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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瓷类玉，秘色光润
在瓷器的进化时间轴上，青釉是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为丰富的釉色。它的萌芽，最早可上溯到商周时期。究其原因，也许是铁元素在自然界中实在太常见——胎釉中往往富含氧化铁，又机缘巧合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了还原反应，这就是瓷器上那一抹青色的最初起源。据研究，这些早期瓷器虽然杂质较多，釉色也不稳定，但已基本具备了瓷器的特征，后世称之为原始青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制瓷技艺不断提升，瓷土淘洗更加精细，窑炉的改进使烧造温度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一带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燃料，因此出现了众多窑口。东汉年间，位于今浙江上林湖一带的越窑产出了达到现代标准的成熟瓷器，故越窑青瓷被后世称为“母亲瓷”。
自东汉至南宋初，越窑长盛不衰，在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三国到魏晋时期，越窑所产青瓷多为日用品和随葬品，诸如碗盘、烛台、虎子、熏炉、水盂等，装饰细腻而且紧跟潮流。晋代，瓯越地区（今浙江温州一带）所产青瓷被称为“缥瓷”。缥，原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青瓷的颜色与缥相似，故借缥以名瓷。在西晋文学家潘岳的《笙赋》中，便有“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的句子。
到了唐、五代时期，瓷器烧制技艺日臻成熟，人们发明了将胚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的装烧法，从而使产品器形端正、胎体轻薄、胎质细腻、釉色晶莹，成品品质大为提高。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系与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系双峰并峙，“南青北白”遂成定局。
晚唐的雅士们特别会玩，用茶杯击瓯作乐，“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温庭筠《郭处士击瓯歌》诗云：“佶傈金虬石潭古，勺陂潋滟幽修语。湘君宝马上神云，碎佩丛铃满烟雨。”击瓯的音韵之美，从文字中可窥一斑。
陆羽在《茶经》中评价饮茶之器，认为“越州上”，主要理由是使用青瓷则茶色为绿，使用白瓷（比如邢瓷）则茶色发红，不够美观。“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可见在“茶圣”眼中，青瓷才是品茗之标配。
当然，那一时期的越窑出品，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秘色瓷。
秘色到底指哪一种颜色，历代文人学者早已打过无数笔墨官司。“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人感怀的是，越窑经历火的洗礼，在九秋风露中终于“夺得千峰翠色”，此时此景，怎能不使人想到嵇中散（嵇康）那样的铮铮名士？唐代诗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描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从字面看来，徐夤所见的這一只茶盏，当属青瓷无疑。但对“秘色”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宫廷专用的，有说是工艺秘而不宣的，有说与名为“秘草”的植物有关的，也有认为“色”是指“釉料配方”而并非特定釉色的。
直到法门寺地宫被发掘，14件秘色瓷重见天日，这些猜想与争论才告一段落。目前被认定为秘色瓷的文物数量不多，法门寺出土的14件都是一级文物。最为特殊之处在于，秘色瓷器物明明是空的，但因为釉色莹润如玉，远看自带湖水般的潋滟光泽。其工艺之高、成器之美，的确不负“秘色”之名。
宋瓷：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器物
宋代是对文艺追求最为极致的朝代，青瓷也在宋代迎未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纷纷亮相，应和着整个社会对风雅生活的向往，工匠们对釉色质感的精确呈现孜孜以求，令人惊叹的天青、粉青、梅子青、影青等应时而生。这个时期的青瓷堪称名器迭出、各擅胜场。然而，这一繁盛时代同时也是青瓷的绝响——元明以降，社会主流审美风尚悄然转移，青花瓷开始盛行，青瓷失去了皇家的支持，再不复两宋时的盛况。
日本历史学家小杉一雄认为：“宋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器物。”
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歐美学者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承平日久，不重武事，整个社会对风雅闲逸之事的推崇，对赏心悦目之美的极致追求，被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中写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这4个细节反映了宋人对气味、视觉、环境的重视，虽是生活日常，却充满了艺术品位和仪式感。在当时，“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宋杨万里《烧香》）这样的风雅之举成为席卷整个社会的潮流，不但文人名士、富商巨贾对此乐此不疲，连乡野间一家小小酒馆也能看到“青瓷瓶插紫薇花”（宋杨万里《道旁店》）的动人景致。随着宋人追逐美感的脚步，官窑、民窑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各种香器、茶具、花器风靡一时。
青瓷魁首——汝瓷
在宋代五大名窑之中，素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说法。而汝窑能居于魁首之位，与宋徽宗赵佶的钟爱和揄扬有着密切的联系。
提到宋徽宗赵佶，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很难产生什么愉悦的联想，关于他的正面信息几乎都集中在文艺领域，比如“瘦金体”、《瑞鹤图》、宣和画院……在这个领域，赵佶不但创作成就斐然，艺术品位也无可挑剔。这样一位帝王一手扶植的汝窑青瓷，无疑代表了当时制瓷的最高审美和技术水准。
汝窑青瓷的艺术风格并非凭空想象。五代末期，后周世宗柴荣便曾经建立官窑，烧制过一种被后世称为“柴窑”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史料中多有提及：“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得残器碎片必为冠饰、绦环、玩具，亦足珍贵”。到了宋徽宗时期，后周官窑的瓷器多半是烧不出了，却还留下柴荣当初的口谕：“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而宋微宗不惜人力、物力打造出的汝窑，从各种特征上看，简直就是传说中柴窑风格的一脉相承：汝瓷的釉色纯净柔和，呈素雅悦目的天青色，有着端庄静穆的温润感，所谓“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清代高士奇《汝窑花觚》赞日：“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全洁，华腴光暗滋。指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汝窑成为宋瓷审美的顶峰，也许得从它“似玉非玉胜似玉”的独特质感说起。
从良渚时期开始，对玉的推崇，已经深植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秦风.小戎》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卫风·淇奥》则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美玉本身乃至玉的制作工序未作为君子的象征，玉堪称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气质的承载体。孔子也认为玉有“十一德”，对应着君子最可贵的品质——“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意思是说，君子的德操可以用玉来比拟，温和而能惠及他人，这就是“仁”的具象象征。如此，人们对神似美玉的青瓷抱有天然的好感和亲切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宋徽宗崇奉道教，自称“道君皇帝”。道学“静为依归”，崇尚天人合一、清净无为，以自然含蓄、平淡简洁为美。汝窑青瓷讲究细腻净润、色调温雅，自饶恬淡超脱、幽玄苍古之趣，正合了那个时期的审美情趣。 南宋史书《清波杂志》中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瓷是宫廷御用瓷，传世宋瓷中著名的“奉华款”即为专供奉华宫所用。为了获得理想的色泽和质感，不惜以玛瑙入釉，一方面提高了成本，另一方面也更考验烧制技术，故有“十窑九不成”之说。物以稀为贵，汝瓷在北宋不但价值顿高，而且是权力、地位、财富的象征，仅是不久之后的南宋，已经令人感叹“近尤难得”了。
现今全世界遗存的汝窑瓷器，据统计不足70件：故宫博物院藏有17件，上海博物馆藏有8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23件，英国戴维基金会藏有7件，其他散藏于美、日等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约10件。国画大师李苦禅曾感叹：“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然而，世界范围内，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也不足10家。汝瓷之珍稀，可见一斑。
名窑出品，众“青”争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