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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何养老并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中国古代，在“以孝治天下”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尊老敬老理念下，也很注重养老。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靠制度保证家庭养老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更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政府开办养老院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引导民间资本办养老
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民间养老或社会养老，这一点，明、清两个朝代做得最好。朱元璋时期，明朝政府就下令，或强制或引导，让富人出钱，在全国各地建立公共墓地，使那些死后无钱买坟地的老者能够落叶归根。还有，养济院和施棺局等救济机构的运行资金，很多都是民间大户人家和官宦贵族捐助的。
明清时期，政府财政对养老的补贴和资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故而养济院等养老机构必须由民间参与管理和运营，才能形成普遍的效应。在明清时期，各类养老机构大都是民办的，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层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如施棺局，在清代，90%以上都是民办的。
如今，我国民间财富的积累达到中国历史的高潮，也更有能力来开办和经营各类养老机构。在我国老龄化趋势越发紧迫和严峻的社会大背景下，需要购买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人口数量会不断攀升，养老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在盈利性的养老市场之外，培养一个公益性的养老市场，互为补充，共建一个优质高效的养老市场和机制。
靠制度保证家庭养老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更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政府开办养老院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定期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者和老者有无饭吃，有无制度上的弊端。嘉靖十一年，在北京地区，仅政府免费提供给老无所养等各类穷人的衣服，就花费275两银子。国家花钱，直接给老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极为良好的养老风气。
清代延续明代制度，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棺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之际，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如光绪年间的某一年，仅广东一省的养济院，就花费白银近1.7万两。
引导民间资本办养老
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民间养老或社会养老，这一点，明、清两个朝代做得最好。朱元璋时期，明朝政府就下令，或强制或引导，让富人出钱，在全国各地建立公共墓地，使那些死后无钱买坟地的老者能够落叶归根。还有，养济院和施棺局等救济机构的运行资金，很多都是民间大户人家和官宦贵族捐助的。
明清时期，政府财政对养老的补贴和资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毕竟是十分有限的。故而养济院等养老机构必须由民间参与管理和运营，才能形成普遍的效应。在明清时期，各类养老机构大都是民办的，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层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如施棺局，在清代，90%以上都是民办的。
如今，我国民间财富的积累达到中国历史的高潮，也更有能力来开办和经营各类养老机构。在我国老龄化趋势越发紧迫和严峻的社会大背景下，需要购买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人口数量会不断攀升，养老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在盈利性的养老市场之外，培养一个公益性的养老市场，互为补充，共建一个优质高效的养老市场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