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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耀旗：男，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过知青、营业员、创作员、机关公务员、记者，曾任四平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东北文学》主编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作家》、《萌芽》、《小小说选刊》等杂志发表小说等作品，2009年在《小说月刊》开小说专栏。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岁月那边的远山》，专著《清代满族风情》(合作)，长篇纪实文学《国民党军队派系角逐内幕》(4册)、《国共两党名将名帅婚恋实录》(上、下册)、《绝代政商吕不韦》(上、下册)等、现任吉林省文学院院长。
耀旗先生存文学创作上，小说、评论、随笔、传记、影视文学等无一不长，自任吉林省文学院院长后杂务繁忙，牺牲掉许多创作时间，繁忙之余耀旗院长投入到小小说创作上来，可见他对文学热爱依旧。其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等许多大刊转载，并收入许多权威选本。2009年又在《小说月刊》上开辟专栏，專栏作品转载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可见耀旗院长实力不俗。
本文围绕耀旗院长在《小说月刊》专栏发表的作品展开。
重塑历史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同时这种疼痛也带有遗传属性。言其有遗传属性是因为它造成了中国作家在特殊时期对政治有着非常的敏感和恐惧。若长此以往，这种敏感和恐惧既不利于对“事件发生时”的揭露以期达到引起重视甚至控制的目的，也不利于对既往历史的反思，以求起到总结和借鉴的作用。显然对文革做一番文学式记录应该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耀旗院长既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又是见证者，纵观他近来的小小说创作明显地增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内容和重量。在耀旗院长的作品中，他并没有沿袭一般作家所讲叙的令人厌烦而又常见的暴力过程及场面，而是挖掘那个特殊时代极为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进而对“文革”运动及当事人的人生和命运进行有效地考证，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感悟，得出自己的结论。这足以显示出耀旗院长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以及作家式的特别与深刻。
“文革”无疑是一场全民族“狂欢”式的非理性运动，其文化特征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荒诞。可以说荒诞涌进当时社会的每个角落，这种荒诞的狂欢自然是无知和可笑的，由此引发的后果自然也是无知和可笑的。
《圣宴》所叙述的情节是耀旗院长有意选择在中秋节前一天进行的，工宣队牛队长和马队长决定在中秋节给“黑帮队”包饺子，目的是为有利于“黑帮队”改造。不料原想保密的事情却被公开，牛马两位队长认定出内奸并再三追查，音乐系苏教授出于戏弄顺口便说是阿炳告诉的，于是这两位队长就真派人去找阿炳对证去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类共有的集体意识，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犹为强烈，作为被改造的“黑帮队”就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原本是建设社会的栎梁之才，他们原本可以施展才华，尽享天伦，但此时却被关在监狱似的牛棚里，某种程度连犯人还不如。小说开始就展现出荒诞的迹象。
既然牛马两位队长认定出了内奸，很显然这个“内奸”必定在牛棚附近区域内，可是当得知内奸是阿炳时，想都不想就派人去扬州，这等于没长脑子，可见这样的人不可能帮助“黑帮队”改造什么，但这些人确实是在履行领导改造的职能。这是社会角色的错乱，超出正常思维，其结果必然是荒诞的。
队长一位姓牛，一位姓马，这也是耀旗院长有意安排的，取自“牛头马面”之意，暗含他们才是真鬼。真鬼有一句典型口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结果自己是真鬼尚且不知。在人的世界里，鬼在改造人，这就把荒诞推向极至。
在荒诞中沉淀下来的是人性的真实，两位队长表现出的无知，强横，肆意使用权力。那么作为被改造的苏教授和刘教授呢?他们两位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可贵的人性。
