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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所谓的“世界末日”之年，杜甫被人在网上“恶搞”了，这个生前漂泊流浪了一生的诗人据说被人“搞得很忙”。因为网络走红了，我们记起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
在这个商品经济横行和娱乐至死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是孤寂的，只有诗人被恶搞，或发生诗歌丑闻事件的时候，诗歌才被大众关注。甚至现代人还嫌不足，要拉古代的伟大诗人来开涮，让诗歌斯文扫地、风雅沦丧。
对诗歌而言，这无疑是历史长河上最严峻的时刻。
欧美风雨东渐以来，虽然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促进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但从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有危险，而新的法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西方文化的精髓并没有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这就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非驴非马的意思了。
笔者在写作《从风雅到风骨——汉语诗歌书写的转向与个体审美精神的确立》的过程中，愈发认识到汉语诗歌自身传统的伟大，这就是“风雅的传统”。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杜甫，也许这是一个契机，让偏离了轨道和方向的中国诗歌，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并回到这个传统来。
所谓风雅，就是诗歌作为一种悠久的抒情方式，其赞美、想念、哀叹、讽刺，皆要合于度，归为雅正，发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政治教化，汉代的《毛诗》就是对《诗经》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政治学解释。儒家用诗歌行教，这其实是一伟大的创造。
把高度精神化的诗歌纳入到礼仪教化的政治秩序中，并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神圣使命，这正是所谓的中国礼乐文明高度成熟的象征。人们通过创造诗歌来参与政治，褒贬美刺，改善风气，齐正天下，好比是今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空间”，成为古代中国最为文明化的精神空间。
同时，诗歌作为一种言说之法度，比兴和四言的大量运用，使得《诗经》具有审美的价值。比兴生发了大量美好难忘的形象，四言则赋予诗歌以形式美感。而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后，以及“风骨”的发现并成为一种审美范型后，诗歌自身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曹魏三大政治家亲自主导了诗歌实践和审美法则的确立，使诗歌不但没有完全疏离政治，反而以一种更加普遍的审美风气贯通和吹拂着当时的政治空间，扩展了风雅的内涵。
在历史长河中，风雅与风骨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两大传统，风雅是大传统，风骨是小传统，而作为审美的诗歌和教化的诗歌，从来不是相互独立不相往来的，而是相互影响，难解难分。唐朝出现了两座无与伦比的诗歌高峰，这就是李白和杜甫。而他们就是集风雅与风骨于一体的大家。
李白被人誉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或与另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并列起来评价：“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而杜甫自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如果说李白更多继承了风雅传统中的审美（抒情）的一面，杜甫则更多发扬了风雅传统中的批判现实（叙事）的一面，美刺教化的一面，并赢得了“诗史”的美誉。
对于当代诗歌而言，如果我们要拯救诗歌被丑化的形象，就要像杜甫一样，再次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再次展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襟，再次心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情怀，让诗歌回到社会教化的道路上来，重新发挥诗歌的批判和美刺的功能，起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当下所谓的口水诗、下半身诗，不能振奋人心（不能“兴”），无关现实痛痒（不能“观”），与大众疏离（不能“群”），也难以反映民间疾苦（不能“怨”），几乎成为个人自怨自艾甚至低俗趣味发泄的方式，诗人娱乐了诗歌，也为大众所唾弃和娱乐。历史上不乏其例，六朝诗歌风格纤细而靡弱，乃至变成浮艳淫丽的恶俗，其后果是亡了国，带头写淫诗的君王成为阶下囚。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中圣哲”的原因，乃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以诗行教的国度，其身后有伟大的风雅传统，这也是积极入世的儒家传统。作为诗人，杜甫也是一个耿直的儒者，当朋友房琯被罢官时，他敢于仗义执言上疏皇帝，最后自己也被贬官。可见，古代的儒者并不都是什么“封建专制”的维护者，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道德理想，更何况一个赤子诗人呢。
在白话文冲击和西方诗歌影响下，汉语已经散文化、碎片化了，当现代人把拖沓的散文分行当成诗歌还洋洋自得时，杜甫则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每个句子上下工夫，甚至“字字不闲”，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其在艺术上字斟句酌的精神足以为后世法。
当代诗歌为什么很难产生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为什么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有点“面目可憎”，乃至被当作口水诗，其原因即在于此：古人作诗是以字、句来计算，现代人作诗却是以篇、章、部来计算，自然不能等量齐观。
杜甫在格律对仗方面是一个巨人，也是一个革新者。这源自于汉魏以来的风骨传统。风骨作为一种美之法度，要求诗歌内在的情感节奏（风）和外在的文辞形象（骨）达到协调，内容和形式要达到完美统一，文辞在质朴和华丽之间也要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之下，中国诗歌形成了悠久的炼字传统、对仗传统，从而让汉语诗歌焕发出异常简练、清晰、谐和的美。
杜甫离开我们1200多年了，他在大唐王朝行将衰落以及发生大变乱之际，以诗歌为武器，复兴了古老的风雅（乐府）传统，记录了那段历史。在我们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我们纪念杜甫，还能否发扬他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不是让大众娱乐了诗人和诗歌，而是让诗歌嘲讽历史和现实？
