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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养老机构内所居住的多数为年迈力衰的老人，他们对死亡视为禁忌、恐惧与负向话题。因此，对养老机构内老人死亡焦虑的社会工作个案介入是社会工作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探讨的正是养老机构内自理老人死亡焦虑情绪的国内外研究概况，以期能有助于未来社会上各类养老机构对各类型老年人死亡焦虑工作的开展，可以对其实践进行指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办法和新思路，从而有助于老年人体面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并安享幸福晚年。
【关键词】养老机构；老人；死亡焦虑情绪；研究概况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17-02
随着近四十年来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年龄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展成为老龄化社会，而数量众多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身心面临重新调适，他们在养老机构内生活状态直接决定其是否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当机构内老人面对身体机能退化、同住者的离去、经济上的拮据和感情上的孤独时，对死亡的焦虑就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议题。下面，笔者就养老机构内自理老人死亡焦虑情绪的国内外研究概况略作阐述，以期能为我国的社会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推动实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回顾国内近几年来对死亡焦虑的研究，主要有：学者姜旭等以清华大学968名本科生为样本，以死亡态度和死亡比喻问卷为基础，创造性的加入了死亡素描选项，使被调查者能够以感性的方式描述死亡，该研究发现60%的研究对象对死亡态度和死亡比喻存在着不能接受和害怕的心理反应，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占20%，研究者还对死亡素描图像资料进行了归类分析，发现客观面对等中性描述占比41.8%，解脱等美好类描述占比8.9%，抽离、空虚类描述占比30.7%，绝望类描述占比18.6%。
吴福婷从宁夏大学各校区随机抽取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86份，研究发现一是自我价值感对大学生的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人际负担焦虑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自我价值感越高，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人际负担焦虑越高，这与国内刘娇的研究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就业压力的日趋增大，学生看重的已不再是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上述这些方面的需求不能实现，便会导致较高焦虑的产生。
学者罗增从儿童角度出发，让以75名4至14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中国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对社会的依附逐步增强，从而造成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害怕或者担心死亡。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未知死、焉知生”也表明了人应当比死更关注现实存在“生”的意义，而道家更将生死视为“天道”，讲究万法自然、不必强求。
梁红霞等从职业角度出发，在以临床护士为对象的死亡观研究中，发现这个经常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中，她们本身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个自然过程，但对“我死”的考虑则多少不同，一半以上对“我死”考虑甚少或者没有。
段明明独辟蹊径，根据相关心理学和营销学文献的综述，将死亡焦虑与消费行为研究联系起来，首先介绍了死亡焦虑概念的含义，然后基于恐怖管理理论论述了死亡焦虑的行为适應机制及其可能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刘喜珍直接将研究重点放在消除死亡焦虑上，她死亡焦虑分为内在焦虑与外在焦虑两个层面。认为消解死亡焦虑是提高死亡品质、从而提升整体生命质量的心理基础。通过分析死亡焦虑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死亡焦虑的两个内释伦理机制与三个外化伦理机制。
二、国外研究概况
早期国外学者只关注死亡态度的某一方面，且多关注对死亡焦虑的定量研究。Lester编制了“死亡恐惧量表”（The Lester Fearof DeathScale），测量向度为恐惧自己死亡、恐惧他人死亡、恐惧自己濒死、恐惧他人濒死，此问卷在1994年修编问卷内容，但其内涵并无改变。
Templer死亡焦虑量表（The 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 DAS），测量对癌症、时间飞逝、死后生命、世界大战态度等向度。
Dickstein的死亡关切量表（Death Concern Scale）主要测量在意识上的思考死亡及对死亡的负面评价；Gesser、Wong与Resker在1987修订的死亡态度量表（DeathAttitude Profile ScalDAP）以及在1994年DeathAttitude Profile-Revised再次修改，其内涵从逃避导向死亡接受、害怕死亡与濒死、趋近导向死亡接受、中性的死亡接受等四个面向调整成死亡恐惧、死亡逃避、中性接受、趋近接受、及逃离接受等五个面，各量表可以看出探讨因素多元，也因时间的转换及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其内涵也不断的修订。
到了最近三十年，西方学者对死亡焦虑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卓有成效的研究。Yalom在其书《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介绍了一个治疗死亡焦虑的概念，那就是“涟漪效应”。有些人意识到死亡，可能从中觉悟到，自己昔日的生活是多么的没有意义，而开始活出真正的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与人生。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后，却感到生命的无常，人总要一死，为什么要活着呢？死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有意义”和“无意义”之分。所以同一件事，死亡，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死亡有不同的态度。其实，是自己的认知限定了死亡本身，死亡是怎样，在乎自己的看法和认知。死亡恐惧和焦虑，除了生理本身的反应之外，就是来自信念与认知。
