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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颜色词在语言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于加深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与解读民族思维差异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看，颜色词对比分析通常作为一种理解文化差异的方法而被使用，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之一。为此，本文拟从构词法、历史演变与文化义三个角度出发，探析中日语言文化中“红”的差异，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中日词汇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
颜色作为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外在认知，在文化传承中影响深远。美国人类学家Berlin和Kay于1969年在其关于世界民族颜色词的研究论著——“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中，认为11个基本颜色词构成了语言颜色词系统的普遍规则，而“红”则位于“黑”“白”之后，成为人类基本颜色词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在中日民族思维里，颜色词早已不单单局限于对客观世界外在的表述，而是已经进入了诗歌、哲学、美学、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并且上升到了一种“道”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与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粹”与“侘寂”美学意识等都离不开色彩的身影，可见色彩文化已然成为一个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文化方面，汉语和日语历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受中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熏染，二者在词语的构造、历史演变途径以及文化义拓展上都有着独特的关联。为此，对中日两国语言中的“红”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从侧面解读其民族思维模式，帮助我们建立起民族之间和谐、友谊的跨文化交际桥梁。
一、构词法差异
（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汉语里的“红”系词可以分为表现颜色呈现程度的“色彩+红”（深红、鲜红等）以及表现颜色呈现方式的“景物+红”（血红、枣红、玛瑙红等）两种构词方式。受“天人合一”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汉语中的颜色词常以物色词的形式呈现，如《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提到的“桃夭、杨妃、长春、牙绯”等就是典型的对“红”物色词的艺术性表达。
（二）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体系中的颜色词与外在环境更加贴合。如以日本山樱花为色调的“樱色”、受中国牡丹花影响的“牡丹色”、被称作“天神的力量”——日本鸟居的颜色“赤”、“上巳节”中最典型的“桃色”、别名“春告草”的梅花色——“红梅色”、红色晕染的“曙色”——“东云色”、西洋玫瑰传入日本后形成的“蔷薇色”、象征女性之美的“抚子色”、太子的礼服色与皇权的象征——“黄丹色”、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淡朱色——“洗朱色”、汞和硫混合而成且广泛用于建筑和壁画的“银朱色”，等等。[2]这些日语中的“红”系词大多直接以“景物+色”的构造方式呈现，其“色彩美学”深深根植于生活之中，与气候、物产、食物、服饰等融为一体，侧面表现出日本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和谐理念。
二、文化义的历史演变差异
（一）中国“红”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色彩观以及祖先崇拜思想。“红”在上古时期并未得到广泛使用，仅限于修饰一些织物和植物。先秦时，“赤”是最常用来表达红色的词，《说文·赤部》：“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即“赤”的本义是大火的颜色，在上古时期被广泛用于漆器、服饰、丹书、建筑的装扮。而色彩也不再单一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表象描述，而是逐渐走向更为深远的意识形态领域，如《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亵服”，其中就谈到在当时“红”“朱”等都是贵色，不能用作平常之用，表现出其一定的限制性。“红”也逐渐衍生出别尊卑、区贫贵的等级制度色彩，如后来的“红顶子”“故宫红”等都带有一定的权力象征。到了中古时期，其运用范围被极大地拓展，“红”完全代替了“赤”的义域，而“红”的文化义也逐渐扩大与深入。比如“红”开始带有“喜庆”“吉祥”的意义，宋朝时，中国人就有了用大红纸贴春联的习俗，而“红”在婚礼中也逐渐占据主导的色彩地位，在传统中国婚礼中，男女要在婚前互換“红庚帖”，婚礼要用“红盖头”“红蜡烛”，要贴“红喜字”等，都凸显出“红”的祥和之意。而另一方面，“红”的义项在演变途径中也并非没有“负面”意义，比如其有“战争”和“流血”的含义，代表了“冲突”与“暴力”，《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点，“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在中国古代战争频繁的时候，多会在战前进行祭祀以求得胜利，“血”和“红”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此，“红”也逐渐引申出“仇恨、嫉妒”的含义，如现在汉语里所说的“见红”“面红耳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等就带有这种意味。除此之外，红色还往往带有“紧迫”和“危险”的含义，如我们通常看到的红灯，救护车、消防车等，都具有浓厚的红色标识。
