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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有一首《题汪上舍〈读书图〉》诗，宣扬的是读书无用论：“朝看牧豕助边储，暮见为郎拥传车。劝尔须抛兔园册，世间风汉乃耽书。”意思是说，早上看见一个养猪的当板儿爷向边境送给养，晚上就看见他当了官，开了宝马在拉风。伙计，我劝你把课本扔了，世上只有呆瓜才沉迷于书本。当然这是别有怀抱的玩笑话。其实朱彝尊本人就是一等一的耽书疯汉，或者叫做书痴。有所痴，才有所成。大凡世间之人，假如深爱某物，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从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感恐非旁人所能领略。对于珍稀图书，朱彝尊是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对他来说，要是生活中没有书，那就等于鲥鱼多刺，海棠无香，《红楼梦》未完。比较说来，书生爱书，和商人爱钱、政客爱官有得一拼。
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第五次南巡。四月九日，朱彝尊在杭州行殿朝见皇帝，将《经义考》的《易》、《书》部分两套分别进献给皇帝和皇太子。十五日，皇太子胤礽召见朱彝尊，礼遇有加之余，对身后近侍说：“这老翰林是海内第一读书人，你等看看也是好的。”潘耒在给朱彝尊《曝书亭集》作序时说：凡天下有字之书，朱彝尊没有没看过的。如果不是“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朱彝尊也不能被称为海内第一读书人。为了能读书，当然要藏书。朱彝尊的书淫书癖无药可医，走火入魔到可以牺牲衣物来买书。到他晚年，其藏书已达八万卷的规模。要论这些书的来历，且让我从头道来。
章学诚说过：“旧家富于藏书。”朱彝尊出生于世家大族，先世的遗书不少。顺治二年（1645），清军铁蹄南下，南明弘光朝覆灭，许多江南士民头餐刀斧，朱家的藏书也基本上毁于兵火。到朱彝尊定居梅会里时，先世的遗书仅剩一部《大明集礼》。朱彝尊曾感叹说：“砚台旁萧然一片，无书可读。”
顺治十五年（1658），朱彝尊自岭南打道回乡，用教书的收入在南昌书肆购得五箱图书，带回嘉兴后，塞满了一书柜，这是他首次大规模购藏图书。在他蛰伏永嘉时，发生了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是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的富户，因为生病眼睛瞎了。他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但由于自己学识有限，便去买得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稿》，延揽江南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去世了。其父庄允诚将这部明史以《明史辑略》之名刊刻发行。书中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至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都没有用清朝年号，而且直呼努尔哈赤之名，称清兵为“建夷”，这都是犯忌讳的。归安县革职知县吴知荣挑出书中的毛病，跑到辅政大臣鳌拜的府上去告发。鳌拜当即派出钦差，赴浙江查究。庄廷鑨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庄家全族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尽数抄斩。庄廷鑨的女儿被发配沈阳为奴。连那些刻书、送版、钉书的人，都被咔嚓了。朱彝尊家人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将涉及明末历史的藏书全都烧了。等到朱彝尊从永嘉回到家中，问起以前的藏书，连书椟都不见了。从明史案的残酷性来看，朱彝尊的家人怕得有理。
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世学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清初战乱后，祁家的藏书先搬到了化鹿山中的化鹿寺。康熙五年（1666），黄宗羲和吕留良带着书商进入化鹿寺，翻阅了三昼夜。黄宗羲用教书的收入买了十捆，其中有近百种经学书籍，百十册稗官笔记，吕留良砸下去三千两银子，买得也不少。离谱的是，书商受吕留良指使，在返途中从黄宗羲购买的那部分书中偷去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黄宗羲和吕留良两人为此而反目。据黄宗羲说，经过他们这一番大担捆载、论秤而出，山中所存只剩下二大橱举业讲章和各省志书。黄宗羲和吕留良是正宗儒家学者，所注重的大抵是经部和子部儒家之类的书。后来，朱彝尊又到山里去看了一次剩余的藏书，发现了为黄、吕所不取的元明以来传奇八百余部，但其中没有张可久的《叶儿乐府》。这是私人收藏中极大的一个曲藏。
康熙十年（1671），朱彝尊客居江都一年，又稍稍收集起图书来。有一次，他遇到老朋友项氏的儿子，说是有万卷楼残帙，就花了二十两银子购买下来。其中，倒不乏一些珍本。曹溶、徐乾学都来传抄。
