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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马贸易源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马贸易最为繁荣的时期，而位于河湟洮岷一线的河州地区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贸易中心之一。论文通过探析河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总结河州茶马贸易对明代社会作出的贡献，以突出河州地区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河州地区；明代；回商；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我国古代延续了千年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通形式，是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以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马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逐渐发展成为稳定的茶马贸易关系。关于其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茶马贸易始于中唐，也有学者认为始于宋初，另有学者认为茶马贸易萌芽于南北朝时期。虽然对于其起源问题学术界各执一词，但其繁盛无疑在明一代。关于明代茶马贸易研究，学术界已有几近详尽的研究。而河州作为甘青藏茶马古道的枢纽，其重要地位几乎很少提及。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论述其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河州茶马贸易的概况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边地的茶马贸易。到了宋代，在辽、宋、夏连年的征战中，中原地区物资、军资匮乏，尤其是战马大量损失，需要从民族地区不断的补充。宋廷鼓励中原与边地进行商贸活动。“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并且朝廷下令秦州（天水）、熙州（臨洮）、河州（临夏）、岷州（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吸引各地的买卖人互通有无，获取更多利润，资助防务，资助战争。”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在谕蜀王书中就大谈榷茶之道：“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薄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无致失利。”可见，“以茶驭番”是其真正目的。也见明朝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程度。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 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此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茶马市场的管理，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明朝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派李景隆到“西凉、永昌、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崛州、巩昌等缘边诸番，颁给金牌信符”金牌信符制度实际是明廷与少数民族地区签订的订购合同，其垄断性质相比于招番纳马更加的明显。其实行期间也是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鼎盛时期。在推行金牌信符制期间的60余年中，河州地区约征马20万匹以上。每年少則几百匹，多则上万匹。
二、河州的地理位置
河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河州能实行茶马贸易的必然性因素，也反映出河州在甘青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河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自古便是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的交通要冲。其地“东连陇属，西控吐蕃，积石诸山屹其上，河出昆仑东流导其下。实西鄙雄藩也。”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 “河陇多事，金城左右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自昔西陲多衅，枹罕常为战地。”书中的“枹罕”指的便是河州。
河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明代的西北防务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其疆域“东西相距八百余里。至狄道县三渡水界东百八十里。至守御贵德千户所在生番界西七百里。至挑州卫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西宁卫界百七十里。又百九十里东至临挑，又四百里东至巩昌，又千四百七十里东至陕西布政司”。这是明代河州的辖域状况。由此可见，河州地处汉藏交汇地区，是明朝进入川西北和乌斯藏的门户，也是甘青藏茶马古道的枢纽。为了加强对西北藏区的统驭，明王朝大力经营河州，在河州等藏汉边境地带设置茶马贸易市场，建立茶叶征收交易、茶马比价及金牌信符等一系列茶马贸易管理措施，积极开展甘青藏区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活动。
三、河洲茶马贸易对明朝社会的贡献
河州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长期贸易过程中对明朝社会的贡献。河州地区脚户、牛客、筏子客、及驼户是西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在从事茶马贸易过程中负载和传播着各自民族的文化；同时，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它也是一种文化产品，具有经济性、文化性、实用性、社会性等多种属性为一体的符号象征体系，是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各民族间商品的流动，使各民族文化产生了交流互动，有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依存。具体体现在：
第一，茶马贸易的推行，巩固了西北边防，保证了西北边疆安宁，同时对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共同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茶马贸易”所起的最根本的功用，也是明政府所预期的最好效果。而河州作为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的交通要冲，使得明中央政府的国防政策及民族政策得以实现，不但成功的切断了吐蕃与蒙古的联系，还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游牧民族的侵扰。终明一代，“西陲晏然，终眀世无番寇之患。”西北边疆的巩固及稳定对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各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河州茶马贸易促进了内地和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1）河州茶马贸易对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经济生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间都出现了赖此贸易为生的专业户，茶、马的产销呈现市场化；（2）通过茶马贸易，大量的马牛等牲畜也输入到农业地区，这对主要以牛马为工具的内地农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来说，无疑具有促进作用。贸易的马匹除军队使用外，还有一部分退役或老弱或疲瘦的出战之马及市马过程中的劣质马都流入民间，成为耕畜或用于其他社会生活当中。
第三，茶马贸易为民族融合打下了经济基础。通过茶马贸易，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大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商人奔走其间，因双方的贸易关系而频繁接触，同时形成了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边地“民族经济区域圈”，河州地区藉此加快了本地区的发展，同时也辐射到周边地区，促进了彼此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古代，中央政府跟边地西部藏区进行了数百年的茶马贸易，这对当时西部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也加强了中央跟西部边疆的联系。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马贸易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由于河州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河州回商又应运而生，使其在贸易过程中对明朝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河州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马平.近代甘青川康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 [J].回族研究，1996，（4）.
[2]陈杰. 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J]. 史海钩沉， 2006，（2）.
[3]李昉. 文苑英华[C]. 北京：中华书局， 1966.
