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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分析时，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因素的探究，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即为何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完成了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另一部分却仍然相对贫困。本文将对发展战略及经济增长中的σ收敛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增长与收敛计量加以阐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收入分配；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相关专家和学者在经济增长收敛以及收入分配的关系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通常为直接性的变量线性及非线性回归，忽视了对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判定，这将导致伪回归的出现，使得经济理论难以对变量间的动态关系作出严格的定义。
一、发展战略及经济增长中的σ收敛
通过相关研究能够看出，我国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方面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东中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增加，但在内部却体现出收敛状态。第二，1990年左右，增长收敛的本质特征发生了转变。本文将采用σ收敛法对我国地区间的差距问题进行分析，此种方式主要指的是人均真實GDP对数的标准差。以1978年以后为例，人均总GDP与工业GDP之间都呈现出前期收敛，后期发散的现象。但是，从1978年到1990年期间，虽然人均工业GDP处于收敛状态，却没有人均GDP体现得那么明显，从城市和乡村的整体水平来看，几乎都呈现出发散的状态，此种现象与以往数据样本中的记录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在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对数标准差进行划分，以此来展现出区域之间在此方面的特性。从计算结果上能够看出，东部地区具有较强的收敛趋势，并且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中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此种现象与文献中的结论较为一致。
对于此种状况，为了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寻找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显得十分必要。在李周理论框架的研究中提出，技术水平成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而技术结构又与要素投入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增长应与要素投入相符合。但是，我国政府收到赶超战略的影响较大，始终坚持发展重工业，导致工业发展难以充分发挥出我国的劳动力优势，长此以往，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到了严重的阻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放弃了以往的赶超战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经济体系纳入到具有较强发展优势的轨道当中[1]。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方面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便是核实我国各省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技术结构选择与本省优势之间是否相符。因此，本文将对各省份的实际资本存量进行计算。以1978年为例，根据各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对投资产量进行折算，得到当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以10%折旧率的方式对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再按照劳动力总体数量对人均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另外，根据各省份工业固定资产原始数值与人数，对其资本密度进行计算。最后，将所得到平减指数进行统一的折算之后，与全省总体实际资本密度数值相除得到的商，即为所谓的技术选择指数。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经济方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其规模不断扩张，并且资本密度逐渐提升，使得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阶段，第三产业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使得最优值也随之下降。尤其是在与国际相关数据的比较来看，该趋势呈现得更加明显。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若各省份都能够根据市场的引导，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则以往落后之处便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加强对先进区域的技术吸收，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而使增长向收敛的趋势倾斜。部分省份中由于受到政府干扰根深蒂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优值也逐渐下降，并且，各省份在技术选择指数上将会逐渐体现出收敛（下降）状态，最终趋近一致。由此可见，技术选择指数具有较强的地区性以及时期性。
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对我国各省份技术选择指数的计算，得出了相应的计算均值以及标准差，从计算结果能够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在算数平均水平方面，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化与GDP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并且针对不同身份在指数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指数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即技术结构与地区优势之间较为相符，经济水平也较为发达，能够与发展战略理论相吻合。第二，技术选择指数的相关性，1980年以后，各国以及各地区的区域指数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0年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那时的东部发展已经较为平缓，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西部来说，上升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显，这将使得全国整体经济水平逐渐提升。在标准差变化方面与上述现象较为一致，在八十年代时期，全国各地的技术选择指数均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从九十年代起，中部和东部地区都体现出较强的收敛性，但是西部却呈现出发散状态。此种情况将对全国整体的技术选择指数标准差造成直接影响，由此可见，在1984年之后，工业GDP与人均GDP直接的变化较为符合[2]。
第三，从1978年到1984年期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标准差方面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实施“洋跃进”的结果。但是，在工业GDP方面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那时的GDP增长主要动力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业发展方面较差，因此技术选择主要体现农业变化。第二，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西部相比来看并不十分显著，例如福建省。在改革开放实施初期，首先在东部地区实行，而那时的中西部仍然受到政府的引导，进而产生了地区发展差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均GDP收敛而技术选择指数收敛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发展虽然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但是却没有完全消除赶超战略的影响，因此遭到政府冷却的区域却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发展优势，实现后来居上。另外，在人均消费变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某个地区的工业发达并不代表着该地的经济发达，有可能是通过政府的强行扶持体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正是受到这种赶超政策的影响，使得工业收敛、消费不收敛现象产生。 二、经济增长与收敛计量的分析