朱彝尊的藏书兴趣越来越浓，教书的收入都用来买书。他在北京时，常到慈仁寺书市淘书，购得南宋词集《典雅词》、曹全碑拓本、王定保《摭言》一十五卷等。京畿道监察御史任玥曾拿所购怀素草书《千文》、赵孟《时苗留犊图》请朱彝尊审定并题跋。谁知小偷进入朱彝尊室内，将这两幅书画窃走。任玥得知后没有发火。他在慈仁寺遇见朱彝尊时说：“物之得失，亦有定数。这个画卷流传数百年，藏者难道只有我一人而已？”他又请朱彝尊题跋其他画卷。然而宋元雕本在书肆上难得一见。当时的读书人只要背熟“四书”，专研一经，就可以马上取得功名。书商为牟利，热衷于刻印贩卖应试用的书籍。与科举无关的书，书商们往往不屑一顾。因此，善本图书多凭藉钞本流传。
朱彝尊抄起书来，其乐也无穷。他抄书十分认真，每抄成一本书，都仔仔细细详加校正。他的不少朋友家有藏书楼，如曹溶有静惕堂，孙承泽有万卷楼，徐乾学有传是楼，黄虞稷有千顷堂，毛扆有汲古阁，龚翔麟有玉玲珑山馆，纳兰性德有通志堂，王士禛有池北书库，这些藏书楼、藏书室为他抄书提供了源头活水。《词综》所录，约有一半来自于抄本。他藏书中的柯维骐《宋史新编》是从吴兴人潘耒处抄得。宋刊《十家宫词》是从上元人倪粲那里录取。王溥《五代会要》、李文仲《字鉴》抄自曹溶静惕堂藏书。从曹溶那里借抄的《梦粱录》是一部节略本，只有十卷。后来在京师，听说梁清标有足本，连忙抄录收藏。曹溶去世后，他家人将旧钞宋元版书五百册抵押给高士奇，朱彝尊花了多一倍的钱买了下来。
朱彝尊是个老实人，但碰到好书时就要另当别论了。这时他会立马变得古灵精怪。典试江南期间，他听说钱谦益的孙子钱曾著录家藏宋元精椠旧钞为《读书敏求记》，书成即锁入书箱，当机密文件供着，出门也常常带在身边。一天， 龚隹育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钱曾也来赴宴。晚上，朱彝尊用黄金和青鼠裘买通钱曾的书童，打开书箱，取出《读书敏求记》，让预先雇请的数十名楷书抄手，在密室中连夜抄成副本，半夜写成，将原稿返还原处。《读书敏求记》由此得以流传于世。当时人们谑称其行为是“雅赚”。到江南乡试事完毕朱彝尊返回嘉兴时，合计先后所得图书约有三万卷，先人的手泽也重新搜集到一些。
从朋友那里抄书还不够，朱彝尊又动了大内藏书的心思。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里，他私自携带楷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入宫禁之中抄录四方进呈书籍，遭到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的参劾，部议将朱彝尊降二级调用，康熙下旨从宽降一级罢官。借用今天的股市术语来说，朱彝尊是被“ST”后，接着被停牌。抄书是读书人的老本行，跌在这上头，不冤。当时人就称朱彝尊这次被罢官为“美贬”。
朱彝尊在古藤书屋对面，盖起一座“曝书亭”，亭子有柱无壁，是专为晾书用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查慎行秋闱落第，被杨雍建留在京城邸舍。他的居处与古藤书屋相近，又喜爱古藤书屋清绝的庭户和珍贵的书卷，故而常到紫藤的层层凉影下来喝上两盅。他在《柬朱竹垞表兄时移居古藤书屋》诗中写道：“整娖牙签万卷余，谁言家具少于车。僦居会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书。”宋次道当年住在春明坊，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校过三五遍，被人们推为善本。喜欢读书的士大夫多选择居住在宋家附近，以便借抄宋家的藏书，因此，当时春明坊的宅子比其他地方的住房租金常常高一倍。龚翔麟也与朱彝尊结邻而居，用的是同一个门房，他们不仅常常相互借书看，在夏季还喜欢同时设榻纳凉。
罢官归田之后，朱彝尊继续收书。有些早年所见的图书，历经几十年的寻觅，才在他的晚年得以抄存。如《崇文书目》，他求之四十年而不可得，回到嘉兴后，听说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于是请人转抄寄来。至于流入中国的日本书《吾妻镜》，朱彝尊曾于康熙三年（1664）在高承埏家的稽古堂见过这本书，四十三年后才得以收藏插架。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在福州求访《淳熙三山志》，没能见到。三十年后，他在武进庄氏家的书目中看到此书，也没有能借观。又过了六年，徐乾学的二儿子章炯用二十两白银买得《淳熙三山志》，朱彝尊借回抄录下来。再如姜夔《绛帖平》六卷，朱彝尊也搜访了四十年才抄得。
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在江宁，听周在浚说，曾见过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阙本。但他访求了三十年，而没能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康熙四十六年（1707）九月，朱彝尊去真州使院，发现曹寅的书架上有《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连忙借归抄录。古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岂是之谓欤？
平湖佑圣观中的道士李延昰是朱彝尊的老朋友。这位同志初名彦贞，字我生，后改字辰山。清初，他参与了唐王政权的抗清斗争。事败后，遁迹于道观，自称道士，行医自给。在平湖道院的三十余年中，李延昰成了藏书控，得钱即买书，积书至四五十柜，藏于“放鹇亭”中。行医余暇，读书遣日，花香茶热，蛮享受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朱彝尊到平湖探望病重的老友李延昰，李氏披衣起坐，拿出自己撰写的《南吴旧话录》和《放鹇亭集》交给朱彝尊，同时将所藏二千五百卷藏书一并相赠。
