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种地挣不了几个钱，51岁的四川农民唐启俊在镇上的垃圾场谋了份差事。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如山的垃圾压缩成巨大的“砖头”。4月5日这一天，他却要把这“砖头”拆回成“山”。
唐启俊个子不高，双手已被消毒水熏得发黄，这双手在垃圾池里不停地刨，一点点地，刨了将近一天。他要寻找的是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秋裤和内裤。在内裤内侧的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内裤主人——一位89岁老人的3500块钱。这笔钱相当于唐启俊两个多月的工资，也相当于他家里四五块地一年的收成。
“老头儿这钱不容易。”在地里摸爬半辈子的唐启俊知道，在四川东部这个很多村连公路都没通的小镇，攒出几千块钱有多难。当老人的老伴儿、女婿等人火急火燎地赶到垃圾场，唐启俊打包票说：“只要是垃圾运到了这里，肯定丢不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老人害了肠胃病，如厕不及时，弄脏了裤子。第二天早上，他索性把夜里穿的衣裤装进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但老人忘了，自己所有的“养命钱”都被一并丢进了垃圾桶里。
从垃圾桶，到垃圾车，再到垃圾站，天天和垃圾打交道的唐启俊知道这笔钱的“逃亡”路线。但是，它被埋在垃圾堆哪个角落，没有人知道。
这个朴实的农民只能想到最笨的办法：用手刨，一点点找。
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只是“举手之劳”。而所谓的“举手”，意味着用双手抠、拽、撕扯、扔垃圾以及弯腰数千次，还不论垃圾场里多么肮脏和臭气熏天。
“一进那个压缩站，臭哄哄的，实在难以忍受。”老人的女婿唐国安说从来没闻过那种刺鼻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经进过农村的羊圈猪圈，挖过茅坑，但是这些地方的臭味和垃圾场比起来，“根本两码事”。
唐启俊带着一行人走到垃圾池，他一个人跳下去，其余人在周围帮忙。压缩后的垃圾1.5米见方，呈厚厚的饼状，足有两三吨重。只是被压得实在过于结实，唐启俊的妻子“拿锄头都掘不动”。
果皮、菜叶、卫生纸、烂衣服、小孩子的纸尿裤……唐启俊弯着腰，一条条、一件件、一块块地将各种各样的垃圾扯下来，扔到池子外面。池外三四个人，捏着鼻子，拿着木棍，把唐启俊扔出来的烂东西，再挨个扒拉一遍。
起初人们还戴着口罩，但是恶臭轻易就将厚厚的口罩洞穿。加上天气闷热，呼吸不畅，口罩很快就被扔到一边。
唐启俊每扔一件垃圾出来，一群苍蝇轰的一声散开，然后轰的一声再次扑过去。“我都分不出那是不是我脑袋里的嗡嗡声。”唐国安说。
没多久，老人的家人们赶紧跑出来透口气。唐启俊还是雷打不动地在池子里刨，妻子一声不吭，在旁边帮忙翻找。这个脸上几乎不见血色的女人，被胃病折磨了20多年。她干不了重活儿，只能在垃圾站帮唐启俊做点零碎工作，没有工资。
两人就住在垃圾站的平房里，与垃圾池隔着一堵矮墙。因为挣钱养家，给妻子治病，唐启俊落下了头痛的毛病，他和妻子大大小小的药瓶药罐，在简陋的屋里是最显眼的东西。
中午时分，唐启俊夫妇回屋吃了口饭。住在垃圾场，闻着垃圾场的味道吃饭，这已是夫妻俩习惯了的事情。只是唐國安一行人，连午饭都没吃得下去，“一想到那味儿就想吐”。
蹲的时间稍长，唐启俊索性坐在了垃圾上，一只手把检查过的垃圾刨向一边，另一只手继续搜索“可疑物”。慢慢地，池外被扔出来的垃圾，已经围起一个盆地。
老人的女儿们一脸疲惫，商量着停止漫无目的地翻找。一旁的唐国安也点头同意：“那臭味我真闻不了，不如一人出1000安慰一下老人。”