1.计量方程与变量
在对经济增长与收敛计量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上，通常采用似不相关回归以及纵列数据回归。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由于样本的数量较少，采用后者进行分析将更加能够清楚有效的展示问题。在新古典模型的基础上，计量方程式为：
在该式中，、将人均GDP的增长情况作为因变量，T属于样本期。在该理论中，当处于t时期时，人均GDP系数β1将为负数，即收敛指数。如若β1为负，则代表着该统计是显著的，将不存在β收敛。那么，当其他控制变量融入其中时，则β将发生相反的变化，这时可以称之为β收敛。技术选择指数（TCI）一旦与最优值之间发生了偏离，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TCI将其作为最优值。同时，该数值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利用了TCI偏离程度与人均GDP相乘后所得到的乘积。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特定的条件下，一旦β2的数值超过0，则代表着TCI与最优水平逐渐偏离的程度加大，进而会使经济增长产生收敛趋势。在上述公式中，常数项C中包括地区特定以及时间特定效应。其中，时间特定效益代表着经济的波动周期以及经济体制实施的各个阶段。在地区特定效应中代表着我国各个省份中地理特征[3]。
2.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时间为1981-1999年期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即工业生产过程中，民营经济的比重提升的速度越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随之变快。在技术选择指数 以及GDP交叉项的显著性方面，与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结果一般无二。城镇化的影响为正相关，在单向和双向固定的模型中，人口密度的影响对此产生的反向变化，这一方面有待日后研究中加以深入考察。在具體研究过程中，不但需要对ARI模型进行分析，还应对储蓄率、开放度、通货膨胀以及政府消费等多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在双向固定模型中，劳动力的增长率影响为正相关，这将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当某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时，将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其中[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发展战略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对技术选择指数进行计算和分析，并且以σ收敛的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加以阐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将采用多种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且利用纵列数据回归的方式，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做出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李铁峰.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J].当代经济，2016，（36）：138-139.
[2]曹佳.财政分权和官员升迁激励制度影响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分析[D].吉林大学，2016.
[3]谭毅，袁缘.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N].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3，27（01）：15-21.
[4]郭铁民.关于“蛋糕”做大与收入差距扩大的思考──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战略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01）：10-16.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收入分配；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相关专家和学者在经济增长收敛以及收入分配的关系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通常为直接性的变量线性及非线性回归，忽视了对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判定，这将导致伪回归的出现，使得经济理论难以对变量间的动态关系作出严格的定义。
一、发展战略及经济增长中的σ收敛
通过相关研究能够看出，我国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方面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东中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增加，但在内部却体现出收敛状态。第二，1990年左右，增长收敛的本质特征发生了转变。本文将采用σ收敛法对我国地区间的差距问题进行分析，此种方式主要指的是人均真實GDP对数的标准差。以1978年以后为例，人均总GDP与工业GDP之间都呈现出前期收敛，后期发散的现象。但是，从1978年到1990年期间，虽然人均工业GDP处于收敛状态，却没有人均GDP体现得那么明显，从城市和乡村的整体水平来看，几乎都呈现出发散的状态，此种现象与以往数据样本中的记录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在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对数标准差进行划分，以此来展现出区域之间在此方面的特性。从计算结果上能够看出，东部地区具有较强的收敛趋势，并且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中部地区处于中等水平，此种现象与文献中的结论较为一致。
对于此种状况，为了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寻找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显得十分必要。在李周理论框架的研究中提出，技术水平成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而技术结构又与要素投入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增长应与要素投入相符合。但是，我国政府收到赶超战略的影响较大，始终坚持发展重工业，导致工业发展难以充分发挥出我国的劳动力优势，长此以往，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到了严重的阻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得到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放弃了以往的赶超战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经济体系纳入到具有较强发展优势的轨道当中[1]。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方面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便是核实我国各省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技术结构选择与本省优势之间是否相符。因此，本文将对各省份的实际资本存量进行计算。以1978年为例，根据各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对投资产量进行折算，得到当年不变价的数据。然后，以10%折旧率的方式对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再按照劳动力总体数量对人均资本存量进行计算。另外，根据各省份工业固定资产原始数值与人数，对其资本密度进行计算。最后，将所得到平减指数进行统一的折算之后，与全省总体实际资本密度数值相除得到的商，即为所谓的技术选择指数。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经济方面，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其规模不断扩张，并且资本密度逐渐提升，使得最优技术选择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工业化发展的中后阶段，第三产业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使得最优值也随之下降。尤其是在与国际相关数据的比较来看，该趋势呈现得更加明显。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若各省份都能够根据市场的引导，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则以往落后之处便能够以较少的投入加强对先进区域的技术吸收，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进而使增长向收敛的趋势倾斜。部分省份中由于受到政府干扰根深蒂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最优值也逐渐下降，并且，各省份在技术选择指数上将会逐渐体现出收敛（下降）状态，最终趋近一致。由此可见，技术选择指数具有较强的地区性以及时期性。
