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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世界变局交互激荡，并以极端的形式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安全秩序受到冲击，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更大波折起伏。特朗普政府强硬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国际安全合作空间收窄，大国博弈持续升温，零和博弈思维回潮，国际军控机制等受到冲击，地缘战略博弈冲突不断且潜藏巨大风险。
国际合作在疫情冲击下步履维艰，全球化的脆弱性集中显现，国际社会难以组织起高效的协调行动。美国不断退出相关国际条约，不仅直接引起世界和局部地区动荡，还使原本复杂多变的世界安全局势更具不确定性。2019年8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導致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失去必要限制，而其主要意图是推进在亚太和欧洲的中导部署。一年来，美国还相继宣布撤销《武器贸易条约》、单方面放宽对无人机出口管控标准，迄今未同意延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0年7月美俄就太空安全问题举行的战略磋商无果而终。11月，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受美国影响，世界一些国家对外政策趋于保守，围堵遏制、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有所回潮。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国关系波折起伏，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俄罗斯、中国界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开启了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美国以“自由航行”为名加大南海军事行动频率和规模，对一些科技企业实施制裁，公然插手中国香港、新疆、台湾等内政问题，加强科技人文壁垒，突出两国结构性矛盾。美俄两国竞争以军备和地缘博弈为主，彼此关系不具备重启的条件。
面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欧洲、日本也相应做出政策调整。欧俄关系进一步趋缓，德国顶住压力坚持与俄展开对话合作，“北溪-2”天然气项目获得欧盟支持并取得进展。特朗普政府继续就防务支出向“北约”盟友施压，北约内部分歧进一步显现，土耳其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出现摇摆。欧洲主要国家把欧盟军队建设重新提上日程，法国更是积极推动筹备组建欧洲军。东亚国家关系出现积极变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议重新提上议程。目前看，虽然美欧、美日联盟分离倾向加剧，但是美国霸权并未根本削弱，国际力量格局分化重组还需经历质变前的量变积累。
在疫情中，主要国家仍在持续投入，推动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网络、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技术使人类将探索领域延伸至虚拟边疆和高边疆、深边疆、远边疆、微边疆，必将带来全球政治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也必将引起战争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及思想观念的更新。
2020年11月21日，美国空军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举行了一场空中表演，F-22、F-35等多款先进战机亮相。
美国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战局的所谓颠覆性技术，持续增加在研发和试验方面的投入，更新换代和部署新型武器装备，如F-35战机、B-21轰炸机、改进型核潜艇、滨海战斗舰、新型鱼雷等。其他大国加紧应对，战略威慑与反威慑、太空网络新型领域、人工智能等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热点。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带来全球生物安全态势的深刻变革。生物学与其他领域新兴技术的交叉融合增加了生物武器扩散的危险。
战略威慑与反威慑竞争国际化趋势明显，其中高超音速导弹成为竞争焦点，主要原因在于美俄都把超高音速武器作为确保军事优势和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手段。美国国防部2020财年仅在研制超高音速武器领域的开支就高达26亿美元。美还为加强核能力建设做出调整部署，退出《中导条约》为美国发展中程弹道导弹扫清了某种制度障碍。俄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空射型高超声速导弹系统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多种战略武器正在研制和试验。大国战略互信不足，容易引起导弹防御能力竞赛升级，其中美国已提升导弹防御局预算开支，启用红外天基预警卫星，寻求与盟国开展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的合作项目。俄一方面加速发展导弹防御技术，提升导弹防御系统能力，另一方面，依托政治外交和军事合作，加速导弹防御系统全球组网速度，与美国形成有力竞争。
太空军事化步伐加快，北约已经宣布，太空为继陆、海、空、网之后的第五战场，且适用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人工智能被广泛认为将带来新一轮工业革命。美国正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规划、重点项目设想、技术标准规范，构建研发生产、作战运用和人才培养体系。其他国家也在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俄罗斯就由国防部牵头实施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但综合评估，中俄等力量与美国还存在差距。
也门内战持续，且和疫情交互作用，安全局势加速恶化。持续40余天的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的纳卡冲突，更是造成数千人死亡，无人机等新式武器也得到使用和检验。而在整个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治而未绝。叙利亚反恐怖主义斗争虽然取得很大战绩，但极端组织生存的政治土壤并未铲除。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又相继深陷政治斗争激化、治理难题凸显的窘境;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人口贩运、非法武器交易、毒品、走私、难民等跨境问题交织出现，和疫情发展重叠，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国际不安定因素增多、安全治理困难重重，而美国不断削减长期承担的国际责任，加剧了全球治理供求失衡。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迫切。面对困局，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强化有效的协调与合作，预防重大风险的发生，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实现安全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达成有益平衡，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繁荣。历史教训已充分揭示，武力对抗的老路走不通。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安全合作，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解战乱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美国强化单边主义