在朱彝尊藏书不断增加的同时，也有部分书籍流失出去，有借去不还的，有被偷走的，也有残缺不全的。到朱彝尊七十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庭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朱彝尊兀坐在如此大的书城中，岂不沾沾自喜？岂不猗欤休哉？虽南面王不易矣。作为一个骨灰级的书虫，他老人家把这八万卷藏书大略都啃过。礼部尚书韩菼见朱彝尊著书、收藏日富，很是羡慕。他对门人张大受说：“我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蔬饮水，多读万卷书啊。”
江南夏季多雨，空气潮湿，因此，曝书是藏书家每年必做的事，朱彝尊藏书既多，曝书的任务也就非常繁复。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朱彝尊在竹垞荷花池南建了座曝书亭，作为晒书、游玩和休息的地方，亭子旁边有菱池、芋坡、桐阶、鸭滩等园景。曝书亭呈正方形，短槛虚棂，没有四壁。北檐下的“曝书亭”三字匾额为朱彝尊的同年严绳孙所书。亭子北面两青石柱上镌刻着汪楫书写的杜甫诗联：“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上番”是四川方言，指植物不断成长。“曝书亭”也被朱彝尊用作书斋名。书斋名常常能反映出主人的趣味。林语堂曾经把书斋名分为四派：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攀经”、“诂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取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庸闲”、“双梅影”、“水流云在”、“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朱彝尊用“曝书亭”作为书斋名和文集名，也属于言志一派。坐拥书城给他以人生最大的满足。
在曝书亭及荷花池之西有“潜采堂”，其大部分藏书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门藏于其中。“潜采堂”东、“桂之树轩”后是“静志居”。另外，醧舫、娱老轩也藏有部分图书，书橱以数目字排列。
朱彝尊曾打算根据家中藏书编写全目，可惜这一心愿没能完成。现在传世的书目有《潜采堂书目》四种，包括《全唐诗未备书目》、《明诗综采辑书目·采摭书目》、《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竹垞行笈书目》。《全唐诗未备书目》是朱彝尊为编纂《全唐诗》提供的一份包括一百多种书的参考书目。《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引书三百三十六种，其中有关盐政的专书有二十三种。现在，朱彝尊为曹寅编辑的《两淮盐策书》虽然已经亡佚，但是能够看到《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也算是“尝鼎一脔”了。《竹垞行笈书目》一卷，收书七百余种。这份书单是用六绝“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来编目的。行笈是出行时携带的书箱。朱彝尊外出常带书籍，此其常备书之书目。如果说其藏书是他的朋友的话，那《竹垞行笈书目》的书就是他的密友。另外，还有《曝书亭书目》一卷，错综登载，不以四部为序，但记册数，不记卷数，收书二千四百余种，这也不是朱彝尊藏书的全目。此外，又有《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一卷，著录宋人别集一百三十七种，是为善本之目。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撰成《曝书亭著录》八卷。他在自序中叙述了平生读书、爱书、得书、藏书的大略经过。
朱彝尊藏书非常重视版刻的完善。对于残本，必定寻觅善本、古本以拾遗补缺。如洪适《隶续》有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阁、曹溶古林、徐乾学传是楼、含经堂所藏仅有七卷。后来朱彝尊访得琴川毛氏的旧抄本。虽残缺过半，而七卷之外，增加了一百一十七翻。朱彝尊又依娄机《汉隶字源》目录次序，取陈思《宝刻丛编》摘抄的《隶续》题跋，使全书内容差不多还原了四五成。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朱彝尊从王士禛池北书库抄录乐史《太平寰宇记》，尚缺七十余卷。二年后，又借徐乾学传是楼藏本，缮写补充，不过还缺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听说黄冈王泽宏购得上元焦竑所藏足本，等到询问后，才遗憾地得知卷数残缺相同。
仁和人吴任臣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和朱彝尊是同年好友。他购藏的欧阳忞《舆地广记》宋刊本在他死后落到朱彝尊手上，但该刊本缺少开头的二卷。徐乾学总裁《一统志》，调来文渊阁的旧日藏书。《舆地广记》开头二卷也在其中。朱彝尊赶忙传写，使之成为完书。因为是亡友的遗物，朱彝尊不肯把此书轻易地借给别人。