脸已抹花的唐启俊话不多，他执拗地觉得钱“肯定还在下面”。唐启俊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打透，裤子上粘的都是烂东西。“你也别找了，别人都不找了。”妻子看着心疼，劝唐启俊放弃。
唐启俊不知如何回答，又嘟囔了句“肯定在这里，没有人拿去”，长着一层厚厚老茧的双手依然不停地从“砖头”上刨出烂东西。
不怎么识字的唐启俊，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写得歪歪扭扭，“别人都不认识”。他更搞不清腐败的垃圾所散发的氨气、硫化氢、粪臭素，他只知道，“实在太臭了”。他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那么倔，忍着恶臭去找一条带着粪便的裤子，他说他当时想到了雷锋，更多时候，这个本分的农民觉得，“那是应该的”。
6个小时后，下午5点多，唐启俊在垃圾池里挖到了那条乌黑的内裤，以及里面包裹着的钱袋。他当着唐国安一行人的面点了一遍，一分钱不少。
老人的亲人们高兴得忘了臭味，拿钱酬谢这个老实巴交的环卫工，唐启俊一分钱不要。但唐国安过意不去，让别人先走，给环卫工扔下几百块钱就往外跑。唐启俊捡起钱，跟着跑了出来，说什么也不要，嘴里重复着说：“老人这钱不容易。”
很快，唐启俊又回到压缩机旁边，启动开关，再一次把这如山的垃圾压缩成之前的样子。刚才热火朝天刨垃圾的场面似乎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一个月后，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更多人知道了唐启俊的事迹。有人打电话来专门称赞他一番。这个农民说自己“嘴笨”，只是呵呵地笑，顶多加一句“应该的，应该的”。
就在媒体报道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因为胃病住进了医院，还动了手术。唐启俊手头没钱，借了债才把手术费交上。
因为越来越多的欠账，他的头又开始疼了。这个男人依然不吭一声，当头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便回到屋里，喝口水，拿出药瓶，吃两粒药片。
（摘自《中国青年报》）
唐启俊个子不高，双手已被消毒水熏得发黄，这双手在垃圾池里不停地刨，一点点地，刨了将近一天。他要寻找的是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秋裤和内裤。在内裤内侧的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内裤主人——一位89岁老人的3500块钱。这笔钱相当于唐启俊两个多月的工资，也相当于他家里四五块地一年的收成。
“老头儿这钱不容易。”在地里摸爬半辈子的唐启俊知道，在四川东部这个很多村连公路都没通的小镇，攒出几千块钱有多难。当老人的老伴儿、女婿等人火急火燎地赶到垃圾场，唐启俊打包票说：“只要是垃圾运到了这里，肯定丢不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老人害了肠胃病，如厕不及时，弄脏了裤子。第二天早上，他索性把夜里穿的衣裤装进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但老人忘了，自己所有的“养命钱”都被一并丢进了垃圾桶里。
从垃圾桶，到垃圾车，再到垃圾站，天天和垃圾打交道的唐启俊知道这笔钱的“逃亡”路线。但是，它被埋在垃圾堆哪个角落，没有人知道。
这个朴实的农民只能想到最笨的办法：用手刨，一点点找。
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只是“举手之劳”。而所谓的“举手”，意味着用双手抠、拽、撕扯、扔垃圾以及弯腰数千次，还不论垃圾场里多么肮脏和臭气熏天。