（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红色在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由高句丽的僧人传入日本。日语中的“红”大部分用以表述各种自然物，如描写天色的“东云色”，描写日本山樱花的“樱色”等。在随后平安时代中，“红”广泛地被用于服饰、建筑、绘画以及宗教祭祀等场合中。如象征权力的“黄丹色”，以及严格区分官员等级的“紫色”等。如日本平安时代的官位等级有着严格的色彩限制：一级官员着“深紫色”，二级官员着“浅紫色”，三级官员着“淡紫色”，四五级官员分别着“深绯色”和“浅绯色”。不仅如此，日本当时还明确宣布“禁止色”，将“醵尘色、黄栌色、黄丹色、红色”四种“红”色系颜色定为禁用色。[3]如公元820年，日本天皇规定天皇本人在大典时须着黄栌色长袍，而亲王、王孙等着黄丹色外衣，最上级的庶民则可以着“退红色”的衣物，这表明当时颜色等级制度的森严已经十分明显，充分说明“红”的文化义已然进入较高的上层意识中。到了近现代，除了表示颜色外，“红”的义项还在还不断发展和延伸，并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领域，比如“赤”就带有“低俗”和“纯粹”的含义。 三、文化义差异
（一）首先，中国的“红”最主要是表达“吉祥”与“幸福”之意，如中国的婚礼、新年以及常见的手工艺品等都能见到“红”的身影。在诗词中，“红”有时也代指女子美貌之意，如苏轼的“缥缈红妆照浅溪”，欧阳修的“红妆浅黛眉”，以及吴伟业在《圆圆曲》中所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除此之外，一些象征喜悦的事物也常用“红”表达，如“红绣球”“红福字”“红窗花”“红盖头”等。其次，中国的“红”还有“辟邪”之用。在早期社会，“红”与“火”“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战前祭祀便是想要依靠血液的“红”达到祈求成功的目的，在古代双方盟会时，也会把牲畜的血涂在嘴唇上，“歃血为盟”，表示诚意。不仅如此，“红”还具有辟邪的功能，如本命年会在身上挂一些红色物件，以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这或许与原始人类的火焰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在日本的传统色彩文化中，“红”作为一种极具重要性的文化象征符号对其文化影响相当深刻，日本学者吉村耕治认为：“红”的意象发展与中国的梅花传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红梅象征着艳丽，被赋予了喜庆的意义。除此之外，还认为红色具有四层含义：太阳的颜色、火的颜色、血的颜色、驱魔的颜色，且“红”与“白”“蓝”“黑”共同构成了日本颜色文化中的基本四原色。[4]因此，“红”在日本传统色彩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日本的“红”代表了一种魔力和威慑力。这最早见于《古事记》中“伊邪纳岐”和“伊邪那美”斩杀火神的故事，“红”开始象征着“生命中爆发的力量”和“外在的魔力”。其次，日本的“红”也同样具有辟邪的功效，如在江户时代，当出现瘟疫时，人们会在家中挂起红色装饰物，用以驱赶瘟疫，病好了要吃红豆饭消除厄运。在日常的宗教祭祀和庆祝活动的时候，日本人也常常用红米和红小豆饭来供奉神灵。除此之外，“红”在古代日本还带有些负面象征，古代日本社会常常认为“红”与女性生理以及生育的“血”有关，视其为“不净”与“灾难”之色，因此古代日本女性在妊娠时常常不能出现在神灵面前，也无法与家人共同进食。[5]
四、结语
中日两國在文化交流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文化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鉴于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使用、宗教信仰以及中日民族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上皆存在差异，二者对颜色词赋予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汉语中的“红”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形成的五方正色（黑、白、赤、青、黄）体系与“五德”观念影响，在其文化义上更多倾向于为社会和皇权服务。而日语中的“红”，早期更多地表现出自然性的特点，后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也逐渐开始将色彩与更多的世俗文化结合起来。颜色不仅能够在我们的视觉感官上呈现出强烈的色彩冲击，还能反映出人精神世界的强烈外在体现，而颜色词文化义往往以其隐性内涵的方式予以呈现，不仅能够彰显出极强的时代特色与历史特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与思维模式的外在表述。为此，对中日民族“红”的对比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也有助于两个民族建立起友好的跨文化交际桥梁。
参考文献：
[1][美]Brent Berlin，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日]长泽阳子.日本传统色[M].陶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水原寿里.色彩认知与中日文化交流——日汉颜色词之考察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8.
[4][日]吉村耕治.日本珍爱的中国色彩文化——以“红白”二色为例[A].2019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C].张乐，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133-141.
