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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一些权威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日益枯竭，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本文就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进行了探讨，提出刘易斯拐点需中国化。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1989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从此中国出现了农民工一词。然而，从2004年开始，除了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短暂的失业潮和农民工返乡现象之外，几乎每年沿海省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之后开始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抢工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在用工荒出现的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仍有1.3亿的剩余劳动力仍未转移，这一矛盾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
一、刘易斯拐点
拐点理论是由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该理论解释了在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如何保持工资低水平。该理论出现之后，被用来解释日本、韓国及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发展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长期不变且维持在低水平上。然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农业部门工资开始趋近于工业部门，此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城市部门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这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于5月21日表示，中国曾经历过近30年的节俭悖论，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消费占比从2010年的49.1%左右到2015年的51.6%，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节俭悖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了，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正在发生，两者叠加下，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将出现反转。过去30年间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创下了人类历史上人口迁徙之最。如今中国已触及刘易斯拐点，看似无限供给的民工潮即将结束，涌向城市的人潮渐渐消失，人口和生产红利逐步放缓，直至变成负值。
蔡昉等人是最先研究刘易斯拐点的中国学者，他认为：用工荒和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其本质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更进一步指出2016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GDP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平均增速9.8%放缓至6.1%，这其中劳动力供给的不断缩减正是其主要因素。对此观点学术界不少人表示支持，并作出了相应的研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王诚表示目前所谓出现的刘易斯拐点只是准刘易斯拐点，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并没有结束。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决定了刘易斯拐点不会在中国出现，我国现阶段一些所谓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只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笔者认为，刘易斯拐点不能简单地看工资是不是上涨了，用工是不是有缺口了。除此之外，刘易斯拐点还应有两条检验标准：一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二是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渐趋近，城乡工资差距缩小，劳动力转移动力减少，城市部门必须提高薪酬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
首先，从是否实现充分就业说起。从农民工这一词来看，或许可以理解是半农民半工人，如果把农民看作做定语，工作为主语，可能工的程度要大一点。但很显然的是我们大多数农民工属于候鸟性流动。如果再具体一点，表面看民工年年荒，其实只是春节才荒。春节期间，大多数农民工都会选择返乡过节，还有可能会考虑换个地方寻求相对更高的工资，而此时工厂已经准备要开工生产了，供需出现严重不匹配，当然会出现用工荒现象。而随之春节的接受，农民工大量外出之后，用工荒的工厂可以很快找到工人，用工荒的状况就不存在了。而且用工荒中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国多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青壮年劳动力总量下降，再加上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本来总量已经减少的劳动力中又有一部分不愿意进入农民工序列，对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肩负着更重的家庭责任，且没有更多的劳动技能，只能选择继续进城务工，而一些工厂在招工时更倾向于选择青壮年劳动力，甚至在招工时明确提出只招青壮年，这就会出现结构性供需矛盾。
其次，再来看我们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否逼近工业部门。我们看几个数据，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9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为1.2642万美元，而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2886美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为107761.93元，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3564.19元。这些数据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我国工农两部门劳动生产率依然相差胜多。我们知道生产率的提高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GDP的0.6%，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1%，发达国家为4%；而转化运用的只有40%。这就不难看出我们的农业生产率得不到显著提高的原因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以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该理论直接套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大多不能转化为市民，而是成为农民工，这也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将导致我们的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同时，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环境较差，城市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很多农民工十几岁离乡投身城市的产业工人，二三十年后却依然不能在城市落户。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三、刘易斯拐点需中国化
影响农民工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也就是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敢真正的脱离农村，潜在的进城务工人员也会在做出选择时犹豫，因为在城市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选择将家人留在家乡，家庭的牵绊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会在一定阶段下返回家乡。我们可以尝试将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让农民工及其家人享受到更加公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以更加人性化的态度对待这一群体，而非仅仅将他们视为城市发展的工具。就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大特征——劳动力的短缺来讲，人口红利确实是以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没有哪一个是单纯的依靠人口红利。因此，我们无须留恋低工资的人口红利，应将人口红利消失作为倒逼机制，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中国经济放缓，这是肯定的，我们要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如果要继续向前迈进，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就需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高城市化率这个指标，同时，要大力发展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不是仅仅依靠把农民从农田转移到低端的工业岗位。
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目的应该是如何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而非追求单纯的数字指标或是某一社会现象是否出现，我们不必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恐慌，应该结合中国实际来正确看待这一拐点，并寻求对策顺利度过这一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简言之，刘易斯拐点需中国化。
参考文献：
[1]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J].2005（6）.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J]. 2010（4）.
