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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我利用暑假，赴安徽凤阳参加第一届朱元璋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务组的同志顶着酷热的骄阳，到蚌埠火车站接我，用小轿车送我去凤阳县城。在车上，他们见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的景物，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凤阳。我说30年前曾在凤阳乡下呆过三年多的时间。他们很感意外，都露出一脸的惊讶。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1969年8月，也是在这样酷暑难熬的季节，我和工作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凤阳，在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当时“四人帮”正在横行肆虐，残酷地压迫正直的知识分子，到教育部支“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干校的政治气氛十分压抑。我们不仅要参加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要参加各种“大批判”和批斗会，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不知过了今晚，明日一早醒来会出什么事，身心都感到极度的疲惫。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三年，除所谓没有查清“问题”的被审查者和专事清查别人的专案组成员继续留在干校外，其他人员全都发往边疆省区或留安徽重新分配工作。就在那时，我带着惆怅郁闷的心情，远离家人，只身前往广西。
在凤阳的三年之所以令我终身难忘，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我因此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龙兴寺、明皇陵等历史遗址，并从老乡那里听到有关朱元璋的种种传说，从而萌生研究明朝开国君主朱皇帝的念头。三年后，我几经周折，从广西大学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此后大半辈子从事明史特别是朱元璋的研究，就都缘出于此。
30年转瞬即逝，许多往事已如烟消散。会议期间，凤阳的朋友抽空陪我到离县城不远的干校旧址转了一圈，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记得有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是从凤阳归来，我便在教学、科研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了下面一束文字，以志不忘。
初到凤阳
1969年夏，我正在南方出差，忽然接到家书，说人民教育出版社让我速速返京，准备下放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我匆匆赶回北京，稍作准备，8月16日即随出版社的同事离京南下。
动身离京那天，从一早天就下起小雨。九点多钟，我告别家人， 提起简单的旅行袋，前往北京站。站台上挤满了人，不少同事的家属 携儿带女前来送行，正和他们的亲人殷殷话别。当时上面的红头文件和报纸，一再强调干部下干校走“五七道路”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所以大家心里虽然装满辛酸和苦涩，脸上都还勉强挂着一丝笑容。待到拉响准备发车的汽笛，雨越下越大，我和同事们赶忙上车。站台上送行的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此时个个高喊“爸爸”“妈妈 ”，哇哇地大哭起来。列车在一片雨声、哭声中，再度拉响汽笛，缓缓启动前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蚌埠下了火车，转乘校部的大卡车前往凤阳。卡车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了近一个钟头，把我们拉进凤阳府城旁的一座空监狱。校部的军代表告诉我们，这是原安徽省第四监狱，暂时借用作为校部的驻地。我们将在这里稍作休息，午饭后再下到出版社的驻地三合输。我和历史编辑室的几位同事，利用休息时间，在监狱里转了一圈。但见四周高高的围墙上拉着电网，北面围墙的东西拐角处各耸立着一个供放哨瞭望用的小岗楼；院内的监房，都是用泥坯砌成的大通铺；厕所的蹲坑一个挨着一个，蹲坑之间都没有遮挡隔断，院子里的两眼水井，井口都跟成年人的腰围差不多，只能容一种特制的小水桶放下取水。我们转到监狱大门内，见墙上还挂着几排写在小木板上的昔日囚犯名单，头名是王耀武，才知道这原是关押国民党高级战俘的监狱。
午后乘车前往三合输，途中心想：我们从此也成了驻在监狱里的校部管辖之下的囚徒。明知此念不合时宜，但怎么也挥之不去，我便带着这种囚徒的心情，开始了干校的生活。
三合输安家
到三合输后，我们把先行托运到的铺盖行李卸下，稍作安顿，天色已近黄昏。吃过晚饭，大家洗洗涮涮，在灯下聊了一阵，便歇下了。
第二天，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代表召集我们开会，介绍教育部“五七干校”的建设规划：整个干校按军事编制组成一个团，团部设在县城的第四监狱；下辖七个连，分布在花园湖和凤阳山的七个点，共占地二万多亩，总投资200万元。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为七连，就住在三合输。干校为我们花3万元钱，从国营凤阳园艺场买下三队的几栋平房，还有400亩果园和1600亩荒地，供我们使用。军代表说，按照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国家干部下干校者，政府将为每人投入基建资金400元，建造4.2平方米住房，同时为下干校的家属投入一定比例的基建资金，提供相应的住房。军代表说，走“五七道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今后将一边劳动，一边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大家要安下心来，在这里干一辈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连部召集全体“五七战士”，一起察看全连的房屋、土地，熟悉周围的情况。