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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纪念了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美建交40周年。现今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经常提到一个问题：中美是否正进入“新冷战”。在这背后，人们关心的是，美国对华战略“去接触”的转向是否已成为定局，中美矛盾能否得到及时管控，两国利益的深度交融能否继续发挥稳定作用，中美如何建立新的共存模式？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脱离两个“40年”的时空背景。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适应全球发展趋势不断成长崛起的40年。中国摆脱了“国际体系外的游荡者”身份，成为体系规则的受益者和完善者。现在的中国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庞大市场吸引着外界关注，更为全球发展和治理贡献着新的理念和公共产品，可谓“在世界中复兴，以自身复兴反哺世界”。
中美建交的40年，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中国自身的改革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国曾经承认中国是开放和善于学习的，中国的融入有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但让美国心有忌惮和不甘的是，中国抓住了21世纪初因美国战略调整和摇摆而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大幅缩短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十分关注中国近几年的国内和国际行为，怀疑中国有意重塑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态势，在世界上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排挤美国的影响力。
焦虑之下，美国国内的对华接触派急速冷却，鹰派猛抬头，有了“新冷战”说和“脱钩”说。在美国看来，未来中国必是举足轻重的“洲际型”大国，而大国的兴起总会牵动“权力转移”。美国学者、“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埃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选取了16个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案例，其中12个都走向战争，从而得出“中美战争在未来几十年极为可能爆发”的结论。
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重复。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应被简单化为“冷战2.0”，两国关系的现状既是竞争性战略共存，也是战略性相互依存。过去40年里，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结成极其庞大的纽带网络，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断充实。现阶段最为紧张的经济关系并未完全褪去“中美关系稳定舵”的角色，合作共赢的长期收益依然优于两败俱伤的死缠滥斗。中美合作的受益者并非仅是两国公司和企业，更包括两国民众与社会，当然也有政府。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去年初做过一次民调，结果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53%，为近30年来最高，鹰派眼里咄咄逼人的中国在普通民众眼里则仍然带着开放友好的气质。这也让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竞争有别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那种关乎生死存亡的恶性竞争，后者是两个国际体系的分裂、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两种政治制度的死拼。
中美要走向冷战般的对立，也缺乏足够的理由。中美关系如果全面破裂，不仅会在两国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更将毁灭国际社会共同渴望的大国合作共治前景，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势。或许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冷和平”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双方虽然相互缺乏信任、充满猜疑，但在规避和减少冲突方面仍有基本共识，在缓解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方面仍有运作空间。从理论角度看，“冷和平”是从和平到战争过渡阶段中的一种具备可逆性和可控性特征的特殊状态。
即便如此，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美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就一定会阻止两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同样的，期待中美“和好如初”的念头也是不现实的。中美力量对比态势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定位，也改变了外界对两国的认知和期待，进而引发各种连锁反应，两國都面临如何重塑规则和重构关系的新课题。
对中美而言，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共同避免滑向美苏对峙时期的那种极端，也就是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共存”，而应共同努力建立基于“相互确保尊严”的合作共存，此“相互确保”非彼“相互确保”，而这种“尊严”包括对现实力量对比的客观认识，对底线红线的坚守，不把对方逼入死角，保持对话协商和紧急沟通管道的畅通，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克制，等等。
对历史怀有敬畏，对未来抱有信心，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有的基调。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适应全球发展趋势不断成长崛起的40年。中国摆脱了“国际体系外的游荡者”身份，成为体系规则的受益者和完善者。现在的中国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庞大市场吸引着外界关注，更为全球发展和治理贡献着新的理念和公共产品，可谓“在世界中复兴，以自身复兴反哺世界”。
中美建交的40年，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为中国自身的改革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国曾经承认中国是开放和善于学习的，中国的融入有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但让美国心有忌惮和不甘的是，中国抓住了21世纪初因美国战略调整和摇摆而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大幅缩短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十分关注中国近几年的国内和国际行为，怀疑中国有意重塑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态势，在世界上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排挤美国的影响力。
焦虑之下，美国国内的对华接触派急速冷却，鹰派猛抬头，有了“新冷战”说和“脱钩”说。在美国看来，未来中国必是举足轻重的“洲际型”大国，而大国的兴起总会牵动“权力转移”。美国学者、“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格雷厄姆·埃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选取了16个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案例，其中12个都走向战争，从而得出“中美战争在未来几十年极为可能爆发”的结论。
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重复。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应被简单化为“冷战2.0”，两国关系的现状既是竞争性战略共存，也是战略性相互依存。过去40年里，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结成极其庞大的纽带网络，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断充实。现阶段最为紧张的经济关系并未完全褪去“中美关系稳定舵”的角色，合作共赢的长期收益依然优于两败俱伤的死缠滥斗。中美合作的受益者并非仅是两国公司和企业，更包括两国民众与社会，当然也有政府。美国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去年初做过一次民调，结果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53%，为近30年来最高，鹰派眼里咄咄逼人的中国在普通民众眼里则仍然带着开放友好的气质。这也让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竞争有别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那种关乎生死存亡的恶性竞争，后者是两个国际体系的分裂、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两种政治制度的死拼。
中美要走向冷战般的对立，也缺乏足够的理由。中美关系如果全面破裂，不仅会在两国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更将毁灭国际社会共同渴望的大国合作共治前景，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势。或许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冷和平”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双方虽然相互缺乏信任、充满猜疑，但在规避和减少冲突方面仍有基本共识，在缓解双边关系中的摩擦点方面仍有运作空间。从理论角度看，“冷和平”是从和平到战争过渡阶段中的一种具备可逆性和可控性特征的特殊状态。
即便如此，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美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就一定会阻止两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同样的，期待中美“和好如初”的念头也是不现实的。中美力量对比态势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定位，也改变了外界对两国的认知和期待，进而引发各种连锁反应，两國都面临如何重塑规则和重构关系的新课题。
对中美而言，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共同避免滑向美苏对峙时期的那种极端，也就是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共存”，而应共同努力建立基于“相互确保尊严”的合作共存，此“相互确保”非彼“相互确保”，而这种“尊严”包括对现实力量对比的客观认识，对底线红线的坚守，不把对方逼入死角，保持对话协商和紧急沟通管道的畅通，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克制，等等。
对历史怀有敬畏，对未来抱有信心，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有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