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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后， 在学校，马克·查普曼曾受到校园霸凌的威胁，可以说他是在不健康的环境中成长的。从14岁马克·查普曼就开始吸食毒品并且逃学。与此同时，他也迷恋上了披头士乐队，在他看来，乐队富于活力而丰富多彩的风格为他创造了一个避难所，用来逃避父亲的残暴。而列侬则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象征了自由、民主与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披头士乐队可以视为马克·查普曼吸毒的诱因之一。马克·查普曼回忆道：“当时的披头士乐队留着长发，进行冥想并吸食毒品，这与我当时的生活非常合拍。”
而这一时期，他的另一个偶像则是美国作家J. D.塞林格。文章开始时他在犯罪现场阅读的小说，正是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中的守望者》。在被捕时，他宣称这本书是他的行动纲领。他把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谋杀发生后的第三年，他对阿提卡行为纠正中心的人说道：“我完全将自己认同于他，他遭受的苦难、孤独、与社会隔绝令我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麦田中的守望者》主人公对于社会阶层间隔绝问题的消极态度不仅影响了马克·查普曼，而且波及一批谋杀案的主犯。早在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后，警方在枪手哈维·奥斯瓦尔多住所里发现了这本书；1981年，在约翰·辛克利刺杀里根总统后，警方在他住所发现了这本书；1989年，罗伯特·巴尔多在刺杀模特、演员瑞贝卡·希佛时，随身也带着这本书；即使到了2001年，此书出版半个世纪之后，其“影响力”依旧不减，一对英国旅行家在澳大利亚被刺，这本书再次出现在犯罪现场。
在毒品和反文化文学的双重作用之下，马克·查普曼开始表现出一些精神问题。很多个夜晚，他一个人躺在卧室里，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存在于卧室墙壁内 “小人国”的皇帝。他想象着自己被这些小人所崇拜，每天出现在他们的电视节目当中。后来，他对记者说：“有的时候，我会很生氣，会把其中一些小人消灭掉。我的沙发上有个类似于按钮的装置，我一生气就会把一部分墙炸掉，很多小人就会死去，但他们并不记恨我，一切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这种幻想我维持了很多年。”
在吸毒和幻想两年之后，他再次皈依了宗教，加入当地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进行隐修。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觉得深受感动。在隐修期间，他戒掉毒品，脱下嬉皮士的服装，穿上了正装，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着《圣经》。他回忆说：“在某个时刻，我会举起手呼唤耶稣基督来帮助我。有一天晚上，我来到一扇门前，打开门，让上帝进入我的心灵。那时我感觉到上帝完全宽恕了我，心灵被净化了，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披头士乐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对列侬由爱而生恨。
1966年3月，列侬在接受英国《标准晚报》采访时谈到了自己的一个看法。他认为：“披头士乐队比耶稣人气更旺，而通行音乐将会比基督教生命力更为长久。”由于披头士的影响力，这句话在英国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而在几个月之后，此话通过转载，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之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美国南部“圣经地区”各州发起活动，人们将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付之一炬，各大音乐电台禁播他们的歌曲，在披士乐在美国各地巡演过程中，有“三K党”党徒在现场设置了纠察线，阻止乐迷进场。在演出过程中，有人把爆竹扔上了舞台。这些宗教活动影响了披头士乐队在美国的演出，此后他们再没有在美国进行过巡演。 随着美国宗教界对披头士的抵制，马克·查普曼对列侬的仇恨也越发强烈了。1971年，列侬出版了他的著名单曲《想象》。这是一首呼唤和平、停止战争的歌曲，在世界范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马克·查普曼认为这是一首共产主义的歌曲。他认为列侬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号召我们不要拥有任何财产，但他自己却坐拥上百万美元，游艇、农场和乡下的房产，嘲笑那些和我一樣相信他的谎言、购买他的唱片并把生活大部分建立在他的音乐之上的人们。”那时，他的高中同学回忆说，他将《想象》这首歌更名为《想让列侬死去》。
此后，马克·查普曼为了解决心灵的苦闷，决定到海外寻求人生的答案。他来到了东京、首尔、香港、新加坡、曼谷、德里、贝鲁特，以及伦敦、巴黎和都柏林。在旅游过程中，他认识了一名美籍日本女人，名叫格罗莉亚安倍。两人相恋后定居于夏威夷，并于1979年结婚。婚后，马克·查普曼找了一份夜班看守的工作，但他继续酗酒。 到了1980年9月，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自己“快要疯了”，署名为“麦田守望者”。到了12月份，马克·查普曼就实施了对列侬的谋杀。
马克·查普曼被捕之后，他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谋杀列侬的真实原因。他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说是因为宗教信仰，有时说是因为想出名，甚至称自己是为了帮助推广《麦田中的守望者》。
1981年8月24日，马克·查普曼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服刑二十年后，马克·查普曼于2000年首次提出假释请求，自此之后的二十年，他连续十次提出假释请求，均被驳回，大野洋子每一次都向法院提出将其继续关在监狱中。在2008年一次假释听证会中，马克·查普曼说道：“我非常抱歉做出了如此愚蠢的行为，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成名之路。”在2018年的听证会上，他说道： “我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了，我还记得当时曾经有这样一个念头闪过：‘你拿到了专辑，他给你签了名，回家吧。’但现在我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到，马克·查普曼作为一名谋杀者，固然应当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从他身上，也能看到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的时代烙印。马克·查普曼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这一时代存在的诸如家庭破碎、冷战威胁、宗教价值观混乱、文化极端主义等诸多问题。达科塔公寓前的枪声将永远回荡在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反对歧视的人心中，提醒着人们，暴力和偏见永远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大野洋子在列侬死后，在纽约中央公园建起了一片以披头士专辑《草莓地》命名的公共空间，号召世界范围内的乐迷寄来各种植物种子，种植于此。她深情地说道：“我亲眼看着这么多种子生根发芽，这真是对我最大的嘉奖。我希望能与约翰分享这一切，我知道约翰能够感受到，在某个地方，我确信，他正看着这些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