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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名片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因葛洲坝和三峡而闻名，被称为“水电之都”。该市市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下辖5县、3市、5城区。总人口414.93万人，有汉、回、土家、满等20个民族。2009年全市GDP 达1272.33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2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186元。
近年宜昌市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改善民生，2010年在全市推广台北“垃圾不落地”的先进经验，成为两岸民生政策交流的一段佳话。
晚上七点一过，就连台北街面上最僻静的小巷，也会被人潮唤醒。“好厝边”（闽南语好邻居）们趿拉着人字拖出门，彼此寒暄嬉笑，立时市井之声不绝于耳。唯一沉默的，是他们手中一模一样的垃圾袋。
每只袋子出门前，主妇们都会尽量将之塞满——这些袋子都是一台币一个买回来的。用过的便签纸，穿破的内衣裤，昨晚剩下的寿司，这些在内地的垃圾车里被一视同仁的垃圾，在台北主妇手里，要分装到不同的垃圾袋中。
巷尾响起《少女的祈祷》，街坊们知道那是垃圾车来了。排队将垃圾袋交出后，人群散去，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一场景，始于马英九就任台北市长后，时称“垃圾不落地”运动。马英九最初并不奢望这一举措可以一蹴而就。“我们刚开始实施的时候，觉得能够做到九成，就是侥天之幸了。”
没想到成功率高达99.6%。也就是说，台北89万户人家，每天丢弃垃圾袋25万，只有1000袋违规，而且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深夜或者山区。台北的“垃圾不落地”经验，开始引起祖国大陆许多城市关注。
2010年4月，赴台参加“湖北周”推介活动的湖北宜昌代表团，好奇于台北街头不同于大陆城市的清爽，进而对“垃圾不落地”这一方式，产生了计划外的兴趣。
台版政策，宜昌执行
这一兴趣点很快就被转化成可执行方案，相似的一幕，很快从台北搬到了宜昌。宜昌代表团4月22日返回大陆，5月10日即由宜昌市环卫部门召开专门会议，仿照台北“垃圾不落地”政策，部署宜昌版的“垃圾不落地”试点工作，整个决策过程不超过11个工作日。
两条重点街道，三个小区，以及两个社区被挑选出来，成为试点。
“这些道路、小区相对来说卫生状况较好，具备较多的试行条件，转化垃圾运转方式更为容易。” 宜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陈国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在基础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宜昌市推开试点工作之前，组织了专业人员深入试点片区进行调查摸底，详细了解各试点居民户数、日产生垃圾量、排放时间、垃圾成分、周边道路情况、原垃圾容器等信息，还建立了详细的电子档案。
宜昌市环保局随即根据收集的信息，结合现有资源和作业能力制定了计划和应急方案。包括投放新容器、处理旧容器、车辆设备、人力配备、操作规程等具体事项，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最后敲定了收集点、收集时间和频次。
按照试运行方案，居民区与单位大院的垃圾，只允许在三个时间段定时投放。临街门店及单位，可将垃圾暂存在店内的垃圾容器中，环卫工人将在上午、下午和晚间分三次巡回收集，听到收集摇铃信号后，可将垃圾带出，投放到收集车内。
试行区域内，统一采用“垃圾桶 后装式压缩收集车”的垃圾收集方式，市民定时将垃圾丢放在容器内，环卫部门及时将垃圾清运。
为推广此项垃圾不落地工作，宜昌市环保局与各试点所在社区、居委会、物业办公室共同进行宣传，宜昌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仅印制门店协议就多达2万份，并从2010年6月1日一直到实行后一个月内，共宣传12次，发放垃圾袋2万个，与居民签订“垃圾不落地”协议2000多份。“从我做起，提高文明卫生素质”。是试点范围内最显著的标语。
大多数居民都表示支持“垃圾不落地”工作，“把城市当家，环境好了，生活才能好。”不少商户已经签过《垃圾定时定点排放协议》。
