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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至秦以降，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争斗，呈现出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峙的局面，其中元、清等游牧文明统一了中国，而隋唐也带有北方游牧文明的色彩。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形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不断完善的农耕文明，在其中融合、驱逐了不同的其他族群，如羌、越等族群；而北方，游牧文明中的匈奴发展壮大，与汉族政权争斗，开始形成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对峙局面。
南方汉族发展农耕经济，重视水利的建设，而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一个稳定的、强力的社会组织进行管制，这个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经过春秋战国后，中原汉族走向了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道路，涌现出一个个强力的君主，建立了农耕文明的汉族王权。
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游牧经济，其本是逐水草而居，社会组织较为分散，但是环境气候的善变导致灾难对游牧经济的破坏巨大，本人认为是这个原因，才有了游牧民族建立王权的结果。正是灾难，游牧民族才需要一个强力的社会组织的进行管制。这只是原因之一。之二，也是因为气候，秦汉时期属于寒冷期，中国北方灾难频发，草原枯萎，北方游牧民族生存面临挑战，于是南下到气候湿润的地区，和南方农耕文明的汉族产生了碰撞。正是和南方汉族王权的碰撞，北方游牧民族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王权的需求，于是诞生了北方游牧民族第一个王权——匈奴。
一
至于在匈奴和汉朝夹缝中生存的羌族，为什么没有建立王权，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如同资本主义萌芽一样。首先，可以反问一句，为什么越没有建立王权？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口。
先就汉族政权来说，“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应该超过4000万”，“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万～1800万之间，在汉武帝初的光武元年（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到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如此庞大的人口，加上广阔的地理空间，是形成王权国家的有利因素。
至于匈奴政权，“估计匈奴的人口总数不过五六十万，绝对不会达到100万。”而匈奴政权疆域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向西跨过阿尔泰山，直到葱岭和费尔干纳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周边。广阔的地域也需要一个王权来进行管制。
至于羌族，“到西汉末，估计羌人的数量也有数十万，但其中一部分已纳入汉朝的户籍统计，在户口数之外的羌人不会超过二三十万。”羌族生活在河湟之间，繁盛之时势力达到河西走廊及兰州地区，其位置也属于封闭式地区，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割据政权，但羌人被秦人驱逐，发展壮大后又为匈奴、汉朝所压制，即使有称王者，也是学习汉朝，其社会仍是一个松散的部族形态。
如上所述，羌族之所以未能建立和汉朝、匈奴等类似的王权，人口，不是原因，因为按照葛剑雄先生的观点，羌族和匈奴人口相差不是很大（羌族与汉朝战争前）。至于地理因素，羌族的确处于一个封闭式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割据政权，如历史上的五凉政权；但是地理优势如此，羌族还是没有像汉朝、匈奴那样建立了一个王权，这就要归结于它的社会形态了。
二
羌族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分散的部族形态，它是分散的，不是像东胡那样的民族同盟。
西汉时的羌族分为一个个种，即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聚落。“几个家庭组成一个牧团，许多牧团，构成一个次部落；许多次部落又构成部落”。西汉时有先零羌，其居住在赐支河曲南岸，占有大小榆谷，位于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县东，其一部分发展到湟水南北及青海湖附近。有烧当羌其后击先零羌而占有大小榆谷。还有卑湳羌，钟存羌，当煎羌等，其各自居住在河湟一带地区。
羌族各种的管理者是各种的酋豪，酋豪产生以豪健为条件，世袭倾向早有。无弋爰剑被推诸羌推为酋豪，其后代世世为酋豪。羌之酋豪，不仅是基于阶级分化的富有者，也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长者和家族长的性质。“但部落首领的权威十分有限，除了战时，没有上级指挥下级”。
羌族各种之间相互争夺水土富饶的地方，如烧当羌驱逐先零羌、卑湳羌而占有大小榆谷。西汉赵充国将军也说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羌族虽然处在一个封闭的地区，但各种之间相互争斗，没有一个强力的人物进行势力整合，如秦皇汉武，头曼冒顿，即使有强兵，也是乌合之众，不能统一，被匈奴、汉族交替压制。这也可以看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被匈奴、汉族压制，使其分化，不能统一。
