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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经典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FDI)或企业在外国投资的基本动机刻划为对市场不完善的利用和运营效率上的预期收益(Hymer,1976;Kindleberger,1970)。事实上，这种动机必然涉及到企业的区位决策，即在国外寻找有利的投资地点。许多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对FDI的吸引力，其中外国企业与该国在地理上的相近和包容被认为是一项关键的外部因素(KravisandLipsey,1982)。
为了强调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economics)在城市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奎格里(Quigley,1998)考察了4项要素，包括范围经济、共同的投入、交易费用和统计方面的经济性，从这几项要素出发，就能解释聚集经济对城市大小和多样性的影响。证据表明，工业中普遍存在的范围经济可以由聚集效应来解释。
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中心-外围体系中产生的聚集经济(或不经济)效应，是在厂址选择方面指引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制造设施(设在外围区域)与服务设施(位于中心区域)之间保持多远的距离，将取决于对各种交易费用、以及由于聚集而产生的经济与不经济的权衡。
对于处在中心-外围体系中的企业而言，选择有利的投资地点在实现商业目标的诸多决策中应该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背景中，企业的区位选择对企业的战略和竞争力的影响尤其显著。波特发展了一项竞争力理论，强调了工业区位因素在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随后，群集(cluster)概念和群集理论(clustertheory)的发展又为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对此人们还没有多少认识。事实上，企业之所以在区位选择上进行斟酌，是为了寻求同时来自于公司之外和产业之外的竞争优势。
制度因素，比如贸易限制，会影响厂址的选择和FDI的形态分布。中国已经于2001年10月加入WTO，贸易对象国所施加的贸易壁垒不久将被取消，那些一直受到配额限制(或特权)的产业或企业必将与他人平等竞争。预计这些产业将会调整他们的区位选择策略，以充分挖掘中心-外围体系中由聚集带来的利益，同时节省成本。
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及其贡献，并且从管理和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诸如生产活动、创新和技术变革、产业发展和演变等，进行了研究。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明显表现出了独特的组织行为，在投资地点的选择上也可能表现出有别于大企业的特点。从节省成本的观点看，中小企业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与其他企业靠得更紧密些(群集或抱团)，同时更靠近中心地带，以便利用中心-外围体系中的聚集经济效应。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小企业将置身于更加开放、更具竞争性的世界市场，从而显得更加脆弱，因此这种受企业规模和贸易限制因素影响的中小企业区位选择行为模式会进一步加强。
本文是利用微观(企业层面上)数据进行的一项经验研究，考察FDI地理分布的发展和企业的区位选择是如何对中心-外围体系中的聚集优势做出反映的，特别是那些受到贸易限制的中小企业和产业。在过去20年中，香港-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FDI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样本空间。
具体地说，本文提出了一下4项有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企业的区位决策或投资地点决策，既要考虑与距离中心的远近有关的聚集经济/不经济，又要衡量在该体系中所选择的投资地点的比较优势(如产业群集)。为了利用中心-外围体系中的聚集经济效应，那么：
(a)给定运输条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应当遵循重力模型(thegravitymodel)所刻划的关系模式，即投资位置与该位置到中心的距离反向相关；
(b)在此基础上，企业应该优先选择产业群集的地方作为投资地点。这些地点一般是卫星城市。
假设2：在区位决策上，中小企业的行为明显不同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更依赖于城市中心或产业群集之地所提供的服务设施和商业网络。因此可以推测，规模比较小的企业会青睐于离中心地带或产业群更近的位置。这种倾向促进了中心-外围体系的形成。
假设3：诸如配额限制等制度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贸易限制将会影响到企业在中心和外围之间进行区位调整的完全性的程度。鉴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及随后贸易对象国将很快取消对许多行业的配额限制，这一点尤为重要。
假设4：以交易费用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地理上的交通通讯障碍，会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二、制造业FDI在中心-外围体系中的区位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寻找更好的投资地点以利用外在的比较优势、节省费用，香港的制造业企业向邻近的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PRD)的迁移一直势头不减。事实上，跨境生产性投资的这种从中心地带(香港)向外围地区(PRD)的外向扩散一直以中小企业的投资为主流。在香港-PRD中心-外围体系中，我们观察到了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两种主要现象：由于聚集引起的区位选择决策和区位调整完全性的程度。
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不经济