我们全连划分为四个排，住在相距二里多地的两个点上。一个点有三排各两栋长条形的平房，一排是砖瓦房，两排为茅草房，另有一些附属的小茅草房。连部和三个排，就住在那里。我所在的排则住在另一点上，那里有一长排茅草房，前方两侧又各有一大间茅草房。连里的土地面积挺大，我们沿地界转了一圈，整整花了一下午时间。由于原先的园艺场管理经营不善，加上大动乱的破坏，果园显得非常萧条。一些地块种着苹果、梨树，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未见有一棵结出果子的。另一些地块种着葡萄，排列成行的葡萄架不是这里缺根水泥柱，就是那里短了根三角铁，葡萄藤上难得看见一两串葡萄，颗粒也都很小。其他地块因久不耕种，长着稀稀拉拉的野草，不长草的地方露出一层白花花的盐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准备在这里呆一辈子的新的家园。
惊人贫困的村庄
凤阳往昔的贫困，我是早有所闻的。据史书记载，自明中期以来，这里就是土瘠役重、十年九荒的穷地方。遇到灾荒年月，百姓只能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他们一路乞食，一路卖唱，把凤阳的花鼓传播到江南各地甚至遥远的北方。凤阳花鼓就是因此而闻名天下的。但是，我当时以为，新中国建立已整20年，那悲惨的一幕早已成了历史。
我来到干校后，同周围生产队的社员一接触，才发现我的想法错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淮河的治理，凤阳确已摆脱了十年九荒的困境，但农民的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随便到附近几个生产队转一圈，你可以发现，社员住的还都是用土坯垒墙、茅草遮顶的茅草房，难得见到一栋砖瓦房。低矮昏暗的茅草房里，难得见到一件像样的家具。睡觉的床是用四根木头钉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中间穿上几根粗麻绳，底下再立上四根短木头柱子做成的。就连桌子、柜子也是用土坯砌就的。安徽盛产煤炭，社员烧饭买不起煤，就在农闲时铲下地头田埂的草皮，晒干后打掉土块，留下草根当柴火烧，或者扒下公路两旁林荫道上的树皮，晒干后当柴烧。树皮一扒，树木很快也就枯死了。养路工人说，他们连年栽树，总不见树木成长，形成真正的林荫道。由于生活的贫困，社员们在冬闲时节，往往顶着凛冽的风雪外出要饭，叫做“搞副业”。有的生产队长或支部书记，甚至亲自领着社员外出乞食。为了应付沿途军警的检查，生产队还给要饭的社员开出这样的证明：“兹证明我队社员某某某为贫农出身，因生活困难，外出要饭，请予放行为荷。”我曾问过几个生产队的放牛娃到过哪些地方，有的说到过合肥、芜湖，有的回答到过南京、上海，说是跟父母要饭去的。我还见过一个高小毕业的社员，刚结婚不几天，就领着新娘子外出乞食，好积攒些钱去还筹办婚事欠下的债。
面对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景象，我满腹忧伤，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报纸电台不是天天讲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吗?凤阳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况?难道全国只有凤阳一个地方，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拨乱反正，凤阳小岗村的18户社员秘密集会，按下18个鲜红的手印，立下“生死凭据”，大胆实行大包干，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炮。早已离开凤阳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感到无比兴奋。这正好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穷则思变”。
扒拆明中都城墙
1969年冬季，干校利用农闲季节，开始搞基建。连部指定由体格比较强壮的一排负责，他们开始动手清场地，打基础，备材料。
一天上午，我路过连部后头的基建工地，见到一排的同志正从一辆大卡车上往下卸砖，赶快上去帮忙。这些砖块都是清一色的旧青砖，块头比通常见到的砖要大许多，一块重约四五十斤，要两个人才抬得动。砖的颜色比一般的青砖要深，显然已有不短的年头。有些砖块，还刻有烧制的地点和年代，如“南昌府”、“长沙府”、“凤阳卫”、“扬州卫”和“洪武某年某月某日造”等。不一会儿工夫，一车砖全卸完了。我问一排的同志，这些旧青砖是从哪儿拉来的？他们说，这是从县里买的。县革命委员会最近决定扒掉明中都皇城的旧城墙，出售城砖，每块砖价格壹角伍分，谁买砖谁自己动手去拆。他们还说，当年修城墙，砖块与砖块之间，都浇上一层用糯米汁拌的石灰，砖块粘得很紧，他们扒墙拆砖，非常费劲。听着同志们的诉说，抚摸着这些历经沧桑的城砖，我的心不由地往下一沉：拆毁文物古迹，公开标价出售，这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革历史文化的命呢?
不久，在一个休假日，我和几位同事到凤阳县城买东西，顺道寻访明中都皇城遗址。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曾将凤阳定为中都，从各地调集大批人力、物力，动工修建宫殿城池。但是就在“工将完成”之时，又忽然下令罢建中都。 后来屡经历代改建和破坏，所有的宫殿城池现已荡然无存，就只剩下一堵破败不堪的城墙。我们来到午门跟前，仰望残存的城墙，见它高近四丈，如果加上女墙，则高达四丈多，非常高大雄伟。走进午门洞，但见两侧距地面一米多高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镶嵌着一条刻工精细、精美绝伦的白玉石浮雕带，这是南京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午门所未有的，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明中都的辉煌壮丽。登上城墙远望，城墙两旁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社员的茅屋，城墙里面已变成一片沟渠交错的庄稼地。城墙大半已被扒掉，未被扒掉的几段，有人正在抡镐拆砖。看着这一幕凄怆的景色，想着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革掉多少文化的命，我的心在暗暗滴血。
寻访历史遗迹
朱元璋的名字，我是早就熟悉的。但朱元璋引起我的注意，那是来到凤阳以后的事。
