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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人们迫不及待地回家过年时，我就会想到自己那无法团聚的三个春节。
第一个与内战有关。
1946年6月24日我出生于山西太原。在我出生的两天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随后在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在我出生的两天之后，国共两党在中原地区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从此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内战。所以，用生不逢时来形容我的诞生，一点也不过分。
1948年晋中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的战略。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周围修建密密麻麻的明碉暗堡，准备血战到底。眼看大战不可避免，我们一家被迫逃往北平，只有父亲因为公务在身留了下来。后来听母亲说，上了飞机以后我因为不愿意离开父亲而大哭大闹，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到了北平之后，我们家住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当时北平也被包围，物资流通受阻，通货膨胀严重。我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还隐隐约约记得家里存了许多面粉。后来向母亲询问原因，才知道这样做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在用钱的时候拿它变现。
1949年春节是公历1月29日。两天后，也就是正月初三，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这虽然让全城市民和历史文物逃过一劫，但是我们全家却仍然是坐卧不安，忧心如焚。直到十几天以后，母亲从电台广播中得知父亲逃离太原的消息，才结束那种难以忍受的煎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家在那个春节虽然无法团聚，但是与千百万因战争而家破人亡的同胞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第二个与上山下乡有关。
1949年以后，父亲在山西省政协工作，母亲当了小学教师，大哥、二哥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因此上大学对我来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想到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下乡插队。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鉴于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面认识，整个社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一开始主要是动员知识青年返乡务农，比如邢燕子、董加耕就是这类典型；到了1963年北京姑娘侯隽主动到天津郊区插队以后，有关部门才开始组织知识青年集体插队。为此，国家拨出专款并成立安置办公室负责此事。
当时我们家住在山西省政协机关院内。这个大院对于外界来说比较神秘，因此街道居委会对院内事务从不过问。1964年是上山下乡任务最重的一年，为了完成任务，居委会干部找到机关党组，询问院内有没有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适龄青年。机关党组负责人向我父亲通报此事，想知道我有什么打算。父亲回来后告诉了我，我一来害怕父亲为难，二来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什么道路却可以选择”的“革命青年”，因此便答应下来。
紧接着，居委会大妈找上门来，很快为我办了迁移户口的手续。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不能吃商品粮的农村人了；而要想把户口重新办回城里，比登天还难！
下乡之后，我被指定为集体户的临时队长。我6岁上学，在学校一直以小弟弟自居，从来没有管过别人，所以觉得这个担子不堪重负。没过几天，从太原又来了一批知青，使集体户达到整整80人。因为我早到一步，再加上是高中毕业，所以又被委任为司务长。我原本对记账比较反感，没想到这种事竟落到自己头上。因为食物极度匮乏和“民以食为天”等原因，司务长既是令人羡慕的肥差，又是一手遮“天”的大官。但是对我来说，却感到痛苦不堪。
下乡不久，1965年春节将至，于是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因为春节期间需要有人看守粮食，所以我主动留下来，并写了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信。父亲读了这封信以后非常感动，还让正在乡下搞“四清”的二哥向我学习。为了陪我，集体户的队长也没回家。这位老兄原籍江苏，腊月三十那天，他父亲带着几个南方菜前来看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是1971年回城的，从1964年到1971年，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经常用“八年啦，别提它了”来概括这段经历。
第三次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文革”中，父亲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后来又被迫到锅炉房劳动改造。因为父亲对阎锡山、薄一波以及牺盟会、决死队了如指掌，所以大约在1966年年底，来自全国的外调人员蜂拥而至。当时我还在农村插队，因为回家探亲闲着没事，就经常帮父亲抄写材料。这件事看似单调无趣，但是对我来说却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二是可以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和父辈的经历。
“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受到迫害而过早去世，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1973年被查出肺癌以后，仅仅过了100天就离开人世。这对我们全家、特别是对母亲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当我想要整理父亲的遗作时她老人家情绪失控。为此我离家出走住到单位。那一年春节，我不顾母亲感受，居然在朋友家过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未能团聚的春节为我留下了无穷的悔恨和遗憾。
