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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锐减、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提高、银行信贷紧缩和许多依赖出口的企业一样，占世界80%市场份额的中国烟花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今年2月，广东三水烟花仓库发生爆炸事故，承担着中国烟花70%出口量的广东三水、南沙两个港口随即停止了烟花爆竹出口。出于安全的考虑，6月底，上海港也宣布暂停烟花出口。内销有限、出国无门的现实，使众多烟花企业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养活着数千家企业的烟花行业，走到了生存的十字路口。
没有出海口的尴尬处境
虽然，夏天是最不宜存放烟花的季节，但在江西省进贤县李渡烟花厂的12个仓库里依旧堆满了等待出口的烟花。按照往年的惯例，这些烟花中的大部分早在几个月前就应该出现在美国、欧洲、日本或是南美的市场上。由于缺少“出海口”，烟花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大量的积压。
“现在，运输费用增加了三四倍”，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庆茂说，过去从广东、上海出口的烟花，现在只能绕道广西北海港，运费由以前的每柜5000元飙升到现在的两万元。李渡集团是江西省内最大的花炮企业，产品90%以上出口，大型礼花的出口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5%，占整个美国市场的1/3。运费剧增大幅提高了李渡的出口成本，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邓庆茂说，由于北海港的运力有限，每年烟花的运量最多2000柜，而李渡一个企业的年出口量就能达到2000柜。货运瓶颈已经让李渡的烟花积压了五万箱，这个数字恰巧相当于以往李渡集团一年的出口量。和李渡集团一样，江西进贤、上栗、万载，湖南浏阳、醴陵等烟花生产基地的大量烟花出口企业都面临着缺少出海口，有货运不出的困境。同时，受国际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花炮原辅材料也随之大幅度攀升，重要的原材料如纸张、氧化铜、合金等的价格都成倍增长，而烟花爆竹出口退税率则减少了8%，烟花企业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
“举步维艰、遍体鳞伤、雪上加霜”，金信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国珍用这12个字概括了企业面临的现状。作为花炮之乡江西上栗最大的烟花出口企业，截至7月份金信公司的烟花出口量仅相当于往年同期的1/4。卢国珍说，出口退税减少，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已经让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要出口港的封闭更使问题雪上加霜。“七八月份已经进入了烟花欧线出口的高峰，如果发往欧洲的产品不能按时交货，那么企业的资金链很可能面临断裂的危险。”
困境折射出脆弱现状
目前，我国从事烟花爆竹制造出口的企业超过200家，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企业超过6000家，从事烟花爆竹拌药、装填、加工的生产基地(小型加工厂)不计其数。这些企业中，有超过2/3集中在湘赣交界处的浏阳、醴陵、上栗、万载四个县市，形成了巨大的区域经济板块和产业集群，掌握着全球八成的烟花市场。然而，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基地却面临着既无定价权，又无渠道选择权的尴尬。
国家烟花标准委员会观察员卢鑫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国内烟花企业数量增加很快，不少地区把发展烟花爆竹当作招商引资的重点，行业准入的门槛不断降低。烟花企业的迅速增加带来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
邓庆茂说，烟花出口企业的竞争对手都在国内，虽然看上去产业的区域集中度很高，但是企业与企业间，不同省市间的竞争却非常的激烈、残酷。大量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一是靠价格战，二是靠非法出口危险性极大的亮珠和半成品。企业间的内耗和部分企业的不规范操作，让中国烟花始终无法在出口定价上有太多话语权，更加给整个产业造成巨大的政策隐患。
“即使如此，很多企业仍然钟情于出口”，卢鑫说，“这是图个稳妥。虽然出口的利润率只有5%，低于内销的10%，但是由于外国公司一般信誉卓著、实力强劲，花炮出口企业因此资金回笼较快，风险比一年一结款的内销低了很多。”
正是看准这一点，近年来，除了运费之外，各大船运公司开始增加各种名目的额外费用。由于我国烟花出口运输大多采取FOB条款(即由国外买主付款)，买主享有指定船运公司的权力，导致我国的烟花海运基本上被几家海外大船运公司牢牢把持，国内的货主和货运代理在选择货运渠道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同时，承接国内众多烟花出口的货运代理也只有上海华洋一家公司，这使众多烟花企业在渠道选择上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垄断。
出口渠道受制于人，也使烟花产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万载县烟花爆竹商会会长曾小刚说，“以前出口形势好的时候，一直是华洋找我们做出口业务，现在是企业主求船务公司做业务，供求关系已经完全倒置。”