在探访正在扒拆的明中都皇城之后，我利用一个难得的节假日，又和几位熟悉的同事，寻访与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在凤阳城几条破旧的街道中间，我们见到中都的鼓楼，但顶上那“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尘埃”的谯楼早已不见踪影，空剩一座雄伟高大的台基。鼓楼北面的大龙兴寺，曾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地方，罢建中都后，朱元璋下令利用明中都的积材，拆迁重建。人们曾写下“梵刹西连万岁山”、“梵王宫殿屹浮寰”的诗句，惊叹它的宏丽壮观。现今它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成了一家农机修理厂的车间，轰隆隆的马达声，已把悠扬的梵音钟声驱散得无影无踪。在鼓楼的西南方向，距离凤阳八公里的地方，我们在皇陵农场里找到了埋葬朱元璋父母的明皇陵。皇陵的享殿在明末已被张献忠起义军烧毁，其他建筑后来也屡遭破坏，今已不存在。陵前几十对破损的石人、石兽和华表，也被红卫兵掀翻砸毁，只剩下一块无字碑和一块皇陵碑，沉默无语地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与那座孤寂的坟丘为伴。寻访归来，我们都不禁发出沧海桑田的浩叹。
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走访附近生产队的老乡，听他们叙说朱元璋的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内容极为广泛，描述了朱元璋早年生活的苦难，当放牛娃、做小和尚时的机智和勇敢，起义后的雄才大略和礼贤下士，登基后的思安求治、休养生息、专制残暴和诛杀功臣。这些曲折生动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显示出朱元璋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和地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常常想起朱元璋的传奇故事和明皇陵、龙兴寺、中都皇城的苍凉景象，陷入深深的沉思：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为什么能在元末并立的群雄中脱颖而出，一举推翻元朝统治，成为明朝开国皇帝？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而使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于是，研究朱元璋的念头，便在我心中悄然萌生。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花费十余年的功夫，潜心钻研，写出了《朱元璋研究》和《洪武皇帝大传》两部专著。
如此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也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门主课。批判什么，怎样批判呢？我们不妨举两个事例说说。
一是批判张菼同志喊错口号。老张出生于河北一户农家，自幼生活困苦，师范毕业后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来调到我们出版社做小学语文的编辑。下放到凤阳干校后，他很快就同附近社员打成一片，相处得非常融洽。1969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连部组织我们到附近李家岗生产队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指定老张喊口号。当一位老大娘控诉过去地主恶霸对她一家的残酷迫害时，泣不成声，老张站起来高呼口号。可能由于过分紧张激动，他喊错了一个字，使口号内容完全变了样，弄得大家目瞪口呆，全场一片哑然。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口号，拿起事先草拟的稿子再喊一遍，大家这才跟着呼喊起来。
事后，军代表召集连部领导班子商量，决定到生产队对老张开个现场批判会，进行“消毒”。生产队和社员不同意，说老张也是苦出身，偶然喊错一句口号，检查认识清楚就行了。但是，连部还是让全排开会把老张狠批了一顿，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最后老张作了检讨，才算了事。
二是批判姚涌彬同志“贩卖”叛徒哲学。老姚是我的同事，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凡事都深思熟虑，说话条理清晰，办事认真负责，工作细致扎实。1970年初，连部部署批判“叛徒哲学”。他在班会上发言，说叛徒罪大恶极的不能转化为人民，但一般的叛徒只要缴械投降，彻底认罪，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允许他继续革命，不过这种人不可能转化为革命“左派”。话音刚落，副排长时锋和他那一派的同志就指责老姚为叛徒辩护，说叛徒绝对不能转化。会后，副排长立即向军代表和连部作了汇报。连部又令全班开会，再次把老姚批了一通。这种所谓“大批判”，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泛滥，其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给点颜色看看”
1969年11月初，军代表传达中央某首长的讲话，布置备战和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从此，全连开始轰轰烈烈的大抓“516分子”。我们这一派的许多同志，被关进了禁闭室，进行隔离审查。