（摘自《文汇报》）
第一个与内战有关。
1946年6月24日我出生于山西太原。在我出生的两天之前，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随后在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在我出生的两天之后，国共两党在中原地区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从此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内战。所以，用生不逢时来形容我的诞生，一点也不过分。
1948年晋中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的战略。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周围修建密密麻麻的明碉暗堡，准备血战到底。眼看大战不可避免，我们一家被迫逃往北平，只有父亲因为公务在身留了下来。后来听母亲说，上了飞机以后我因为不愿意离开父亲而大哭大闹，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到了北平之后，我们家住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当时北平也被包围，物资流通受阻，通货膨胀严重。我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还隐隐约约记得家里存了许多面粉。后来向母亲询问原因，才知道这样做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在用钱的时候拿它变现。
1949年春节是公历1月29日。两天后，也就是正月初三，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这虽然让全城市民和历史文物逃过一劫，但是我们全家却仍然是坐卧不安，忧心如焚。直到十几天以后，母亲从电台广播中得知父亲逃离太原的消息，才结束那种难以忍受的煎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家在那个春节虽然无法团聚，但是与千百万因战争而家破人亡的同胞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第二个与上山下乡有关。
1949年以后，父亲在山西省政协工作，母亲当了小学教师，大哥、二哥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因此上大学对我来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想到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下乡插队。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鉴于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面认识，整个社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一开始主要是动员知识青年返乡务农，比如邢燕子、董加耕就是这类典型；到了1963年北京姑娘侯隽主动到天津郊区插队以后，有关部门才开始组织知识青年集体插队。为此，国家拨出专款并成立安置办公室负责此事。
当时我们家住在山西省政协机关院内。这个大院对于外界来说比较神秘，因此街道居委会对院内事务从不过问。1964年是上山下乡任务最重的一年，为了完成任务，居委会干部找到机关党组，询问院内有没有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适龄青年。机关党组负责人向我父亲通报此事，想知道我有什么打算。父亲回来后告诉了我，我一来害怕父亲为难，二来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什么道路却可以选择”的“革命青年”，因此便答应下来。
紧接着，居委会大妈找上门来，很快为我办了迁移户口的手续。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不能吃商品粮的农村人了；而要想把户口重新办回城里，比登天还难！
下乡之后，我被指定为集体户的临时队长。我6岁上学，在学校一直以小弟弟自居，从来没有管过别人，所以觉得这个担子不堪重负。没过几天，从太原又来了一批知青，使集体户达到整整80人。因为我早到一步，再加上是高中毕业，所以又被委任为司务长。我原本对记账比较反感，没想到这种事竟落到自己头上。因为食物极度匮乏和“民以食为天”等原因，司务长既是令人羡慕的肥差，又是一手遮“天”的大官。但是对我来说，却感到痛苦不堪。
下乡不久，1965年春节将至，于是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因为春节期间需要有人看守粮食，所以我主动留下来，并写了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信。父亲读了这封信以后非常感动，还让正在乡下搞“四清”的二哥向我学习。为了陪我，集体户的队长也没回家。这位老兄原籍江苏，腊月三十那天，他父亲带着几个南方菜前来看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是1971年回城的，从1964年到1971年，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所以我经常用“八年啦，别提它了”来概括这段经历。
第三次与“文化大革命”有关。
“文革”中，父亲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后来又被迫到锅炉房劳动改造。因为父亲对阎锡山、薄一波以及牺盟会、决死队了如指掌，所以大约在1966年年底，来自全国的外调人员蜂拥而至。当时我还在农村插队，因为回家探亲闲着没事，就经常帮父亲抄写材料。这件事看似单调无趣，但是对我来说却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二是可以深入了解那段历史和父辈的经历。
“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受到迫害而过早去世，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1973年被查出肺癌以后，仅仅过了100天就离开人世。这对我们全家、特别是对母亲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当我想要整理父亲的遗作时她老人家情绪失控。为此我离家出走住到单位。那一年春节，我不顾母亲感受，居然在朋友家过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未能团聚的春节为我留下了无穷的悔恨和遗憾。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