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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一度认为自己以打工者为对象的研究，甚至不能“代表”打工者本身。在她看来，“他们”只是服务于自己的研究目的。
在进入工厂深入打工者群体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学者吕途走出书斋，和工友们去武汉、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地的工厂，对打工群体进行采访和调查。后来，她去了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强调了最后一句，这是她体验到的工厂世界。
可在新书里，她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名字来描述这个为数2.5亿的庞大群体—“新工人”，而非“农民工”。今年年初，《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面世，吕途在里面写了一百多个关于工厂和新工人的故事。
吕途说，新工人会对工厂主说不，会用脚投票，“用工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反抗，“对于公平、自由、道德，新工人有着浅显、粗略却切身的理解，他们的主体意识正在形成。”
“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吕途这样解释道。
“他们只是我的对象”
十年前，在一次以打工者为对象的调研中，工友的一句话几乎让吕途否定了自己以往所有研究，被她视为“质变的点”。
1993年，吕途到荷兰社会学院读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做了大学老师，自编教材，开设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也做研究和咨询。1997年后的六年时间，吕途又到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念了社会学博士，毕业后，随家庭生活在国外。这时，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来担任中国区的负责人，主题由她来定。
当时的吕途对打工群体没有具体印象，但从庞大的数量上看，又感觉很重要。吕途接下课题，回到北京开始调研，“工友之家”成了她的调研对象，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
“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那时认为“做研究没有用”，并不出面接待吕途，只是派同事跟进。打工者一般不拒绝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而吕途只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
吕途能明显感到作为学者的自己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每次调研，她都开着车去，做完访谈，很快就开车回到城里。即使尽力让对方感到自己的认真和真诚，但依旧无法改变她的身份，作为外来者，对别人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打扰。吕途去做调研，打工者暂停手头的工作，被安排接受访谈。访谈结束后，又各自归位，毫无关系。
吕途感到这样是有问题的，可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为了避免只是学者的观点，她会尽可能地让调研对象参与其中，但“他们也只是我的对象”。
接触久了后，“北京工友之家”一个人的话让她的疑惑解开了，“仿佛让堵塞的地方通畅了起来。”
对方告诉吕途：“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在打工者看来，学者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作用。
2005年项目结束，吕途还纠结于打工者的话，她认为自己的研究只是服务于研究目的，而并非服务于声称要服务的对象，“这很荒唐”。直到两年后，项目报告《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出版成书，到底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这样的困惑依旧没有答案。
吕途决定到打工者中间去寻找答案。
她去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作。用学者汪晖的话来讲，吕途不是要“代表”打工者说话，而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
“我在场”
皮村，北京东五环到东六环间的一个城中村，常住人口1000人，外来务工人员上万人。这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所在地。
拥挤不堪的街道，说着方言味极浓普通话的人群，还有巷道里四处堆放的垃圾，都是皮村真实的写照。没有卫生间，只有茅坑，粪便会慢慢堆起来，一到夏天，满地蠕动着蛆。
吕途不仅选择了在这里工作，还住了进去。“对我来说，接受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是很可怕的。”
做研究和上课是吕途在“北京工友之家”的主要工作，看起来和以前做大学老师时的工作没什么区别，但对象和环境却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没有项目，没有资金，也没有计划，吕途要带着她的工友同事们及大学生志愿者做关于工友群体的研究。这次，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工作生活在其中。因为“在场”，所有事她都可以搭把手，而不会给别人带来打扰。