朱彝尊对藏书非常珍惜，得到珍版书籍往往重新装帧收藏，如从海盐陈氏得到《成都文类》宋刊本就是如此处理的。朱氏所有藏书都要在卷首盖上藏书印。在难得的善本上，朱氏会钤上“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十二字白文。这枚藏书印的另一面刻有他的朱文戴笠小像。此外，他还有“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象牙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壮十四日癸酉时”朱文方印、“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朱文方印、“秀水朱十潜采堂图书”朱文方印、“小长芦钓鱼师”朱文腰圆印、“竹垞读本”白文长方印等。可以说，爱书是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藏书是他维系终生的爱好。同时，他又愿意开放自己的图书，供别人阅览。三岁丧父的沈镡就常常借观朱彝尊的藏书。
注重雠校也是朱彝尊藏书的特点。如宋建隆初年王溥编撰的《五代会要》三十卷，朱彝尊抄自曹溶古林。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他又从商丘宋荦那里借来江西旧抄本，与前抄本勘对。由于曝书亭藏书既富且精，徐乾学、王士禛、宋荦、曹寅、查慎行等人纷纷前来借观、抄录。浙江归安(今湖州)人郑元庆应湖州知府陈一夔的请求，打算编写《湖录》，苦于家贫无书，朱彝尊听说后，邀请郑元庆下榻在曝书亭附近，并拿出自己的全部相关藏书，供郑氏阅览采择。汪森撰《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徐乾学辑印《通志堂经解》，都受惠于朱彝尊的藏书。这样的珍罕图书也是从朱彝尊手上流播开来的。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甚至说:曝书亭的藏书，曹寅都抄有副本。如《石刻铺序》、《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等书都是钞本。能从曝书亭藏书中抄录大量珍贵典籍，这是曹寅藏书量丰富、藏书质量高的重要原因。正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说：“绿树芳秾小草齐，楝花亭下一尊携。金风亭长来游日，宋椠传钞满竹西。”
《四库全书》收有《石刻铺叙》，其底本是副都御史黄登贤家的藏本。而黄家的这个本子是朱彝尊曝书亭的旧藏，书的末尾有朱彝尊跋文手迹和名、字二印。当朱彝尊从苏州射渎的一户人家抄来此书时，他说自己好像是在象犀珠玉之外，又网罗到珊瑚宝珠。不过，朱彝尊《石刻铺叙跋》有两处硬伤，一是他以为该书作者曾宏父就是曾惇。曾惇，字宏父。他是南丰人，是北宋右相曾布和著名女词人魏夫人的孙子。而《石刻铺叙》的作者曾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是庐陵人。清代厉鹗等人刻《南宋杂事诗》，题《石刻铺叙》为曾惇所撰，这是沿袭了朱彝尊的错误。朱彝尊《石刻铺叙跋》还责备陈思《宝刻丛编》没有顾及《石刻铺叙》。其实，《铺叙》中的一些石刻断手于淳祐八年(1248)，而《宝刻丛编》则成书于此前十七八年。朱彝尊要求陈思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也太难了吧。四库馆臣指出了朱彝尊的这两处硬伤。可是，他们自己也犯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人为了避宋宁宗的讳，多把曾惇称作曾宏父，这就造成两个宏父被混为一谈。事实是，宋宁宗名叫赵扩，他的父亲宋光宗才叫赵惇。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仪真，曹寅曾委托朱彝尊编辑具有专门经济史性质的《两淮盐策书》。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两淮盐策书》二十卷编成。次年四月，朱彝尊至扬州，然后又到真州，把此书交给曹寅。曹寅慨然首肯捐赀刊刻朱彝尊的文集。为了报答曹寅的盛情，朱彝尊打算将南宋麻沙书坊刊刻的一本《鉴诫录》送给曹寅。《鉴诫录》传世极为罕见，清初文人所能见到的宋刻本仅此一部。这部书在明代万历初年藏于项氏的天籁阁中。当朱彝尊将这本书弄到手时，他的好友争相拜观，纷纷撰写题记题跋，王士禛还亲手抄录校正。对这样古色苍然的珍本，曹寅认为不能夺人所爱，就影录了一本，将原书完好归还。扬州书局编刻《全唐诗》，还从《鉴诫录》中采录了数十篇。
明清时期固然没有著作权法，不过朱彝尊已经有了著作权意识，他对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不光彩行为嗤之以鼻。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朱彝尊拜会陆陇其时说：“永乐时胡广等人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多袭取先儒的言论，可见其为小人。现在应该将先儒原书刊行，使天下人都知道胡广等人的鄙陋。”过了些时，陆陇其见朱彝尊案头有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王东岩《周礼订义》、杨复《仪礼图》，以及《皇朝编年录要》宋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钞本等。朱彝尊当时说：“著书采用前人的言论，一定要记载他的姓名。采用其人的言论而隐没其人的姓名就是剽窃。这种毛病起于明朝。”朱彝尊曾详细考察《五经四书大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而忽视古注义疏的情形，用这样一句话鉴定完毕：“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
