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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他坚强刚毅、正直不阿的品格。在十年动乱中，他从没有给自己乱扣过一顶帽子，也从没有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遭致可怕的后果，也从未改变……
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顾委常委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他们是开国元勋，我没什么可揭发的
1967年秋的一天，宋时轮正在接受批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了会场后才知道，是要他揭批所谓的“二月逆流”，他听了十分反感。后来又要他做好揭批叶剑英和陈毅的准备，他更是气愤万分。
宋时轮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当时叶剑英是军校教授部的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时，宋时轮是该校的一名大队长；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后，为了监督和保障其施行，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宋时轮是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1957年冬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宋时轮任第一副院长，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在叶剑英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宋时轮于1929年带领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后认识了陈毅，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宋时轮任军区参谋长；渡江战役中，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任所属第九兵团司令；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也是多年来一直在陈毅的指挥和领导下作战和工作的。他对这两位老帅始终是十分敬重和了解的。因此，在揭批所谓“二月逆流”的会议上，当会议的主持者让他揭发陈毅和叶剑英的问题时，他当场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开国元勋，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一拍桌子两眼瞪着宋时轮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宋时轮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我老了，随你们的便吧！”说罢竟愤然起身拂袖而去。这使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震惊。
后来，宋时轮也的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罚站、扫厕所。但就是这样，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曾任他的秘书、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老首长坚强刚毅、正直不阿的品格。在十年动乱中，他写的所有检查和揭发材料里，从没有给自己乱扣一顶帽子，也从没有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遭致可怕的后果，也始终如此，从未改变。正如在批判中有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顽固到底的人。”
大家称他为“送（宋）政委”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周恩来亲自主持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但“四人帮”却借口“这些老家伙出来后没有地方安排”，百般进行阻挠。宋时轮对此十分气愤，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将一些熟悉的老同志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或安排到其他单位，待以后有了适当的去处，再支持和帮助他们调到新的重要岗位。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回忆说：“红军时期，我曾一度与宋时轮共事，在以后的交往中，对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复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分配工作，正在心中十分焦急的时候，宋时轮来家看我，在问了我当时的处境和今后的打算后，他说他这次来找我，正是为了此事。接着，他建议我去军事科学院当政委，并说落实工作由他去做。我听了十分高兴。他回去后果真立即向叶帅作了忙报，在得到叶帅的同意后，又马上提请军科院党委研究，在军科院党委统一认识后，很快便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落实了我的工作。在我之后，宋时轮还不顾风险、百般努力，把其他好几位老同志要到军科院，其中还包括曾和他有过矛盾的人。到军科院工作的这些老同志大多是过渡一下，当他们在外面有了适当的去处后，他又立即将他们送去新的重要岗位。这样一个一个地要来，又一个一个地送走，连同我在内，光政委就先后迎来送走了四个人，老同志们相聚时，常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地戏称他为‘送（宋）政委’。”