[4]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5]梁份.河州[A]. 秦边纪略（卷 1） [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关键词】：河州地区；明代；回商；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我国古代延续了千年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通形式，是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以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马进行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逐渐发展成为稳定的茶马贸易关系。关于其起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茶马贸易始于中唐，也有学者认为始于宋初，另有学者认为茶马贸易萌芽于南北朝时期。虽然对于其起源问题学术界各执一词，但其繁盛无疑在明一代。关于明代茶马贸易研究，学术界已有几近详尽的研究。而河州作为甘青藏茶马古道的枢纽，其重要地位几乎很少提及。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论述其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河州茶马贸易的概况
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边地的茶马贸易。到了宋代，在辽、宋、夏连年的征战中，中原地区物资、军资匮乏，尤其是战马大量损失，需要从民族地区不断的补充。宋廷鼓励中原与边地进行商贸活动。“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河州设立了官办的买卖市场——榷场，市易司专管，招募各地商人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并且朝廷下令秦州（天水）、熙州（臨洮）、河州（临夏）、岷州（岷县）等处的牙行们，组织民族地区的物资到专门市场上交易，吸引各地的买卖人互通有无，获取更多利润，资助防务，资助战争。”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在谕蜀王书中就大谈榷茶之道：“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薄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无致失利。”可见，“以茶驭番”是其真正目的。也见明朝政府对茶马贸易的重视程度。明代的茶马贸易是通过专门管理机构茶马司来实现的。而茶马司的设置数量、地点、时间随着明朝经济军事的变化而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河州始终是茶马贸易的中心。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 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总之。茶马司设立以后，根据情势不断调整。此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茶马市场的管理，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明朝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派李景隆到“西凉、永昌、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崛州、巩昌等缘边诸番，颁给金牌信符”金牌信符制度实际是明廷与少数民族地区签订的订购合同，其垄断性质相比于招番纳马更加的明显。其实行期间也是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鼎盛时期。在推行金牌信符制期间的60余年中，河州地区约征马20万匹以上。每年少則几百匹，多则上万匹。
二、河州的地理位置
河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河州能实行茶马贸易的必然性因素，也反映出河州在甘青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河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自古便是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的交通要冲。其地“东连陇属，西控吐蕃，积石诸山屹其上，河出昆仑东流导其下。实西鄙雄藩也。”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 “河陇多事，金城左右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自昔西陲多衅，枹罕常为战地。”书中的“枹罕”指的便是河州。
河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在明代的西北防务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其疆域“东西相距八百余里。至狄道县三渡水界东百八十里。至守御贵德千户所在生番界西七百里。至挑州卫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西宁卫界百七十里。又百九十里东至临挑，又四百里东至巩昌，又千四百七十里东至陕西布政司”。这是明代河州的辖域状况。由此可见，河州地处汉藏交汇地区，是明朝进入川西北和乌斯藏的门户，也是甘青藏茶马古道的枢纽。为了加强对西北藏区的统驭，明王朝大力经营河州，在河州等藏汉边境地带设置茶马贸易市场，建立茶叶征收交易、茶马比价及金牌信符等一系列茶马贸易管理措施，积极开展甘青藏区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活动。
三、河洲茶马贸易对明朝社会的贡献
河州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长期贸易过程中对明朝社会的贡献。河州地区脚户、牛客、筏子客、及驼户是西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在从事茶马贸易过程中负载和传播着各自民族的文化；同时，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它也是一种文化产品，具有经济性、文化性、实用性、社会性等多种属性为一体的符号象征体系，是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各民族间商品的流动，使各民族文化产生了交流互动，有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依存。具体体现在：
第一，茶马贸易的推行，巩固了西北边防，保证了西北边疆安宁，同时对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共同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茶马贸易”所起的最根本的功用，也是明政府所预期的最好效果。而河州作为青藏和西域东连中原的交通要冲，使得明中央政府的国防政策及民族政策得以实现，不但成功的切断了吐蕃与蒙古的联系，还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游牧民族的侵扰。终明一代，“西陲晏然，终眀世无番寇之患。”西北边疆的巩固及稳定对中原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各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河州茶马贸易促进了内地和周边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1）河州茶马贸易对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经济生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间都出现了赖此贸易为生的专业户，茶、马的产销呈现市场化；（2）通过茶马贸易，大量的马牛等牲畜也输入到农业地区，这对主要以牛马为工具的内地农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来说，无疑具有促进作用。贸易的马匹除军队使用外，还有一部分退役或老弱或疲瘦的出战之马及市马过程中的劣质马都流入民间，成为耕畜或用于其他社会生活当中。
第三，茶马贸易为民族融合打下了经济基础。通过茶马贸易，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大量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商人奔走其间，因双方的贸易关系而频繁接触，同时形成了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边地“民族经济区域圈”，河州地区藉此加快了本地区的发展，同时也辐射到周边地区，促进了彼此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古代，中央政府跟边地西部藏区进行了数百年的茶马贸易，这对当时西部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也加强了中央跟西部边疆的联系。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马贸易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由于河州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河州回商又应运而生，使其在贸易过程中对明朝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河州在明代茶马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参考文献：
[1]马平.近代甘青川康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 [J].回族研究，1996，（4）.
[2]陈杰. 明代河州的茶马互市[J]. 史海钩沉， 2006，（2）.
[3]李昉. 文苑英华[C]. 北京：中华书局， 1966.
[4]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5]梁份.河州[A]. 秦边纪略（卷 1） [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