按理说，“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也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抓“516分子”也应照此办理。但因为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原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假想敌人，纯属子虚乌有，所以，不管军代表和连部领导班子如何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写揭发材料，如何外出调查，如何搞逼供信，如何开批斗会，还是找不到所谓“516反革命活动”的确凿证据，无法迫使那些被隔离审查者低头“认罪”。于是，在一次全连的班排长会上，军代表布置再次掀起揭批高潮后，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便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那些“516分子”和知情人不老实交代、揭发，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中午，有位女同志偷偷告诉我，昨天半夜，她听到前排茅草屋关押一个所谓“516分子”的房间，传出拳头击打的“碰碰”声和挨打者“唉哟”的惨叫声。后来，有位轮值到食堂帮厨的同志还暗中对我说，食堂的大师傅，有时活干半截就走出厨房，不一会儿关押所谓“516分子”的房间就传出打人的声响，待过半个钟头他回来，那儿的声响也就停止了。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和同一派的一位女同志，就被调出某个“516分子”的审查小组，回到原来的班里参加活动。由于被隔离审查的全是我们这一派的同志，军代表和连部领导起初还找了我们这派的几个同志参加审查小组，以示“一碗水端平”。但是，我们待在审查小组里，显然有碍他们的手脚，最终还是被撵了出来。
这场清查“516分子”的活动，直到我离开干校也未结束。但查来查去，最后也没有揪出一个真正的“516分子”，所有被审查的同志全部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历史老人，又对我们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
自请犁田耙地
干校的连排班长，起初由实现大联合的两派协商，经军宣、工宣队批准，挑选双方群众都能接受的同志担任。大概是由于比较年轻，派性也较小的缘故，我被指定担任二排四班的正班长。
由于军代表支持一派打压一派，我这个班长并无实权。军代表和连部有时召开全连干部会议布置某项“大批判”任务后，接着又召集他们信任的另一派骨干分子开会，另行布置一番。因此，我发现我按连部的布置召开班会搞“大批判”时，另一派同志的发言往往超出连部规定的口径，上纲上线更高，火药味也更浓。有几次我还发现，副排长时锋背着我，偷偷找我班他那一派的同志秘密开会，不知在干些什么。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大规模开展后，不仅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而且政治气氛也更加压抑。在调离审查“516分子”的审查小组后，我便在1970年春末夏初，自动要求去帮助吴雁南同志犁田耙地。当时全连负责犁田耙地的原有两人，都是我们历史编辑室的同事。柳松同志此时调任其他工作，只剩老吴一人，实在忙不过来。连部找不出另一个会使用犁耙的人，也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从小上学念书，原来也不会使用犁耙。但小时在农村长大，曾放过牛，也常见大人犁田耙地，自信很快可以学会。开始几天，犁过的地，犁沟免不了深浅不一，歪歪扭扭。但经过一番实践，逐渐就掌握犁耙的使用要领，加上同牛慢慢混熟了，不管是犁田还是耙地，都挺像模像样的。到后来，我和老吴都成了犁田耙地的一把好手，当地社员见了，都竖起大拇指，夸我们地犁得好、耙得棒。
犁田耙地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农活。我们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天未亮，就得扛着几十斤重的犁或耙，牵着牛下地，在朦胧的夜色中开始劳作，直干到上午九点钟左右，太阳暴晒，牛犁不动，才收工歇息。但干完活，我们就可以回宿舍睡一上午觉，不必再参加班排的其他活动。我虽然名义上还是班长，连部在上午开干部会也不再叫我参加，下午或晚上的什么批斗会也未再叫我主持，全由副班长代劳。我乐得落个逍遥，心头那股沉重的政治压力感到减轻了许多。
放牛趣事
刚下放凤阳干校时，临时安排几位年纪较大的同志轮流放牛。一天傍晚，出版部的郭青同志赶着一头牛回来，着急地对我说：“邱汉生同志把另一头牛放丢了。”
邱汉生同志原是我们历史编辑室的副主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曾参与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工作。他由于长年勤奋苦读，患了青光眼，眼睛近视得厉害，戴着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书还得把脸贴近书本才看得清字。远处的东西，只能见到一个大致的轮廓，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前些年在出版社，有个邻居的孩子跑到他家门口告状，说他的小儿子打了谁家的男孩。他跟着邻居的孩子来到院子，远远听到自己的小儿子正和一群男孩吵架，跑过去揪住一个男孩子，以为是自己的小儿子，“啪”地就给一巴掌，那男孩“哇哇”大哭，他一听声音，才发现打的不是自己的小儿子，而是被自己小儿子打的男孩，赶紧道歉赔不是。
我一听邱汉生同志丢了牛，心想不知是哪个马大哈忘了他高度近视，派他出去放牛的，就连忙叫上两三位同志，跟着郭青跑到他们放牛的野地里去找。邱汉生同志见到我们，惴惴不安地说：“一下午我都紧跟着牛，刚才稍不留神，它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几个人分头找了十来分钟，终于在附近一处低洼的河沟里找到这头牛，当时它还低头在河沟里喝水哩。
后来，连里指定张渭城同志专门负责放牛，老张是搞教育学的，不知他怎样把教育学的原理应用到牛身上，不仅把牛喂得膘肥体壮，拉起犁耙特别有劲，而且把牛调教得服服帖帖，让它往东就绝不往西。有一天下午，我下地耕田，在地头等了半天，也不见他把牛赶来。我就返回宿舍找他，只见他歪在一张床上打呼噜，手里攥着牛绳，牛就站在床边的一只空水桶跟前，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我捅醒了老张，他睁开眼，连忙道歉：“我正给牛饮水，想等它喝足，就给你赶去。没想到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这几天实在太累了，很对不起!”
家庭的牵挂
下放凤阳干校后，我的心一直牵挂着北京的妻子冯桂芳和小孩。我这一走，孩子没人照顾，她只得锁上家门，带着四岁多的女儿和八个月的男孩回娘家住。上班时，将女孩留给母亲照看，男孩托给一个街坊看管，下班回到娘家，再将男孩抱回来自己照顾。她小时得过淋巴结核，前些年下乡又患上哮喘病，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在北京市朝阳医院内科做护士长，得上夜班，下班后还得带孩子，能吃得消吗?
