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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青年小雷最近在网上公开向一名陌生女孩道歉。他不知道女孩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2013年11月8日晚上，小雷经过四川省广元市一座大桥，突然注意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长发女孩。她神情悲伤地趴在栏杆上抽烟，桥下是流淌的嘉陵江水。“她会不会跳河自杀？”这个念头在小雷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在远处看了几秒钟，最终没管这桩“闲事”。
大多数人的选择都会和小雷一样。管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很多时候，人们就这样行色匆匆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却吝惜抬起自己的头，将目光停留在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身上。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小雷办完事再次经过这座大桥时，红衣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消防车发出刺耳的警笛声。几个小姑娘在议论刚才有人跳河的场景。再一打听，跳河的正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小雷听完懵了。他越想越愧疚，如果自己当时不是站在远处旁观，而是走过去问两句，说几句宽慰的话，或许她就不会想不开了。
他感到良心不安，尽管不认识这个女孩，也和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希望探听到女孩的下落，并向她道歉。“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年龄，我们是陌生人，但我真的对不起你。女孩对不起，不知道你在跳河前是怎么想的，可能觉得世界不够温暖……真的希望你能活下来，好好地活下来。”最后，小雷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和血型，希望能够帮上点儿忙。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道歉。它并不能挽回什么，但至少能让小雷感到一丝心安。在他看来，即使是路人，彼此之间也有道义责任，至少，也不应该吝惜向陌生人施以慈悲。
但另一些旁观者显然不这么看。小雷的道歉帖发表后，有人质疑这是炒作，有人问他，“自杀这个过程有你啥事？”更多的人安慰他，面对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的人，局外人有什么可内疚的？
我们无法要求那天经过的每个路人都像小雷一样道歉，因为这分来自陌生人的慈悲是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况且，甘愿当这个世界里的路人甲，也并不是当今时代的独创。80多年前，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就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今天，人们除了继承这分小心谨慎，更多了“大城市”这种病，来去匆匆的过客、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缺乏一种基本的共同体概念。
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这种旁观者心态十分好奇。英国《卫报》曾刊文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向陌生人表示同情的意愿；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分析称，“既不干涉别人也不帮助别人”的这种旁观者情结在中国十分普遍。
他们说的，是不久前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一名女子脖子卡在道路护栏上窒息致死的事情。那名女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困在护栏缝隙中。20多分钟里，也有很多像小雷一样的路人甲经过，多数人“非常害怕，只想赶紧离开”，有的目击者以为这是谋杀，“想着要保护现场，也就没上前”。那时，陌生女子尚有呼吸。
说得不客气一点，或许正是路人的无视，把这个年轻女子往缝隙里推了最后一把。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小雷一样道歉？法律上没这么说。有人在网上咨询：“见死不救违法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在法国可就不一定了，这些旁观者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就是在唐朝，如果人们遇到匪徒和火灾，避而不见、应告不告的，也要处以刑罚。
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宁与美好，不仅仅靠警察等人来维持。很难保证，你就永远不会跌倒街头、身处风险之中。那时，路人甲也需要来自陌生人的慈悲，但前提是，这种慈悲是一种群体共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小雷的道歉在这个时代是一种稀缺的声音，也是一种珍贵的反思。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良善，只是不要总让这分慈悲来得太迟。
幸运的是，那天晚上，女孩翻越栏杆跳江时，另外两名小伙子恰好在场，他们迅速拨打了报警和救援电话，还参与到救援中。在媒体报道中，两个小伙子都没有名字，他们也是这个世界里的路人甲。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3年11月8日晚上，小雷经过四川省广元市一座大桥，突然注意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长发女孩。她神情悲伤地趴在栏杆上抽烟，桥下是流淌的嘉陵江水。“她会不会跳河自杀？”这个念头在小雷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在远处看了几秒钟，最终没管这桩“闲事”。
大多数人的选择都会和小雷一样。管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人生态度。很多时候，人们就这样行色匆匆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却吝惜抬起自己的头，将目光停留在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身上。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小雷办完事再次经过这座大桥时，红衣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消防车发出刺耳的警笛声。几个小姑娘在议论刚才有人跳河的场景。再一打听，跳河的正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
小雷听完懵了。他越想越愧疚，如果自己当时不是站在远处旁观，而是走过去问两句，说几句宽慰的话，或许她就不会想不开了。
他感到良心不安，尽管不认识这个女孩，也和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希望探听到女孩的下落，并向她道歉。“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年龄，我们是陌生人，但我真的对不起你。女孩对不起，不知道你在跳河前是怎么想的，可能觉得世界不够温暖……真的希望你能活下来，好好地活下来。”最后，小雷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和血型，希望能够帮上点儿忙。
这是一个陌生人的道歉。它并不能挽回什么，但至少能让小雷感到一丝心安。在他看来，即使是路人，彼此之间也有道义责任，至少，也不应该吝惜向陌生人施以慈悲。
但另一些旁观者显然不这么看。小雷的道歉帖发表后，有人质疑这是炒作，有人问他，“自杀这个过程有你啥事？”更多的人安慰他，面对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的人，局外人有什么可内疚的？
我们无法要求那天经过的每个路人都像小雷一样道歉，因为这分来自陌生人的慈悲是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况且，甘愿当这个世界里的路人甲，也并不是当今时代的独创。80多年前，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就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今天，人们除了继承这分小心谨慎，更多了“大城市”这种病，来去匆匆的过客、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缺乏一种基本的共同体概念。
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这种旁观者心态十分好奇。英国《卫报》曾刊文指出，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向陌生人表示同情的意愿；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分析称，“既不干涉别人也不帮助别人”的这种旁观者情结在中国十分普遍。
他们说的，是不久前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一名女子脖子卡在道路护栏上窒息致死的事情。那名女子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困在护栏缝隙中。20多分钟里，也有很多像小雷一样的路人甲经过，多数人“非常害怕，只想赶紧离开”，有的目击者以为这是谋杀，“想着要保护现场，也就没上前”。那时，陌生女子尚有呼吸。
说得不客气一点，或许正是路人的无视，把这个年轻女子往缝隙里推了最后一把。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像小雷一样道歉？法律上没这么说。有人在网上咨询：“见死不救违法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在法国可就不一定了，这些旁观者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就是在唐朝，如果人们遇到匪徒和火灾，避而不见、应告不告的，也要处以刑罚。
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宁与美好，不仅仅靠警察等人来维持。很难保证，你就永远不会跌倒街头、身处风险之中。那时，路人甲也需要来自陌生人的慈悲，但前提是，这种慈悲是一种群体共识，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
小雷的道歉在这个时代是一种稀缺的声音，也是一种珍贵的反思。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良善，只是不要总让这分慈悲来得太迟。
幸运的是，那天晚上，女孩翻越栏杆跳江时，另外两名小伙子恰好在场，他们迅速拨打了报警和救援电话，还参与到救援中。在媒体报道中，两个小伙子都没有名字，他们也是这个世界里的路人甲。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