同心实验学校是“北京工友之家”针对打工者子女创办的学校，里面的“流动儿童”就是儿童发展项目研究的对象。吕途会先给工友同事和大学生志愿者做一些基本培训，每周课程结束后，他们会写一份非常详细的反馈表，里面记录了这些“流动儿童”的细节表现。
有位志愿者曾在反馈单里写道：“每次一挖掘什么题材时，还是感觉自己很残忍，感觉像是在揭伤疤似的。”“我们不是在揭伤疤，是在反映和认识现实。”吕途做了这样的回复。
《社区调查方法》是吕途的一门课，学员是打工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致力于做与工友有关的志愿工作，三分之二的人仍然会回到打工世界。
“一日活动图”是吕途交给学员的调查工具，即记录下研究对象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间的所有活动。
有个学员记录了一个流动儿童的一天，孩子不仅给自家买菜做饭，还给姑姑家买菜。周末下午通常是独自溜冰几个小时。对这些，学员只是询问后记录，并没有追问和思考，对于打工者，早已习以为常。吕途会带着学员，顺着这些记录，讲解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深入追问的。
16岁的苏巧灵，上完培训班后，就在“北京工友之家”做同伴辅导员。有次学员实习快迟到了，她去提醒，学员不理会，顶撞她说，上午实习那么辛苦，午休一下又怎么样。苏巧灵被气哭了。 实习结束后的分享会上，苏巧灵上台讲：“虽然我很小，但我也有我的工作，你们要尊重我，也要尊重你们的工作。”
学员有专门的新闻学习课程，搜集国内外新闻，并对其作出点评。在做中外新闻对比时，有学员会推崇国外成熟的做法，有时会被骂做“卖国贼”，被骂的学员则会告诉对方“请不要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与自由”。
吕途不希望打工者只是“老板的机器”，而是既有技能又有思想的人，“观察、思考及分析的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到工厂打工去
即使和工友一起工作，听打工者讲述打工经历，但对于工厂，吕途依旧陌生，没有任何感知。
在对打工者的追踪访谈中，吕途让对方回忆工作中的场景及工厂里的生活，对方也只是寥寥几语。“工友很难再现我想听的东西，而他们也不知道我想听什么。”其实连吕途自己也不知道想听到什么。她决定到工厂打工去。
去年5月，吕途南下苏州，准备在那里找个工厂打工。刚开始，吕途担心身体不适，试图排除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机器一开就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
最后通过一个黑中介，吕途找了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了一家台资电子厂，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
吕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一直站着。每天七点四十打卡，七点四十五排队等领导训话，工厂的时间安排总是如机器般精确。
夜班车间有六十多人，每个产线二十人，一个产线有个线长。线长站在女工前面，车间主任站在最前面。训话时，车间主任会强调产品质量，以及不许戴耳机听歌。
工人通常不会在意车间主任的训话，为防止犯困，依然会戴耳机听歌。车间主任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训话时又必须说，因为倘若哪天想管人时，他是有理由的。
吕途瘦高、纤弱，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考虑到自己长得也不像打工者，进厂前，吕途就想好了策略，即“不主动跟她们聊”。
下班回到宿舍，怕暴露，吕途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就蒙头睡觉，其余时间都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室友看到吕途看书，觉得很奇怪，她们通常在电脑上看电视剧。
工厂里别的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显得格格不入。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实习，一起离开原来的厂。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熟识的工人在下面说话、闹腾，随后被呵斥着赶了出去。她们在外面依旧嘻嘻哈哈，打闹不停，觉得无所谓。
“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了。”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由于对生产线上的药剂过敏，从长红色小点开始，到最后连片红肿，吕途在这家工厂里待了10天，就离开了。
今年3月份，吕途又进了苏州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和上一家工厂不同，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新工人流动很快。
生产线上几乎所有老工人都是吕途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她。她们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她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她们去食堂打饭，会对做饭的人说，“我们要给你们打分，看你们做的是什么，跟垃圾一样”。
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道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和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