虽然中国烟花产业总体规模巨大，但一盘散沙的现状还是严重地制约了烟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看似红火的烟花出口在宏观政策调整和市场的变动中显得十分脆弱。如今出现的出口危机，不过是多重矛盾积累后的一次总爆发。
寻找持续发展之路
上栗花炮安检局局长陈文生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港已经表示将在9月份重启烟花出口，另外，宁波、厦门等其他港口也开始承担一定的烟花出口业务。但是，由于舱位有限，缺乏危险品出口的管理经验，这些港口能够承担的出口量依旧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卢鑫说，由于今年烟花出口受阻，海外烟花市场缺口剧增，许多大的销售商开始依据合同向中国企业索赔，而中小销售商则被迫提高了收购价格以保证供应。能否尽快解决“出海口”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很多烟花企业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烟花出口企业的诚信和国际形象。
然而，即便解决了出海口，中国烟花行业脆弱的产业现状依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烟花业更需要寻找的是一条升级、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需要有关管理部门从宏观层面上加以引导和调控。
邓庆茂说，虽然花炮产业是湘赣两省四市县支柱产业，但在全国来看经济总量并不大，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有关部门只关心烟花爆竹业的安全问题，又对安全性认识不清，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稍有风吹草动，就“停之而后快”，缺乏科学的管理。“德国最著名的烟花企业能够保证60年无一起安全事故，整个欧洲最主要的烟花进口港汉堡港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烟花产品的爆炸事件。烟花爆竹产业需要的是科学管理，而不是一刀切宣判死刑。”
用关闭港口的办法杜绝事故的管理方式，不仅让中国烟花瞬间失去了出海口，更关键的是，它使整个产业长期处于走走停停、神经紧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烟花企业的资本积累、规模扩张和产业转型。
“烟花业不是只要硬件过关就能上马的项目”卢鑫说，作为一种高危产业，烟花爆竹业对工人的熟练程度和企业的管理经验有着很高的要求，国家在企业准入上必须严把关口。现在，烟花爆竹产业只在生产环节有国家标准，出口、运输、港口存贮等很多方面没有相应的标准和严谨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些环节的完善对于烟花爆竹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企业资质不一、产品质量参差、成本高企、利润率低下、创品牌与新品研发力度不足,中国烟花产业面临的困境，个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善。对此，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和行业规范，主动将产业向组织化、集团化、集约化方向引导，以集中资源，并通过实施标准、规范的管理，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
没有出海口的尴尬处境
虽然，夏天是最不宜存放烟花的季节，但在江西省进贤县李渡烟花厂的12个仓库里依旧堆满了等待出口的烟花。按照往年的惯例，这些烟花中的大部分早在几个月前就应该出现在美国、欧洲、日本或是南美的市场上。由于缺少“出海口”，烟花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大量的积压。
“现在，运输费用增加了三四倍”，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庆茂说，过去从广东、上海出口的烟花，现在只能绕道广西北海港，运费由以前的每柜5000元飙升到现在的两万元。李渡集团是江西省内最大的花炮企业，产品90%以上出口，大型礼花的出口量超过全国总量的15%，占整个美国市场的1/3。运费剧增大幅提高了李渡的出口成本，然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邓庆茂说，由于北海港的运力有限，每年烟花的运量最多2000柜，而李渡一个企业的年出口量就能达到2000柜。货运瓶颈已经让李渡的烟花积压了五万箱，这个数字恰巧相当于以往李渡集团一年的出口量。和李渡集团一样，江西进贤、上栗、万载，湖南浏阳、醴陵等烟花生产基地的大量烟花出口企业都面临着缺少出海口，有货运不出的困境。同时，受国际原材料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花炮原辅材料也随之大幅度攀升，重要的原材料如纸张、氧化铜、合金等的价格都成倍增长，而烟花爆竹出口退税率则减少了8%，烟花企业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
“举步维艰、遍体鳞伤、雪上加霜”，金信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国珍用这12个字概括了企业面临的现状。作为花炮之乡江西上栗最大的烟花出口企业，截至7月份金信公司的烟花出口量仅相当于往年同期的1/4。卢国珍说，出口退税减少，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已经让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要出口港的封闭更使问题雪上加霜。“七八月份已经进入了烟花欧线出口的高峰，如果发往欧洲的产品不能按时交货，那么企业的资金链很可能面临断裂的危险。”
困境折射出脆弱现状
