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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关键词]“五四”新文学；周文；文艺大众化；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104-04
近年来，随着周文研究的日渐深入，周文与文艺大众化这一论题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其中，既有对周文推进文艺大众化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又有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周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重要的开拓者与组织者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得以逐步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但大众化思潮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潮流。因而从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周文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周文“大众化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思潮
受近现代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隐含着大众化的指向。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时的大多数下层民众却又毫无基本的文化素质，因而如何使普通大众认清自身的救国之责，就成为摆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面前的首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通向一条快捷的启蒙之路呢?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康有为在考察了上海书店的销售情况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民众的方法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小说，“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号召小说改良，更发扬光大了康有为的思想。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极富鼓动性地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原因在于他看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这种原来为士大夫不耻的末技、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文体上进行了逐步的更新，力求为大众所能读，为大众所乐读。最有成就的要算以“新文体”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从创办《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10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报刊文章。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号称为“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被誉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并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时模仿者蜂拥而起。
不过，尽管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文艺大众化与其说是一种有纲领有目标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正如胡适所说，这些作为提倡者的“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这样，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文艺大众化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系统总结“五四”新文学时，就明白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周文在1930年代以后参加的文艺大众化应该属于大众化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次不仅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与方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宽广正如周文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的总结一样：“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周文对“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继承与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新篇章的“五四”文学却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反面而受到激烈的批判。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把“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瞿秋白也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一再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说“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因而认定所谓“五四”以来的“新式白话”以及新文学是—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仔细比较“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左翼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如论争中表现的那样势不两立。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有关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关系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一)文学要面向大众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为《申报》创刊50年而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50年之中的发展。在细致梳理了19世纪末古文范围内的革新运动之后，他指出，无论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梁启超，他们虽然努力革新古文，不再一味拟古载道，使其在表情达意方面有所突破，但因为形式和语言的限制，这些革新的古文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 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实际上，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认定“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后来他就明白主张：“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里，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断定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宗”。胡适的这一观点与陈独秀正好一拍即合。阅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马上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作为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胡适文学改良思想的深化与补充。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要建立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时期，他们还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也都是要求文学要面向大众，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人生。
在这方面，周文的主张其实是与他们相通的。他认为，“文艺是推动社会的东西，不是为少数人享乐的玩具”。1932年，在《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中，周文更是明确指出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创作为大众所懂得的文艺”。在“文学为什么人’这一原则问题上，周文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当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周文不仅倡导大众写作，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为大众写作，故又被称为大众之子。在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之后，周文积极响应号召，进行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1933年3月，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将由鲁迅翻译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5月，他又将由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铁流》也改编为缩写通俗本。《毁灭》与《铁流》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使他成为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1940年，周文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更是致力于大众文学的普及。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从书》等书籍。