开头几个月，妻子来信说全家大小平安，叫我放心。但到年底，麻烦就接踵而来。先是她在兰州的弟弟，因当地搞备战需疏散城市人口，准备将女儿送回北京让他母亲照顾。我妻子来信，说她妈家里房子小，住不下那么多人，问怎么办。当时我俩每月的工资合计118元，除维持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每月还得接济双方父母一点生活费，男孩托街坊照看每月得支付20元钱，显然已无力将女儿送幼儿园。送回我福建老家吧，孩子不会说闽南话，我母亲又不会说普通话，双方无法交流，也实在麻烦。正在焦急之中，妻子来信又说，医院按照中央的战备要求，准备抽调二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去西北安家落户，问我是准备随她去西北，还是让她到我们干校来。考虑到孩子幼小，西北环境比较艰苦，觉得还是让她带孩子到我们干校合适。我回信让她在医院、我在干校分头递交申请报告，请求将她下放到我们干校。但是，我们两头的申请报告交上去之后，都石沉大海，迟迟不见答复。第二年初临近春天，我要求返京探亲，同妻子进一步商量日后的家庭安排问题，连部又说正在清查“516分子”，严格控制人员外出，不予批准。我被弄得心烦意乱，寝食难安。
在焦急之中煎熬了几个月，连部告诉我，朝阳医院已正式来函，不同意放我妻子到我们干校。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我在莺飞草长之际返京探亲。虽然见爱人的身子明显瘦了一圈，脸色黄黄的，心里颇不好受。但得知朝阳医院照顾她家庭困难，将她排除在下放名单之外，而她弟弟也来信说暂不将女儿送回北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暂时落了地。（待续）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1969年8月，也是在这样酷暑难熬的季节，我和工作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凤阳，在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即劳动改造）。当时“四人帮”正在横行肆虐，残酷地压迫正直的知识分子，到教育部支“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支持一派打压一派，干校的政治气氛十分压抑。我们不仅要参加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要参加各种“大批判”和批斗会，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不知过了今晚，明日一早醒来会出什么事，身心都感到极度的疲惫。度日如年地熬过了三年，除所谓没有查清“问题”的被审查者和专事清查别人的专案组成员继续留在干校外，其他人员全都发往边疆省区或留安徽重新分配工作。就在那时，我带着惆怅郁闷的心情，远离家人，只身前往广西。
在凤阳的三年之所以令我终身难忘，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我因此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龙兴寺、明皇陵等历史遗址，并从老乡那里听到有关朱元璋的种种传说，从而萌生研究明朝开国君主朱皇帝的念头。三年后，我几经周折，从广西大学调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此后大半辈子从事明史特别是朱元璋的研究，就都缘出于此。
30年转瞬即逝，许多往事已如烟消散。会议期间，凤阳的朋友抽空陪我到离县城不远的干校旧址转了一圈，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记得有位伟人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是从凤阳归来，我便在教学、科研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了下面一束文字，以志不忘。
初到凤阳
1969年夏，我正在南方出差，忽然接到家书，说人民教育出版社让我速速返京，准备下放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我匆匆赶回北京，稍作准备，8月16日即随出版社的同事离京南下。
动身离京那天，从一早天就下起小雨。九点多钟，我告别家人， 提起简单的旅行袋，前往北京站。站台上挤满了人，不少同事的家属 携儿带女前来送行，正和他们的亲人殷殷话别。当时上面的红头文件和报纸，一再强调干部下干校走“五七道路”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所以大家心里虽然装满辛酸和苦涩，脸上都还勉强挂着一丝笑容。待到拉响准备发车的汽笛，雨越下越大，我和同事们赶忙上车。站台上送行的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此时个个高喊“爸爸”“妈妈 ”，哇哇地大哭起来。列车在一片雨声、哭声中，再度拉响汽笛，缓缓启动前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蚌埠下了火车，转乘校部的大卡车前往凤阳。卡车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了近一个钟头，把我们拉进凤阳府城旁的一座空监狱。校部的军代表告诉我们，这是原安徽省第四监狱，暂时借用作为校部的驻地。我们将在这里稍作休息，午饭后再下到出版社的驻地三合输。我和历史编辑室的几位同事，利用休息时间，在监狱里转了一圈。但见四周高高的围墙上拉着电网，北面围墙的东西拐角处各耸立着一个供放哨瞭望用的小岗楼；院内的监房，都是用泥坯砌成的大通铺；厕所的蹲坑一个挨着一个，蹲坑之间都没有遮挡隔断，院子里的两眼水井，井口都跟成年人的腰围差不多，只能容一种特制的小水桶放下取水。我们转到监狱大门内，见墙上还挂着几排写在小木板上的昔日囚犯名单，头名是王耀武，才知道这原是关押国民党高级战俘的监狱。
午后乘车前往三合输，途中心想：我们从此也成了驻在监狱里的校部管辖之下的囚徒。明知此念不合时宜，但怎么也挥之不去，我便带着这种囚徒的心情，开始了干校的生活。
三合输安家
到三合输后，我们把先行托运到的铺盖行李卸下，稍作安顿，天色已近黄昏。吃过晚饭，大家洗洗涮涮，在灯下聊了一阵，便歇下了。