刘教授帮助苏教授打扫女厕所化解了苏教授的尴尬，苏教授陶醉在《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里，改善伙食称之为圣宴，要弄牛马两位队长。从这一系列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互扶持，不忘已长，乐观坚强。虽身为囚徒，仍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人性的珍贵，这种珍贵越放在个人体验较为艰难时越能见其光辉。
苏教授新作一曲，请刘教授润色，这名为《解放进行曲》，实际上是苏教授在得知患癌症晚期，生命要结束时为自己所作的布满凄凉的曲子。苏教授要求刘教授在他火化时演奏，刘教授泪雨纷然。情节较为简单，就这样结束了《解放进行曲》这篇小小说。显然这是《圣宴》的延续。
可以看出两位教授之间既有“同志的信任”，又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情，这既悲壮又感人。信任在那种非常年代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这种珍贵才衬托出当时环境的残酷，正常人际关系的缺失，人们丧失掉基本的情感机能，无疑，此时的信任早已超出它的原本情感功能。惺惺相惜是一种对才华和人格的认可，这种认可可以说是信任的基础上更深的一个层次的情感认同。
布斯说：“故事讲述者最明显的人为技法，就是那种深入情节表面底下，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感情画面的手段。”(布斯《小说修辞学》)如此看来，韩耀旗的这两篇小小说完成了这种创作使命。对这种创作使命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应该是耀旗院长的小小说《命运的装订线》。
《命运的装订线》讲述党员古之光和同事争论到底是苏联兵进东北时坏，还是日本兵进东北时环，结果因此被列入右派名单。上级在审批这一材料时，结论不同意。因为字写得靠近表格的右端，装订时装订线又太靠近左端，于是不同意，变成了同意。二十年后，古之光出狱后为自己洗脱清白，一找材料，落实政策的同志说，领导是不同意的，给你平反没有根据，于他又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在不足七百字的叙述空间里作家叙述完小说情节，可谓简单至极，并且冷静得不带有丝毫个人的情感色彩，但是若要深入到情节里面，读者可以得到震惊，震撼：一个人的命运就被一根细细的现实中存在的装订线改变，这种改变是转折式的，宿命式的，不可逆转式的。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被一根装订线打倒，并且毫无还手之力，那种震惊震撼相当强烈，久久萦绕于心不能抹去。
耀旗院长的“文革”题材小小说是看不见血腥的，但这比能看见血腥要残酷得多，要震撼得多。同时也拓展了小小说的可能性。尽管他专注于那个时代的日常小事，但这些日常小事运用得巧妙，运用得恰当，运用得独特，相信他的作品一样会成为诠释那个时代的权威注解之一的。
触摸人性的纹理
人性作为人与生俱有的东西，可谓根深蒂固，时时刻刻都附着在人的肉体内，灵魂里，如气味一样看不见，但又可以知晓它的存在。气味不稳定，可以随风随雨飘散，人性却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它只会时隐时现，不管是隐是现它终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人性虽然稳定，但是社会形态的不同会把人性不同的侧面挤压出来，从而使得人性的某一特性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当然这只是某一个时期的特征。当今社会是商品高度 繁荣的社会，商品社会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易，并且这种交易无处不在，无时不闪烁在人的心灵深处。在商品社会交易这个根本属性的外围有着许多其它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是交易这一属性的敷生物。占有意识是交易属性的敷生物之一，当今的这种敷生物在交易过程中得到空前膨胀。这时人性中的占有意识就凸现出来，尤为显眼，这时占有者就是强者，强者就要占有弱者，就要不可避免地践踏人性。
耀旗院长的部分小小说是城市题材的，大城市是商品交易发展的产物，所以大城市里强者弱者分界线相对分明，践踏人性的现象就多不胜数。所以他的小小说就直接通过情节面向命运，讨伐践踏人性者，就产生了恶。
按摩女马丽娜是“偏午的太阳，联人”，成为了被占有的对象，吴老板只让马丽娜按摩了两次，就“拿下了”她，“今后就让吴老板一个人糟蹋了”。(《按摩女王》)这里两个人的可供交易的东西差距相当大，吴老板占有“这座城市房地產的四分一”，马丽娜只不过占按摩技术，显然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结果吴老板占有了马丽娜。
过上等人的生活，是人性的要求，也就是人的本能。这是无可厚非的。可问题是其前提是要占有一定量的可供交易的东西。可是当部分人占不到时就要依附占有者。这也表明交易在弱者面前的脆弱性，人的所谓的堕落的根源就此找到。马丽娜只给吴老板按摩两次不就被拿下了吗?