Kalish与Reynolds选取了400人，包含非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等不同族群的研究中发现，族群的不同会导致死亡焦虑与恐惧的程度与因素的不同。而Fortner、Neimeyer和Rybarczyk的研究数据中，也可以发现族群会因为不同的文化，有死亡焦虑上的程度差异。 Neimeyer与Brunt针对死亡焦虑程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量化测量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潜意识层次和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有所区别。潜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所可能呈现的外显行为包含了成为一个酗酒、烟毒瘾患者、或存活在幻想中，最常见的就是不断地在日常琐碎的事物上忙碌个不停；而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则可能包含害怕死亡时的痛苦、害怕分离、害怕未知、害怕未来的审判等等。潜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因未被当事人所觉察，仅透过外显行为所表现，因此，难以就量表加以测量，而未能呈现实际现况。
Tomer和Eliason就近年死亡焦虑的研究提出建议，认为应可以由了解老年人口对死亡意义与死亡焦虑的质化叙述来与现行的量化研究结果做连结。
三、简要评述
西方学者对死亡焦虑的研究从最初的注重定量研究发展到现在的定性、定量研究并重，对人的死亡焦虑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根据研究者的检索，国外对死亡焦虑的研究大多为学术理论性研究，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到机构内老人死亡焦虑实践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批判继承了国外学者在死亡焦虑定量研究的成果，按照研究对象的年龄、民族、職业、所处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大量成果丰富的研究材料。但是对运用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介入到养老机构内老人以缓解他们死亡焦虑情绪的理论、实务研究较少。
总之，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医疗保健的改善与普及，加上生活质量的提升，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国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各国也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深入分析老年人在特定养老环境中死亡焦虑情绪的产生、发展，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各个层面的需求，有助于老年人体面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并安享幸福晚年。
参考文献：
[1]姜旭，樊富珉，何敏贤.从大学生对死亡的态度看生命教育.自杀及其与反与干预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吴福婷.宁夏大学生死亡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2）.
[3]罗增.社会性愿望对焦虑评定的影响[J].社会心理研究，2001（4）.
[4]段明明.基于恐怖管理理论的死亡焦虑与消费行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3）.
[5]刘喜珍.论死亡焦虑产生的原因及其消解的伦理机制[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9（12）.
[6]Templer.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Death Anxiety Scale[J].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1970，82.
[7]Neimeyer， R. A.， & Van Brunt， D.1995.Death anxiety. In H. Wass & R. A. Neimeyer（Eds.）， Dying： Facing the facts（3rd ed.， 49-88）.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8]Yalom，Irvin.存在心理治疗-死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Sherwin B. Nuland.死亡的脸[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
【关键词】养老机构；老人；死亡焦虑情绪；研究概况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17-02
随着近四十年来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口年龄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展成为老龄化社会，而数量众多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身心面临重新调适，他们在养老机构内生活状态直接决定其是否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当机构内老人面对身体机能退化、同住者的离去、经济上的拮据和感情上的孤独时，对死亡的焦虑就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议题。下面，笔者就养老机构内自理老人死亡焦虑情绪的国内外研究概况略作阐述，以期能为我国的社会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推动实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回顾国内近几年来对死亡焦虑的研究，主要有：学者姜旭等以清华大学968名本科生为样本，以死亡态度和死亡比喻问卷为基础，创造性的加入了死亡素描选项，使被调查者能够以感性的方式描述死亡，该研究发现60%的研究对象对死亡态度和死亡比喻存在着不能接受和害怕的心理反应，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占20%，研究者还对死亡素描图像资料进行了归类分析，发现客观面对等中性描述占比41.8%，解脱等美好类描述占比8.9%，抽离、空虚类描述占比30.7%，绝望类描述占比18.6%。
吴福婷从宁夏大学各校区随机抽取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86份，研究发现一是自我价值感对大学生的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人际负担焦虑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自我价值感越高，自控丧失焦虑、情感冲击焦虑、自我实现焦虑、人际负担焦虑越高，这与国内刘娇的研究正好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就业压力的日趋增大，学生看重的已不再是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旦上述这些方面的需求不能实现，便会导致较高焦虑的产生。
学者罗增从儿童角度出发，让以75名4至14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中国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对社会的依附逐步增强，从而造成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害怕或者担心死亡。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未知死、焉知生”也表明了人应当比死更关注现实存在“生”的意义，而道家更将生死视为“天道”，讲究万法自然、不必强求。