国际合作在疫情冲击下步履维艰，全球化的脆弱性集中显现，国际社会难以组织起高效的协调行动。美国不断退出相关国际条约，不仅直接引起世界和局部地区动荡，还使原本复杂多变的世界安全局势更具不确定性。2019年8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導致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失去必要限制，而其主要意图是推进在亚太和欧洲的中导部署。一年来，美国还相继宣布撤销《武器贸易条约》、单方面放宽对无人机出口管控标准，迄今未同意延期《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0年7月美俄就太空安全问题举行的战略磋商无果而终。11月，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受美国影响，世界一些国家对外政策趋于保守，围堵遏制、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有所回潮。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国关系波折起伏，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俄罗斯、中国界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开启了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美国以“自由航行”为名加大南海军事行动频率和规模，对一些科技企业实施制裁，公然插手中国香港、新疆、台湾等内政问题，加强科技人文壁垒，突出两国结构性矛盾。美俄两国竞争以军备和地缘博弈为主，彼此关系不具备重启的条件。
面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欧洲、日本也相应做出政策调整。欧俄关系进一步趋缓，德国顶住压力坚持与俄展开对话合作，“北溪-2”天然气项目获得欧盟支持并取得进展。特朗普政府继续就防务支出向“北约”盟友施压，北约内部分歧进一步显现，土耳其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出现摇摆。欧洲主要国家把欧盟军队建设重新提上日程，法国更是积极推动筹备组建欧洲军。东亚国家关系出现积极变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议重新提上议程。目前看，虽然美欧、美日联盟分离倾向加剧，但是美国霸权并未根本削弱，国际力量格局分化重组还需经历质变前的量变积累。
大国间军事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在疫情中，主要国家仍在持续投入，推动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的创新发展。网络、太空、深海、极地和生物技术使人类将探索领域延伸至虚拟边疆和高边疆、深边疆、远边疆、微边疆，必将带来全球政治和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也必将引起战争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及思想观念的更新。
美国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战局的所谓颠覆性技术，持续增加在研发和试验方面的投入，更新换代和部署新型武器装备，如F-35战机、B-21轰炸机、改进型核潜艇、滨海战斗舰、新型鱼雷等。其他大国加紧应对，战略威慑与反威慑、太空网络新型领域、人工智能等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热点。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带来全球生物安全态势的深刻变革。生物学与其他领域新兴技术的交叉融合增加了生物武器扩散的危险。
战略威慑与反威慑竞争国际化趋势明显，其中高超音速导弹成为竞争焦点，主要原因在于美俄都把超高音速武器作为确保军事优势和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手段。美国国防部2020财年仅在研制超高音速武器领域的开支就高达26亿美元。美还为加强核能力建设做出调整部署，退出《中导条约》为美国发展中程弹道导弹扫清了某种制度障碍。俄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空射型高超声速导弹系统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等多种战略武器正在研制和试验。大国战略互信不足，容易引起导弹防御能力竞赛升级，其中美国已提升导弹防御局预算开支，启用红外天基预警卫星，寻求与盟国开展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的合作项目。俄一方面加速发展导弹防御技术，提升导弹防御系统能力，另一方面，依托政治外交和军事合作，加速导弹防御系统全球组网速度，与美国形成有力竞争。
太空军事化步伐加快，北约已经宣布，太空为继陆、海、空、网之后的第五战场，且适用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人工智能被广泛认为将带来新一轮工业革命。美国正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规划、重点项目设想、技术标准规范，构建研发生产、作战运用和人才培养体系。其他国家也在加大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俄罗斯就由国防部牵头实施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但综合评估，中俄等力量与美国还存在差距。
世界需要有效的安全治理
也门内战持续，且和疫情交互作用，安全局势加速恶化。持续40余天的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的纳卡冲突，更是造成数千人死亡，无人机等新式武器也得到使用和检验。而在整个中东，国际恐怖主义治而未绝。叙利亚反恐怖主义斗争虽然取得很大战绩，但极端组织生存的政治土壤并未铲除。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又相继深陷政治斗争激化、治理难题凸显的窘境;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依然严峻，人口贩运、非法武器交易、毒品、走私、难民等跨境问题交织出现，和疫情发展重叠，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国际不安定因素增多、安全治理困难重重，而美国不断削减长期承担的国际责任，加剧了全球治理供求失衡。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迫切。面对困局，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强化有效的协调与合作，预防重大风险的发生，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实现安全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达成有益平衡，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繁荣。历史教训已充分揭示，武力对抗的老路走不通。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安全合作，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解战乱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