人一旦被占有就不可能自由，就要被操控。不自由，被操控是缚束人性的，这就要也应该产生是是非非，马丽娜同样逃离不了这样的是是非非。
为了让昊老板满意，准确地说是为了保住她通过交易得来的上等人生活。她不得不再学按摩技术，精益求精。可是向谁学呢?吴老板给她指出一条出路。马丽娜按照吴老板的指示向马思懿学习，结果马思懿是吴老板的前妻。昊老板的前妻为了给吴老板按摩，指尖都尖如竹笋，可以想像一下马思懿当年的艰难和现在的悲惨，那么马思懿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此笔者情愿理解成为是为了保住曾有的交易成果，即上等人样板式的家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交易的价值。
面对吴老板的前妻，“马丽娜像艘木船似的停在那里”。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它写出了马丽娜被践踏后神态，可见她受到的打击的严重程度。就此再想像一下吴老板，他在做什么，他又是什么神态呢?这样一想，效果通过对比就很容易出现，并且想像的空间在无限地加大，想像空间越大就能越能感觉到对人性的践踏的可怕。
被践踏得最可怕的恐怕要属春桃，春桃因为得性病把子宫切除了。(《乡村的最后一位美女》)春桃是乡村里的一位除有些姿色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她只有通过身体交易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她自身贬值的速度就会加快。交易在城乡不对等的情况下可显示它无所不摧的肆意性，那么它越肆意，被占有者就越不值重视。春桃最后连乡村二流子都嫌弃她，可悲的是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她的命运的最后走向显然是悲剧的，她的身体结构因交易而残缺不全，她的尊严因交易而荡然无存，她等同于一般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交易原本是社会经济领域里的根本属性，政治权力原本是帮助维持交易属性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但是在政治制度缺乏监督的社会里，政治权力也被用来交易。这种交易同样带有占有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是以牺牲更多的可供交易的东西为代价的。角逐起来更有戏剧性。戏剧性的背后是社会秩序变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后果会产生更多的恶，也更可怕。
吴老板的老鼠和那串老鼠一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他存心里骂道：“操他妈的，谁在那儿让我出丑?”(《鼠年风筝》)大家只是在一起放风筝娱乐，但吴老板就因为自己相当富有，风筝比别人差就这样失去素质，其原因表明他占有的财富，也就是可供交换的东西比别人多，要时时刻刻表明他是强者。这样的要求必然要产生戏剧性的故事，因为放风筝的较劲的背后要有很多较量。果然他回去后下属行动起来，做了一个更大的风筝。可吴老板再次放风筝时却遇到了工商局孟局长在放风筝。吴老板无奈地说：“局长，你放这个(指猫风筝)，我们哪敢放那个(指鼠风筝)。”结果孟局长说：“你不放那个，我这个还有什么意思?放!放!”最后，吴老板和欧阳主任手舞足蹈地忙活起来。
应该说，这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尊严践踏，但细想想，吴老板作为大量财富拥有者在孟局长面前不得不放，放时还要显出快乐的样子，这可以说他积累起来的看似可以交换的东西此时已显示不出多少交换的价值了，这比直接践踏尊严还要严重，因为吴老板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顷刻间就化为乌有。
这表明在权力面前一切都要听从调遣，权力才是力大无穷的，这就回到汉民族“官本位”这个久远而又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上来。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用到此处应该说是很恰当的，因此耀旗院长的小小说的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语言的穿透力
先锋文学浪潮过后，当代作家狂热地追求写作技术的热度已经锐减，很多作家都在向传统回归，偶尔露出一些技术就显得有些羞涩。其实这大可不必，写作技术是随着文学作品不断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从属于文学作品，只要恰当就是“好家伙”。
