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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浩翔给人的印象是“贱贱的”。但他说他从未把自己标签成一个很贱的喜剧片导演，他想要的是“好玩”。无论《志明与春娇》还是《春娇与志明》，都是他严肃对待的片子，因为其中有他的真经历、真感情。
《春娇与志明》正在宣传，《低俗喜剧》又在做后期。彭浩翔做采访的间隙打了数个电话，极其忙碌。虽然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主流。他看起来还是那么“非主流”，长袖T恤外面套短袖休闲裤子，状似男孩，不说套话假话空话，微博上什么事都要插一脚，除了给人写再毒舌不过的情感专栏。最近还要拍摄情侣亲密照……所以这样的人。“看到电影院里放映的那些电影都不好玩，才想自己拍一个好玩的来看”，一点也不奇怪。
只不过在许多人看来。2010年上映的《志明与春娇》没有那么好玩——不过是两个最普通正常的小白领的故事，连轰轰烈烈的爱都没有。一对五年的恋人，淡了，敌不过认识几天的“烟友”，一句广为传诵的“我们又不赶时间”，实质不是不赶，而是不能。现在。彭浩翔拍出了续集《春娇与志明》，之所以不叫《志明与春娇2》，彭浩翔说“我不喜欢2，我也不2”，但许多细节仍然在延续，第一集里志明买哈根达斯喜欢多要些干冰、回到家倒进马桶营造“马桶仙境”的桥段，在第二集里再度重演。彭浩翔说，因为是同一个人的故事，面对不同的人，他的喜好仍然在延续，只不过爱情不再延续了。一对香港的恋人来到北京，各自遇见新的人，不那么被看好的“姐弟恋”，遇见了貌美如花与稳重多金的考验。
彭浩翔很乐意强调这两部片子有他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包括许多他和太太的故事，都放在其中。但具体他和太太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欢离合，他又不肯说了。
《志明与春娇》里，两位主角都时不时爆个粗口，彭浩翔说《春娇与志明》里粤语的粗口仍然保留，因为“这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但片中内地演员都显得很文雅——难道京骂不是京味儿的一部分吗?彭浩翔的解释是“内地演员跟香港演员对戏，譬如杨幂跟余文乐，都是感情戏，感情戏很少会讲脏话。大家都说这一集讲脏话少了，因为大部分时间余文乐、杨千嬅在一起，而不像上一集大部分时间跟哥们儿在一起，讲脏话的机会不多。”
不过讲不讲脏话，都无损于这部电影骨子里那点东西：都市气。年轻态，不苦大仇深，分开了也不必纠结，毕竟爱过了，快乐过了。
F：这是你第一次拍续集，是因为第一部《志明与春娇》意犹未尽吗?
彭：对我来说《志明与春娇》不像一个电影，更像我个人的生活。我把好多我和太太的生活都放进《志明与春娇》里，它故事性不太强，都是很多生活的小事情，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因为有很多我个人的感情，所以我对它很严肃，不是说这个电影很严肃。而是我想严肃地透过这两个角色讲我的感情、经历和成长。
F：你觉得要拍一部电影，故事重要还是情怀重要?
彭：故事和情怀没有区别。一个电影能让观众感到共鸣是最重要的。故事不一定是观众经历过的，但是你一定要让他感觉到共鸣。
F：据说你把很多对北京的感受也放到了《春娇与志明》中。
彭：我在北京差不多住了两年了。我跟其他香港导演不一样，很多人是香港北京来来回回跑，要找剧本、拍戏的时候才到北京，我要拍北京的故事，一定要生活在这里，接地气。好多导演住在香港都未必接得到香港的地气，不住在北京更别说接北京的地气。好多人到了一个年纪，开个微博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觉得自己是拿出好东西给人家，但根本没听清别人在讲什么。我平时是很宅男的性格，经常在家上微博。微博对我创作影响很大，那些评论要说每条都看肯定是看不过来，但我有时间都会看，微博上我也不管你是谁。跟谁都能说话或者吵架。偶尔我也出去逛逛，看看有什么新店，还交了好多北京朋友。
F：你在北京生活的这两年，北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彭：北京给我的印象蛮像一些大城市。你会发现本土的北京人不多，大部分都是外来人，这也有一个好处，外来文化变成了北京文化。就好像纽约，大部分在纽约生活的人都不是纽约人，大家带来彼此的文化，融合成纽约。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会更加包容。毕竟你要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F：第一次在内地拍片，跟内地演员的合作顺畅吗?
彭：没有太大问题。跟哪里的演员合作都是同一种方法，有些人好相处，有些人难相处，都要想办法去说服。导演有点像将军，碰到每一个士兵都要训练他。每个士兵的情绪、能力都不一样，但你要把他们综合起来，去进行你要他们做的事情。不能老是骂、说谁谁谁能力不行。最重要的是把他们安排在适合的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演员。
F：杨幂的加入更多是考虑票房吗?