危难时刻见真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斗，因拒不接受强加的罪名被“扫地出门”借住招待所内。“九一三”事件后被送到301医院疗养，实际仍是隔离。张爱萍与宋时轮于1932年春在红军中相识，解放战争时期，再次在淮北路东相会，两人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宋时轮复出担任军科院院长后，一天带着茅台酒驱车前往医院探视，在一阵饮酒叙旧后，谈话转入了正题，宋时轮笑着说：“别老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早点写个检查应付一下，到我那里去当院长、政委都行，我跟你搭档。”此时，由于张爱萍对工作已有些心灰意懒，淡然答道：“出山有什么干头，还不如在这里多休息休息……我又不懂科学，怎么到军科院去工作。”宋时轮听后。做了个鬼脸：“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说罢，他又认真地对张爱萍说：“你再考虑考虑，我等你回话……我还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叶帅那里去要你！”
没过多久，宋时轮又去找了张爱萍的爱人，要她代张爱萍写了个检查由他交上去。张爱萍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对与宋时轮的友谊一直念念不忘。宋时轮病逝后，张爱萍还亲笔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自己的这位老友，他在文中说：“疾风识劲草，危难见真情，愈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愈能展现一个人的风骨；愈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愈能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文尾还赋诗一首，以表达对宋时轮的怀念：“沙场百战抖神威，桃李万株正芳菲，笑声长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注：宋时轮在战争时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院长，搞教学科研成绩斐然，平时谈吐诙谐生动，喜欢喝酒，常自购茅台待客。）
岁月悠悠情更深
江苏省委原书记江渭清，在淮海战役中与宋时轮相识。1952年，宋时轮在南京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时，又和宋多有工作上的关系，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江渭清被安排到湖南马王堆干休所写检查。宋时轮得知后，立即让他的儿子给他带去一封信，劝他尽快写个检讨给毛主席，争取早些出来工作。过了一阵未见他有动静，于是又让江的儿子给他带去口信，要他快些把检讨写好交给他。由他送给叶帅转呈上去。江渭清听后十分感动，一连几夜未能睡好。想到宋时轮如此不顾风险关心自己，终于写了检讨交儿子给宋时轮带去。
1974年，中央决定安排江渭清到江西省委工作，江渭清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宋时轮病逝后，他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的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与时轮同志的精心关照是分不开的。时轮同志心胸开阔，遇事乐观，为人正派，讲话爽直，让人觉得是把心掏出来与你相见……他待人诚恳，关心同志，在人危难之时，能不顾自己帮助别人，使人觉得是一个能共患难、完全可以与之深交的人……悠悠岁月永远也抹不掉我对他的一片怀念之情。”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宋时轮还不顾得失，尽力保护了一些他了解的下属干部，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和对革命战友的深情厚谊。
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原中顾委常委宋时轮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与“四人帮”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护老领导、老战友的感人事迹，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中传为美谈。
他们是开国元勋，我没什么可揭发的
1967年秋的一天，宋时轮正在接受批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到了会场后才知道，是要他揭批所谓的“二月逆流”，他听了十分反感。后来又要他做好揭批叶剑英和陈毅的准备，他更是气愤万分。
宋时轮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当时叶剑英是军校教授部的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时，宋时轮是该校的一名大队长；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后，为了监督和保障其施行，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宋时轮是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1957年冬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宋时轮任第一副院长，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在叶剑英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宋时轮于1929年带领游击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后认识了陈毅，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宋时轮任军区参谋长；渡江战役中，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任所属第九兵团司令；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也是多年来一直在陈毅的指挥和领导下作战和工作的。他对这两位老帅始终是十分敬重和了解的。因此，在揭批所谓“二月逆流”的会议上，当会议的主持者让他揭发陈毅和叶剑英的问题时，他当场顶了回去：“他们都是老帅，是开国元勋，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揭发的。”那人一听火冒三丈，一拍桌子两眼瞪着宋时轮说：“你这种态度要考虑后果。”宋时轮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我老了，随你们的便吧！”说罢竟愤然起身拂袖而去。这使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震惊。