第二天，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代表召集我们开会，介绍教育部“五七干校”的建设规划：整个干校按军事编制组成一个团，团部设在县城的第四监狱；下辖七个连，分布在花园湖和凤阳山的七个点，共占地二万多亩，总投资200万元。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为七连，就住在三合输。干校为我们花3万元钱，从国营凤阳园艺场买下三队的几栋平房，还有400亩果园和1600亩荒地，供我们使用。军代表说，按照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国家干部下干校者，政府将为每人投入基建资金400元，建造4.2平方米住房，同时为下干校的家属投入一定比例的基建资金，提供相应的住房。军代表说，走“五七道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今后将一边劳动，一边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大家要安下心来，在这里干一辈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连部召集全体“五七战士”，一起察看全连的房屋、土地，熟悉周围的情况。我们全连划分为四个排，住在相距二里多地的两个点上。一个点有三排各两栋长条形的平房，一排是砖瓦房，两排为茅草房，另有一些附属的小茅草房。连部和三个排，就住在那里。我所在的排则住在另一点上，那里有一长排茅草房，前方两侧又各有一大间茅草房。连里的土地面积挺大，我们沿地界转了一圈，整整花了一下午时间。由于原先的园艺场管理经营不善，加上大动乱的破坏，果园显得非常萧条。一些地块种着苹果、梨树，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未见有一棵结出果子的。另一些地块种着葡萄，排列成行的葡萄架不是这里缺根水泥柱，就是那里短了根三角铁，葡萄藤上难得看见一两串葡萄，颗粒也都很小。其他地块因久不耕种，长着稀稀拉拉的野草，不长草的地方露出一层白花花的盐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准备在这里呆一辈子的新的家园。
惊人贫困的村庄
凤阳往昔的贫困，我是早有所闻的。据史书记载，自明中期以来，这里就是土瘠役重、十年九荒的穷地方。遇到灾荒年月，百姓只能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他们一路乞食，一路卖唱，把凤阳的花鼓传播到江南各地甚至遥远的北方。凤阳花鼓就是因此而闻名天下的。但是，我当时以为，新中国建立已整20年，那悲惨的一幕早已成了历史。
我来到干校后，同周围生产队的社员一接触，才发现我的想法错了。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淮河的治理，凤阳确已摆脱了十年九荒的困境，但农民的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随便到附近几个生产队转一圈，你可以发现，社员住的还都是用土坯垒墙、茅草遮顶的茅草房，难得见到一栋砖瓦房。低矮昏暗的茅草房里，难得见到一件像样的家具。睡觉的床是用四根木头钉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中间穿上几根粗麻绳，底下再立上四根短木头柱子做成的。就连桌子、柜子也是用土坯砌就的。安徽盛产煤炭，社员烧饭买不起煤，就在农闲时铲下地头田埂的草皮，晒干后打掉土块，留下草根当柴火烧，或者扒下公路两旁林荫道上的树皮，晒干后当柴烧。树皮一扒，树木很快也就枯死了。养路工人说，他们连年栽树，总不见树木成长，形成真正的林荫道。由于生活的贫困，社员们在冬闲时节，往往顶着凛冽的风雪外出要饭，叫做“搞副业”。有的生产队长或支部书记，甚至亲自领着社员外出乞食。为了应付沿途军警的检查，生产队还给要饭的社员开出这样的证明：“兹证明我队社员某某某为贫农出身，因生活困难，外出要饭，请予放行为荷。”我曾问过几个生产队的放牛娃到过哪些地方，有的说到过合肥、芜湖，有的回答到过南京、上海，说是跟父母要饭去的。我还见过一个高小毕业的社员，刚结婚不几天，就领着新娘子外出乞食，好积攒些钱去还筹办婚事欠下的债。
面对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景象，我满腹忧伤，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报纸电台不是天天讲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吗?凤阳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状况?难道全国只有凤阳一个地方，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拨乱反正，凤阳小岗村的18户社员秘密集会，按下18个鲜红的手印，立下“生死凭据”，大胆实行大包干，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炮。早已离开凤阳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感到无比兴奋。这正好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穷则思变”。
扒拆明中都城墙
1969年冬季，干校利用农闲季节，开始搞基建。连部指定由体格比较强壮的一排负责，他们开始动手清场地，打基础，备材料。
一天上午，我路过连部后头的基建工地，见到一排的同志正从一辆大卡车上往下卸砖，赶快上去帮忙。这些砖块都是清一色的旧青砖，块头比通常见到的砖要大许多，一块重约四五十斤，要两个人才抬得动。砖的颜色比一般的青砖要深，显然已有不短的年头。有些砖块，还刻有烧制的地点和年代，如“南昌府”、“长沙府”、“凤阳卫”、“扬州卫”和“洪武某年某月某日造”等。不一会儿工夫，一车砖全卸完了。我问一排的同志，这些旧青砖是从哪儿拉来的？他们说，这是从县里买的。县革命委员会最近决定扒掉明中都皇城的旧城墙，出售城砖，每块砖价格壹角伍分，谁买砖谁自己动手去拆。他们还说，当年修城墙，砖块与砖块之间，都浇上一层用糯米汁拌的石灰，砖块粘得很紧，他们扒墙拆砖，非常费劲。听着同志们的诉说，抚摸着这些历经沧桑的城砖，我的心不由地往下一沉：拆毁文物古迹，公开标价出售，这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革历史文化的命呢?
不久，在一个休假日，我和几位同事到凤阳县城买东西，顺道寻访明中都皇城遗址。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曾将凤阳定为中都，从各地调集大批人力、物力，动工修建宫殿城池。但是就在“工将完成”之时，又忽然下令罢建中都。 后来屡经历代改建和破坏，所有的宫殿城池现已荡然无存，就只剩下一堵破败不堪的城墙。我们来到午门跟前，仰望残存的城墙，见它高近四丈，如果加上女墙，则高达四丈多，非常高大雄伟。走进午门洞，但见两侧距地面一米多高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镶嵌着一条刻工精细、精美绝伦的白玉石浮雕带，这是南京明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午门所未有的，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明中都的辉煌壮丽。登上城墙远望，城墙两旁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社员的茅屋，城墙里面已变成一片沟渠交错的庄稼地。城墙大半已被扒掉，未被扒掉的几段，有人正在抡镐拆砖。看着这一幕凄怆的景色，想着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革掉多少文化的命，我的心在暗暗滴血。
寻访历史遗迹
朱元璋的名字，我是早就熟悉的。但朱元璋引起我的注意，那是来到凤阳以后的事。