关于汉朝对羌族的压制，源于匈奴对羌的压制。西汉张骞通西域，为羌所阻，因为羌族当时为匈奴所压制，及古籍上的羌与匈奴相通。于是汉朝攻下河西走廊后，“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后“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迁羌族部分于此。这样的举动引起了羌族的反弹，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种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系，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遂围抱罕”。汉朝给予军事打击，羌人遂退出湟水中下游，向青海湖及盐池地区迁徙。汉朝设护羌都尉，向西推进，于今西平市设西平亭，后又设临羌县（今湟源县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和武都郡（今礼县以东地区）。汉昭帝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王莽时又设西海郡（今青海湖、盐池地区）。于是，汉朝把羌族分割成了东西南北四部。今临夏以东的羌族处于汉朝的直接统辖下，河西走廊以南的羌阻之于河西四郡以南；分布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婼羌等行国，阻之以阳关玉门关以西，今黑河、弱水、居延地区的羌族，困于巴丹吉林沙漠及南边的张掖酒泉二郡。
汉朝对羌的这种压制与分化，使羌不能统一，而且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融于其他民族之中。南北朝时的姚羌，虽建立了后秦王权，但这已经是汉化后的羌人了。
三
总观羌族，其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地区，但该地区水土贫富不均，这导致了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呈现农耕游牧结合状和分散的部族状。没有一个强人来整合和统一羌族势力，羌族一直在内斗中为匈奴和汉族所压制，继而不断迁徙和分化，自然不能建立起一个类似汉族和匈奴的王权了。
纵观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其都是与汉族产生碰撞后，其吸收了汉人的文化政治，才走上了与汉人争道统的道路，如劉渊等人，如前秦、北周等政权。所以，大一统这个概念是在作为“家奴”的少数民族通过不同程度的汉化后产生了与汉人争道统的局面下产生的一种思潮。而道统，或是儒家的道统，或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天下观，或是汉人的道統，都可以作为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人争夺的目的。而少数民族产生的王权，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如姚羌，但这时的游牧民族王权，游牧二字已经淡化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民国86年（1997年）
至秦以降，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争斗，呈现出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峙的局面，其中元、清等游牧文明统一了中国，而隋唐也带有北方游牧文明的色彩。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汉族形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不断完善的农耕文明，在其中融合、驱逐了不同的其他族群，如羌、越等族群；而北方，游牧文明中的匈奴发展壮大，与汉族政权争斗，开始形成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对峙局面。
南方汉族发展农耕经济，重视水利的建设，而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需要一个稳定的、强力的社会组织进行管制，这个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经过春秋战国后，中原汉族走向了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道路，涌现出一个个强力的君主，建立了农耕文明的汉族王权。
北方游牧民族发展游牧经济，其本是逐水草而居，社会组织较为分散，但是环境气候的善变导致灾难对游牧经济的破坏巨大，本人认为是这个原因，才有了游牧民族建立王权的结果。正是灾难，游牧民族才需要一个强力的社会组织的进行管制。这只是原因之一。之二，也是因为气候，秦汉时期属于寒冷期，中国北方灾难频发，草原枯萎，北方游牧民族生存面临挑战，于是南下到气候湿润的地区，和南方农耕文明的汉族产生了碰撞。正是和南方汉族王权的碰撞，北方游牧民族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王权的需求，于是诞生了北方游牧民族第一个王权——匈奴。
一
至于在匈奴和汉朝夹缝中生存的羌族，为什么没有建立王权，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如同资本主义萌芽一样。首先，可以反问一句，为什么越没有建立王权？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口。
先就汉族政权来说，“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应该超过4000万”，“西汉初的人口估计在1500万～1800万之间，在汉武帝初的光武元年（前134年）增加到约3600万”，“到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如此庞大的人口，加上广阔的地理空间，是形成王权国家的有利因素。