语言是文学作品最基础的建筑材料，语言运用得是否得当，最能检验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也是一篇(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检测标准之一。
相同类型的语言充斥全篇就是语言的狂欢，一旦呈现出狂态，那么这篇作品就可能走火入魔。纵观耀旗院长的小小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小小说看起来很朴实，似乎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话都很守规矩。但若细细品来还是会发现他在悄悄地使用了一些技术性手段，只是相对于整篇来说显得隐而不露，恰到好处。
现在看一下耀旗院长的一些语言。
汪曾棋认为，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和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存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教室里鸦雀无声，儿子升升的声音像鸽哨一样悦耳动听。作为妈妈，王欣一直处在亢奋激动之中。”(《童话与理想》)这句话位于这篇小说的第一句。细读这句话可以发现这句话简洁流畅，形象细致地写出王欣因为儿子受到表扬肘情形。这句话长短交错，多用汉语的四字格，声韵声调和谐上耳，极富节奏感。这种悠扬婉转的语言，为小说增添了动人的风采，读者又从中领略了小说语言的魅力，感受到了白话文写作的诱人风貌，同时为后文形成的反差早早地做好铺垫。
我们说的“四大厉害”是：天琴湾的狗，黄书记的某，东广场的交警，马丽娜的手。(《按摩女王》)这句话显然是原生态的民间顺口溜式语言。这种语言指向性很清晰，很准确，同样具有汪老所说的语言奥秘。若这句话存在的意义，那就是马丽娜的手按摩如此有名，可是吴老板还是不满意，这要么是吴老板难伺候，要么是他有意安 排马丽娜与他的前妻见面，若是有意安排，他就是在无情地戏要这两位女性，以此可以看出这两位女性只不过是吴老板开心和泻欲的工具。吴老板通过占有可交换的东西多，直接把人变成动物，这直接指向了小说的中心。
作家在使用语言时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很多时候都对语言的非常规使用，因此文学语言出现了许多形式的变形。在这种形似披沙拣金的语言操作中，作家力图挖掘语言的潜力，展示语言的多方向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奇制胜，给读者带来一片未曾体验过的世界。
“阳光瓦亮，云淡气爽，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站在晴朗里，平常在楼里见不着几个人，今天聚在一起，却多如蚁动。”(《缺德的口香糖》)这句话运用通感的修辞方法，不但把晴朗写得有空间感，还让读者想到了人在阳光下投射的阴影，晴朗越足，阴影就会越重，这就把城市里人的城市病衬托出来。
“‘呵吣’一声，已经服软的口香糖带领一些唾液。从范晨晨的嘴里跑出来。范晨展清楚地看见，口香糖勇往直前地落在斜对座一名男士的右面颊上。”(《缺德的口香糖》)这句话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把口香糖被喷出来不由自主的状态写得很传神。标致性词语当然是“服软”和“勇往直前”。“服软”一词有着特殊用途，这本是用来写人不情愿违背自己意志的，此处用在口香糖上暗示了吃口香糖的人们的人性在城市中一直被无情地咀嚼着。一旦得到的释放将是无序的，病态的。
以上举例的语言较为个性化，相比之下其它语言就显得大众化。大众化是否意味着作家的平庸呢?显然不是。个性化语言与大众化语言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个性化语言一直处于大众化语言的对抗位置上。大众化语言相对稳定，不以作家意志为转移。因此作家必需要考虑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如何能被大众化语言所容忍。
也许是孙丫在屋里看见来客人了，跛足的她用舞蹈般的步伐走出来迎接德龙和二狗。靠近的时候德龙看清楚了孙丫是单眼皮儿……(《乡村的最后一位美女》)省略部分都是大众化语言。这些大众化语言简单直接地写出德龙看见孙丫是单眼皮后的感觉很差。他的感觉差到何种程度呢?细品举例这一句就可以想像出来。举例这句显然是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平常走路像舞蹈，让人发笑，却极为形象。二流子似的德龙想看美女，结果想必不言自明，失望至极。这句个性化的比喻句放于段首，其它大众化的语言起到反衬的作用，有力地烘托起这句个性化语言。二者得以和谐共生，这显示出耀旗院长做为一个作家调动语言的深厚功力。
人类因为房屋而定居下来，时至今日，建筑材料已经相对固定，但人类的建筑物却是千变万化，精美绝伦。语言对作家就如建筑材料对建筑者的作用，建筑者不可能不重视建筑材料，所以作家不可能不重視语言。在此可以真诚并负责地说，耀旗院长是一位合格的文学建筑者!