在探访正在扒拆的明中都皇城之后，我利用一个难得的节假日，又和几位熟悉的同事，寻访与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在凤阳城几条破旧的街道中间，我们见到中都的鼓楼，但顶上那“层檐三覆，栋宇百尺，巍乎翼然，琼绝尘埃”的谯楼早已不见踪影，空剩一座雄伟高大的台基。鼓楼北面的大龙兴寺，曾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地方，罢建中都后，朱元璋下令利用明中都的积材，拆迁重建。人们曾写下“梵刹西连万岁山”、“梵王宫殿屹浮寰”的诗句，惊叹它的宏丽壮观。现今它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成了一家农机修理厂的车间，轰隆隆的马达声，已把悠扬的梵音钟声驱散得无影无踪。在鼓楼的西南方向，距离凤阳八公里的地方，我们在皇陵农场里找到了埋葬朱元璋父母的明皇陵。皇陵的享殿在明末已被张献忠起义军烧毁，其他建筑后来也屡遭破坏，今已不存在。陵前几十对破损的石人、石兽和华表，也被红卫兵掀翻砸毁，只剩下一块无字碑和一块皇陵碑，沉默无语地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与那座孤寂的坟丘为伴。寻访归来，我们都不禁发出沧海桑田的浩叹。
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走访附近生产队的老乡，听他们叙说朱元璋的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内容极为广泛，描述了朱元璋早年生活的苦难，当放牛娃、做小和尚时的机智和勇敢，起义后的雄才大略和礼贤下士，登基后的思安求治、休养生息、专制残暴和诛杀功臣。这些曲折生动而富于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显示出朱元璋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和地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常常想起朱元璋的传奇故事和明皇陵、龙兴寺、中都皇城的苍凉景象，陷入深深的沉思：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为什么能在元末并立的群雄中脱颖而出，一举推翻元朝统治，成为明朝开国皇帝？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而使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于是，研究朱元璋的念头，便在我心中悄然萌生。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花费十余年的功夫，潜心钻研，写出了《朱元璋研究》和《洪武皇帝大传》两部专著。
如此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也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门主课。批判什么，怎样批判呢？我们不妨举两个事例说说。
一是批判张菼同志喊错口号。老张出生于河北一户农家，自幼生活困苦，师范毕业后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来调到我们出版社做小学语文的编辑。下放到凤阳干校后，他很快就同附近社员打成一片，相处得非常融洽。1969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连部组织我们到附近李家岗生产队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指定老张喊口号。当一位老大娘控诉过去地主恶霸对她一家的残酷迫害时，泣不成声，老张站起来高呼口号。可能由于过分紧张激动，他喊错了一个字，使口号内容完全变了样，弄得大家目瞪口呆，全场一片哑然。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口号，拿起事先草拟的稿子再喊一遍，大家这才跟着呼喊起来。
事后，军代表召集连部领导班子商量，决定到生产队对老张开个现场批判会，进行“消毒”。生产队和社员不同意，说老张也是苦出身，偶然喊错一句口号，检查认识清楚就行了。但是，连部还是让全排开会把老张狠批了一顿，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最后老张作了检讨，才算了事。
二是批判姚涌彬同志“贩卖”叛徒哲学。老姚是我的同事，新中国成立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凡事都深思熟虑，说话条理清晰，办事认真负责，工作细致扎实。1970年初，连部部署批判“叛徒哲学”。他在班会上发言，说叛徒罪大恶极的不能转化为人民，但一般的叛徒只要缴械投降，彻底认罪，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允许他继续革命，不过这种人不可能转化为革命“左派”。话音刚落，副排长时锋和他那一派的同志就指责老姚为叛徒辩护，说叛徒绝对不能转化。会后，副排长立即向军代表和连部作了汇报。连部又令全班开会，再次把老姚批了一通。这种所谓“大批判”，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泛滥，其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给点颜色看看”
1969年11月初，军代表传达中央某首长的讲话，布置备战和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清查“516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从此，全连开始轰轰烈烈的大抓“516分子”。我们这一派的许多同志，被关进了禁闭室，进行隔离审查。
按理说，“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也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抓“516分子”也应照此办理。但因为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原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假想敌人，纯属子虚乌有，所以，不管军代表和连部领导班子如何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写揭发材料，如何外出调查，如何搞逼供信，如何开批斗会，还是找不到所谓“516反革命活动”的确凿证据，无法迫使那些被隔离审查者低头“认罪”。于是，在一次全连的班排长会上，军代表布置再次掀起揭批高潮后，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便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那些“516分子”和知情人不老实交代、揭发，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中午，有位女同志偷偷告诉我，昨天半夜，她听到前排茅草屋关押一个所谓“516分子”的房间，传出拳头击打的“碰碰”声和挨打者“唉哟”的惨叫声。后来，有位轮值到食堂帮厨的同志还暗中对我说，食堂的大师傅，有时活干半截就走出厨房，不一会儿关押所谓“516分子”的房间就传出打人的声响，待过半个钟头他回来，那儿的声响也就停止了。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和同一派的一位女同志，就被调出某个“516分子”的审查小组，回到原来的班里参加活动。由于被隔离审查的全是我们这一派的同志，军代表和连部领导起初还找了我们这派的几个同志参加审查小组，以示“一碗水端平”。但是，我们待在审查小组里，显然有碍他们的手脚，最终还是被撵了出来。
