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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蜀 《南方周末》评论版编辑，曾任《中国改革》杂志执行主编
民主跟饭碗有关系
《同舟共进》：您对民生与民主的关系怎么看？
笑蜀：在我看来，民生是一种普遍、均等的福利，这种福利不是政府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公民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
国民交了税，政府就有给国民提供基本保障的义务。但政府是普通人组成的团体，有自利的本能，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压力，肯定是尽量少尽义务、尽量偷懒、尽量把利益留给自己。如果民生出自政府恩赐，它给不给，给多少，全取决于政府高兴不高兴，那么，民生和社会公正就没有保障。
而民主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只要你要求的东西是合理的、合法的，就肯定能得到，甚至不用你去要，它本身的机制、会自动地提供给你。
这个机制，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民生政策”出台之前，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利用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去整人，当然谁都不是它的对手。第二个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阶段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一些政府部门变成了“收费站”，老百姓要办任何事，想赚任何一分钱，都要从它眼皮底下经过，都要给它交路费。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除了用于维持基本的治安和秩序外，剩下来的钱本应作为社会福利均等地返还给每个纳税人，但一些政府部门没有这样做，反而拿着那些钱去扩建“收费站”，纳税人还要再交钱！这时是没有民生政策的，也谈不上基本福利。有的政府部门一天到晚着急：纳税人腰包里的钱怎么想办法掏出来？教育产业化等措施就这样出台了。
现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因为之前的利益分配过于偏向特殊利益集团，社会冲突越来越多。在矛盾和冲突的压力下，政府在慢慢转向，开始做一点雪中送炭的工作。政府想多提供一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愿望是好的，但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提高社会福利有可能变成一种分肥游戏。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100块钱，可能有95块被分掉，只有5块钱象征性地落在纳税人头上。这可能不会比政府以赚钱为主好到哪里去。
《同舟共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笑蜀：因为民权缺乏保障。市场经济的优势就是强调消费者主权，大家都要讨好消费者，消费者就变得很从容。一般性的市场供求是这样，公共品的供求也应是这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当它可以监测、比较、选择时，它的性价比才有提升空间。
怎样让老百姓有选择？这就需要民主。你提供得好，你上台；你提供得不好，你下台。最好是同一种产品不仅有政府，还有NGO（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竞争才会最大化，公共品的性价比才会最高。民权跟民生是不可分的，如果说市场经济讲究私人品的消费者主权，民主则讲究公共品的消费者主权。中国现在的任务，就是从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过渡，即不仅要强调民生和提供公共服务，更要讲究公共品的消费者主权，要什么样的公共品和社会福利，最终要让纳税人说了算。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不需要民主，因为中国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饭碗，而民主跟饭碗没关系。其实民主不是空洞的，不只是精神或价值上的追求。民主的价值首先在于形而下的功能，它会保障你的基本权利和你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
几亿人抱成团，一点一点往前推
《同舟共进》：现在政府在往民生政府的方向转变，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笑蜀：原来政府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因为全部资源在它手上，什么事情都是它说了算，它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情况。
现在不是这样了，社会压力每天都在增长。2008年“两会”“吵”得很厉害，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的批评。这种“吵”，就是对政府的压力，过去是没有的。社会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大？因为公民运动逐渐增长起来了。
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就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个公共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定向地改变一项项公共政策，通过改变具体的公共政策，最终影响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的公共政策机制。这样的时代，可称为公民运动时代。
孙中山对中国宪政有个规划，即军政、训政、宪政。其实中国社会早进入了训政时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个训政不是一个中心规划出来的，而是由无数个体无意识地、自发地或自觉地投入所形成的。压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就是对执政者训政的过程，让他学会怎么跟公民打交道，怎么制定公共政策。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政府这些年在进步，根本原因就是一系列公共事件所形成的压力增长了。
2007年年终，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社论，把这一年称为“公共事件元年”。这之前，中国公民运动很少产生积极结果，总是失败，对民间信心打击很大。但是到了2007年，公共事件此起彼伏，且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钉子户”事件赢了；厦门PX事件赢了；其他小的公共事件，像重庆彭水诗案等等，结果也都非常好。经过这些事件，民间信心的提升是前所未见的。