耀旗先生存文学创作上，小说、评论、随笔、传记、影视文学等无一不长，自任吉林省文学院院长后杂务繁忙，牺牲掉许多创作时间，繁忙之余耀旗院长投入到小小说创作上来，可见他对文学热爱依旧。其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等许多大刊转载，并收入许多权威选本。2009年又在《小说月刊》上开辟专栏，專栏作品转载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可见耀旗院长实力不俗。
本文围绕耀旗院长在《小说月刊》专栏发表的作品展开。
重塑历史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疼痛是刻骨铭心的，同时这种疼痛也带有遗传属性。言其有遗传属性是因为它造成了中国作家在特殊时期对政治有着非常的敏感和恐惧。若长此以往，这种敏感和恐惧既不利于对“事件发生时”的揭露以期达到引起重视甚至控制的目的，也不利于对既往历史的反思，以求起到总结和借鉴的作用。显然对文革做一番文学式记录应该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耀旗院长既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又是见证者，纵观他近来的小小说创作明显地增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内容和重量。在耀旗院长的作品中，他并没有沿袭一般作家所讲叙的令人厌烦而又常见的暴力过程及场面，而是挖掘那个特殊时代极为平常的日常生活细节，进而对“文革”运动及当事人的人生和命运进行有效地考证，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感悟，得出自己的结论。这足以显示出耀旗院长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以及作家式的特别与深刻。
“文革”无疑是一场全民族“狂欢”式的非理性运动，其文化特征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荒诞。可以说荒诞涌进当时社会的每个角落，这种荒诞的狂欢自然是无知和可笑的，由此引发的后果自然也是无知和可笑的。
《圣宴》所叙述的情节是耀旗院长有意选择在中秋节前一天进行的，工宣队牛队长和马队长决定在中秋节给“黑帮队”包饺子，目的是为有利于“黑帮队”改造。不料原想保密的事情却被公开，牛马两位队长认定出内奸并再三追查，音乐系苏教授出于戏弄顺口便说是阿炳告诉的，于是这两位队长就真派人去找阿炳对证去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类共有的集体意识，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犹为强烈，作为被改造的“黑帮队”就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原本是建设社会的栎梁之才，他们原本可以施展才华，尽享天伦，但此时却被关在监狱似的牛棚里，某种程度连犯人还不如。小说开始就展现出荒诞的迹象。
既然牛马两位队长认定出了内奸，很显然这个“内奸”必定在牛棚附近区域内，可是当得知内奸是阿炳时，想都不想就派人去扬州，这等于没长脑子，可见这样的人不可能帮助“黑帮队”改造什么，但这些人确实是在履行领导改造的职能。这是社会角色的错乱，超出正常思维，其结果必然是荒诞的。
队长一位姓牛，一位姓马，这也是耀旗院长有意安排的，取自“牛头马面”之意，暗含他们才是真鬼。真鬼有一句典型口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结果自己是真鬼尚且不知。在人的世界里，鬼在改造人，这就把荒诞推向极至。
在荒诞中沉淀下来的是人性的真实，两位队长表现出的无知，强横，肆意使用权力。那么作为被改造的苏教授和刘教授呢?他们两位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可贵的人性。
刘教授帮助苏教授打扫女厕所化解了苏教授的尴尬，苏教授陶醉在《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里，改善伙食称之为圣宴，要弄牛马两位队长。从这一系列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互扶持，不忘已长，乐观坚强。虽身为囚徒，仍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人性的珍贵，这种珍贵越放在个人体验较为艰难时越能见其光辉。