这场清查“516分子”的活动，直到我离开干校也未结束。但查来查去，最后也没有揪出一个真正的“516分子”，所有被审查的同志全部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历史老人，又对我们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
自请犁田耙地
干校的连排班长，起初由实现大联合的两派协商，经军宣、工宣队批准，挑选双方群众都能接受的同志担任。大概是由于比较年轻，派性也较小的缘故，我被指定担任二排四班的正班长。
由于军代表支持一派打压一派，我这个班长并无实权。军代表和连部有时召开全连干部会议布置某项“大批判”任务后，接着又召集他们信任的另一派骨干分子开会，另行布置一番。因此，我发现我按连部的布置召开班会搞“大批判”时，另一派同志的发言往往超出连部规定的口径，上纲上线更高，火药味也更浓。有几次我还发现，副排长时锋背着我，偷偷找我班他那一派的同志秘密开会，不知在干些什么。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大规模开展后，不仅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而且政治气氛也更加压抑。在调离审查“516分子”的审查小组后，我便在1970年春末夏初，自动要求去帮助吴雁南同志犁田耙地。当时全连负责犁田耙地的原有两人，都是我们历史编辑室的同事。柳松同志此时调任其他工作，只剩老吴一人，实在忙不过来。连部找不出另一个会使用犁耙的人，也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从小上学念书，原来也不会使用犁耙。但小时在农村长大，曾放过牛，也常见大人犁田耙地，自信很快可以学会。开始几天，犁过的地，犁沟免不了深浅不一，歪歪扭扭。但经过一番实践，逐渐就掌握犁耙的使用要领，加上同牛慢慢混熟了，不管是犁田还是耙地，都挺像模像样的。到后来，我和老吴都成了犁田耙地的一把好手，当地社员见了，都竖起大拇指，夸我们地犁得好、耙得棒。
犁田耙地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农活。我们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天未亮，就得扛着几十斤重的犁或耙，牵着牛下地，在朦胧的夜色中开始劳作，直干到上午九点钟左右，太阳暴晒，牛犁不动，才收工歇息。但干完活，我们就可以回宿舍睡一上午觉，不必再参加班排的其他活动。我虽然名义上还是班长，连部在上午开干部会也不再叫我参加，下午或晚上的什么批斗会也未再叫我主持，全由副班长代劳。我乐得落个逍遥，心头那股沉重的政治压力感到减轻了许多。
放牛趣事
刚下放凤阳干校时，临时安排几位年纪较大的同志轮流放牛。一天傍晚，出版部的郭青同志赶着一头牛回来，着急地对我说：“邱汉生同志把另一头牛放丢了。”
邱汉生同志原是我们历史编辑室的副主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曾参与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工作。他由于长年勤奋苦读，患了青光眼，眼睛近视得厉害，戴着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看书还得把脸贴近书本才看得清字。远处的东西，只能见到一个大致的轮廓，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前些年在出版社，有个邻居的孩子跑到他家门口告状，说他的小儿子打了谁家的男孩。他跟着邻居的孩子来到院子，远远听到自己的小儿子正和一群男孩吵架，跑过去揪住一个男孩子，以为是自己的小儿子，“啪”地就给一巴掌，那男孩“哇哇”大哭，他一听声音，才发现打的不是自己的小儿子，而是被自己小儿子打的男孩，赶紧道歉赔不是。
我一听邱汉生同志丢了牛，心想不知是哪个马大哈忘了他高度近视，派他出去放牛的，就连忙叫上两三位同志，跟着郭青跑到他们放牛的野地里去找。邱汉生同志见到我们，惴惴不安地说：“一下午我都紧跟着牛，刚才稍不留神，它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几个人分头找了十来分钟，终于在附近一处低洼的河沟里找到这头牛，当时它还低头在河沟里喝水哩。
后来，连里指定张渭城同志专门负责放牛，老张是搞教育学的，不知他怎样把教育学的原理应用到牛身上，不仅把牛喂得膘肥体壮，拉起犁耙特别有劲，而且把牛调教得服服帖帖，让它往东就绝不往西。有一天下午，我下地耕田，在地头等了半天，也不见他把牛赶来。我就返回宿舍找他，只见他歪在一张床上打呼噜，手里攥着牛绳，牛就站在床边的一只空水桶跟前，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我捅醒了老张，他睁开眼，连忙道歉：“我正给牛饮水，想等它喝足，就给你赶去。没想到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这几天实在太累了，很对不起!”
家庭的牵挂
下放凤阳干校后，我的心一直牵挂着北京的妻子冯桂芳和小孩。我这一走，孩子没人照顾，她只得锁上家门，带着四岁多的女儿和八个月的男孩回娘家住。上班时，将女孩留给母亲照看，男孩托给一个街坊看管，下班回到娘家，再将男孩抱回来自己照顾。她小时得过淋巴结核，前些年下乡又患上哮喘病，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在北京市朝阳医院内科做护士长，得上夜班，下班后还得带孩子，能吃得消吗?
开头几个月，妻子来信说全家大小平安，叫我放心。但到年底，麻烦就接踵而来。先是她在兰州的弟弟，因当地搞备战需疏散城市人口，准备将女儿送回北京让他母亲照顾。我妻子来信，说她妈家里房子小，住不下那么多人，问怎么办。当时我俩每月的工资合计118元，除维持我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每月还得接济双方父母一点生活费，男孩托街坊照看每月得支付20元钱，显然已无力将女儿送幼儿园。送回我福建老家吧，孩子不会说闽南话，我母亲又不会说普通话，双方无法交流，也实在麻烦。正在焦急之中，妻子来信又说，医院按照中央的战备要求，准备抽调二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去西北安家落户，问我是准备随她去西北，还是让她到我们干校来。考虑到孩子幼小，西北环境比较艰苦，觉得还是让她带孩子到我们干校合适。我回信让她在医院、我在干校分头递交申请报告，请求将她下放到我们干校。但是，我们两头的申请报告交上去之后，都石沉大海，迟迟不见答复。第二年初临近春天，我要求返京探亲，同妻子进一步商量日后的家庭安排问题，连部又说正在清查“516分子”，严格控制人员外出，不予批准。我被弄得心烦意乱，寝食难安。
在焦急之中煎熬了几个月，连部告诉我，朝阳医院已正式来函，不同意放我妻子到我们干校。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我在莺飞草长之际返京探亲。虽然见爱人的身子明显瘦了一圈，脸色黄黄的，心里颇不好受。但得知朝阳医院照顾她家庭困难，将她排除在下放名单之外，而她弟弟也来信说暂不将女儿送回北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暂时落了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