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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出“建设大寨县”
陈永贵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对农业可以说是没有不通的。纪登奎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农业也不外行,因此,他们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便拉家常。
1968年8月,中共昔阳县委第一个提出建立大寨县的口号。全县举办学习班,召开誓师大会,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造地8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1969年,全县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000万斤翻了一番。1970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平均亩产542斤。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国内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有所加强。这时“文革”已经搞了三年,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为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中央对昔阳的做法寄予很大希望。决定在昔阳召开一次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山东等14省市有关领导参加的“北方农业会议”。
周恩来把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交给了纪登奎,会议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开法,都让纪登奎首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1970年8月9日,纪登奎奉周总理之命,带一队人马赶到大寨和昔阳进行考察,以期向大会提供经验。
纪登奎来到山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等特地赶到大寨,前来陪同。
这时,陈永贵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很清楚纪登奎来大寨的意义,所以对纪登奎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以北方农业会议为契机,试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中央的这一意图,亦是把“革命”与生产有机结合的理想考虑。但在当时“文革”条件下,这种强调抓生产的呼声始终是很有限的。
8月9日下午3点多钟,纪登奎在陈永贵和山西省领导的陪同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上了虎头山。
看着密密实实的庄稼长势很好,纪登奎说:“看这样子,今年大寨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纪登奎和他们边走边聊,十分随意。他们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
纪登奎操着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侃侃而谈,从春夏秋冬,到增产增收,农业的各个行当,几乎无所不谈。
从虎头山回来,陈永贵陪纪登奎到大寨招待所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
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在全国学大寨的可行性,以及大寨的评工方法和分配制度等等。
他们不知不觉地聊到半夜12点。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县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
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想,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他北方省份好,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一个余粮县?他说:“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纪登奎吩咐随行人员和记者,写学大寨的材料,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纪登奎在昔阳县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能是走马观花。然而,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计——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至于能不能建得成,能不能学得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定量分析就更没有了。
因为在当时,纪登奎本人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亲眼看到了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仅此一条就已经足够了。
纪登奎很快形成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这份《汇报提纲》把学大寨上升到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汇报提纲》指出,学大寨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的有效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
这一年的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听说昔阳县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我们办不到?”
国务院工作人员在写“会议报告”时,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建成。同时配发社论,提出:“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大寨县的热潮。
毛泽东:“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纪登奎和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爱好——读书。纪登奎虽在基层,工作繁杂,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曾下功夫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一些重要思想烂熟于心,有的句子还能背下来。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还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9—320页)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山西搞了一个批十条的东西,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都列上了。
毛泽东说:“不批林,专批群众。”
在山西批十条中有一条是批个性。毛泽东说:“你们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毛泽东这一说,山西的批林整风问题就严重了。
1974年初,全国文艺大会演,晋剧《三上桃峰》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该剧内容说,杏岭大队主任以次充好,把一匹病马卖给桃峰生产大队,可杏岭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桃峰将病马追回。该剧说不上有多精彩,也谈不上什么反动,但一个“桃”字惹怒了江青。王光美搞四清是在桃园,并创造了“桃园经验”,现在冒出个“桃峰”,这是巧合吗?这不是明摆着要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
江青一怒,就查山西为什么排演《三上桃峰》。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不排演学大寨的戏,偏偏排演《三上桃峰》这个“大毒草”。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大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
3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向他们“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党政军要员也不时参加,可见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
会议开始,由陈永贵主持,纪登奎主讲。纪登奎先指出山西违背中央,没有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办。接着,就谈到山西的检讨问题。纪登奎说:“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的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的同志议论以后,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个路线问题。””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
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纪登奎就上火了:“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的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陈伯达跑到华北搞了一个材料,哪有什么代表性?你们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得那么多?”