苏教授新作一曲，请刘教授润色，这名为《解放进行曲》，实际上是苏教授在得知患癌症晚期，生命要结束时为自己所作的布满凄凉的曲子。苏教授要求刘教授在他火化时演奏，刘教授泪雨纷然。情节较为简单，就这样结束了《解放进行曲》这篇小小说。显然这是《圣宴》的延续。
可以看出两位教授之间既有“同志的信任”，又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情，这既悲壮又感人。信任在那种非常年代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这种珍贵才衬托出当时环境的残酷，正常人际关系的缺失，人们丧失掉基本的情感机能，无疑，此时的信任早已超出它的原本情感功能。惺惺相惜是一种对才华和人格的认可，这种认可可以说是信任的基础上更深的一个层次的情感认同。
布斯说：“故事讲述者最明显的人为技法，就是那种深入情节表面底下，去求得确实可信的人物思想感情画面的手段。”(布斯《小说修辞学》)如此看来，韩耀旗的这两篇小小说完成了这种创作使命。对这种创作使命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应该是耀旗院长的小小说《命运的装订线》。
《命运的装订线》讲述党员古之光和同事争论到底是苏联兵进东北时坏，还是日本兵进东北时环，结果因此被列入右派名单。上级在审批这一材料时，结论不同意。因为字写得靠近表格的右端，装订时装订线又太靠近左端，于是不同意，变成了同意。二十年后，古之光出狱后为自己洗脱清白，一找材料，落实政策的同志说，领导是不同意的，给你平反没有根据，于他又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在不足七百字的叙述空间里作家叙述完小说情节，可谓简单至极，并且冷静得不带有丝毫个人的情感色彩，但是若要深入到情节里面，读者可以得到震惊，震撼：一个人的命运就被一根细细的现实中存在的装订线改变，这种改变是转折式的，宿命式的，不可逆转式的。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被一根装订线打倒，并且毫无还手之力，那种震惊震撼相当强烈，久久萦绕于心不能抹去。
耀旗院长的“文革”题材小小说是看不见血腥的，但这比能看见血腥要残酷得多，要震撼得多。同时也拓展了小小说的可能性。尽管他专注于那个时代的日常小事，但这些日常小事运用得巧妙，运用得恰当，运用得独特，相信他的作品一样会成为诠释那个时代的权威注解之一的。
触摸人性的纹理
人性作为人与生俱有的东西，可谓根深蒂固，时时刻刻都附着在人的肉体内，灵魂里，如气味一样看不见，但又可以知晓它的存在。气味不稳定，可以随风随雨飘散，人性却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它只会时隐时现，不管是隐是现它终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人性虽然稳定，但是社会形态的不同会把人性不同的侧面挤压出来，从而使得人性的某一特性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当然这只是某一个时期的特征。当今社会是商品高度 繁荣的社会，商品社会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易，并且这种交易无处不在，无时不闪烁在人的心灵深处。在商品社会交易这个根本属性的外围有着许多其它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是交易这一属性的敷生物。占有意识是交易属性的敷生物之一，当今的这种敷生物在交易过程中得到空前膨胀。这时人性中的占有意识就凸现出来，尤为显眼，这时占有者就是强者，强者就要占有弱者，就要不可避免地践踏人性。
耀旗院长的部分小小说是城市题材的，大城市是商品交易发展的产物，所以大城市里强者弱者分界线相对分明，践踏人性的现象就多不胜数。所以他的小小说就直接通过情节面向命运，讨伐践踏人性者，就产生了恶。
按摩女马丽娜是“偏午的太阳，联人”，成为了被占有的对象，吴老板只让马丽娜按摩了两次，就“拿下了”她，“今后就让吴老板一个人糟蹋了”。(《按摩女王》)这里两个人的可供交易的东西差距相当大，吴老板占有“这座城市房地產的四分一”，马丽娜只不过占按摩技术，显然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结果吴老板占有了马丽娜。
过上等人的生活，是人性的要求，也就是人的本能。这是无可厚非的。可问题是其前提是要占有一定量的可供交易的东西。可是当部分人占不到时就要依附占有者。这也表明交易在弱者面前的脆弱性，人的所谓的堕落的根源就此找到。马丽娜只给吴老板按摩两次不就被拿下了吗?