彭：我找到杨幂的时候，《宫》还没有上映。我在微博上看到她，觉得她适合，就跟她联系了。当时还跟公司说，我找了一个新的女演员来演这个电影，说是杨幂，公司都不知道是谁。但对我来说，考虑一个演员不是考虑她的票房，就像当年我找梁洛施演《伊莎贝拉》，谁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新人去演，我说她对，但没人相信，只有拍之后大家才明白。我不会谁红去找谁，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不太理人家说什么。
F：《春娇与志明》一张宣传照上，杨千嫜拿着一张手写春联，上面写着“票房三亿”，这是你的期待吗?
彭：她是开玩笑啦。我没有特别地想票房要取得多少，我的能力只是拍一个好看的电影，最后的票房是控制在宣传、发行公司方面，要看档期、发行、同期的对手，甚至开映那天的天气，所以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F：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票房，还是你觉得商业的因素应该融入到片子里面?
彭：不考虑票房不代表我不关心票房，而是我不以票房为大前提。现在很多导演和投资方会玩弄电影，他们想的不是某个感动自己的故事，而是什么故事能到五个亿票房，但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电影永远不行，因为出发点不成熟。弄一大堆特效，找一大帮明星，拍得很贵，也不见得观众会买账。华语电影已经有好多片烂得不能再烂。
我关心票房的表现，第一是我要拍一个有共鸣的故事，要感动观众，先感动自己，不要老是跟着观众走，明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还去拍。我要先自己感到有趣，再找到观众共鸣的点，最好我感到有趣的点跟观众共鸣的点是一样的，然后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电影，找合适的演员，找一个好的发型，这才是对的方法，否则很难成功。我关心票房是从一开机的时候就关心，不是关机了才弄几千万去宣传，或者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个片子能卖，先搞一堆广告商把钱搞回来，让很多观众都受不了：你是在讲故事。还是在搞钱。
F：你觉得一个在一个成熟的电影系统里面，演员的成本应该占多少?
彭：不超过35％。这是我拍了这么多电影总结的数字。很多香港电影的演员片酬要占到电影成本的50％甚至更多，如果是一个很大投资的电影，譬如两个亿，一亿给演员没问题，但如果是一个小成本电影，你压缩不了技术成本，只能减少演员的成本。
F：这段时间《桃姐》上映，许鞍华说她拍这个电影是因为香港电影里面关注老年人的片子太少了。那你拍电影的时候会心怀对香港或者华语电影的一种责任感吗?比如去填补某个空缺。
彭：我的责任是拍出有趣的电影。现在华语电影里面好玩的实在是太少了。做导演之前我也是一个影迷，我经常在电影院里面，感慨为什么没有好玩的电影?为什么把这个题材拍成这样呢?为了把一些我想看到的电影放到电影院，我自己做了导演，还是想把好玩的东西拍出来。
《春娇与志明》正在宣传，《低俗喜剧》又在做后期。彭浩翔做采访的间隙打了数个电话，极其忙碌。虽然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主流。他看起来还是那么“非主流”，长袖T恤外面套短袖休闲裤子，状似男孩，不说套话假话空话，微博上什么事都要插一脚，除了给人写再毒舌不过的情感专栏。最近还要拍摄情侣亲密照……所以这样的人。“看到电影院里放映的那些电影都不好玩，才想自己拍一个好玩的来看”，一点也不奇怪。
只不过在许多人看来。2010年上映的《志明与春娇》没有那么好玩——不过是两个最普通正常的小白领的故事，连轰轰烈烈的爱都没有。一对五年的恋人，淡了，敌不过认识几天的“烟友”，一句广为传诵的“我们又不赶时间”，实质不是不赶，而是不能。现在。彭浩翔拍出了续集《春娇与志明》，之所以不叫《志明与春娇2》，彭浩翔说“我不喜欢2，我也不2”，但许多细节仍然在延续，第一集里志明买哈根达斯喜欢多要些干冰、回到家倒进马桶营造“马桶仙境”的桥段，在第二集里再度重演。彭浩翔说，因为是同一个人的故事，面对不同的人，他的喜好仍然在延续，只不过爱情不再延续了。一对香港的恋人来到北京，各自遇见新的人，不那么被看好的“姐弟恋”，遇见了貌美如花与稳重多金的考验。
彭浩翔很乐意强调这两部片子有他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包括许多他和太太的故事，都放在其中。但具体他和太太经历过什么样的悲欢离合，他又不肯说了。
《志明与春娇》里，两位主角都时不时爆个粗口，彭浩翔说《春娇与志明》里粤语的粗口仍然保留，因为“这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但片中内地演员都显得很文雅——难道京骂不是京味儿的一部分吗?彭浩翔的解释是“内地演员跟香港演员对戏，譬如杨幂跟余文乐，都是感情戏，感情戏很少会讲脏话。大家都说这一集讲脏话少了，因为大部分时间余文乐、杨千嬅在一起，而不像上一集大部分时间跟哥们儿在一起，讲脏话的机会不多。”
不过讲不讲脏话，都无损于这部电影骨子里那点东西：都市气。年轻态，不苦大仇深，分开了也不必纠结，毕竟爱过了，快乐过了。
F：这是你第一次拍续集，是因为第一部《志明与春娇》意犹未尽吗?