在此次推广“垃圾不落地”工作中，作为一名宜昌市的老环卫工人，周明生的工作是在社区内加放防火材质垃圾桶，给试行小区市民免费发放垃圾袋。当然，每日3次以上巡回收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垃圾不落地”工作已经开展半年了，他最大的改观是“过去的生活垃圾需要一锹一锹地装到人力三轮车上，现在完全采用机械化作业，劳动强度降低了，垃圾收运的效率却提高了。”
2003年初，宜昌市部分社区也试点过类似上门收集垃圾的服务，与今次的“垃圾不落地”形式类似，但无果而终。
宜昌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居民爱护环境的意识得到了提高。街办社区的持久宣传，让居民们懂得环境卫生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职责，真正理解了“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提升的强力推动下，垃圾问题必须提上日程。2010年正值下半年迎接全国卫生城市复查，而整个湖北省，是靠宜昌市在2008年入围全国卫生城市，才实现了该省在这一类别评比中 “零”的突破。据称，专家组考察时，就提出垃圾投放不规范等问题。此次复查成败，事关一省声誉，宜昌方面适时学习台北经验，既有汇报亮点，又能以行动解答专家问题。
宜昌市领导希望在2011年登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并将创建工作上升为“一把手”负责制。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必须通过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组打分，这其中有关公共环境的测评，就绕不开城市垃圾处置的议题。
宜昌市城市管理局成立了“垃圾不落地”收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将任务分解到责任部门以充分发挥“大城管”的工作效率，统筹城市管理局园林、市政、环卫、执法四大职能。
宜昌市“垃圾不落地”工程被规划分三步走：2011年起，每年将争取投资300余万元取缔直管范围内垃圾屋和垃圾池，全面更新垃圾容器。2012年后争取专项经费，将现有设备全面替换成与垃圾不落地工程配套收集转运设施设备，2015年全面建成垃圾不落地管理体系。
政策的差距
实际上，“垃圾不落地”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宜昌所特有。今年年初，沈阳环卫部门进京学习经验，就是因为2013年当地将举办全运会，他们希望从北京，获得奥运会环卫工作的经验。
其实，许多城市此类的垃圾处理“新政”大多以运动形式突进，而结果却大多寂静，直到下一轮重启类似议题。
因为出发点的不同，台北希望通过“垃圾不落地”解决垃圾填埋难题，而宜昌则将市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垃圾处置容量方面，宜昌的压力并不比台北大，垃圾分类这一选项，尚未在宜昌得到勾选。
相比较而言，选择了垃圾分类的台北，甚至将食物残余垃圾也要分为“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两类。前者贩卖给养猪户，后者则委托化肥厂处理，不仅每年至少节省2000万至3000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500万元至750万元）的垃圾焚化、掩埋费用，还免费取得近30吨堆肥，使得纸面上的政策可以产生价值。
在另一方面，台北随袋征收垃圾处置费用，是整个“垃圾不落地”经验的关键点之一。台北市政府认为，只有随袋征收，扔多少垃圾付多少费，才能有效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这一点在宜昌还尚未开展。
宜昌市物价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一户三口之家一年产生约1095公斤垃圾，其垃圾处置成本为154元。以目前每户每年54元的收费水平计算，一户就多出100元的经费窟窿。加上征缴率低，拖欠卫生费严重，这多出的空额，大多由财政补齐，以维持环卫运转。
为改变征缴率低的局面，宜昌开始试行垃圾费随水费一同征缴的制度，效果立竿见影。2008年，宜昌市下辖的枝江市，由于征收方式改革，收费额较上年增加近六十五万，增幅达58.13%。——而这一被作为先进经验推广的制度，由于并不起到遏制垃圾产生的作用，在台北早已废止。
小借鉴，大格局
宜昌向台北学习垃圾处置方法，和以往大陆与台湾多是经贸来往不同，尽管之前两岸地方政府之间，交流舞台日渐热闹，但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唱戏——大陆从台湾得到的经验，即有关制造业、农业、金融业等优势产业的经验。
不过对于事关民生的话题，两岸的态度都日渐开放。大陆对于台湾的民生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从“看一看”，到“说一说”，再到“试一试”的阶段。