通过上述分析以及对我国各省份技术选择指数的计算，得出了相应的计算均值以及标准差，从计算结果能够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在算数平均水平方面，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化与GDP之间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并且针对不同身份在指数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指数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即技术结构与地区优势之间较为相符，经济水平也较为发达，能够与发展战略理论相吻合。第二，技术选择指数的相关性，1980年以后，各国以及各地区的区域指数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0年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区域发展差距。那时的东部发展已经较为平缓，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西部来说，上升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显，这将使得全国整体经济水平逐渐提升。在标准差变化方面与上述现象较为一致，在八十年代时期，全国各地的技术选择指数均呈现出收敛的趋势，从九十年代起，中部和东部地区都体现出较强的收敛性，但是西部却呈现出发散状态。此种情况将对全国整体的技术选择指数标准差造成直接影响，由此可见，在1984年之后，工业GDP与人均GDP直接的变化较为符合[2]。
第三，从1978年到1984年期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标准差方面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实施“洋跃进”的结果。但是，在工业GDP方面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那时的GDP增长主要动力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业发展方面较差，因此技术选择主要体现农业变化。第二，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西部相比来看并不十分显著，例如福建省。在改革开放实施初期，首先在东部地区实行，而那时的中西部仍然受到政府的引导，进而产生了地区发展差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均GDP收敛而技术选择指数收敛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发展虽然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但是却没有完全消除赶超战略的影响，因此遭到政府冷却的区域却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发展优势，实现后来居上。另外，在人均消费变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某个地区的工业发达并不代表着该地的经济发达，有可能是通过政府的强行扶持体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正是受到这种赶超政策的影响，使得工业收敛、消费不收敛现象产生。 二、经济增长与收敛计量的分析
1.计量方程与变量
在对经济增长与收敛计量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上，通常采用似不相关回归以及纵列数据回归。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由于样本的数量较少，采用后者进行分析将更加能够清楚有效的展示问题。在新古典模型的基础上，计量方程式为：
在该式中，、将人均GDP的增长情况作为因变量，T属于样本期。在该理论中，当处于t时期时，人均GDP系数β1将为负数，即收敛指数。如若β1为负，则代表着该统计是显著的，将不存在β收敛。那么，当其他控制变量融入其中时，则β将发生相反的变化，这时可以称之为β收敛。技术选择指数（TCI）一旦与最优值之间发生了偏离，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TCI将其作为最优值。同时，该数值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改变，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利用了TCI偏离程度与人均GDP相乘后所得到的乘积。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特定的条件下，一旦β2的数值超过0，则代表着TCI与最优水平逐渐偏离的程度加大，进而会使经济增长产生收敛趋势。在上述公式中，常数项C中包括地区特定以及时间特定效应。其中，时间特定效益代表着经济的波动周期以及经济体制实施的各个阶段。在地区特定效应中代表着我国各个省份中地理特征[3]。
2.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样本时间为1981-1999年期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即工业生产过程中，民营经济的比重提升的速度越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随之变快。在技术选择指数 以及GDP交叉项的显著性方面，与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结果一般无二。城镇化的影响为正相关，在单向和双向固定的模型中，人口密度的影响对此产生的反向变化，这一方面有待日后研究中加以深入考察。在具體研究过程中，不但需要对ARI模型进行分析，还应对储蓄率、开放度、通货膨胀以及政府消费等多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在双向固定模型中，劳动力的增长率影响为正相关，这将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当某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时，将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其中[4]。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发展战略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对技术选择指数进行计算和分析，并且以σ收敛的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加以阐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此，本文将采用多种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并且利用纵列数据回归的方式，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做出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李铁峰.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J].当代经济，2016，（36）：138-139.
[2]曹佳.财政分权和官员升迁激励制度影响我国省际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实证分析[D].吉林大学，2016.
[3]谭毅，袁缘.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N].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3，27（01）：15-21.
[4]郭铁民.关于“蛋糕”做大与收入差距扩大的思考──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战略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3，（0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