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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突出的学术景观是“文化热”，而90年代以来最夺目的学术景观则是“国学热”。笔者必须在此指出的是：正常的学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热”，凡是“热”的东西，要么本身即具有意识形态成分，要么一定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无论是“文化热”还是“国学热”，现在看来，实际上均是意识形态现象。“文化热”的意识形态成分和意识形态背景早为人们所熟知，而“国学热”的意识形态成分和意识形态背景看来还有待时间来揭示。
“国学”概念和国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启用和流行本身，绝对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学术风气大转向的产物。“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国学”的流行不但说明思想界的主流已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也说明学术界的主流已从“观点创新”转向“材料考辨”，从“史论”转向“史考”，而人们所追捧的学术偶像则从郭沫若转向了陈寅恪，而最后的结果是：“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国学热”的最大意识形态导向看来即在于此：消解了唯物史观派在此前学术界所占有的主流地位。
那么，祛除了意识形态成分和内容、回复到本来面目的“国学”应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无非是“古籍整理”、“乾嘉汉学”或“文籍考订学”而已（“国学”的“儒学”内涵另论）。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致力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一工作相关度很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实际上都是所谓“国学”的主体事业。看得出来，这些工作都是一些冷僻的不能再冷僻的长线学问，它们在当下之所以变得似乎炙手可热、轰轰烈烈和红红火火，就在于它们身上承载着特定的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
“国学”概念和国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启用和流行本身，绝对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学术风气大转向的产物。“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国学”的流行不但说明思想界的主流已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也说明学术界的主流已从“观点创新”转向“材料考辨”，从“史论”转向“史考”，而人们所追捧的学术偶像则从郭沫若转向了陈寅恪，而最后的结果是：“到90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国学热”的最大意识形态导向看来即在于此：消解了唯物史观派在此前学术界所占有的主流地位。
那么，祛除了意识形态成分和内容、回复到本来面目的“国学”应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无非是“古籍整理”、“乾嘉汉学”或“文籍考订学”而已（“国学”的“儒学”内涵另论）。当今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致力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一工作相关度很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实际上都是所谓“国学”的主体事业。看得出来，这些工作都是一些冷僻的不能再冷僻的长线学问，它们在当下之所以变得似乎炙手可热、轰轰烈烈和红红火火，就在于它们身上承载着特定的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