“一进那个压缩站，臭哄哄的，实在难以忍受。”老人的女婿唐国安说从来没闻过那种刺鼻的味道。这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经进过农村的羊圈猪圈，挖过茅坑，但是这些地方的臭味和垃圾场比起来，“根本两码事”。
唐启俊带着一行人走到垃圾池，他一个人跳下去，其余人在周围帮忙。压缩后的垃圾1.5米见方，呈厚厚的饼状，足有两三吨重。只是被压得实在过于结实，唐启俊的妻子“拿锄头都掘不动”。
果皮、菜叶、卫生纸、烂衣服、小孩子的纸尿裤……唐启俊弯着腰，一条条、一件件、一块块地将各种各样的垃圾扯下来，扔到池子外面。池外三四个人，捏着鼻子，拿着木棍，把唐启俊扔出来的烂东西，再挨个扒拉一遍。
起初人们还戴着口罩，但是恶臭轻易就将厚厚的口罩洞穿。加上天气闷热，呼吸不畅，口罩很快就被扔到一边。
唐启俊每扔一件垃圾出来，一群苍蝇轰的一声散开，然后轰的一声再次扑过去。“我都分不出那是不是我脑袋里的嗡嗡声。”唐国安说。
没多久，老人的家人们赶紧跑出来透口气。唐启俊还是雷打不动地在池子里刨，妻子一声不吭，在旁边帮忙翻找。这个脸上几乎不见血色的女人，被胃病折磨了20多年。她干不了重活儿，只能在垃圾站帮唐启俊做点零碎工作，没有工资。
两人就住在垃圾站的平房里，与垃圾池隔着一堵矮墙。因为挣钱养家，给妻子治病，唐启俊落下了头痛的毛病，他和妻子大大小小的药瓶药罐，在简陋的屋里是最显眼的东西。
中午时分，唐启俊夫妇回屋吃了口饭。住在垃圾场，闻着垃圾场的味道吃饭，这已是夫妻俩习惯了的事情。只是唐國安一行人，连午饭都没吃得下去，“一想到那味儿就想吐”。
蹲的时间稍长，唐启俊索性坐在了垃圾上，一只手把检查过的垃圾刨向一边，另一只手继续搜索“可疑物”。慢慢地，池外被扔出来的垃圾，已经围起一个盆地。
老人的女儿们一脸疲惫，商量着停止漫无目的地翻找。一旁的唐国安也点头同意：“那臭味我真闻不了，不如一人出1000安慰一下老人。”
脸已抹花的唐启俊话不多，他执拗地觉得钱“肯定还在下面”。唐启俊的衣服早就被汗水打透，裤子上粘的都是烂东西。“你也别找了，别人都不找了。”妻子看着心疼，劝唐启俊放弃。
唐启俊不知如何回答，又嘟囔了句“肯定在这里，没有人拿去”，长着一层厚厚老茧的双手依然不停地从“砖头”上刨出烂东西。
不怎么识字的唐启俊，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写得歪歪扭扭，“别人都不认识”。他更搞不清腐败的垃圾所散发的氨气、硫化氢、粪臭素，他只知道，“实在太臭了”。他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那么倔，忍着恶臭去找一条带着粪便的裤子，他说他当时想到了雷锋，更多时候，这个本分的农民觉得，“那是应该的”。
6个小时后，下午5点多，唐启俊在垃圾池里挖到了那条乌黑的内裤，以及里面包裹着的钱袋。他当着唐国安一行人的面点了一遍，一分钱不少。
老人的亲人们高兴得忘了臭味，拿钱酬谢这个老实巴交的环卫工，唐启俊一分钱不要。但唐国安过意不去，让别人先走，给环卫工扔下几百块钱就往外跑。唐启俊捡起钱，跟着跑了出来，说什么也不要，嘴里重复着说：“老人这钱不容易。”
很快，唐启俊又回到压缩机旁边，启动开关，再一次把这如山的垃圾压缩成之前的样子。刚才热火朝天刨垃圾的场面似乎都没有发生过。
直到一个月后，当地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更多人知道了唐启俊的事迹。有人打电话来专门称赞他一番。这个农民说自己“嘴笨”，只是呵呵地笑，顶多加一句“应该的，应该的”。
就在媒体报道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因为胃病住进了医院，还动了手术。唐启俊手头没钱，借了债才把手术费交上。
因为越来越多的欠账，他的头又开始疼了。这个男人依然不吭一声，当头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便回到屋里，喝口水，拿出药瓶，吃两粒药片。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