人一旦被占有就不可能自由，就要被操控。不自由，被操控是缚束人性的，这就要也应该产生是是非非，马丽娜同样逃离不了这样的是是非非。
为了让昊老板满意，准确地说是为了保住她通过交易得来的上等人生活。她不得不再学按摩技术，精益求精。可是向谁学呢?吴老板给她指出一条出路。马丽娜按照吴老板的指示向马思懿学习，结果马思懿是吴老板的前妻。昊老板的前妻为了给吴老板按摩，指尖都尖如竹笋，可以想像一下马思懿当年的艰难和现在的悲惨，那么马思懿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此笔者情愿理解成为是为了保住曾有的交易成果，即上等人样板式的家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交易的价值。
面对吴老板的前妻，“马丽娜像艘木船似的停在那里”。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它写出了马丽娜被践踏后神态，可见她受到的打击的严重程度。就此再想像一下吴老板，他在做什么，他又是什么神态呢?这样一想，效果通过对比就很容易出现，并且想像的空间在无限地加大，想像空间越大就能越能感觉到对人性的践踏的可怕。
被践踏得最可怕的恐怕要属春桃，春桃因为得性病把子宫切除了。(《乡村的最后一位美女》)春桃是乡村里的一位除有些姿色外一无所有的女性。她只有通过身体交易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她自身贬值的速度就会加快。交易在城乡不对等的情况下可显示它无所不摧的肆意性，那么它越肆意，被占有者就越不值重视。春桃最后连乡村二流子都嫌弃她，可悲的是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她的命运的最后走向显然是悲剧的，她的身体结构因交易而残缺不全，她的尊严因交易而荡然无存，她等同于一般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
交易原本是社会经济领域里的根本属性，政治权力原本是帮助维持交易属性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但是在政治制度缺乏监督的社会里，政治权力也被用来交易。这种交易同样带有占有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是以牺牲更多的可供交易的东西为代价的。角逐起来更有戏剧性。戏剧性的背后是社会秩序变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后果会产生更多的恶，也更可怕。
吴老板的老鼠和那串老鼠一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他存心里骂道：“操他妈的，谁在那儿让我出丑?”(《鼠年风筝》)大家只是在一起放风筝娱乐，但吴老板就因为自己相当富有，风筝比别人差就这样失去素质，其原因表明他占有的财富，也就是可供交换的东西比别人多，要时时刻刻表明他是强者。这样的要求必然要产生戏剧性的故事，因为放风筝的较劲的背后要有很多较量。果然他回去后下属行动起来，做了一个更大的风筝。可吴老板再次放风筝时却遇到了工商局孟局长在放风筝。吴老板无奈地说：“局长，你放这个(指猫风筝)，我们哪敢放那个(指鼠风筝)。”结果孟局长说：“你不放那个，我这个还有什么意思?放!放!”最后，吴老板和欧阳主任手舞足蹈地忙活起来。
应该说，这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尊严践踏，但细想想，吴老板作为大量财富拥有者在孟局长面前不得不放，放时还要显出快乐的样子，这可以说他积累起来的看似可以交换的东西此时已显示不出多少交换的价值了，这比直接践踏尊严还要严重，因为吴老板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顷刻间就化为乌有。
这表明在权力面前一切都要听从调遣，权力才是力大无穷的，这就回到汉民族“官本位”这个久远而又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上来。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用到此处应该说是很恰当的，因此耀旗院长的小小说的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语言的穿透力
先锋文学浪潮过后，当代作家狂热地追求写作技术的热度已经锐减，很多作家都在向传统回归，偶尔露出一些技术就显得有些羞涩。其实这大可不必，写作技术是随着文学作品不断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从属于文学作品，只要恰当就是“好家伙”。
语言是文学作品最基础的建筑材料，语言运用得是否得当，最能检验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也是一篇(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检测标准之一。