曝书亭的藏书对清代的图书刊刻和丛书编纂事业也作出了贡献。如钱塘人汪立名就从朱彝尊处得到珍稀古籍的旧钞本，刊刻于一隅草堂。徐乾学刻印《通志堂经解》，也从朱彝尊那里征得家藏善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下诏修纂《四库全书》，向天下征集遗书，要求进呈备用。次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提到的藏书最富之家，有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因此，四库馆臣们征取了不少曝书亭藏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朱彝尊家藏本有三十三种，三百八十八卷。由此可知，曝书亭八万卷藏书中确实有不少秘钞善本。
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第五次南巡。四月九日，朱彝尊在杭州行殿朝见皇帝，将《经义考》的《易》、《书》部分两套分别进献给皇帝和皇太子。十五日，皇太子胤礽召见朱彝尊，礼遇有加之余，对身后近侍说：“这老翰林是海内第一读书人，你等看看也是好的。”潘耒在给朱彝尊《曝书亭集》作序时说：凡天下有字之书，朱彝尊没有没看过的。如果不是“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朱彝尊也不能被称为海内第一读书人。为了能读书，当然要藏书。朱彝尊的书淫书癖无药可医，走火入魔到可以牺牲衣物来买书。到他晚年，其藏书已达八万卷的规模。要论这些书的来历，且让我从头道来。
章学诚说过：“旧家富于藏书。”朱彝尊出生于世家大族，先世的遗书不少。顺治二年（1645），清军铁蹄南下，南明弘光朝覆灭，许多江南士民头餐刀斧，朱家的藏书也基本上毁于兵火。到朱彝尊定居梅会里时，先世的遗书仅剩一部《大明集礼》。朱彝尊曾感叹说：“砚台旁萧然一片，无书可读。”
顺治十五年（1658），朱彝尊自岭南打道回乡，用教书的收入在南昌书肆购得五箱图书，带回嘉兴后，塞满了一书柜，这是他首次大规模购藏图书。在他蛰伏永嘉时，发生了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是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的富户，因为生病眼睛瞎了。他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但由于自己学识有限，便去买得明朝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稿》，延揽江南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书成不久，庄廷鑨便去世了。其父庄允诚将这部明史以《明史辑略》之名刊刻发行。书中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至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都没有用清朝年号，而且直呼努尔哈赤之名，称清兵为“建夷”，这都是犯忌讳的。归安县革职知县吴知荣挑出书中的毛病，跑到辅政大臣鳌拜的府上去告发。鳌拜当即派出钦差，赴浙江查究。庄廷鑨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枭首示众。庄家全族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尽数抄斩。庄廷鑨的女儿被发配沈阳为奴。连那些刻书、送版、钉书的人，都被咔嚓了。朱彝尊家人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将涉及明末历史的藏书全都烧了。等到朱彝尊从永嘉回到家中，问起以前的藏书，连书椟都不见了。从明史案的残酷性来看，朱彝尊的家人怕得有理。
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世学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清初战乱后，祁家的藏书先搬到了化鹿山中的化鹿寺。康熙五年（1666），黄宗羲和吕留良带着书商进入化鹿寺，翻阅了三昼夜。黄宗羲用教书的收入买了十捆，其中有近百种经学书籍，百十册稗官笔记，吕留良砸下去三千两银子，买得也不少。离谱的是，书商受吕留良指使，在返途中从黄宗羲购买的那部分书中偷去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黄宗羲和吕留良两人为此而反目。据黄宗羲说，经过他们这一番大担捆载、论秤而出，山中所存只剩下二大橱举业讲章和各省志书。黄宗羲和吕留良是正宗儒家学者，所注重的大抵是经部和子部儒家之类的书。后来，朱彝尊又到山里去看了一次剩余的藏书，发现了为黄、吕所不取的元明以来传奇八百余部，但其中没有张可久的《叶儿乐府》。这是私人收藏中极大的一个曲藏。
康熙十年（1671），朱彝尊客居江都一年，又稍稍收集起图书来。有一次，他遇到老朋友项氏的儿子，说是有万卷楼残帙，就花了二十两银子购买下来。其中，倒不乏一些珍本。曹溶、徐乾学都来传抄。
