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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短篇小说《无名女人》讲述了一个无名姑姑的故事。姑姑之所以无名，主要是受父权的压制。作者通过讲述一个中国姑姑的故事，反映了华裔女性寻求认识自我的呼声，这个声音来自美国白人社会及中国父权社会的双重压制。
关键词： 《无名女人》 父权制压迫 种族歧视
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是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重要的作家。她的作品跨越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范畴，被编入了美国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希斯美国文学史》都辟专著“亚裔美国文学”收集或论及她的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想象手法，用简洁的白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该书分五部分，分别为《无名女人》（No Name Woman），《白虎》（White Tigers），《道姑》（Shaman），《西宫》（At the Western Palace），《胡笳十八拍》（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Ripe）。《无名女人》通过母亲讲述的一个无名姑姑的故事，体现了两种抗争：从正面反抗中国的父权制压迫，从侧面抗议西方种族歧视。
《无名女人》叙述了“我”的母亲讲的家庭惨剧。上世纪20年代，“我”的中国农村姑姑新婚不久，丈夫去美国淘金，几年后，姑姑怀了孕。她偷了汉子，全村人为之震怒，在姑姑分娩的当晚，他们砸了她的家，姑姑走投无路，被迫在猪圈中生下孩子，然后抱着婴儿投井自杀。从此以后，家人谁也不许提她的名字，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无名姑姑是中国男权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悲剧反映了所有“越轨”女人的痛苦命运。女人的贞洁被看得至关重要。一旦出了丑闻，人们总是指责女人，而男人则可以三妻四妾。村民及姑姑的家里人只注意到怀孕这个事实，而根本不关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人说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受到种种束缚、层层压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切以男人，以父权夫权为中心。一个贞洁牌坊可以锁牢一个女人的一生，限制和毁掉她的幸福。即使丈夫死了，她仍然属于这个死去的灵魂。没有人会把一个女人当作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看待，中国女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女人，只能做社会需要她做的女人。姑姑，做人的起码尊重失去了，在家族中的身份也不再。家庭剥夺了她的权力，否定了她的存在。家庭对姑姑的打击最终使她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无名女人》也是一首为一位不顺从的女子所作的充满愤怒的悲歌。
母亲把姑姑的故事作为前车之鉴来教育“我”，希望“我”不要像美国一般的女孩子那样放纵自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家丑不可外扬，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但是，美国长大的女孩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我”偏偏告诉了别人，“我”不仅不认为这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而以姑姑为荣，因为姑姑用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最有力的控诉，她的行为可敬可佩，她的遭遇可悲可悯。但是，“我”在这件事发生了50年后，写下并出版了关于这位无名姑姑的故事，“我”这样做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不合法”的：第一，“我”没有遵守母亲“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告诫，违背了家族的规矩；第二，“我”讲述了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丑。
对于读者而言，并非所有人对《女勇士》都称颂，有华裔作家就反对用自传的形式描写异国情调，以此满足白人的好奇心，反对用类似的故事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把男人写成“黄祸”，女人描述成“三寸金莲”“弱不禁风”。赵建秀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通过塑造史密斯·梅金（Smith Meijin）的女作家戏仿汤亭亭，抨击她的《女勇士》失真，完全扭曲中国历史和文化，只是迎合白人读者的口味。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一种社会、经济及文化的自我利益，这种利益与扩张的资本紧密相连。怀着优越感和歧视心理，西方世界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是低等人、次等人。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散居在美国各地的中国人，长期遭受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排除中国人法案”，驱除、反对亚洲移民的法律等。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在美国主流社会，她们是non-white（非白人），在家是non-male（非男性），受家庭父权制这一传统观念的压制。
在强大的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华裔作家不经意间落入或难以摆脱他们的认知范式。这种矛盾使《女勇士》在双重的“他者”身份上对自我异质性进行充分发挥和运用，以迎合所置身其中的主流社会的文化思潮和审美习俗的流变。因探寻与重建自我的过程是痛苦的，有时会误入歧途，从而也导致一些批评家的指责。一方面，“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没有摆脱“他者”、“弱者”形象，而另一方面，华裔作家在宣扬中华文明时却于不期然中呈现出捉襟见肘的尴尬和两难。作为对中华文明的弘扬，中国的父母希望生长在美国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环境和中国性格”的完美结合，并不同程度地陷入这种焦虑中，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势必会使下一代从小便身处两种文明的游移徘徊和自我矛盾之中。
经过长期的摸索，华裔作家间的论战、言说，他们的作品实质上已经超越个人界限，成为整个族裔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从汤亭亭的另类故事可看出，要在美国取得文化独立，必须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将其与美国文化和华裔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扎根于东西方文化、反映华裔真实生活的上乘作品，从而打破白人一统天下、阻止少数族裔发声的局面，从另一渠道让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殿堂。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为美国各行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美国的特色。他们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痛恨种族主义。他们的努力与成绩激励华裔群体继续战斗，粉碎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刻板形象，使得美国华裔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争取人人自由平等而奋斗。
参考文献：
［1］Chin，Frank，（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Merdian，1991.