后来，宋时轮也的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彻底打倒、连续批斗、罚站、扫厕所。但就是这样，他仍然没有改口、没有低头。曾任他的秘书、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李际均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长期的革命生涯，铸就了老首长坚强刚毅、正直不阿的品格。在十年动乱中，他写的所有检查和揭发材料里，从没有给自己乱扣一顶帽子，也从没有乱揭发别人一个问题，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遭致可怕的后果，也始终如此，从未改变。正如在批判中有人说的那样，他是一个顽固到底的人。”
大家称他为“送（宋）政委”
“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周恩来亲自主持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但“四人帮”却借口“这些老家伙出来后没有地方安排”，百般进行阻挠。宋时轮对此十分气愤，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将一些熟悉的老同志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或安排到其他单位，待以后有了适当的去处，再支持和帮助他们调到新的重要岗位。
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廖汉生回忆说：“红军时期，我曾一度与宋时轮共事，在以后的交往中，对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复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分配工作，正在心中十分焦急的时候，宋时轮来家看我，在问了我当时的处境和今后的打算后，他说他这次来找我，正是为了此事。接着，他建议我去军事科学院当政委，并说落实工作由他去做。我听了十分高兴。他回去后果真立即向叶帅作了忙报，在得到叶帅的同意后，又马上提请军科院党委研究，在军科院党委统一认识后，很快便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落实了我的工作。在我之后，宋时轮还不顾风险、百般努力，把其他好几位老同志要到军科院，其中还包括曾和他有过矛盾的人。到军科院工作的这些老同志大多是过渡一下，当他们在外面有了适当的去处后，他又立即将他们送去新的重要岗位。这样一个一个地要来，又一个一个地送走，连同我在内，光政委就先后迎来送走了四个人，老同志们相聚时，常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地戏称他为‘送（宋）政委’。”
危难时刻见真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斗，因拒不接受强加的罪名被“扫地出门”借住招待所内。“九一三”事件后被送到301医院疗养，实际仍是隔离。张爱萍与宋时轮于1932年春在红军中相识，解放战争时期，再次在淮北路东相会，两人关系一直都很不错。
宋时轮复出担任军科院院长后，一天带着茅台酒驱车前往医院探视，在一阵饮酒叙旧后，谈话转入了正题，宋时轮笑着说：“别老蹲在家里修行了，该出山了。早点写个检查应付一下，到我那里去当院长、政委都行，我跟你搭档。”此时，由于张爱萍对工作已有些心灰意懒，淡然答道：“出山有什么干头，还不如在这里多休息休息……我又不懂科学，怎么到军科院去工作。”宋时轮听后。做了个鬼脸：“你扯着胡子过河，牵（谦）什么须（虚）呢！我对你还不了解吗？”说罢，他又认真地对张爱萍说：“你再考虑考虑，我等你回话……我还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叶帅那里去要你！”
没过多久，宋时轮又去找了张爱萍的爱人，要她代张爱萍写了个检查由他交上去。张爱萍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对与宋时轮的友谊一直念念不忘。宋时轮病逝后，张爱萍还亲笔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自己的这位老友，他在文中说：“疾风识劲草，危难见真情，愈是在最危难的时候，愈能展现一个人的风骨；愈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愈能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文尾还赋诗一首，以表达对宋时轮的怀念：“沙场百战抖神威，桃李万株正芳菲，笑声长洒真情在，君伴春风带醉归。”（注：宋时轮在战争时期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院长，搞教学科研成绩斐然，平时谈吐诙谐生动，喜欢喝酒，常自购茅台待客。）
岁月悠悠情更深
江苏省委原书记江渭清，在淮海战役中与宋时轮相识。1952年，宋时轮在南京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时，又和宋多有工作上的关系，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期，江渭清被安排到湖南马王堆干休所写检查。宋时轮得知后，立即让他的儿子给他带去一封信，劝他尽快写个检讨给毛主席，争取早些出来工作。过了一阵未见他有动静，于是又让江的儿子给他带去口信，要他快些把检讨写好交给他。由他送给叶帅转呈上去。江渭清听后十分感动，一连几夜未能睡好。想到宋时轮如此不顾风险关心自己，终于写了检讨交儿子给宋时轮带去。
1974年，中央决定安排江渭清到江西省委工作，江渭清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宋时轮病逝后，他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的问题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与时轮同志的精心关照是分不开的。时轮同志心胸开阔，遇事乐观，为人正派，讲话爽直，让人觉得是把心掏出来与你相见……他待人诚恳，关心同志，在人危难之时，能不顾自己帮助别人，使人觉得是一个能共患难、完全可以与之深交的人……悠悠岁月永远也抹不掉我对他的一片怀念之情。”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宋时轮还不顾得失，尽力保护了一些他了解的下属干部，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和对革命战友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