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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领导干部能否管好自己的亲属，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铁面无私，为全党干部树立起光辉的榜样。
全家每人每天
都要吃两顿粗粮
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
胡家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满妹。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老张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他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職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产党人不是
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县里的那个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被安排工作，全都是普通农民。
还有一次，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又与哥哥闹翻脸了，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全家每人每天
都要吃两顿粗粮
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
胡家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满妹。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老张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他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職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共产党人不是
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县里的那个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被安排工作，全都是普通农民。
还有一次，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又与哥哥闹翻脸了，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