通常制造业务集中于外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服务活动则集中在作为中心的香港，这表明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实际上遵循着特定的模式。在香港-PRD体系中，土地使用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服务含量高的业务活动(如研究开发和市场营销)仍然留在了中心城市(香港)。
为了理解FDI在外围地区的区位选择行为，我们首先根据1988~1992年间的数据在总体水平上检验了重力距离(被选位置与城市中心的距离)效应的重要性。如果FDI扩散的过程和制造业的区位调整可以作为有效的指示，那么以香港为城市中心的这一中心-外围经济体系的边界就局限在珠江三角洲的地理边界内。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观点，为了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的成本，企业将倾向于选择处于该体系外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制造基地。不过另一方面，为了合理利用城市中心的聚集经济效应(便利的服务设施降低了交易费用)，企业将在外围区域中选择比较靠近城市中心的位置。同样为了实现聚集经济的利益，执行管理而不是生产功能的部门或单位仍会留在中心区域。
企业区位调整的完全性与贸易限制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HK-PRD体系中，制造业务相对于管理服务性业务的区位调整一直在加强。这种产业跨境调整的经验似乎表明，在业务上的地区分工之所以得到发展，是企业对各种形式的聚集经济效应做出反应的结果。
不过，区位调整的程度以及在中心和外围区域之间的分布，也严重依赖于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比如对某些特殊产业施加的贸易限制，这些因素阻碍了制造活动实现完全的区位调整的过程。现存的经验证据显示，市场规模、贸易政策和包括人口密度和单位劳动成本在内的区域指标是影响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变量。贸易保护措施也对投资流量有着重要影响。
三、统计结果和含义分析
我们把从以上统计分析中推导出来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1)聚集经济、交易费用、企业规模和贸易配额对企业的区位选择都有显著影响。分别来说，(a)距离中心越近，聚集经济效应越强；(b)某个位置的企业聚集程度(或企业群规模)越低，交易费用就越高；(c)规模效应不可忽视，中小企业为了利用企业群集产生的外部经济，将选择企业密集的区位；(d)受到配额限制的企业或产业不太在意企业聚集度比较低的位置，因为它们已经享受到了由配额要求所造成的部分聚集经济利益，因而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区位调整是不完全的。
(2)企业规模仍然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中小企业的作用及其对FDI的贡献都是显著的。
(3)在具体的产业层次上，聚集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影响同样明显。具体而言，(a)电子类企业对聚集经济/不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影响更加敏感，并且由于没有受到贸易限制，这类企业距离中心区域最近；(b)企业规模因素同时影响了服装企业和纺织企业。在配额效应的影响下，这两类企业选择了离中心区域更远一些的地点；(c)企业的年龄也是影响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在纺织行业中。
(4)同企业规模、贸易配额和企业年龄一样，交易费用(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
四、意义
这项研究试图估计在中心-外围体系中的聚集经济/不经济的影响，样本取自广东省的FDI合资企业。研究结果表明，在FDI的区位选择决策中，企业最重视的是由于企业聚集(针对中心-外围体系而言)和群集(针对某一区位而言)而导致的各种经济/不经济效应。同时。我们在企业层次上证实了交易费用的影响，这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通过FDI的扩散而进行的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企业规模在企业的区位选择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中小企业对城市中心提供的聚集经济以及产业群集带来的好处更加敏感。在中心-外围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区位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FDI研究的贡献
在我们所做出的有意义的发现的基础上，现有的FDI文献将沿着以下几条途径得到进一步发展：(1)聚集经济/不经济如何影响了FDI的扩散；(2)FDI如何推动了企业或产业的群集；(3)交易费用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4)在FDI流入中中小企业的主导作用。
中国加入WTO对FDI流入的影响
进口国对出口国的出口行业所施加的配额限制，对FDI区位调整(不完全性)的程度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现实中，这类贸易或配额限制已经阻止了服装企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出口导向性质弱一些的纺织企业，把它们的制造业务完全、彻底地从中心迁移到外围区域。为了充分利用由母公司争取到的配额数量，一部分制造活动仍旧留在了位于中心区域的总部。
不过，中国已经成功加入WTO，不久以后贸易壁垒就会被取消，因此我们将会观察到FDI企业更加完全的区位调整。那时，仍旧在中心区域进行的生产活动将会更少。为了充分利用城市中心提供的聚集经济利益，平衡与距离中心的远近相关的交易费用，企业将更有动力选择在空间上集中环绕着城市中心(香港)的区位.
在这项研究所提供的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为了在香港-珠江三角洲地区进一步吸引FDI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政府应该建设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发展HK-PRD国际大都市。其次，充分认识和发挥中小企业在HK-PRD中心-外围经济体系的形成中所具有的作用。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些关键措施不仅能维持而且能进一步加强聚集经济和FDI的发展。（中信国际研究所刘云鹏译）
本文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统计分析推导过程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