朱彝尊的藏书兴趣越来越浓，教书的收入都用来买书。他在北京时，常到慈仁寺书市淘书，购得南宋词集《典雅词》、曹全碑拓本、王定保《摭言》一十五卷等。京畿道监察御史任玥曾拿所购怀素草书《千文》、赵孟《时苗留犊图》请朱彝尊审定并题跋。谁知小偷进入朱彝尊室内，将这两幅书画窃走。任玥得知后没有发火。他在慈仁寺遇见朱彝尊时说：“物之得失，亦有定数。这个画卷流传数百年，藏者难道只有我一人而已？”他又请朱彝尊题跋其他画卷。然而宋元雕本在书肆上难得一见。当时的读书人只要背熟“四书”，专研一经，就可以马上取得功名。书商为牟利，热衷于刻印贩卖应试用的书籍。与科举无关的书，书商们往往不屑一顾。因此，善本图书多凭藉钞本流传。
朱彝尊抄起书来，其乐也无穷。他抄书十分认真，每抄成一本书，都仔仔细细详加校正。他的不少朋友家有藏书楼，如曹溶有静惕堂，孙承泽有万卷楼，徐乾学有传是楼，黄虞稷有千顷堂，毛扆有汲古阁，龚翔麟有玉玲珑山馆，纳兰性德有通志堂，王士禛有池北书库，这些藏书楼、藏书室为他抄书提供了源头活水。《词综》所录，约有一半来自于抄本。他藏书中的柯维骐《宋史新编》是从吴兴人潘耒处抄得。宋刊《十家宫词》是从上元人倪粲那里录取。王溥《五代会要》、李文仲《字鉴》抄自曹溶静惕堂藏书。从曹溶那里借抄的《梦粱录》是一部节略本，只有十卷。后来在京师，听说梁清标有足本，连忙抄录收藏。曹溶去世后，他家人将旧钞宋元版书五百册抵押给高士奇，朱彝尊花了多一倍的钱买了下来。
朱彝尊是个老实人，但碰到好书时就要另当别论了。这时他会立马变得古灵精怪。典试江南期间，他听说钱谦益的孙子钱曾著录家藏宋元精椠旧钞为《读书敏求记》，书成即锁入书箱，当机密文件供着，出门也常常带在身边。一天， 龚隹育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钱曾也来赴宴。晚上，朱彝尊用黄金和青鼠裘买通钱曾的书童，打开书箱，取出《读书敏求记》，让预先雇请的数十名楷书抄手，在密室中连夜抄成副本，半夜写成，将原稿返还原处。《读书敏求记》由此得以流传于世。当时人们谑称其行为是“雅赚”。到江南乡试事完毕朱彝尊返回嘉兴时，合计先后所得图书约有三万卷，先人的手泽也重新搜集到一些。
从朋友那里抄书还不够，朱彝尊又动了大内藏书的心思。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里，他私自携带楷书手王纶，冒充听差，入宫禁之中抄录四方进呈书籍，遭到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的参劾，部议将朱彝尊降二级调用，康熙下旨从宽降一级罢官。借用今天的股市术语来说，朱彝尊是被“ST”后，接着被停牌。抄书是读书人的老本行，跌在这上头，不冤。当时人就称朱彝尊这次被罢官为“美贬”。
朱彝尊在古藤书屋对面，盖起一座“曝书亭”，亭子有柱无壁，是专为晾书用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查慎行秋闱落第，被杨雍建留在京城邸舍。他的居处与古藤书屋相近，又喜爱古藤书屋清绝的庭户和珍贵的书卷，故而常到紫藤的层层凉影下来喝上两盅。他在《柬朱竹垞表兄时移居古藤书屋》诗中写道：“整娖牙签万卷余，谁言家具少于车。僦居会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书。”宋次道当年住在春明坊，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校过三五遍，被人们推为善本。喜欢读书的士大夫多选择居住在宋家附近，以便借抄宋家的藏书，因此，当时春明坊的宅子比其他地方的住房租金常常高一倍。龚翔麟也与朱彝尊结邻而居，用的是同一个门房，他们不仅常常相互借书看，在夏季还喜欢同时设榻纳凉。
罢官归田之后，朱彝尊继续收书。有些早年所见的图书，历经几十年的寻觅，才在他的晚年得以抄存。如《崇文书目》，他求之四十年而不可得，回到嘉兴后，听说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于是请人转抄寄来。至于流入中国的日本书《吾妻镜》，朱彝尊曾于康熙三年（1664）在高承埏家的稽古堂见过这本书，四十三年后才得以收藏插架。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在福州求访《淳熙三山志》，没能见到。三十年后，他在武进庄氏家的书目中看到此书，也没有能借观。又过了六年，徐乾学的二儿子章炯用二十两白银买得《淳熙三山志》，朱彝尊借回抄录下来。再如姜夔《绛帖平》六卷，朱彝尊也搜访了四十年才抄得。
康熙十七年（1678），朱彝尊在江宁，听周在浚说，曾见过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阙本。但他访求了三十年，而没能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康熙四十六年（1707）九月，朱彝尊去真州使院，发现曹寅的书架上有《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连忙借归抄录。古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岂是之谓欤？
平湖佑圣观中的道士李延昰是朱彝尊的老朋友。这位同志初名彦贞，字我生，后改字辰山。清初，他参与了唐王政权的抗清斗争。事败后，遁迹于道观，自称道士，行医自给。在平湖道院的三十余年中，李延昰成了藏书控，得钱即买书，积书至四五十柜，藏于“放鹇亭”中。行医余暇，读书遣日，花香茶热，蛮享受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朱彝尊到平湖探望病重的老友李延昰，李氏披衣起坐，拿出自己撰写的《南吴旧话录》和《放鹇亭集》交给朱彝尊，同时将所藏二千五百卷藏书一并相赠。