彭：对我来说《志明与春娇》不像一个电影，更像我个人的生活。我把好多我和太太的生活都放进《志明与春娇》里，它故事性不太强，都是很多生活的小事情，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因为有很多我个人的感情，所以我对它很严肃，不是说这个电影很严肃。而是我想严肃地透过这两个角色讲我的感情、经历和成长。
F：你觉得要拍一部电影，故事重要还是情怀重要?
彭：故事和情怀没有区别。一个电影能让观众感到共鸣是最重要的。故事不一定是观众经历过的，但是你一定要让他感觉到共鸣。
F：据说你把很多对北京的感受也放到了《春娇与志明》中。
彭：我在北京差不多住了两年了。我跟其他香港导演不一样，很多人是香港北京来来回回跑，要找剧本、拍戏的时候才到北京，我要拍北京的故事，一定要生活在这里，接地气。好多导演住在香港都未必接得到香港的地气，不住在北京更别说接北京的地气。好多人到了一个年纪，开个微博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觉得自己是拿出好东西给人家，但根本没听清别人在讲什么。我平时是很宅男的性格，经常在家上微博。微博对我创作影响很大，那些评论要说每条都看肯定是看不过来，但我有时间都会看，微博上我也不管你是谁。跟谁都能说话或者吵架。偶尔我也出去逛逛，看看有什么新店，还交了好多北京朋友。
F：你在北京生活的这两年，北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彭：北京给我的印象蛮像一些大城市。你会发现本土的北京人不多，大部分都是外来人，这也有一个好处，外来文化变成了北京文化。就好像纽约，大部分在纽约生活的人都不是纽约人，大家带来彼此的文化，融合成纽约。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会更加包容。毕竟你要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F：第一次在内地拍片，跟内地演员的合作顺畅吗?
彭：没有太大问题。跟哪里的演员合作都是同一种方法，有些人好相处，有些人难相处，都要想办法去说服。导演有点像将军，碰到每一个士兵都要训练他。每个士兵的情绪、能力都不一样，但你要把他们综合起来，去进行你要他们做的事情。不能老是骂、说谁谁谁能力不行。最重要的是把他们安排在适合的地方。对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演员。
F：杨幂的加入更多是考虑票房吗?
彭：我找到杨幂的时候，《宫》还没有上映。我在微博上看到她，觉得她适合，就跟她联系了。当时还跟公司说，我找了一个新的女演员来演这个电影，说是杨幂，公司都不知道是谁。但对我来说，考虑一个演员不是考虑她的票房，就像当年我找梁洛施演《伊莎贝拉》，谁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新人去演，我说她对，但没人相信，只有拍之后大家才明白。我不会谁红去找谁，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不太理人家说什么。
F：《春娇与志明》一张宣传照上，杨千嫜拿着一张手写春联，上面写着“票房三亿”，这是你的期待吗?
彭：她是开玩笑啦。我没有特别地想票房要取得多少，我的能力只是拍一个好看的电影，最后的票房是控制在宣传、发行公司方面，要看档期、发行、同期的对手，甚至开映那天的天气，所以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F：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票房，还是你觉得商业的因素应该融入到片子里面?
彭：不考虑票房不代表我不关心票房，而是我不以票房为大前提。现在很多导演和投资方会玩弄电影，他们想的不是某个感动自己的故事，而是什么故事能到五个亿票房，但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电影永远不行，因为出发点不成熟。弄一大堆特效，找一大帮明星，拍得很贵，也不见得观众会买账。华语电影已经有好多片烂得不能再烂。
我关心票房的表现，第一是我要拍一个有共鸣的故事，要感动观众，先感动自己，不要老是跟着观众走，明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还去拍。我要先自己感到有趣，再找到观众共鸣的点，最好我感到有趣的点跟观众共鸣的点是一样的，然后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电影，找合适的演员，找一个好的发型，这才是对的方法，否则很难成功。我关心票房是从一开机的时候就关心，不是关机了才弄几千万去宣传，或者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个片子能卖，先搞一堆广告商把钱搞回来，让很多观众都受不了：你是在讲故事。还是在搞钱。
F：你觉得一个在一个成熟的电影系统里面，演员的成本应该占多少?
彭：不超过35％。这是我拍了这么多电影总结的数字。很多香港电影的演员片酬要占到电影成本的50％甚至更多，如果是一个很大投资的电影，譬如两个亿，一亿给演员没问题，但如果是一个小成本电影，你压缩不了技术成本，只能减少演员的成本。
F：这段时间《桃姐》上映，许鞍华说她拍这个电影是因为香港电影里面关注老年人的片子太少了。那你拍电影的时候会心怀对香港或者华语电影的一种责任感吗?比如去填补某个空缺。
彭：我的责任是拍出有趣的电影。现在华语电影里面好玩的实在是太少了。做导演之前我也是一个影迷，我经常在电影院里面，感慨为什么没有好玩的电影?为什么把这个题材拍成这样呢?为了把一些我想看到的电影放到电影院，我自己做了导演，还是想把好玩的东西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