前不久，吕途做了个手术，她计划等身体痊愈后，南下到工厂去，去继续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不是这个社会的富人有多少或者有多富，而是这个社会的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她说。
在进入工厂深入打工者群体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2010年5月到2011年6月，学者吕途走出书斋，和工友们去武汉、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地的工厂，对打工群体进行采访和调查。后来，她去了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这是一个让你没有名字的世界，在这里，当有人真的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有一种千万别提到我的名字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吕途强调了最后一句，这是她体验到的工厂世界。
可在新书里，她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名字来描述这个为数2.5亿的庞大群体—“新工人”，而非“农民工”。今年年初，《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面世，吕途在里面写了一百多个关于工厂和新工人的故事。
吕途说，新工人会对工厂主说不，会用脚投票，“用工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反抗，“对于公平、自由、道德，新工人有着浅显、粗略却切身的理解，他们的主体意识正在形成。”
“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吕途这样解释道。
“他们只是我的对象”
十年前，在一次以打工者为对象的调研中，工友的一句话几乎让吕途否定了自己以往所有研究，被她视为“质变的点”。
1993年，吕途到荷兰社会学院读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做了大学老师，自编教材，开设妇女与发展社会学课程，也做研究和咨询。1997年后的六年时间，吕途又到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念了社会学博士，毕业后，随家庭生活在国外。这时，福特基金会的亚洲扶贫项目找到了吕途，希望她来担任中国区的负责人，主题由她来定。
当时的吕途对打工群体没有具体印象，但从庞大的数量上看，又感觉很重要。吕途接下课题，回到北京开始调研，“工友之家”成了她的调研对象，这是一家专为打工群体服务的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是打工者。
“北京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那时认为“做研究没有用”，并不出面接待吕途，只是派同事跟进。打工者一般不拒绝访谈，但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与热情。而吕途只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
吕途能明显感到作为学者的自己和打工者之间的距离。每次调研，她都开着车去，做完访谈，很快就开车回到城里。即使尽力让对方感到自己的认真和真诚，但依旧无法改变她的身份，作为外来者，对别人的生活甚至是一种打扰。吕途去做调研，打工者暂停手头的工作，被安排接受访谈。访谈结束后，又各自归位，毫无关系。
吕途感到这样是有问题的，可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为了避免只是学者的观点，她会尽可能地让调研对象参与其中，但“他们也只是我的对象”。
接触久了后，“北京工友之家”一个人的话让她的疑惑解开了，“仿佛让堵塞的地方通畅了起来。”
对方告诉吕途：“其实，你看到的、你想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你想想的。”在打工者看来，学者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作用。
2005年项目结束，吕途还纠结于打工者的话，她认为自己的研究只是服务于研究目的，而并非服务于声称要服务的对象，“这很荒唐”。直到两年后，项目报告《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出版成书，到底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研究对打工者有用，这样的困惑依旧没有答案。
吕途决定到打工者中间去寻找答案。
她去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作。用学者汪晖的话来讲，吕途不是要“代表”打工者说话，而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
“我在场”
皮村，北京东五环到东六环间的一个城中村，常住人口1000人，外来务工人员上万人。这里是“北京工友之家”的所在地。
拥挤不堪的街道，说着方言味极浓普通话的人群，还有巷道里四处堆放的垃圾，都是皮村真实的写照。没有卫生间，只有茅坑，粪便会慢慢堆起来，一到夏天，满地蠕动着蛆。
吕途不仅选择了在这里工作，还住了进去。“对我来说，接受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是很可怕的。”
做研究和上课是吕途在“北京工友之家”的主要工作，看起来和以前做大学老师时的工作没什么区别，但对象和环境却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没有项目，没有资金，也没有计划，吕途要带着她的工友同事们及大学生志愿者做关于工友群体的研究。这次，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外来者，而是工作生活在其中。因为“在场”，所有事她都可以搭把手，而不会给别人带来打扰。