目前，我国从事烟花爆竹制造出口的企业超过200家，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的企业超过6000家，从事烟花爆竹拌药、装填、加工的生产基地(小型加工厂)不计其数。这些企业中，有超过2/3集中在湘赣交界处的浏阳、醴陵、上栗、万载四个县市，形成了巨大的区域经济板块和产业集群，掌握着全球八成的烟花市场。然而，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基地却面临着既无定价权，又无渠道选择权的尴尬。
国家烟花标准委员会观察员卢鑫告诉记者，最近几年，国内烟花企业数量增加很快，不少地区把发展烟花爆竹当作招商引资的重点，行业准入的门槛不断降低。烟花企业的迅速增加带来了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
邓庆茂说，烟花出口企业的竞争对手都在国内，虽然看上去产业的区域集中度很高，但是企业与企业间，不同省市间的竞争却非常的激烈、残酷。大量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一是靠价格战，二是靠非法出口危险性极大的亮珠和半成品。企业间的内耗和部分企业的不规范操作，让中国烟花始终无法在出口定价上有太多话语权，更加给整个产业造成巨大的政策隐患。
“即使如此，很多企业仍然钟情于出口”，卢鑫说，“这是图个稳妥。虽然出口的利润率只有5%，低于内销的10%，但是由于外国公司一般信誉卓著、实力强劲，花炮出口企业因此资金回笼较快，风险比一年一结款的内销低了很多。”
正是看准这一点，近年来，除了运费之外，各大船运公司开始增加各种名目的额外费用。由于我国烟花出口运输大多采取FOB条款(即由国外买主付款)，买主享有指定船运公司的权力，导致我国的烟花海运基本上被几家海外大船运公司牢牢把持，国内的货主和货运代理在选择货运渠道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同时，承接国内众多烟花出口的货运代理也只有上海华洋一家公司，这使众多烟花企业在渠道选择上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垄断。
出口渠道受制于人，也使烟花产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万载县烟花爆竹商会会长曾小刚说，“以前出口形势好的时候，一直是华洋找我们做出口业务，现在是企业主求船务公司做业务，供求关系已经完全倒置。”
虽然中国烟花产业总体规模巨大，但一盘散沙的现状还是严重地制约了烟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看似红火的烟花出口在宏观政策调整和市场的变动中显得十分脆弱。如今出现的出口危机，不过是多重矛盾积累后的一次总爆发。
寻找持续发展之路
上栗花炮安检局局长陈文生告诉记者，目前，上海港已经表示将在9月份重启烟花出口，另外，宁波、厦门等其他港口也开始承担一定的烟花出口业务。但是，由于舱位有限，缺乏危险品出口的管理经验，这些港口能够承担的出口量依旧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卢鑫说，由于今年烟花出口受阻，海外烟花市场缺口剧增，许多大的销售商开始依据合同向中国企业索赔，而中小销售商则被迫提高了收购价格以保证供应。能否尽快解决“出海口”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很多烟花企业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烟花出口企业的诚信和国际形象。
然而，即便解决了出海口，中国烟花行业脆弱的产业现状依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烟花业更需要寻找的是一条升级、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需要有关管理部门从宏观层面上加以引导和调控。
邓庆茂说，虽然花炮产业是湘赣两省四市县支柱产业，但在全国来看经济总量并不大，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有关部门只关心烟花爆竹业的安全问题，又对安全性认识不清，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稍有风吹草动，就“停之而后快”，缺乏科学的管理。“德国最著名的烟花企业能够保证60年无一起安全事故，整个欧洲最主要的烟花进口港汉堡港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烟花产品的爆炸事件。烟花爆竹产业需要的是科学管理，而不是一刀切宣判死刑。”
用关闭港口的办法杜绝事故的管理方式，不仅让中国烟花瞬间失去了出海口，更关键的是，它使整个产业长期处于走走停停、神经紧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烟花企业的资本积累、规模扩张和产业转型。
“烟花业不是只要硬件过关就能上马的项目”卢鑫说，作为一种高危产业，烟花爆竹业对工人的熟练程度和企业的管理经验有着很高的要求，国家在企业准入上必须严把关口。现在，烟花爆竹产业只在生产环节有国家标准，出口、运输、港口存贮等很多方面没有相应的标准和严谨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些环节的完善对于烟花爆竹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企业资质不一、产品质量参差、成本高企、利润率低下、创品牌与新品研发力度不足,中国烟花产业面临的困境，个别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改善。对此，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和行业规范，主动将产业向组织化、集团化、集约化方向引导，以集中资源，并通过实施标准、规范的管理，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