也就在宜昌代表团访台前夕，上海市长韩正在2010年4月8日参观北投垃圾焚化厂，参观结束后韩正表示很受启发，他说上海在生活垃圾减量方面，可以有所借鉴。其后韩正乘坐台北捷运，又提到“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台北捷运，今天实地乘坐后对其管理水平印象深刻，上海地铁有很多方面，可以向台北的捷运借鉴管理经验。”
进入8月，这种“试一试”的信号，得到进一步释放。8月12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见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海峡两岸医疗暨健康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廖国栋时，表示，两岸可以在农村卫生等领域共同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陈竺甚至细致地提到“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可先与台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建立合作交流平台”，并表态“政府将积极推动”；而台湾代表团方面，则传达了希望为各基层卫生体系建设传授经验，并参与试点工作的愿望。有来有往，双方都谈到实质性议题，交流范畴已超出经贸领域。
这样的台湾经验，已有别于以往祖国大陆从台湾获得的经济经验。这种新台湾经验的显著特征，是与民生有关。
后记
过去的十年里，大陆地区垃圾处理工作步履缓慢，但是垃圾增长却一路猛进，很多城市都在惊呼：“垃圾围城”。建设部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土地。
在城市提升的强力驱动下，垃圾难题被加速提上日程。宜昌向台北学习垃圾处置方法，是两岸关系回暖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从台湾交流回来的第一例民生政策经验。类似借鉴的表态，在地方政府访台时并不鲜见，但最终实现政策对接，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宜昌这类个案，正将两岸地方的民生政策交流从“看一看”“说一说”的程度，延展到“试一试”的阶段。
目前昆明、重庆、山西、天津、沈阳、鞍山、哈尔滨、青岛、杭州等许多城市都已经陆续开展了“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分类工作”。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部，因葛洲坝和三峡而闻名，被称为“水电之都”。该市市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下辖5县、3市、5城区。总人口414.93万人，有汉、回、土家、满等20个民族。2009年全市GDP 达1272.33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2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186元。
近年宜昌市积极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改善民生，2010年在全市推广台北“垃圾不落地”的先进经验，成为两岸民生政策交流的一段佳话。
晚上七点一过，就连台北街面上最僻静的小巷，也会被人潮唤醒。“好厝边”（闽南语好邻居）们趿拉着人字拖出门，彼此寒暄嬉笑，立时市井之声不绝于耳。唯一沉默的，是他们手中一模一样的垃圾袋。
每只袋子出门前，主妇们都会尽量将之塞满——这些袋子都是一台币一个买回来的。用过的便签纸，穿破的内衣裤，昨晚剩下的寿司，这些在内地的垃圾车里被一视同仁的垃圾，在台北主妇手里，要分装到不同的垃圾袋中。
巷尾响起《少女的祈祷》，街坊们知道那是垃圾车来了。排队将垃圾袋交出后，人群散去，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一场景，始于马英九就任台北市长后，时称“垃圾不落地”运动。马英九最初并不奢望这一举措可以一蹴而就。“我们刚开始实施的时候，觉得能够做到九成，就是侥天之幸了。”
没想到成功率高达99.6%。也就是说，台北89万户人家，每天丢弃垃圾袋25万，只有1000袋违规，而且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深夜或者山区。台北的“垃圾不落地”经验，开始引起祖国大陆许多城市关注。
2010年4月，赴台参加“湖北周”推介活动的湖北宜昌代表团，好奇于台北街头不同于大陆城市的清爽，进而对“垃圾不落地”这一方式，产生了计划外的兴趣。