在朱彝尊藏书不断增加的同时，也有部分书籍流失出去，有借去不还的，有被偷走的，也有残缺不全的。到朱彝尊七十岁时，前后获书总计八万卷。庭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朱彝尊兀坐在如此大的书城中，岂不沾沾自喜？岂不猗欤休哉？虽南面王不易矣。作为一个骨灰级的书虫，他老人家把这八万卷藏书大略都啃过。礼部尚书韩菼见朱彝尊著书、收藏日富，很是羡慕。他对门人张大受说：“我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蔬饮水，多读万卷书啊。”
江南夏季多雨，空气潮湿，因此，曝书是藏书家每年必做的事，朱彝尊藏书既多，曝书的任务也就非常繁复。康熙三十五年（1696）夏，朱彝尊在竹垞荷花池南建了座曝书亭，作为晒书、游玩和休息的地方，亭子旁边有菱池、芋坡、桐阶、鸭滩等园景。曝书亭呈正方形，短槛虚棂，没有四壁。北檐下的“曝书亭”三字匾额为朱彝尊的同年严绳孙所书。亭子北面两青石柱上镌刻着汪楫书写的杜甫诗联：“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上番”是四川方言，指植物不断成长。“曝书亭”也被朱彝尊用作书斋名。书斋名常常能反映出主人的趣味。林语堂曾经把书斋名分为四派：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攀经”、“诂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取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庸闲”、“双梅影”、“水流云在”、“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朱彝尊用“曝书亭”作为书斋名和文集名，也属于言志一派。坐拥书城给他以人生最大的满足。
在曝书亭及荷花池之西有“潜采堂”，其大部分藏书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门藏于其中。“潜采堂”东、“桂之树轩”后是“静志居”。另外，醧舫、娱老轩也藏有部分图书，书橱以数目字排列。
朱彝尊曾打算根据家中藏书编写全目，可惜这一心愿没能完成。现在传世的书目有《潜采堂书目》四种，包括《全唐诗未备书目》、《明诗综采辑书目·采摭书目》、《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竹垞行笈书目》。《全唐诗未备书目》是朱彝尊为编纂《全唐诗》提供的一份包括一百多种书的参考书目。《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引书三百三十六种，其中有关盐政的专书有二十三种。现在，朱彝尊为曹寅编辑的《两淮盐策书》虽然已经亡佚，但是能够看到《两淮盐策书引证书目》，也算是“尝鼎一脔”了。《竹垞行笈书目》一卷，收书七百余种。这份书单是用六绝“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来编目的。行笈是出行时携带的书箱。朱彝尊外出常带书籍，此其常备书之书目。如果说其藏书是他的朋友的话，那《竹垞行笈书目》的书就是他的密友。另外，还有《曝书亭书目》一卷，错综登载，不以四部为序，但记册数，不记卷数，收书二千四百余种，这也不是朱彝尊藏书的全目。此外，又有《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一卷，著录宋人别集一百三十七种，是为善本之目。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撰成《曝书亭著录》八卷。他在自序中叙述了平生读书、爱书、得书、藏书的大略经过。
朱彝尊藏书非常重视版刻的完善。对于残本，必定寻觅善本、古本以拾遗补缺。如洪适《隶续》有二十一卷，范氏天一阁、曹溶古林、徐乾学传是楼、含经堂所藏仅有七卷。后来朱彝尊访得琴川毛氏的旧抄本。虽残缺过半，而七卷之外，增加了一百一十七翻。朱彝尊又依娄机《汉隶字源》目录次序，取陈思《宝刻丛编》摘抄的《隶续》题跋，使全书内容差不多还原了四五成。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朱彝尊从王士禛池北书库抄录乐史《太平寰宇记》，尚缺七十余卷。二年后，又借徐乾学传是楼藏本，缮写补充，不过还缺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十七卷。听说黄冈王泽宏购得上元焦竑所藏足本，等到询问后，才遗憾地得知卷数残缺相同。
仁和人吴任臣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和朱彝尊是同年好友。他购藏的欧阳忞《舆地广记》宋刊本在他死后落到朱彝尊手上，但该刊本缺少开头的二卷。徐乾学总裁《一统志》，调来文渊阁的旧日藏书。《舆地广记》开头二卷也在其中。朱彝尊赶忙传写，使之成为完书。因为是亡友的遗物，朱彝尊不肯把此书轻易地借给别人。
朱彝尊对藏书非常珍惜，得到珍版书籍往往重新装帧收藏，如从海盐陈氏得到《成都文类》宋刊本就是如此处理的。朱氏所有藏书都要在卷首盖上藏书印。在难得的善本上，朱氏会钤上“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十二字白文。这枚藏书印的另一面刻有他的朱文戴笠小像。此外，他还有“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象牙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壮十四日癸酉时”朱文方印、“得之有道传之无愧”朱文方印、“秀水朱十潜采堂图书”朱文方印、“小长芦钓鱼师”朱文腰圆印、“竹垞读本”白文长方印等。可以说，爱书是他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藏书是他维系终生的爱好。同时，他又愿意开放自己的图书，供别人阅览。三岁丧父的沈镡就常常借观朱彝尊的藏书。