［2］Kinston，Maxine Hong.Cultural N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New York：G.K.Hall
关键词： 《无名女人》 父权制压迫 种族歧视
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是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位重要的作家。她的作品跨越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范畴，被编入了美国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希斯美国文学史》都辟专著“亚裔美国文学”收集或论及她的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丰富的想象手法，用简洁的白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该书分五部分，分别为《无名女人》（No Name Woman），《白虎》（White Tigers），《道姑》（Shaman），《西宫》（At the Western Palace），《胡笳十八拍》（A Song for a Barbarian Reed Ripe）。《无名女人》通过母亲讲述的一个无名姑姑的故事，体现了两种抗争：从正面反抗中国的父权制压迫，从侧面抗议西方种族歧视。
《无名女人》叙述了“我”的母亲讲的家庭惨剧。上世纪20年代，“我”的中国农村姑姑新婚不久，丈夫去美国淘金，几年后，姑姑怀了孕。她偷了汉子，全村人为之震怒，在姑姑分娩的当晚，他们砸了她的家，姑姑走投无路，被迫在猪圈中生下孩子，然后抱着婴儿投井自杀。从此以后，家人谁也不许提她的名字，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无名姑姑是中国男权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悲剧反映了所有“越轨”女人的痛苦命运。女人的贞洁被看得至关重要。一旦出了丑闻，人们总是指责女人，而男人则可以三妻四妾。村民及姑姑的家里人只注意到怀孕这个事实，而根本不关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人说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讨论过这件事”。
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受到种种束缚、层层压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切以男人，以父权夫权为中心。一个贞洁牌坊可以锁牢一个女人的一生，限制和毁掉她的幸福。即使丈夫死了，她仍然属于这个死去的灵魂。没有人会把一个女人当作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看待，中国女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女人，只能做社会需要她做的女人。姑姑，做人的起码尊重失去了，在家族中的身份也不再。家庭剥夺了她的权力，否定了她的存在。家庭对姑姑的打击最终使她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无名女人》也是一首为一位不顺从的女子所作的充满愤怒的悲歌。
母亲把姑姑的故事作为前车之鉴来教育“我”，希望“我”不要像美国一般的女孩子那样放纵自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家丑不可外扬，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但是，美国长大的女孩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我”偏偏告诉了别人，“我”不仅不认为这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而以姑姑为荣，因为姑姑用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最有力的控诉，她的行为可敬可佩，她的遭遇可悲可悯。但是，“我”在这件事发生了50年后，写下并出版了关于这位无名姑姑的故事，“我”这样做在以下两个方面是“不合法”的：第一，“我”没有遵守母亲“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告诫，违背了家族的规矩；第二，“我”讲述了一个“不光彩”的故事，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丑。
对于读者而言，并非所有人对《女勇士》都称颂，有华裔作家就反对用自传的形式描写异国情调，以此满足白人的好奇心，反对用类似的故事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把男人写成“黄祸”，女人描述成“三寸金莲”“弱不禁风”。赵建秀在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后记中通过塑造史密斯·梅金（Smith Meijin）的女作家戏仿汤亭亭，抨击她的《女勇士》失真，完全扭曲中国历史和文化，只是迎合白人读者的口味。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一种社会、经济及文化的自我利益，这种利益与扩张的资本紧密相连。怀着优越感和歧视心理，西方世界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是低等人、次等人。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散居在美国各地的中国人，长期遭受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排除中国人法案”，驱除、反对亚洲移民的法律等。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在美国主流社会，她们是non-white（非白人），在家是non-male（非男性），受家庭父权制这一传统观念的压制。
在强大的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华裔作家不经意间落入或难以摆脱他们的认知范式。这种矛盾使《女勇士》在双重的“他者”身份上对自我异质性进行充分发挥和运用，以迎合所置身其中的主流社会的文化思潮和审美习俗的流变。因探寻与重建自我的过程是痛苦的，有时会误入歧途，从而也导致一些批评家的指责。一方面，“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没有摆脱“他者”、“弱者”形象，而另一方面，华裔作家在宣扬中华文明时却于不期然中呈现出捉襟见肘的尴尬和两难。作为对中华文明的弘扬，中国的父母希望生长在美国的孩子能够成为“美国环境和中国性格”的完美结合，并不同程度地陷入这种焦虑中，但是这种教育方式势必会使下一代从小便身处两种文明的游移徘徊和自我矛盾之中。
经过长期的摸索，华裔作家间的论战、言说，他们的作品实质上已经超越个人界限，成为整个族裔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从汤亭亭的另类故事可看出，要在美国取得文化独立，必须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将其与美国文化和华裔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扎根于东西方文化、反映华裔真实生活的上乘作品，从而打破白人一统天下、阻止少数族裔发声的局面，从另一渠道让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殿堂。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为美国各行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美国的特色。他们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痛恨种族主义。他们的努力与成绩激励华裔群体继续战斗，粉碎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刻板形象，使得美国华裔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争取人人自由平等而奋斗。
参考文献：
［1］Chin，Frank，（eds）.The Big 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Merdian，1991.
［2］Kinston，Maxine Hong.Cultural N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ers 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New York：G.K.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