台版政策，宜昌执行
这一兴趣点很快就被转化成可执行方案，相似的一幕，很快从台北搬到了宜昌。宜昌代表团4月22日返回大陆，5月10日即由宜昌市环卫部门召开专门会议，仿照台北“垃圾不落地”政策，部署宜昌版的“垃圾不落地”试点工作，整个决策过程不超过11个工作日。
两条重点街道，三个小区，以及两个社区被挑选出来，成为试点。
“这些道路、小区相对来说卫生状况较好，具备较多的试行条件，转化垃圾运转方式更为容易。” 宜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科副科长陈国强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在基础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宜昌市推开试点工作之前，组织了专业人员深入试点片区进行调查摸底，详细了解各试点居民户数、日产生垃圾量、排放时间、垃圾成分、周边道路情况、原垃圾容器等信息，还建立了详细的电子档案。
宜昌市环保局随即根据收集的信息，结合现有资源和作业能力制定了计划和应急方案。包括投放新容器、处理旧容器、车辆设备、人力配备、操作规程等具体事项，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最后敲定了收集点、收集时间和频次。
按照试运行方案，居民区与单位大院的垃圾，只允许在三个时间段定时投放。临街门店及单位，可将垃圾暂存在店内的垃圾容器中，环卫工人将在上午、下午和晚间分三次巡回收集，听到收集摇铃信号后，可将垃圾带出，投放到收集车内。
试行区域内，统一采用“垃圾桶 后装式压缩收集车”的垃圾收集方式，市民定时将垃圾丢放在容器内，环卫部门及时将垃圾清运。
为推广此项垃圾不落地工作，宜昌市环保局与各试点所在社区、居委会、物业办公室共同进行宣传，宜昌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仅印制门店协议就多达2万份，并从2010年6月1日一直到实行后一个月内，共宣传12次，发放垃圾袋2万个，与居民签订“垃圾不落地”协议2000多份。“从我做起，提高文明卫生素质”。是试点范围内最显著的标语。
大多数居民都表示支持“垃圾不落地”工作，“把城市当家，环境好了，生活才能好。”不少商户已经签过《垃圾定时定点排放协议》。
在此次推广“垃圾不落地”工作中，作为一名宜昌市的老环卫工人，周明生的工作是在社区内加放防火材质垃圾桶，给试行小区市民免费发放垃圾袋。当然，每日3次以上巡回收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垃圾不落地”工作已经开展半年了，他最大的改观是“过去的生活垃圾需要一锹一锹地装到人力三轮车上，现在完全采用机械化作业，劳动强度降低了，垃圾收运的效率却提高了。”
2003年初，宜昌市部分社区也试点过类似上门收集垃圾的服务，与今次的“垃圾不落地”形式类似，但无果而终。
宜昌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居民爱护环境的意识得到了提高。街办社区的持久宣传，让居民们懂得环境卫生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职责，真正理解了“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提升的强力推动下，垃圾问题必须提上日程。2010年正值下半年迎接全国卫生城市复查，而整个湖北省，是靠宜昌市在2008年入围全国卫生城市，才实现了该省在这一类别评比中 “零”的突破。据称，专家组考察时，就提出垃圾投放不规范等问题。此次复查成败，事关一省声誉，宜昌方面适时学习台北经验，既有汇报亮点，又能以行动解答专家问题。
宜昌市领导希望在2011年登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并将创建工作上升为“一把手”负责制。入选全国文明城市必须通过全国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组打分，这其中有关公共环境的测评，就绕不开城市垃圾处置的议题。
宜昌市城市管理局成立了“垃圾不落地”收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将任务分解到责任部门以充分发挥“大城管”的工作效率，统筹城市管理局园林、市政、环卫、执法四大职能。
宜昌市“垃圾不落地”工程被规划分三步走：2011年起，每年将争取投资300余万元取缔直管范围内垃圾屋和垃圾池，全面更新垃圾容器。2012年后争取专项经费，将现有设备全面替换成与垃圾不落地工程配套收集转运设施设备，2015年全面建成垃圾不落地管理体系。
政策的差距
实际上，“垃圾不落地”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宜昌所特有。今年年初，沈阳环卫部门进京学习经验，就是因为2013年当地将举办全运会，他们希望从北京，获得奥运会环卫工作的经验。