《边区大众报》后由毛泽东提议改名为《边区群众报》，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毛泽东对《边区群众报》十分赞赏，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并曾亲笔致信周文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二)文学要用“活”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五四”文学革命首先就是在文学语言这一问题上找到的突破口。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文字的“死活”问题是“五四”文学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也有相当多的论述。胡适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坐轿”、“戴帽”是活语，“乘舆”、“加冠束帻”则是死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谓的“活语”指的实际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语言，而“死语”则是生活中早已废弃不用的语言。而“从胡适论说文字死活的杂多文献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他衡量文字死活的两大特性：1.能否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2.能否在现代人中有广泛的可交流性。能则是活文字，不能则是死文字。”实际上，胡适也就是在强调，只有大家能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字才是活文字，否则就是死文字。而所谓“听得懂”，明显是以大众为标准。以此为标准，胡适才提出了文言是死的，而白话是活的这—观点。对于胡适的主张，陈独秀深表赞同：“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钱玄同对此也深有同感，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倾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白话文学由此得以展开，影响迅速扩大。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出版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到1920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这样持重的大杂志，也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借助白话文运动的帮助，新文化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新青年》也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周文也同样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说：“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在《大众化的写作问题》一文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语言，周文提出了“通俗、提高、清洗、发展”四个原则。
第一是通俗，就是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但是在具体运用方面，周文又审慎地提出要辩证地对待群众语言。他清醒地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甚至带了浓厚毒素的。”因此，对于这样的语言，“只有在文章当中对于这些字眼的意思进行批判的时候，才批判地用，或者是在文学作品里面，为了生动地表现某种人物的口语，万不得已非用不可的时候，也要批判地用，使读者一看就知道那些字眼的错误。”同时，周文也没有忽视“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语言，有许多确实非常精彩的词儿和谚语”，“虽然这些句子有点文言文气味，但是他是在群众口头上活着的语言，是种炼话，很精彩，有值得我们采用的价值。”由此可见，与胡适一样，周文也认为，只有应用中的语言才是“活的”，文学就是要使用这种“活”的语言，普通群众才能看得懂。
第二是提高。因为有着深厚的群众生活经验，周文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组织是很差的，表现一种概念，常常不大精确。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范围太小，也太落后，他们所用的语言也就太少”，而且“在现代社会，新的事物一天一天-地加多，群众的语言是绝对不够用的”。有鉴于这种情况，周文提出，在使用群众熟悉语言的基础上，也要适量使用一些现代外来语，有些方言土语尽量地用普通话来代替，以丰富群众的语言。而且“采用群众的口语，应该要加工，把那些繁冗的模糊的给它去掉，给以精密的组织。”
第三是清洗。因为我们中国有古代的文言，有梁启超式的新文言，有“五四”以来的欧化白话，还有旧式的白话。一些致力于大众化的作者免不了受这种芜杂语言的影响，在他 们编定的大众读物中，文白夹杂，使用了许多早已经“不活在人吐上”“死去的字眼”。因此，周文提出，“大众化工作者，对于文言、旧白话的某些死了的字眼，应该有意识的来一个清洗运动，在写文章的时候，竭力用现代普通话来代替，用现代我们中国人口头上活着的话来代替。”
第四是发展。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古代汉语以单音字为主，一个字一个音节，表示一个独立的意思。但是到了现代，多音节字越来越多，由单字变成词。但在一些大众读物中，有些作者没有注意，仍然多用一些单字。周文非常重视这种现象，认为“这都是文言的遗毒和方块字的关系在那里作怪，这表明一方面我们的文字还有脱离口语的现象，另—方面也就表明我们无意间还在妨碍语言的发展。”
这四条原则互相关联，既照顾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又考虑到语言的长远发展，在1940年代那种紧张的斗争之中，能有如此深入细致的思考，确实证明了周文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长远的眼光。
(三)公文改革
经过“五四”诸贤的努力，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但白话文运动对政界的触动却到此止步。以后政府的通电、文告等各种公文仍然讲究骈四俪六，使用普通大众都看不懂的骈体文。胡适等人一直期望能有一届政府出来明令改革公文，使白话文运动获得彻底成功，但始终未能如愿，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未加理会，后来新起的国民党也当作了耳旁风。
胡适没有料到，自己仔仔以求的这个目标会在延安实现，而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周文。在延安整风前，周文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关于公文改革的想法：“现在的一些文章有太多的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有一些文章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应该摒弃。公文的写法也要改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在延安文艺整风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文撰写了《谈谈公文改革》，在《解放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所用公文形式的
4.特点，就是“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因而“大体上是封建时代遗留的”。然后，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公文所应具有的三个特点，也就是“民主的”、“大众的”与“科学的”。最后他指出，贿彻底地改革公文，才能“使我们政府机关里面的许多工作人员彻底从公文里面解放出来，使大家真正去对付工作，不是去对付公文”，才能“推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更加开展”，才能“真正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大的地盘”。在这一精神指导下，1941年12月，周文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规定了新公文的类别与形式。草稿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正式通过，开始使用，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周文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而且他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竟的事业。但1930年代是个红色年代，是个走出书斋走进广场的斗争时代。在这种时代氛围影响之下，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也有与“五四”不尽一致的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文艺功利性的强调。与其他一些左翼文学家一样，周文不仅认为文艺应该面向大众，而且赋予了文艺以教育大众、推动革命的任务。如他认为，“我们的新文学是为了唤醒大众，教育大众，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大众的解放服务的。”“创作不是为了刨作而创作，不是仅仅为了爪人的爱好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而创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有着明显功利性的文艺大众化对于发动大众，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它无疑是把双刃剑，当文艺的目的被强化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因而戕害了它作为艺术的本性，这也就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文艺大众化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建国以后进入和平年代，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但可惜的是，周文未能就这个课题展开深入思考，在建国初年就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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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四”新文学；周文；文艺大众化；继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104-04