现在，公众普遍意识到，第一，公共政策跟个人的福利是相关的；第二，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改变它，并不都是政府说了算。现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通过社会压力改变公共政策、改变政府执政方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滞后，但全社会其实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准备，这主要体现在观念的改变。原来“以人为本”都被当作和平演变的工具，自由、民主、人权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都是所谓的洪水猛兽。现在不一样了，这些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是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现在媒体到处讲人权、讲自由？其实就两个字：人话。老百姓只爱看说人话的东西。
中国媒体什么人最牛？不谦虚地说，就是做评论的。为什么做评论的人牛？中国真正优秀的评论家其实很少，很多评论家都很幼稚，水平很有限。尽管如此，他仍然很火。为什么？需求太大，供给太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只要你的文字通顺一点，道理讲得透一点，你就不愁没有发表空间，因为老百姓都想读这种东西。各个时政媒体之间的竞争，主要就表现在时评的竞争，大家都在抢时评。这就是一种观念的普及，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我们往往把自己当启蒙者，其实是老百姓自己启蒙自己，他通过对媒体的选择，对作者的选择，完成了这个启蒙过程。1980年代也讲民主和宪政，但那只是精神美学意义上的民主和宪政，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层次。大家都觉得那个东西好，人家有，我们也要。至于为什么要，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宪政，许多人说不上来。现在要的民主不是形而上的，不是抽象的，而是要用民主和宪政解决公共生活中一些日常的、具体的、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执政者的压力从哪来？就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每个人的心中自发地生出来。数以亿计的公民普遍觉醒了。
我认为，老百姓的观念这几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还在延续、升级。这种进步不得了，它是最可靠、最稳健的进步。几亿人抱成团，一点一点往前推，八年推了这么远，如果再来一个八年、两个八年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社会进步需要的是时间，和平转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政府实现了自我转化，知道宪政政府应该怎么做；老百姓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大家都是赢家。
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合力
《同舟共进》：您有一篇文章《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写到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问题，政府对大批滞留人群未能及时实施救助，很多人感到失望。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怎样才能提高？
笑蜀：政府不应是整人的政府，也不应是赚钱的政府，而应成为提供服务的政府。如果政府没搞过服务，当然就没有服务经验。到了需要服务的时候，他不会做，或做得很笨拙。发达国家对付水灾、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有固定程序，政府知道怎么应对，作为一个公共政府，这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这个本能，所以事件发生之后不知如何措手。
当时几十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最初政府很少提供救援物资。为什么？不是救援物资没有到位，而是没有提供服务的能力。比方说，没法判断哪些人是需要救助的，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旅客。几十万人等着救助，不可能一个个去鉴别。所以，就不去鉴别，不提供救援，宁愿物资堆在那里。后来媒体批评得太厉害，压力太大，才不得不发救助物资，这时干脆不鉴别了，人手一份，你来十次、二十次我都给你，救援效率很差。
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力量投入救援的，尤其是NGO（非政府组织）。NGO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它实际上是社会服务的专业组织，每个NGO都有它最擅长、最专业的领域。比方说，怎么缓解旅客的心态，怎么把相关的信息传递到旅客当中，让他们安定下来，怎么跟他们沟通、谈判……这方面，政府比不上专业性的NGO。
我到美国走了一趟，感觉美国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几乎任何社会需求都有NGO去满足。比如，有一批老人太孤独了，想找人聊天，这种需求被发现后，就有热心人做这个事情，就产生了一个特定的NGO。但这属于纯粹公益，只陪老人不上班挣钱，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就向企业募捐。企业也愿意出这笔钱，因为这笔钱要么作为税收交给政府，要么捐给NGO可以少交税，它的利益没有损失。有了资金保障，可以专门陪老人聊天，老人高兴，社工高兴，政府也满意，皆大欢喜。
政府只能满足普遍的需求，它要满足个性化的小众需求成本太高，如果有专业NGO来提供这种公共品，那就是举重若轻。
但在中国，由于管制过严，NGO发展不起来。当某种紧急需求出现，政府没有能力满足时，民间往往也无能为力，就是政府愿意让NGO来做，这时也来不及了。
《同舟共进》：你从学校到媒体，心态有何转变？
笑蜀：我原来在大学教书，社会上的东西知道得很少。那时我非常理想，觉得只要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都是最优秀的、最可信任的。2002年我离开书斋，到了北京，才发现某些民主口号喊得非常响的人，个人品质未必如我想象的好。有些人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以及跟人打交道的逻辑，几乎就是独裁者的投影。这是我的第一个转变，对“江湖”的认识有所改变。
庙堂方面，情况也不完全如我想象的糟。坏人为了利益固然是进去了，但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人也进去了。我觉得，优秀的人之间有一种心理暗示，有一种默契，谁在做什么，大家都去帮他做，同时帮他控制风险。所以，我们每跨出一步，尽管可能只跨了半米，但这半米是扎扎实实的半米，跨出就收不回去了，而且几乎没有风险。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民间与民间、庙堂跟江湖之间开始形成合力了，朝着一个方向用劲。中国的进步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