其实，许多城市此类的垃圾处理“新政”大多以运动形式突进，而结果却大多寂静，直到下一轮重启类似议题。
因为出发点的不同，台北希望通过“垃圾不落地”解决垃圾填埋难题，而宜昌则将市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垃圾处置容量方面，宜昌的压力并不比台北大，垃圾分类这一选项，尚未在宜昌得到勾选。
相比较而言，选择了垃圾分类的台北，甚至将食物残余垃圾也要分为“养猪厨余”和“堆肥厨余”两类。前者贩卖给养猪户，后者则委托化肥厂处理，不仅每年至少节省2000万至3000万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500万元至750万元）的垃圾焚化、掩埋费用，还免费取得近30吨堆肥，使得纸面上的政策可以产生价值。
在另一方面，台北随袋征收垃圾处置费用，是整个“垃圾不落地”经验的关键点之一。台北市政府认为，只有随袋征收，扔多少垃圾付多少费，才能有效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这一点在宜昌还尚未开展。
宜昌市物价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地一户三口之家一年产生约1095公斤垃圾，其垃圾处置成本为154元。以目前每户每年54元的收费水平计算，一户就多出100元的经费窟窿。加上征缴率低，拖欠卫生费严重，这多出的空额，大多由财政补齐，以维持环卫运转。
为改变征缴率低的局面，宜昌开始试行垃圾费随水费一同征缴的制度，效果立竿见影。2008年，宜昌市下辖的枝江市，由于征收方式改革，收费额较上年增加近六十五万，增幅达58.13%。——而这一被作为先进经验推广的制度，由于并不起到遏制垃圾产生的作用，在台北早已废止。
小借鉴，大格局
宜昌向台北学习垃圾处置方法，和以往大陆与台湾多是经贸来往不同，尽管之前两岸地方政府之间，交流舞台日渐热闹，但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唱戏——大陆从台湾得到的经验，即有关制造业、农业、金融业等优势产业的经验。
不过对于事关民生的话题，两岸的态度都日渐开放。大陆对于台湾的民生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从“看一看”，到“说一说”，再到“试一试”的阶段。
也就在宜昌代表团访台前夕，上海市长韩正在2010年4月8日参观北投垃圾焚化厂，参观结束后韩正表示很受启发，他说上海在生活垃圾减量方面，可以有所借鉴。其后韩正乘坐台北捷运，又提到“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台北捷运，今天实地乘坐后对其管理水平印象深刻，上海地铁有很多方面，可以向台北的捷运借鉴管理经验。”
进入8月，这种“试一试”的信号，得到进一步释放。8月12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见国民党中常委、中华海峡两岸医疗暨健康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廖国栋时，表示，两岸可以在农村卫生等领域共同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陈竺甚至细致地提到“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可先与台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建立合作交流平台”，并表态“政府将积极推动”；而台湾代表团方面，则传达了希望为各基层卫生体系建设传授经验，并参与试点工作的愿望。有来有往，双方都谈到实质性议题，交流范畴已超出经贸领域。
这样的台湾经验，已有别于以往祖国大陆从台湾获得的经济经验。这种新台湾经验的显著特征，是与民生有关。
后记
过去的十年里，大陆地区垃圾处理工作步履缓慢，但是垃圾增长却一路猛进，很多城市都在惊呼：“垃圾围城”。建设部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土地。
在城市提升的强力驱动下，垃圾难题被加速提上日程。宜昌向台北学习垃圾处置方法，是两岸关系回暖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从台湾交流回来的第一例民生政策经验。类似借鉴的表态，在地方政府访台时并不鲜见，但最终实现政策对接，更是凤毛麟角。目前宜昌这类个案，正将两岸地方的民生政策交流从“看一看”“说一说”的程度，延展到“试一试”的阶段。
目前昆明、重庆、山西、天津、沈阳、鞍山、哈尔滨、青岛、杭州等许多城市都已经陆续开展了“垃圾不落地”和“垃圾分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