作者简介：牛丽涛（1992—），女，山西高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1989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从此中国出现了农民工一词。然而，从2004年开始，除了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短暂的失业潮和农民工返乡现象之外，几乎每年沿海省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荒，之后开始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抢工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在用工荒出现的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仍有1.3亿的剩余劳动力仍未转移，这一矛盾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
一、刘易斯拐点
拐点理论是由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该理论解释了在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如何保持工资低水平。该理论出现之后，被用来解释日本、韓国及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发展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长期不变且维持在低水平上。然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农业部门工资开始趋近于工业部门，此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城市部门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这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于5月21日表示，中国曾经历过近30年的节俭悖论，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消费占比从2010年的49.1%左右到2015年的51.6%，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节俭悖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了，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正在发生，两者叠加下，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将出现反转。过去30年间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创下了人类历史上人口迁徙之最。如今中国已触及刘易斯拐点，看似无限供给的民工潮即将结束，涌向城市的人潮渐渐消失，人口和生产红利逐步放缓，直至变成负值。
蔡昉等人是最先研究刘易斯拐点的中国学者，他认为：用工荒和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其本质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更进一步指出2016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GDP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平均增速9.8%放缓至6.1%，这其中劳动力供给的不断缩减正是其主要因素。对此观点学术界不少人表示支持，并作出了相应的研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王诚表示目前所谓出现的刘易斯拐点只是准刘易斯拐点，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并没有结束。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决定了刘易斯拐点不会在中国出现，我国现阶段一些所谓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只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刘易斯拐点
笔者认为，刘易斯拐点不能简单地看工资是不是上涨了，用工是不是有缺口了。除此之外，刘易斯拐点还应有两条检验标准：一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已实现了充分就业，二是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渐趋近，城乡工资差距缩小，劳动力转移动力减少，城市部门必须提高薪酬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
首先，从是否实现充分就业说起。从农民工这一词来看，或许可以理解是半农民半工人，如果把农民看作做定语，工作为主语，可能工的程度要大一点。但很显然的是我们大多数农民工属于候鸟性流动。如果再具体一点，表面看民工年年荒，其实只是春节才荒。春节期间，大多数农民工都会选择返乡过节，还有可能会考虑换个地方寻求相对更高的工资，而此时工厂已经准备要开工生产了，供需出现严重不匹配，当然会出现用工荒现象。而随之春节的接受，农民工大量外出之后，用工荒的工厂可以很快找到工人，用工荒的状况就不存在了。而且用工荒中年龄结构性问题突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国多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青壮年劳动力总量下降，再加上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本来总量已经减少的劳动力中又有一部分不愿意进入农民工序列，对于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肩负着更重的家庭责任，且没有更多的劳动技能，只能选择继续进城务工，而一些工厂在招工时更倾向于选择青壮年劳动力，甚至在招工时明确提出只招青壮年，这就会出现结构性供需矛盾。
其次，再来看我们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否逼近工业部门。我们看几个数据，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9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为1.2642万美元，而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2886美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为107761.93元，农业劳动生产率为23564.19元。这些数据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我国工农两部门劳动生产率依然相差胜多。我们知道生产率的提高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GDP的0.6%，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1%，发达国家为4%；而转化运用的只有40%。这就不难看出我们的农业生产率得不到显著提高的原因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以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该理论直接套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农民大多不能转化为市民，而是成为农民工，这也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将导致我们的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同时，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环境较差，城市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很多农民工十几岁离乡投身城市的产业工人，二三十年后却依然不能在城市落户。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三、刘易斯拐点需中国化
影响农民工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也就是城乡两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敢真正的脱离农村，潜在的进城务工人员也会在做出选择时犹豫，因为在城市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选择将家人留在家乡，家庭的牵绊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工会在一定阶段下返回家乡。我们可以尝试将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让农民工及其家人享受到更加公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以更加人性化的态度对待这一群体，而非仅仅将他们视为城市发展的工具。就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大特征——劳动力的短缺来讲，人口红利确实是以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没有哪一个是单纯的依靠人口红利。因此，我们无须留恋低工资的人口红利，应将人口红利消失作为倒逼机制，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中国经济放缓，这是肯定的，我们要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如果要继续向前迈进，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就需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高城市化率这个指标，同时，要大力发展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不是仅仅依靠把农民从农田转移到低端的工业岗位。
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目的应该是如何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而非追求单纯的数字指标或是某一社会现象是否出现，我们不必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恐慌，应该结合中国实际来正确看待这一拐点，并寻求对策顺利度过这一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简言之，刘易斯拐点需中国化。
参考文献：
[1]王诚.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国人口科学[J].2005（6）.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J]. 2010（4）.
作者简介：牛丽涛（1992—），女，山西高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