如果舍近求远，不从中国伟大的风雅和风骨的传统中去寻找复兴汉语诗歌的资源和力量，而唯西方的某主义是瞻，则会离大众越来越远。
（作者系青年学者）
在这个商品经济横行和娱乐至死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是孤寂的，只有诗人被恶搞，或发生诗歌丑闻事件的时候，诗歌才被大众关注。甚至现代人还嫌不足，要拉古代的伟大诗人来开涮，让诗歌斯文扫地、风雅沦丧。
对诗歌而言，这无疑是历史长河上最严峻的时刻。
欧美风雨东渐以来，虽然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促进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但从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有危险，而新的法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西方文化的精髓并没有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这就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非驴非马的意思了。
笔者在写作《从风雅到风骨——汉语诗歌书写的转向与个体审美精神的确立》的过程中，愈发认识到汉语诗歌自身传统的伟大，这就是“风雅的传统”。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杜甫，也许这是一个契机，让偏离了轨道和方向的中国诗歌，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并回到这个传统来。
所谓风雅，就是诗歌作为一种悠久的抒情方式，其赞美、想念、哀叹、讽刺，皆要合于度，归为雅正，发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政治教化，汉代的《毛诗》就是对《诗经》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政治学解释。儒家用诗歌行教，这其实是一伟大的创造。
把高度精神化的诗歌纳入到礼仪教化的政治秩序中，并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神圣使命，这正是所谓的中国礼乐文明高度成熟的象征。人们通过创造诗歌来参与政治，褒贬美刺，改善风气，齐正天下，好比是今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空间”，成为古代中国最为文明化的精神空间。
同时，诗歌作为一种言说之法度，比兴和四言的大量运用，使得《诗经》具有审美的价值。比兴生发了大量美好难忘的形象，四言则赋予诗歌以形式美感。而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后，以及“风骨”的发现并成为一种审美范型后，诗歌自身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曹魏三大政治家亲自主导了诗歌实践和审美法则的确立，使诗歌不但没有完全疏离政治，反而以一种更加普遍的审美风气贯通和吹拂着当时的政治空间，扩展了风雅的内涵。
在历史长河中，风雅与风骨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两大传统，风雅是大传统，风骨是小传统，而作为审美的诗歌和教化的诗歌，从来不是相互独立不相往来的，而是相互影响，难解难分。唐朝出现了两座无与伦比的诗歌高峰，这就是李白和杜甫。而他们就是集风雅与风骨于一体的大家。
李白被人誉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或与另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并列起来评价：“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而杜甫自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如果说李白更多继承了风雅传统中的审美（抒情）的一面，杜甫则更多发扬了风雅传统中的批判现实（叙事）的一面，美刺教化的一面，并赢得了“诗史”的美誉。
对于当代诗歌而言，如果我们要拯救诗歌被丑化的形象，就要像杜甫一样，再次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再次展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襟，再次心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情怀，让诗歌回到社会教化的道路上来，重新发挥诗歌的批判和美刺的功能，起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当下所谓的口水诗、下半身诗，不能振奋人心（不能“兴”），无关现实痛痒（不能“观”），与大众疏离（不能“群”），也难以反映民间疾苦（不能“怨”），几乎成为个人自怨自艾甚至低俗趣味发泄的方式，诗人娱乐了诗歌，也为大众所唾弃和娱乐。历史上不乏其例，六朝诗歌风格纤细而靡弱，乃至变成浮艳淫丽的恶俗，其后果是亡了国，带头写淫诗的君王成为阶下囚。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中圣哲”的原因，乃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以诗行教的国度，其身后有伟大的风雅传统，这也是积极入世的儒家传统。作为诗人，杜甫也是一个耿直的儒者，当朋友房琯被罢官时，他敢于仗义执言上疏皇帝，最后自己也被贬官。可见，古代的儒者并不都是什么“封建专制”的维护者，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道德理想，更何况一个赤子诗人呢。
在白话文冲击和西方诗歌影响下，汉语已经散文化、碎片化了，当现代人把拖沓的散文分行当成诗歌还洋洋自得时，杜甫则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每个句子上下工夫，甚至“字字不闲”，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其在艺术上字斟句酌的精神足以为后世法。
当代诗歌为什么很难产生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为什么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有点“面目可憎”，乃至被当作口水诗，其原因即在于此：古人作诗是以字、句来计算，现代人作诗却是以篇、章、部来计算，自然不能等量齐观。
杜甫在格律对仗方面是一个巨人，也是一个革新者。这源自于汉魏以来的风骨传统。风骨作为一种美之法度，要求诗歌内在的情感节奏（风）和外在的文辞形象（骨）达到协调，内容和形式要达到完美统一，文辞在质朴和华丽之间也要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之下，中国诗歌形成了悠久的炼字传统、对仗传统，从而让汉语诗歌焕发出异常简练、清晰、谐和的美。
杜甫离开我们1200多年了，他在大唐王朝行将衰落以及发生大变乱之际，以诗歌为武器，复兴了古老的风雅（乐府）传统，记录了那段历史。在我们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我们纪念杜甫，还能否发扬他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不是让大众娱乐了诗人和诗歌，而是让诗歌嘲讽历史和现实？
如果舍近求远，不从中国伟大的风雅和风骨的传统中去寻找复兴汉语诗歌的资源和力量，而唯西方的某主义是瞻，则会离大众越来越远。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