相同类型的语言充斥全篇就是语言的狂欢，一旦呈现出狂态，那么这篇作品就可能走火入魔。纵观耀旗院长的小小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的小小说看起来很朴实，似乎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话都很守规矩。但若细细品来还是会发现他在悄悄地使用了一些技术性手段，只是相对于整篇来说显得隐而不露，恰到好处。
现在看一下耀旗院长的一些语言。
汪曾棋认为，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和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存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教室里鸦雀无声，儿子升升的声音像鸽哨一样悦耳动听。作为妈妈，王欣一直处在亢奋激动之中。”(《童话与理想》)这句话位于这篇小说的第一句。细读这句话可以发现这句话简洁流畅，形象细致地写出王欣因为儿子受到表扬肘情形。这句话长短交错，多用汉语的四字格，声韵声调和谐上耳，极富节奏感。这种悠扬婉转的语言，为小说增添了动人的风采，读者又从中领略了小说语言的魅力，感受到了白话文写作的诱人风貌，同时为后文形成的反差早早地做好铺垫。
我们说的“四大厉害”是：天琴湾的狗，黄书记的某，东广场的交警，马丽娜的手。(《按摩女王》)这句话显然是原生态的民间顺口溜式语言。这种语言指向性很清晰，很准确，同样具有汪老所说的语言奥秘。若这句话存在的意义，那就是马丽娜的手按摩如此有名，可是吴老板还是不满意，这要么是吴老板难伺候，要么是他有意安 排马丽娜与他的前妻见面，若是有意安排，他就是在无情地戏要这两位女性，以此可以看出这两位女性只不过是吴老板开心和泻欲的工具。吴老板通过占有可交换的东西多，直接把人变成动物，这直接指向了小说的中心。
作家在使用语言时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很多时候都对语言的非常规使用，因此文学语言出现了许多形式的变形。在这种形似披沙拣金的语言操作中，作家力图挖掘语言的潜力，展示语言的多方向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奇制胜，给读者带来一片未曾体验过的世界。
“阳光瓦亮，云淡气爽，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站在晴朗里，平常在楼里见不着几个人，今天聚在一起，却多如蚁动。”(《缺德的口香糖》)这句话运用通感的修辞方法，不但把晴朗写得有空间感，还让读者想到了人在阳光下投射的阴影，晴朗越足，阴影就会越重，这就把城市里人的城市病衬托出来。
“‘呵吣’一声，已经服软的口香糖带领一些唾液。从范晨晨的嘴里跑出来。范晨展清楚地看见，口香糖勇往直前地落在斜对座一名男士的右面颊上。”(《缺德的口香糖》)这句话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把口香糖被喷出来不由自主的状态写得很传神。标致性词语当然是“服软”和“勇往直前”。“服软”一词有着特殊用途，这本是用来写人不情愿违背自己意志的，此处用在口香糖上暗示了吃口香糖的人们的人性在城市中一直被无情地咀嚼着。一旦得到的释放将是无序的，病态的。
以上举例的语言较为个性化，相比之下其它语言就显得大众化。大众化是否意味着作家的平庸呢?显然不是。个性化语言与大众化语言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个性化语言一直处于大众化语言的对抗位置上。大众化语言相对稳定，不以作家意志为转移。因此作家必需要考虑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如何能被大众化语言所容忍。
也许是孙丫在屋里看见来客人了，跛足的她用舞蹈般的步伐走出来迎接德龙和二狗。靠近的时候德龙看清楚了孙丫是单眼皮儿……(《乡村的最后一位美女》)省略部分都是大众化语言。这些大众化语言简单直接地写出德龙看见孙丫是单眼皮后的感觉很差。他的感觉差到何种程度呢?细品举例这一句就可以想像出来。举例这句显然是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平常走路像舞蹈，让人发笑，却极为形象。二流子似的德龙想看美女，结果想必不言自明，失望至极。这句个性化的比喻句放于段首，其它大众化的语言起到反衬的作用，有力地烘托起这句个性化语言。二者得以和谐共生，这显示出耀旗院长做为一个作家调动语言的深厚功力。
人类因为房屋而定居下来，时至今日，建筑材料已经相对固定，但人类的建筑物却是千变万化，精美绝伦。语言对作家就如建筑材料对建筑者的作用，建筑者不可能不重视建筑材料，所以作家不可能不重視语言。在此可以真诚并负责地说，耀旗院长是一位合格的文学建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