梁红霞等从职业角度出发，在以临床护士为对象的死亡观研究中，发现这个经常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中，她们本身能够认识到死亡是个自然过程，但对“我死”的考虑则多少不同，一半以上对“我死”考虑甚少或者没有。
段明明独辟蹊径，根据相关心理学和营销学文献的综述，将死亡焦虑与消费行为研究联系起来，首先介绍了死亡焦虑概念的含义，然后基于恐怖管理理论论述了死亡焦虑的行为适應机制及其可能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刘喜珍直接将研究重点放在消除死亡焦虑上，她死亡焦虑分为内在焦虑与外在焦虑两个层面。认为消解死亡焦虑是提高死亡品质、从而提升整体生命质量的心理基础。通过分析死亡焦虑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死亡焦虑的两个内释伦理机制与三个外化伦理机制。
二、国外研究概况
早期国外学者只关注死亡态度的某一方面，且多关注对死亡焦虑的定量研究。Lester编制了“死亡恐惧量表”（The Lester Fearof DeathScale），测量向度为恐惧自己死亡、恐惧他人死亡、恐惧自己濒死、恐惧他人濒死，此问卷在1994年修编问卷内容，但其内涵并无改变。
Templer死亡焦虑量表（The Templer Death Anxiety Scale， DAS），测量对癌症、时间飞逝、死后生命、世界大战态度等向度。
Dickstein的死亡关切量表（Death Concern Scale）主要测量在意识上的思考死亡及对死亡的负面评价；Gesser、Wong与Resker在1987修订的死亡态度量表（DeathAttitude Profile ScalDAP）以及在1994年DeathAttitude Profile-Revised再次修改，其内涵从逃避导向死亡接受、害怕死亡与濒死、趋近导向死亡接受、中性的死亡接受等四个面向调整成死亡恐惧、死亡逃避、中性接受、趋近接受、及逃离接受等五个面，各量表可以看出探讨因素多元，也因时间的转换及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其内涵也不断的修订。
到了最近三十年，西方学者对死亡焦虑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卓有成效的研究。Yalom在其书《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介绍了一个治疗死亡焦虑的概念，那就是“涟漪效应”。有些人意识到死亡，可能从中觉悟到，自己昔日的生活是多么的没有意义，而开始活出真正的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与人生。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后，却感到生命的无常，人总要一死，为什么要活着呢？死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有意义”和“无意义”之分。所以同一件事，死亡，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死亡有不同的态度。其实，是自己的认知限定了死亡本身，死亡是怎样，在乎自己的看法和认知。死亡恐惧和焦虑，除了生理本身的反应之外，就是来自信念与认知。
Kalish与Reynolds选取了400人，包含非裔美国人、日本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等不同族群的研究中发现，族群的不同会导致死亡焦虑与恐惧的程度与因素的不同。而Fortner、Neimeyer和Rybarczyk的研究数据中，也可以发现族群会因为不同的文化，有死亡焦虑上的程度差异。 Neimeyer与Brunt针对死亡焦虑程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量化测量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潜意识层次和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有所区别。潜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所可能呈现的外显行为包含了成为一个酗酒、烟毒瘾患者、或存活在幻想中，最常见的就是不断地在日常琐碎的事物上忙碌个不停；而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则可能包含害怕死亡时的痛苦、害怕分离、害怕未知、害怕未来的审判等等。潜意识层次的死亡焦虑，因未被当事人所觉察，仅透过外显行为所表现，因此，难以就量表加以测量，而未能呈现实际现况。
Tomer和Eliason就近年死亡焦虑的研究提出建议，认为应可以由了解老年人口对死亡意义与死亡焦虑的质化叙述来与现行的量化研究结果做连结。
三、简要评述
西方学者对死亡焦虑的研究从最初的注重定量研究发展到现在的定性、定量研究并重，对人的死亡焦虑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根据研究者的检索，国外对死亡焦虑的研究大多为学术理论性研究，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介入到机构内老人死亡焦虑实践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国内学者批判继承了国外学者在死亡焦虑定量研究的成果，按照研究对象的年龄、民族、職业、所处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大量成果丰富的研究材料。但是对运用社会工作实务方法介入到养老机构内老人以缓解他们死亡焦虑情绪的理论、实务研究较少。
总之，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医疗保健的改善与普及，加上生活质量的提升，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国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各国也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深入分析老年人在特定养老环境中死亡焦虑情绪的产生、发展，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各个层面的需求，有助于老年人体面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并安享幸福晚年。
参考文献：
[1]姜旭，樊富珉，何敏贤.从大学生对死亡的态度看生命教育.自杀及其与反与干预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吴福婷.宁夏大学生死亡焦虑与自我价值感的相关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12）.
[3]罗增.社会性愿望对焦虑评定的影响[J].社会心理研究，2001（4）.
[4]段明明.基于恐怖管理理论的死亡焦虑与消费行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3）.
[5]刘喜珍.论死亡焦虑产生的原因及其消解的伦理机制[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9（12）.
[6]Templer.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Death Anxiety Scale[J].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1970，82.
[7]Neimeyer， R. A.， & Van Brunt， D.1995.Death anxiety. In H. Wass & R. A. Neimeyer（Eds.）， Dying： Facing the facts（3rd ed.， 49-88）.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8]Yalom，Irvin.存在心理治疗-死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Sherwin B. Nuland.死亡的脸[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