接着,纪登奎又批山西搞派性,质问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纪登奎还说:“个性和个人主义是两码事,怎个批起个性来了?毛主席说:‘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也不想一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怎能批得呢?批个性这个题就不成立。”
谢振华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以后到北京汇报,纪登奎听取了汇报,他再次表明态度,支持陈永贵。他说:“山西的同志要吸取教训,消除派性,统一思想,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贯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工作,把工作搞上去。”
会议结束了。中央决定由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山西工作。谢振华留在北京治病。其他人员全部返回山西。
“老朋友”受命掺沙子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还在军内担任要职,先是出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来成为军委办公会议领导成员,参与过军队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政策制订。
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军委办事组,是“文革”特殊情况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觉察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在和周恩来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确定有纪登奎、李德生。
1970年12日,纪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泽东之命,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用纪登奎的话说,这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旨在夺过北京军区这块“阵地”。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中谈到:“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毛泽东说的“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评陈伯达的批语。“掺沙子”即在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增加新的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因为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
以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纪登奎去了“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黏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事后,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他“到军委办事组完全是主席的意思。主席是怕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点名纪登奎出任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按纪登奎的话说,“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纪登奎还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并具体领导办公机构。
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毛泽东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对纪登奎、汪东兴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周恩来还说:“你们两个要考虑一下为邓小平平反做点工作的问题,此事主席曾提出过几次。你们商量,拿出一个办法来。”
纪登奎和汪东兴商量后,于12月27日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一事写信给周恩来。他们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情况。并告诉毛泽东邓小平现已回京。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年12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纪登奎参加了。
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接着,又谈到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对调的问题。他面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军区负责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毛泽东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倾,毛泽东介绍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你们的老上司。”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然后,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纪登奎听得出,毛泽东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从此,邓小平出任了军委总参谋长。
纪登奎受命起草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
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纪登奎没有变化,按毛泽东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纪登奎却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那一时期,周恩来身体不好,请假休息两周,期间,经毛泽东批准,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负责。
为尽快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工作,纪登奎向周恩来报上一个300人的名单。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了这一名单。尽管“四人帮”屡屡从中破坏,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下,还是通过了,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5年,纪登奎除负责农业以外,还分管解放干部和中央专案组的工作。2月底,周恩来向纪登奎和华国锋谈了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
3月6日,纪登奎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联名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上送周恩来。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
周恩来阅后,加了一句话:“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后,一大批审查对象被释放了。
毛泽东去世后,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毛泽东去世以后,纪登奎很悲痛。他依然保持了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认为毛泽东决定了的就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
一次,身为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对许世友说:“不管怎么讲,我认为党中央现在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团结,谁也不应该做不利于团结的事。”许世友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两口说:“吃吧,吃点可以清醒清醒头脑,现在我们没了主席,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动脑子了。我可不能一步走错而栽了跟头。”
纪登奎说:“你在军队里有威望,大家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带头稳定军队,我看可以起很大作用。”
纪登奎见许世友没有说话,又小心翼翼地说:“毛主席刚去世,我们党内就有人企图搞内讧,对得起毛主席吗?”
“你知道吗?上海的民兵现在都发枪了。现在上海在搞紧急战备,扬言要和走资派血战一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世友说。
纪登奎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许世友,过了几秒钟,他说:“你是说,他们想搞分裂了?”
“王洪文最近在上海,谁知道他要搞什么?反正我是看不惯张春桥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我不管他们谁当头,反正都得高举毛主席这面旗帜,不这样我许世友坚决不干!”许挺直了身子,说得很坚决。
“好吧,许司令,我们今天谈的这些,请不要和任何人讲。如果这些话泄露出去,会引起许多误会和反应。我们都是主席提拔和信任的人,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只能全力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对此,没有其他抉择的余地。”纪登奎说完,连切好的西瓜也没有吃一口,就匆匆走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下台了。
他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他管了一段时间旅游工作。
三中全会以后,他一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面还在工作,不过事情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工作,给他安排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组织上和他谈话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纪登奎在政治上卸任了,但他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他到了研究室以后,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搞调查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地方,他都去进行了调查研究,而且收获不小。
除此之外,他每天还看参考资料,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的大事。
在谈到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时,纪登奎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创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孜孜求索,殚精竭虑。他的不朽学说,充满首创精神和革命真谛。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与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主席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纪登奎说:“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到了晚年,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讲错了。跟五六十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悲剧。”
他退下来以后,戴着眼镜,头发比过去更白了,也更少了。
有人问他:“你晚年还准备干点什么?”
