一连串问题。
诊所医生沉吟几秒，内心相当挣扎。基于专业与责任，理应告诉病人自己所见，同时安排后续治疗；不说则有违良心，放任肿瘤生长，不做进一步处理的结果，有可能误了病人生命。他也知道，一旦告诉病人此事，间接指出前一家医院有疏忽，他并不想因为自己一句话，造成他人的医疗纠纷。更何况自己是基层医生，经常有将病人转至大医院的需要，得罪同行，对自己未必有利。此时，他陷入情理法的道德抉择。
心念电转问，他下了决定：“根据这份资料，肝脏有些令人怀疑的阴影，由于无显影剂的CT所能提供的信息有限，我无法做出判断。肝脏中有时存在着不明显的肿瘤，非得使用显影剂才能诊断。为了保险起见，我建议你重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这些话讲得四平八稳，将其他医生可能没注意到的事，很保守地解释为自己的怀疑，既保护同业，又不损自己的专业与病人权益。密闭的诊室中，没有人听到他与病人究竟还谈了什么，只知道病人离开时，已经了解过去接受的手术并无瑕疵，虽然问题似乎并不在手术本身……
经过风平浪静的一周，治疗团队再度开会，大家必须讨论出结论。
当时手术的主治医生率先打破沉默：“无论后续是否有法律问题，回归医疗专业而言，我们应该针对这个疑似肿瘤的阴影，做更深入的检查与治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若因害怕遭到究责而选择隐匿不说，岂不一错再错？”
“身为手术医生，我会负起最主要的责任，我主张诚实面对。”他语气坚定，显然在长时间思考后，有了决定。
看他心意已决，其他同事也不反对。无论主战主和，都得先告知病人，一方面解决医疗问题，另一方面，唯有知道病人的意向与诉求，才能为后续变化做准备。原先觉得事不关己的医生，听到有人愿意一肩扛起，跟着附和这个决定。
于是，他主动致电病人，告知数月前的影像检查有异常之处，建议病人立即回诊，以便安排后续治疗。
“我去过另一家肝胆肠胃科诊所，那里的医生说法和您一样，都说我的肝脏有些‘怪怪的’，建议我再做一次使用显影剂的CT。”果然病人已经看过其他医生，发现了肝脏的异常，病人平静的态度令他不解。
“不过，你们口中所说的阴影，自我年轻时就有，当时已经知道肝脏里有两颗血管瘤，医生说，这是良性疾病，只要持续追踪就可以。”没想到病人有这段病史，原本他所担心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肝肿瘤这么重要的病史，你怎么没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想着那只是良性疾病，而且跟我的手术无关，所以就没有特别告诉您。”
“过去有任何特殊疾病，应该详细告诉医生，否则很容易会误判。”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了病人几句。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医生主动打来关心的电话，你们的团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真的很谢谢您。”原本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先前的疏忽，意外获得病人的感谢……
放下电话，他心里为这整件事捏了把汗，暗自提醒自己，往后要更谨慎，庆幸自己选择勇于面对，否则还不知道要提心吊胆多久。
醫患之间的信任，建立在对彼此坦诚的前提之上。
（摘自《生死一念》中信出版社图/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