[5]铁军.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34-141.
（作者简介：宋远航，男，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语言教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中日词汇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
颜色作为一种对客观事物的外在认知，在文化传承中影响深远。美国人类学家Berlin和Kay于1969年在其关于世界民族颜色词的研究论著——“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中，认为11个基本颜色词构成了语言颜色词系统的普遍规则，而“红”则位于“黑”“白”之后，成为人类基本颜色词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在中日民族思维里，颜色词早已不单单局限于对客观世界外在的表述，而是已经进入了诗歌、哲学、美学、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并且上升到了一种“道”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与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粹”与“侘寂”美学意识等都离不开色彩的身影，可见色彩文化已然成为一个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文化方面，汉语和日语历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受中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熏染，二者在词语的构造、历史演变途径以及文化义拓展上都有着独特的关联。为此，对中日两国语言中的“红”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从侧面解读其民族思维模式，帮助我们建立起民族之间和谐、友谊的跨文化交际桥梁。
一、构词法差异
（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汉语里的“红”系词可以分为表现颜色呈现程度的“色彩+红”（深红、鲜红等）以及表现颜色呈现方式的“景物+红”（血红、枣红、玛瑙红等）两种构词方式。受“天人合一”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汉语中的颜色词常以物色词的形式呈现，如《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提到的“桃夭、杨妃、长春、牙绯”等就是典型的对“红”物色词的艺术性表达。
（二）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体系中的颜色词与外在环境更加贴合。如以日本山樱花为色调的“樱色”、受中国牡丹花影响的“牡丹色”、被称作“天神的力量”——日本鸟居的颜色“赤”、“上巳节”中最典型的“桃色”、别名“春告草”的梅花色——“红梅色”、红色晕染的“曙色”——“东云色”、西洋玫瑰传入日本后形成的“蔷薇色”、象征女性之美的“抚子色”、太子的礼服色与皇权的象征——“黄丹色”、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淡朱色——“洗朱色”、汞和硫混合而成且广泛用于建筑和壁画的“银朱色”，等等。[2]这些日语中的“红”系词大多直接以“景物+色”的构造方式呈现，其“色彩美学”深深根植于生活之中，与气候、物产、食物、服饰等融为一体，侧面表现出日本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和谐理念。
二、文化义的历史演变差异
（一）中国“红”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色彩观以及祖先崇拜思想。“红”在上古时期并未得到广泛使用，仅限于修饰一些织物和植物。先秦时，“赤”是最常用来表达红色的词，《说文·赤部》：“赤，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即“赤”的本义是大火的颜色，在上古时期被广泛用于漆器、服饰、丹书、建筑的装扮。而色彩也不再单一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表象描述，而是逐渐走向更为深远的意识形态领域，如《论语·乡党》：“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亵服”，其中就谈到在当时“红”“朱”等都是贵色，不能用作平常之用，表现出其一定的限制性。“红”也逐渐衍生出别尊卑、区贫贵的等级制度色彩，如后来的“红顶子”“故宫红”等都带有一定的权力象征。到了中古时期，其运用范围被极大地拓展，“红”完全代替了“赤”的义域，而“红”的文化义也逐渐扩大与深入。比如“红”开始带有“喜庆”“吉祥”的意义，宋朝时，中国人就有了用大红纸贴春联的习俗，而“红”在婚礼中也逐渐占据主导的色彩地位，在传统中国婚礼中，男女要在婚前互換“红庚帖”，婚礼要用“红盖头”“红蜡烛”，要贴“红喜字”等，都凸显出“红”的祥和之意。而另一方面，“红”的义项在演变途径中也并非没有“负面”意义，比如其有“战争”和“流血”的含义，代表了“冲突”与“暴力”，《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点，“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在中国古代战争频繁的时候，多会在战前进行祭祀以求得胜利，“血”和“红”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此，“红”也逐渐引申出“仇恨、嫉妒”的含义，如现在汉语里所说的“见红”“面红耳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等就带有这种意味。除此之外，红色还往往带有“紧迫”和“危险”的含义，如我们通常看到的红灯，救护车、消防车等，都具有浓厚的红色标识。