至于匈奴政权，“估计匈奴的人口总数不过五六十万，绝对不会达到100万。”而匈奴政权疆域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向西跨过阿尔泰山，直到葱岭和费尔干纳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周边。广阔的地域也需要一个王权来进行管制。
至于羌族，“到西汉末，估计羌人的数量也有数十万，但其中一部分已纳入汉朝的户籍统计，在户口数之外的羌人不会超过二三十万。”羌族生活在河湟之间，繁盛之时势力达到河西走廊及兰州地区，其位置也属于封闭式地区，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割据政权，但羌人被秦人驱逐，发展壮大后又为匈奴、汉朝所压制，即使有称王者，也是学习汉朝，其社会仍是一个松散的部族形态。
如上所述，羌族之所以未能建立和汉朝、匈奴等类似的王权，人口，不是原因，因为按照葛剑雄先生的观点，羌族和匈奴人口相差不是很大（羌族与汉朝战争前）。至于地理因素，羌族的确处于一个封闭式的地理位置，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割据政权，如历史上的五凉政权；但是地理优势如此，羌族还是没有像汉朝、匈奴那样建立了一个王权，这就要归结于它的社会形态了。
二
羌族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分散的部族形态，它是分散的，不是像东胡那样的民族同盟。
西汉时的羌族分为一个个种，即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聚落。“几个家庭组成一个牧团，许多牧团，构成一个次部落；许多次部落又构成部落”。西汉时有先零羌，其居住在赐支河曲南岸，占有大小榆谷，位于今青海黄河南岸贵德县东，其一部分发展到湟水南北及青海湖附近。有烧当羌其后击先零羌而占有大小榆谷。还有卑湳羌，钟存羌，当煎羌等，其各自居住在河湟一带地区。
羌族各种的管理者是各种的酋豪，酋豪产生以豪健为条件，世袭倾向早有。无弋爰剑被推诸羌推为酋豪，其后代世世为酋豪。羌之酋豪，不仅是基于阶级分化的富有者，也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长者和家族长的性质。“但部落首领的权威十分有限，除了战时，没有上级指挥下级”。
羌族各种之间相互争夺水土富饶的地方，如烧当羌驱逐先零羌、卑湳羌而占有大小榆谷。西汉赵充国将军也说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羌族虽然处在一个封闭的地区，但各种之间相互争斗，没有一个强力的人物进行势力整合，如秦皇汉武，头曼冒顿，即使有强兵，也是乌合之众，不能统一，被匈奴、汉族交替压制。这也可以看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被匈奴、汉族压制，使其分化，不能统一。
关于汉朝对羌族的压制，源于匈奴对羌的压制。西汉张骞通西域，为羌所阻，因为羌族当时为匈奴所压制，及古籍上的羌与匈奴相通。于是汉朝攻下河西走廊后，“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后“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迁羌族部分于此。这样的举动引起了羌族的反弹，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羌种解仇结盟，与匈奴联系，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遂围抱罕”。汉朝给予军事打击，羌人遂退出湟水中下游，向青海湖及盐池地区迁徙。汉朝设护羌都尉，向西推进，于今西平市设西平亭，后又设临羌县（今湟源县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和武都郡（今礼县以东地区）。汉昭帝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王莽时又设西海郡（今青海湖、盐池地区）。于是，汉朝把羌族分割成了东西南北四部。今临夏以东的羌族处于汉朝的直接统辖下，河西走廊以南的羌阻之于河西四郡以南；分布于天山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婼羌等行国，阻之以阳关玉门关以西，今黑河、弱水、居延地区的羌族，困于巴丹吉林沙漠及南边的张掖酒泉二郡。
汉朝对羌的这种压制与分化，使羌不能统一，而且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融于其他民族之中。南北朝时的姚羌，虽建立了后秦王权，但这已经是汉化后的羌人了。
三
总观羌族，其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地区，但该地区水土贫富不均，这导致了羌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呈现农耕游牧结合状和分散的部族状。没有一个强人来整合和统一羌族势力，羌族一直在内斗中为匈奴和汉族所压制，继而不断迁徙和分化，自然不能建立起一个类似汉族和匈奴的王权了。
纵观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其都是与汉族产生碰撞后，其吸收了汉人的文化政治，才走上了与汉人争道统的道路，如劉渊等人，如前秦、北周等政权。所以，大一统这个概念是在作为“家奴”的少数民族通过不同程度的汉化后产生了与汉人争道统的局面下产生的一种思潮。而道统，或是儒家的道统，或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天下观，或是汉人的道統，都可以作为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人争夺的目的。而少数民族产生的王权，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如姚羌，但这时的游牧民族王权，游牧二字已经淡化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民国86年（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