近年来，随着周文研究的日渐深入，周文与文艺大众化这一论题引起了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其中，既有对周文推进文艺大众化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又有对其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使得周文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重要的开拓者与组织者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得以逐步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但大众化思潮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一个一以贯之的潮流。因而从史的角度梳理中国近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并以此为背景来论述周文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周文“大众化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思潮
受近现代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隐含着大众化的指向。在晚清的政治危局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严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时的大多数下层民众却又毫无基本的文化素质，因而如何使普通大众认清自身的救国之责，就成为摆在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面前的首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通向一条快捷的启蒙之路呢?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把目光投向了小说。康有为在考察了上海书店的销售情况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民众的方法后，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小说，“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号召小说改良，更发扬光大了康有为的思想。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极富鼓动性地在开篇第一句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原因在于他看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使小说这种原来为士大夫不耻的末技、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文体上进行了逐步的更新，力求为大众所能读，为大众所乐读。最有成就的要算以“新文体”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从创办《时务报》迄于《新民丛报》这10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报刊文章。这些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号称为“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在当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被誉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并为梁启超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等美誉，一时模仿者蜂拥而起。
不过，尽管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这种文艺大众化与其说是一种有纲领有目标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正如胡适所说，这些作为提倡者的“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但他们又哀怜老百姓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所以他们想用一种‘便民文字’来教育小孩子，来‘开通’老百姓。”。这样，在这些士大夫的意识深处就把社会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文艺大众化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中系统总结“五四”新文学时，就明白说：“简单的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周文在1930年代以后参加的文艺大众化应该属于大众化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次不仅明确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与方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宽广正如周文在《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中的总结一样：“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这一切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整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周文对“五四”新文学方向的继承与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中，开创了中国文学新篇章的“五四”文学却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反面而受到激烈的批判。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把“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而其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瞿秋白也接连发表多篇文章，一再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说“五四”新文学“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因而认定所谓“五四”以来的“新式白话”以及新文学是—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不过，仔细比较“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主张与左翼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两者并没有如论争中表现的那样势不两立。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实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视为“五四”新文学有关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关系在周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论述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一)文学要面向大众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为《申报》创刊50年而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系统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在50年之中的发展。在细致梳理了19世纪末古文范围内的革新运动之后，他指出，无论严复、林纾还是章炳麟、梁启超，他们虽然努力革新古文，不再一味拟古载道，使其在表情达意方面有所突破，但因为形式和语言的限制，这些革新的古文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究竟因为不能与 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故仍旧是少数人的贵族文学，仍旧免不了‘死文学’或‘半死文学’的评判。”实际上，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认定“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后来他就明白主张：“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能为普通大众所理解。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在这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里，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况，断定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正宗”。胡适的这一观点与陈独秀正好一拍即合。阅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马上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作为对《文学改良刍议》的声援，同时也是对胡适文学改良思想的深化与补充。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要建立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时期，他们还提出了“平民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等口号，也都是要求文学要面向大众，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人生。