同心实验学校是“北京工友之家”针对打工者子女创办的学校，里面的“流动儿童”就是儿童发展项目研究的对象。吕途会先给工友同事和大学生志愿者做一些基本培训，每周课程结束后，他们会写一份非常详细的反馈表，里面记录了这些“流动儿童”的细节表现。
有位志愿者曾在反馈单里写道：“每次一挖掘什么题材时，还是感觉自己很残忍，感觉像是在揭伤疤似的。”“我们不是在揭伤疤，是在反映和认识现实。”吕途做了这样的回复。
《社区调查方法》是吕途的一门课，学员是打工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致力于做与工友有关的志愿工作，三分之二的人仍然会回到打工世界。
“一日活动图”是吕途交给学员的调查工具，即记录下研究对象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间的所有活动。
有个学员记录了一个流动儿童的一天，孩子不仅给自家买菜做饭，还给姑姑家买菜。周末下午通常是独自溜冰几个小时。对这些，学员只是询问后记录，并没有追问和思考，对于打工者，早已习以为常。吕途会带着学员，顺着这些记录，讲解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深入追问的。
16岁的苏巧灵，上完培训班后，就在“北京工友之家”做同伴辅导员。有次学员实习快迟到了，她去提醒，学员不理会，顶撞她说，上午实习那么辛苦，午休一下又怎么样。苏巧灵被气哭了。 实习结束后的分享会上，苏巧灵上台讲：“虽然我很小，但我也有我的工作，你们要尊重我，也要尊重你们的工作。”
学员有专门的新闻学习课程，搜集国内外新闻，并对其作出点评。在做中外新闻对比时，有学员会推崇国外成熟的做法，有时会被骂做“卖国贼”，被骂的学员则会告诉对方“请不要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与自由”。
吕途不希望打工者只是“老板的机器”，而是既有技能又有思想的人，“观察、思考及分析的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到工厂打工去
即使和工友一起工作，听打工者讲述打工经历，但对于工厂，吕途依旧陌生，没有任何感知。
在对打工者的追踪访谈中，吕途让对方回忆工作中的场景及工厂里的生活，对方也只是寥寥几语。“工友很难再现我想听的东西，而他们也不知道我想听什么。”其实连吕途自己也不知道想听到什么。她决定到工厂打工去。
去年5月，吕途南下苏州，准备在那里找个工厂打工。刚开始，吕途担心身体不适，试图排除所有上夜班的工厂，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机器一开就24小时，工人需要两班倒。
最后通过一个黑中介，吕途找了别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进入了一家台资电子厂，不用付中介费，因为工厂缺女工。
吕途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贴标签，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一直站着。每天七点四十打卡，七点四十五排队等领导训话，工厂的时间安排总是如机器般精确。
夜班车间有六十多人，每个产线二十人，一个产线有个线长。线长站在女工前面，车间主任站在最前面。训话时，车间主任会强调产品质量，以及不许戴耳机听歌。
工人通常不会在意车间主任的训话，为防止犯困，依然会戴耳机听歌。车间主任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训话时又必须说，因为倘若哪天想管人时，他是有理由的。
吕途瘦高、纤弱，双手纤长而白皙，一看就知道没做过什么粗活。考虑到自己长得也不像打工者，进厂前，吕途就想好了策略，即“不主动跟她们聊”。
下班回到宿舍，怕暴露，吕途也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就蒙头睡觉，其余时间都把本子藏在书后面做笔记。室友看到吕途看书，觉得很奇怪，她们通常在电脑上看电视剧。
工厂里别的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吕途形单影只，显得格格不入。同宿舍里有两个甘肃女孩，老家是同一个村子的，上同一所职高，一起进厂实习，一起离开原来的厂。无论进哪个厂，如果分不到同一个生产线上，她们宁愿共同离开。
在吕途看来，工厂里“做伴”比工作重要。有次培训，几百号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培训师在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有几个熟识的工人在下面说话、闹腾，随后被呵斥着赶了出去。她们在外面依旧嘻嘻哈哈，打闹不停，觉得无所谓。
“我就不相信她们不难受，但是一起不被当人看，她们就可以忍受了。”吕途认为这时候的陪伴实际上是对心灵受到伤害的转嫁。
由于对生产线上的药剂过敏，从长红色小点开始，到最后连片红肿，吕途在这家工厂里待了10天，就离开了。
今年3月份，吕途又进了苏州一家德资电子厂打工。和上一家工厂不同，这个厂里本地人居多，很多老工人已经干了十多年了，但新工人流动很快。
生产线上几乎所有老工人都是吕途这些新工人的监工，无论谁，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她。她们会告诉她要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她上厕所回来，老工人会问她为什么不从这边走，走那边绕远了。她们去食堂打饭，会对做饭的人说，“我们要给你们打分，看你们做的是什么，跟垃圾一样”。
在这家德资厂，本地户籍及资历是两道横行的盾牌，切割开了本地人和外地人，老工人与新工人。
前不久，吕途做了个手术，她计划等身体痊愈后，南下到工厂去，去继续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准，不是这个社会的富人有多少或者有多富，而是这个社会的穷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