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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河南民权县103岁老人在郑州乞讨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然而，民权当地民政部门的回复却让剧情发生反转，自称没有亲人的老人家其实育有三子两女，孩子均健在，且和其生活在一起的三儿子有两所楼房。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令人感到唏嘘不已。103岁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但蹒跚在路边乞讨，确实灼痛了人们的情感。即便老人已经被送回家中，老人的儿子也保证要好好赡养老人，但事件折射的问题依然存在。
不赡养老人可追法律责任
早在2013年7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将“善待老人”收入其中。该法律条款的适时引入，将道德层面的伦理传统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赋予了伦理纲常法律强制力，比如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子女要全力赡养老人等等。由此来看，让老人流离失所、四处乞讨的行为，已经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加重情形”，其子女理应受到法律苛责。
但是，现实中很多戕害年迈父母权益的行为，在法律规定中遭遇了操作中的掣肘和尴尬。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赡养不力”之类的行为，法律没有起到积极的矫正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只是模糊、抽象的概括性条款，在具体的情形认定及操作环节中，并没有进一步厘清标准。另一方面，对于背离孝道的违法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即便儿女对老人不孝、不尊，也不会面临法律制裁。
如此来看，法律并没有发挥出预想中的作用，老年人的权益保护陷入到了真空中。当前亟需解决的，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儿女不赡养父母等违背伦理纲常和法律的行为，进一步规定不同的违法具体情形和处罚措施及标准，使法律更具可操作性。尤其是，对于报道中的个案，虽然老人回到家中，但儿女的行为已经违法，应该予以处罚，以儆效尤。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但是，当道德框架内的因素渗入到法律肌体中，就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来调整和平衡，这恰恰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可执行力，更需要其他外在因素的辅助和帮衬。假如，法律只是以一副慈善面孔示人，就只能沦为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
关心老人，善待老人，并非空洞的法条所能推动的，还需要法律真正“板起脸”来。唯有如此，才能倒逼子女孝敬、尊重老人，担负起赡养义务，而类似报道中的悲情一幕才不会再次上演。
农村养老困难重重
高龄乞讨老人，子孙满堂。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老人的子女没有尽到孝心，没有履行为人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尤其是一些乞讨的老人还有经济条件非常富裕的子女，完全有经济能力承担起赡养义务。但是，老人乞讨不能全怪子女不孝顺，实质上折射了农村养老困境。
虽然社会已经步入到现代文明，走进了法治社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很多传统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法治的信条在农村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完全认可。在老人赡养问题上，主要责任依然落在儿子身上，出嫁的女儿并不需要承担赡养义务。而且，如果老人有多名儿子的话，并不会因为某个儿子的家庭经济富裕，就承担起老人的全部赡养义务，依旧是儿子之间平均承担赡养责任，并不太考虑某个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这个现实问题。所以，经济特别困难的子女仍然要赡养老人，而作为父母，即便已经是高龄，依旧不忍心让贫困子女赡养自己，相反还想着凭借自己的力量补贴穷苦的子女，而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有赡养能力的子女心理不平衡，不愿意尽到赡养责任。
再者，有个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不管一些乞讨老人的子女们经济状况如何，是富还是穷，他们自己已经达到了需要子女赡养的年纪。换句话说，乞讨的高龄老人其实步入了隔代赡养阶段，由自己的孙辈赡养，并不是在世的儿子赡养。在法律上，孙辈等对老人没有赡养义务，只有道义上的赡养义务；在情感上，老人与孙辈之间的感情，不可能有父子之间那样深厚的感情，在情理之中比较单薄。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指望已经需要别人赡养的子女赡养不现实，依靠已是中年的孙辈赡养也不现实，相反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可见，破解高龄老人乞讨难题，一方面，要将现代法治理念传递到乡村，打破农村固有的赡养理念，让有经济能力的子孙后代承担起老人的赡养义务。特别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这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和隔代赡养的家庭可能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加大农村公共养老机构建设，让老人能够在养老院中享受政府的养老服务，脱离家庭养老的烦恼。
不赡养老人可追法律责任
早在2013年7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将“善待老人”收入其中。该法律条款的适时引入，将道德层面的伦理传统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赋予了伦理纲常法律强制力，比如子女要“常回家看看”，子女要全力赡养老人等等。由此来看，让老人流离失所、四处乞讨的行为，已经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加重情形”，其子女理应受到法律苛责。
但是，现实中很多戕害年迈父母权益的行为，在法律规定中遭遇了操作中的掣肘和尴尬。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赡养不力”之类的行为，法律没有起到积极的矫正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只是模糊、抽象的概括性条款，在具体的情形认定及操作环节中，并没有进一步厘清标准。另一方面，对于背离孝道的违法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即便儿女对老人不孝、不尊，也不会面临法律制裁。
如此来看，法律并没有发挥出预想中的作用，老年人的权益保护陷入到了真空中。当前亟需解决的，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儿女不赡养父母等违背伦理纲常和法律的行为，进一步规定不同的违法具体情形和处罚措施及标准，使法律更具可操作性。尤其是，对于报道中的个案，虽然老人回到家中，但儿女的行为已经违法，应该予以处罚，以儆效尤。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但是，当道德框架内的因素渗入到法律肌体中，就需要用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来调整和平衡，这恰恰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可执行力，更需要其他外在因素的辅助和帮衬。假如，法律只是以一副慈善面孔示人，就只能沦为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
关心老人，善待老人，并非空洞的法条所能推动的，还需要法律真正“板起脸”来。唯有如此，才能倒逼子女孝敬、尊重老人，担负起赡养义务，而类似报道中的悲情一幕才不会再次上演。
农村养老困难重重
高龄乞讨老人，子孙满堂。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老人的子女没有尽到孝心，没有履行为人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尤其是一些乞讨的老人还有经济条件非常富裕的子女，完全有经济能力承担起赡养义务。但是，老人乞讨不能全怪子女不孝顺，实质上折射了农村养老困境。
虽然社会已经步入到现代文明，走进了法治社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很多传统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法治的信条在农村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完全认可。在老人赡养问题上，主要责任依然落在儿子身上，出嫁的女儿并不需要承担赡养义务。而且，如果老人有多名儿子的话，并不会因为某个儿子的家庭经济富裕，就承担起老人的全部赡养义务，依旧是儿子之间平均承担赡养责任，并不太考虑某个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这个现实问题。所以，经济特别困难的子女仍然要赡养老人，而作为父母，即便已经是高龄，依旧不忍心让贫困子女赡养自己，相反还想着凭借自己的力量补贴穷苦的子女，而这种行为反过来又让有赡养能力的子女心理不平衡，不愿意尽到赡养责任。
再者，有个事实我们必须看到，不管一些乞讨老人的子女们经济状况如何，是富还是穷，他们自己已经达到了需要子女赡养的年纪。换句话说，乞讨的高龄老人其实步入了隔代赡养阶段，由自己的孙辈赡养，并不是在世的儿子赡养。在法律上，孙辈等对老人没有赡养义务，只有道义上的赡养义务；在情感上，老人与孙辈之间的感情，不可能有父子之间那样深厚的感情，在情理之中比较单薄。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指望已经需要别人赡养的子女赡养不现实，依靠已是中年的孙辈赡养也不现实，相反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可见，破解高龄老人乞讨难题，一方面，要将现代法治理念传递到乡村，打破农村固有的赡养理念，让有经济能力的子孙后代承担起老人的赡养义务。特别是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这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和隔代赡养的家庭可能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加大农村公共养老机构建设，让老人能够在养老院中享受政府的养老服务，脱离家庭养老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