（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红色在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由高句丽的僧人传入日本。日语中的“红”大部分用以表述各种自然物，如描写天色的“东云色”，描写日本山樱花的“樱色”等。在随后平安时代中，“红”广泛地被用于服饰、建筑、绘画以及宗教祭祀等场合中。如象征权力的“黄丹色”，以及严格区分官员等级的“紫色”等。如日本平安时代的官位等级有着严格的色彩限制：一级官员着“深紫色”，二级官员着“浅紫色”，三级官员着“淡紫色”，四五级官员分别着“深绯色”和“浅绯色”。不仅如此，日本当时还明确宣布“禁止色”，将“醵尘色、黄栌色、黄丹色、红色”四种“红”色系颜色定为禁用色。[3]如公元820年，日本天皇规定天皇本人在大典时须着黄栌色长袍，而亲王、王孙等着黄丹色外衣，最上级的庶民则可以着“退红色”的衣物，这表明当时颜色等级制度的森严已经十分明显，充分说明“红”的文化义已然进入较高的上层意识中。到了近现代，除了表示颜色外，“红”的义项还在还不断发展和延伸，并广泛地进入到大众生活领域，比如“赤”就带有“低俗”和“纯粹”的含义。 三、文化义差异
（一）首先，中国的“红”最主要是表达“吉祥”与“幸福”之意，如中国的婚礼、新年以及常见的手工艺品等都能见到“红”的身影。在诗词中，“红”有时也代指女子美貌之意，如苏轼的“缥缈红妆照浅溪”，欧阳修的“红妆浅黛眉”，以及吴伟业在《圆圆曲》中所述：“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除此之外，一些象征喜悦的事物也常用“红”表达，如“红绣球”“红福字”“红窗花”“红盖头”等。其次，中国的“红”还有“辟邪”之用。在早期社会，“红”与“火”“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战前祭祀便是想要依靠血液的“红”达到祈求成功的目的，在古代双方盟会时，也会把牲畜的血涂在嘴唇上，“歃血为盟”，表示诚意。不仅如此，“红”还具有辟邪的功能，如本命年会在身上挂一些红色物件，以起到驱邪避凶的作用，这或许与原始人类的火焰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在日本的传统色彩文化中，“红”作为一种极具重要性的文化象征符号对其文化影响相当深刻，日本学者吉村耕治认为：“红”的意象发展与中国的梅花传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红梅象征着艳丽，被赋予了喜庆的意义。除此之外，还认为红色具有四层含义：太阳的颜色、火的颜色、血的颜色、驱魔的颜色，且“红”与“白”“蓝”“黑”共同构成了日本颜色文化中的基本四原色。[4]因此，“红”在日本传统色彩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日本的“红”代表了一种魔力和威慑力。这最早见于《古事记》中“伊邪纳岐”和“伊邪那美”斩杀火神的故事，“红”开始象征着“生命中爆发的力量”和“外在的魔力”。其次，日本的“红”也同样具有辟邪的功效，如在江户时代，当出现瘟疫时，人们会在家中挂起红色装饰物，用以驱赶瘟疫，病好了要吃红豆饭消除厄运。在日常的宗教祭祀和庆祝活动的时候，日本人也常常用红米和红小豆饭来供奉神灵。除此之外，“红”在古代日本还带有些负面象征，古代日本社会常常认为“红”与女性生理以及生育的“血”有关，视其为“不净”与“灾难”之色，因此古代日本女性在妊娠时常常不能出现在神灵面前，也无法与家人共同进食。[5]
四、结语
中日两國在文化交流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文化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鉴于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使用、宗教信仰以及中日民族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上皆存在差异，二者对颜色词赋予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汉语中的“红”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形成的五方正色（黑、白、赤、青、黄）体系与“五德”观念影响，在其文化义上更多倾向于为社会和皇权服务。而日语中的“红”，早期更多地表现出自然性的特点，后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也逐渐开始将色彩与更多的世俗文化结合起来。颜色不仅能够在我们的视觉感官上呈现出强烈的色彩冲击，还能反映出人精神世界的强烈外在体现，而颜色词文化义往往以其隐性内涵的方式予以呈现，不仅能够彰显出极强的时代特色与历史特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与思维模式的外在表述。为此，对中日民族“红”的对比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也有助于两个民族建立起友好的跨文化交际桥梁。
参考文献：
[1][美]Brent Berlin，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日]长泽阳子.日本传统色[M].陶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3]水原寿里.色彩认知与中日文化交流——日汉颜色词之考察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8.
[4][日]吉村耕治.日本珍爱的中国色彩文化——以“红白”二色为例[A].2019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C].张乐，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133-141.
[5]铁军.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34-141.
（作者简介：宋远航，男，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语言教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