注重雠校也是朱彝尊藏书的特点。如宋建隆初年王溥编撰的《五代会要》三十卷，朱彝尊抄自曹溶古林。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他又从商丘宋荦那里借来江西旧抄本，与前抄本勘对。由于曝书亭藏书既富且精，徐乾学、王士禛、宋荦、曹寅、查慎行等人纷纷前来借观、抄录。浙江归安(今湖州)人郑元庆应湖州知府陈一夔的请求，打算编写《湖录》，苦于家贫无书，朱彝尊听说后，邀请郑元庆下榻在曝书亭附近，并拿出自己的全部相关藏书，供郑氏阅览采择。汪森撰《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徐乾学辑印《通志堂经解》，都受惠于朱彝尊的藏书。这样的珍罕图书也是从朱彝尊手上流播开来的。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甚至说:曝书亭的藏书，曹寅都抄有副本。如《石刻铺序》、《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等书都是钞本。能从曝书亭藏书中抄录大量珍贵典籍，这是曹寅藏书量丰富、藏书质量高的重要原因。正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说：“绿树芳秾小草齐，楝花亭下一尊携。金风亭长来游日，宋椠传钞满竹西。”
《四库全书》收有《石刻铺叙》，其底本是副都御史黄登贤家的藏本。而黄家的这个本子是朱彝尊曝书亭的旧藏，书的末尾有朱彝尊跋文手迹和名、字二印。当朱彝尊从苏州射渎的一户人家抄来此书时，他说自己好像是在象犀珠玉之外，又网罗到珊瑚宝珠。不过，朱彝尊《石刻铺叙跋》有两处硬伤，一是他以为该书作者曾宏父就是曾惇。曾惇，字宏父。他是南丰人，是北宋右相曾布和著名女词人魏夫人的孙子。而《石刻铺叙》的作者曾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是庐陵人。清代厉鹗等人刻《南宋杂事诗》，题《石刻铺叙》为曾惇所撰，这是沿袭了朱彝尊的错误。朱彝尊《石刻铺叙跋》还责备陈思《宝刻丛编》没有顾及《石刻铺叙》。其实，《铺叙》中的一些石刻断手于淳祐八年(1248)，而《宝刻丛编》则成书于此前十七八年。朱彝尊要求陈思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也太难了吧。四库馆臣指出了朱彝尊的这两处硬伤。可是，他们自己也犯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后人为了避宋宁宗的讳，多把曾惇称作曾宏父，这就造成两个宏父被混为一谈。事实是，宋宁宗名叫赵扩，他的父亲宋光宗才叫赵惇。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仪真，曹寅曾委托朱彝尊编辑具有专门经济史性质的《两淮盐策书》。康熙四十七年（1708）八月，《两淮盐策书》二十卷编成。次年四月，朱彝尊至扬州，然后又到真州，把此书交给曹寅。曹寅慨然首肯捐赀刊刻朱彝尊的文集。为了报答曹寅的盛情，朱彝尊打算将南宋麻沙书坊刊刻的一本《鉴诫录》送给曹寅。《鉴诫录》传世极为罕见，清初文人所能见到的宋刻本仅此一部。这部书在明代万历初年藏于项氏的天籁阁中。当朱彝尊将这本书弄到手时，他的好友争相拜观，纷纷撰写题记题跋，王士禛还亲手抄录校正。对这样古色苍然的珍本，曹寅认为不能夺人所爱，就影录了一本，将原书完好归还。扬州书局编刻《全唐诗》，还从《鉴诫录》中采录了数十篇。
明清时期固然没有著作权法，不过朱彝尊已经有了著作权意识，他对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不光彩行为嗤之以鼻。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朱彝尊拜会陆陇其时说：“永乐时胡广等人编纂的《五经四书大全》，多袭取先儒的言论，可见其为小人。现在应该将先儒原书刊行，使天下人都知道胡广等人的鄙陋。”过了些时，陆陇其见朱彝尊案头有敖继公《仪礼集说》、卫湜《礼记集说》、王东岩《周礼订义》、杨复《仪礼图》，以及《皇朝编年录要》宋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钞本等。朱彝尊当时说：“著书采用前人的言论，一定要记载他的姓名。采用其人的言论而隐没其人的姓名就是剽窃。这种毛病起于明朝。”朱彝尊曾详细考察《五经四书大全》摘引理学诸儒之注而忽视古注义疏的情形，用这样一句话鉴定完毕：“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
曝书亭的藏书对清代的图书刊刻和丛书编纂事业也作出了贡献。如钱塘人汪立名就从朱彝尊处得到珍稀古籍的旧钞本，刊刻于一隅草堂。徐乾学刻印《通志堂经解》，也从朱彝尊那里征得家藏善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下诏修纂《四库全书》，向天下征集遗书，要求进呈备用。次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提到的藏书最富之家，有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因此，四库馆臣们征取了不少曝书亭藏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朱彝尊家藏本有三十三种，三百八十八卷。由此可知，曝书亭八万卷藏书中确实有不少秘钞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