在这方面，周文的主张其实是与他们相通的。他认为，“文艺是推动社会的东西，不是为少数人享乐的玩具”。1932年，在《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中，周文更是明确指出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创作为大众所懂得的文艺”。在“文学为什么人’这一原则问题上，周文的主张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当的一致。更重要的是，周文不仅倡导大众写作，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为大众写作，故又被称为大众之子。在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之后，周文积极响应号召，进行文学名著的改编工作。1933年3月，他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将由鲁迅翻译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改编成缩写通俗本；5月，他又将由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名著《铁流》也改编为缩写通俗本。《毁灭》与《铁流》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使他成为享有盛誉的大众化作家。1940年，周文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更是致力于大众文学的普及。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从书》等书籍。《边区大众报》后由毛泽东提议改名为《边区群众报》，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毛泽东对《边区群众报》十分赞赏，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并曾亲笔致信周文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二)文学要用“活”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五四”文学革命首先就是在文学语言这一问题上找到的突破口。在文学语言的问题上，文字的“死活”问题是“五四”文学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也有相当多的论述。胡适说：“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坐轿”、“戴帽”是活语，“乘舆”、“加冠束帻”则是死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所谓的“活语”指的实际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语言，而“死语”则是生活中早已废弃不用的语言。而“从胡适论说文字死活的杂多文献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他衡量文字死活的两大特性：1.能否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2.能否在现代人中有广泛的可交流性。能则是活文字，不能则是死文字。”实际上，胡适也就是在强调，只有大家能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字才是活文字，否则就是死文字。而所谓“听得懂”，明显是以大众为标准。以此为标准，胡适才提出了文言是死的，而白话是活的这—观点。对于胡适的主张，陈独秀深表赞同：“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钱玄同对此也深有同感，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倾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白话文学由此得以展开，影响迅速扩大。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出版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到1920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这样持重的大杂志，也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借助白话文运动的帮助，新文化运动也得以顺利开展，《新青年》也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思想的先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周文也同样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说：“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在《大众化的写作问题》一文中，对于文学创作的语言，周文提出了“通俗、提高、清洗、发展”四个原则。
第一是通俗，就是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但是在具体运用方面，周文又审慎地提出要辩证地对待群众语言。他清醒地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特别是农民的语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有许多是非常落后的，甚至带了浓厚毒素的。”因此，对于这样的语言，“只有在文章当中对于这些字眼的意思进行批判的时候，才批判地用，或者是在文学作品里面，为了生动地表现某种人物的口语，万不得已非用不可的时候，也要批判地用，使读者一看就知道那些字眼的错误。”同时，周文也没有忽视“群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语言，有许多确实非常精彩的词儿和谚语”，“虽然这些句子有点文言文气味，但是他是在群众口头上活着的语言，是种炼话，很精彩，有值得我们采用的价值。”由此可见，与胡适一样，周文也认为，只有应用中的语言才是“活的”，文学就是要使用这种“活”的语言，普通群众才能看得懂。
第二是提高。因为有着深厚的群众生活经验，周文认识到，“群众的语言，组织是很差的，表现一种概念，常常不大精确。特别是农民，他们的生活范围太小，也太落后，他们所用的语言也就太少”，而且“在现代社会，新的事物一天一天-地加多，群众的语言是绝对不够用的”。有鉴于这种情况，周文提出，在使用群众熟悉语言的基础上，也要适量使用一些现代外来语，有些方言土语尽量地用普通话来代替，以丰富群众的语言。而且“采用群众的口语，应该要加工，把那些繁冗的模糊的给它去掉，给以精密的组织。”
第三是清洗。因为我们中国有古代的文言，有梁启超式的新文言，有“五四”以来的欧化白话，还有旧式的白话。一些致力于大众化的作者免不了受这种芜杂语言的影响，在他 们编定的大众读物中，文白夹杂，使用了许多早已经“不活在人吐上”“死去的字眼”。因此，周文提出，“大众化工作者，对于文言、旧白话的某些死了的字眼，应该有意识的来一个清洗运动，在写文章的时候，竭力用现代普通话来代替，用现代我们中国人口头上活着的话来代替。”
第四是发展。语言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古代汉语以单音字为主，一个字一个音节，表示一个独立的意思。但是到了现代，多音节字越来越多，由单字变成词。但在一些大众读物中，有些作者没有注意，仍然多用一些单字。周文非常重视这种现象，认为“这都是文言的遗毒和方块字的关系在那里作怪，这表明一方面我们的文字还有脱离口语的现象，另—方面也就表明我们无意间还在妨碍语言的发展。”
这四条原则互相关联，既照顾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又考虑到语言的长远发展，在1940年代那种紧张的斗争之中，能有如此深入细致的思考，确实证明了周文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长远的眼光。
(三)公文改革
经过“五四”诸贤的努力，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但白话文运动对政界的触动却到此止步。以后政府的通电、文告等各种公文仍然讲究骈四俪六，使用普通大众都看不懂的骈体文。胡适等人一直期望能有一届政府出来明令改革公文，使白话文运动获得彻底成功，但始终未能如愿，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未加理会，后来新起的国民党也当作了耳旁风。
胡适没有料到，自己仔仔以求的这个目标会在延安实现，而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周文。在延安整风前，周文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关于公文改革的想法：“现在的一些文章有太多的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有一些文章带着封建迷信色彩，应该摒弃。公文的写法也要改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在延安文艺整风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文撰写了《谈谈公文改革》，在《解放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所用公文形式的
4.特点，就是“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因而“大体上是封建时代遗留的”。然后，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公文所应具有的三个特点，也就是“民主的”、“大众的”与“科学的”。最后他指出，贿彻底地改革公文，才能“使我们政府机关里面的许多工作人员彻底从公文里面解放出来，使大家真正去对付工作，不是去对付公文”，才能“推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更加开展”，才能“真正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大的地盘”。在这一精神指导下，1941年12月，周文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规定了新公文的类别与形式。草稿经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正式通过，开始使用，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周文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而且他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竟的事业。但1930年代是个红色年代，是个走出书斋走进广场的斗争时代。在这种时代氛围影响之下，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也有与“五四”不尽一致的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对文艺功利性的强调。与其他一些左翼文学家一样，周文不仅认为文艺应该面向大众，而且赋予了文艺以教育大众、推动革命的任务。如他认为，“我们的新文学是为了唤醒大众，教育大众，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大众的解放服务的。”“创作不是为了刨作而创作，不是仅仅为了爪人的爱好而创作，而是为了反映时代，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而创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有着明显功利性的文艺大众化对于发动大众，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它无疑是把双刃剑，当文艺的目的被强化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因而戕害了它作为艺术的本性，这也就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文艺大众化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建国以后进入和平年代，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但可惜的是，周文未能就这个课题展开深入思考，在建国初年就因劳累过度而英年早逝，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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