他说:“我想到大学里教书。比如说,讲点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点发言权。趁这几年能跑得动,我还想出去走走。”
不料,1988年7月,纪登奎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了。享年65岁。他想去大学教书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全文完)
(责编 兴柱)
陈永贵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对农业可以说是没有不通的。纪登奎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农业也不外行,因此,他们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便拉家常。
1968年8月,中共昔阳县委第一个提出建立大寨县的口号。全县举办学习班,召开誓师大会,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造地8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1969年,全县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000万斤翻了一番。1970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平均亩产542斤。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国内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有所加强。这时“文革”已经搞了三年,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为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中央对昔阳的做法寄予很大希望。决定在昔阳召开一次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山东等14省市有关领导参加的“北方农业会议”。
周恩来把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交给了纪登奎,会议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开法,都让纪登奎首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1970年8月9日,纪登奎奉周总理之命,带一队人马赶到大寨和昔阳进行考察,以期向大会提供经验。
纪登奎来到山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等特地赶到大寨,前来陪同。
这时,陈永贵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很清楚纪登奎来大寨的意义,所以对纪登奎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以北方农业会议为契机,试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中央的这一意图,亦是把“革命”与生产有机结合的理想考虑。但在当时“文革”条件下,这种强调抓生产的呼声始终是很有限的。
8月9日下午3点多钟,纪登奎在陈永贵和山西省领导的陪同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上了虎头山。
看着密密实实的庄稼长势很好,纪登奎说:“看这样子,今年大寨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纪登奎和他们边走边聊,十分随意。他们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
纪登奎操着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侃侃而谈,从春夏秋冬,到增产增收,农业的各个行当,几乎无所不谈。
从虎头山回来,陈永贵陪纪登奎到大寨招待所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
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在全国学大寨的可行性,以及大寨的评工方法和分配制度等等。
他们不知不觉地聊到半夜12点。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县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
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想,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他北方省份好,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一个余粮县?他说:“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纪登奎吩咐随行人员和记者,写学大寨的材料,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纪登奎在昔阳县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能是走马观花。然而,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计——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至于能不能建得成,能不能学得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定量分析就更没有了。
因为在当时,纪登奎本人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亲眼看到了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仅此一条就已经足够了。
纪登奎很快形成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这份《汇报提纲》把学大寨上升到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汇报提纲》指出,学大寨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的有效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
这一年的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听说昔阳县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我们办不到?”
国务院工作人员在写“会议报告”时,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建成。同时配发社论,提出:“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大寨县的热潮。
毛泽东:“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纪登奎和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爱好——读书。纪登奎虽在基层,工作繁杂,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曾下功夫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一些重要思想烂熟于心,有的句子还能背下来。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还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9—320页)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山西搞了一个批十条的东西,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都列上了。
毛泽东说:“不批林,专批群众。”
在山西批十条中有一条是批个性。毛泽东说:“你们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毛泽东这一说,山西的批林整风问题就严重了。
1974年初,全国文艺大会演,晋剧《三上桃峰》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该剧内容说,杏岭大队主任以次充好,把一匹病马卖给桃峰生产大队,可杏岭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桃峰将病马追回。该剧说不上有多精彩,也谈不上什么反动,但一个“桃”字惹怒了江青。王光美搞四清是在桃园,并创造了“桃园经验”,现在冒出个“桃峰”,这是巧合吗?这不是明摆着要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
江青一怒,就查山西为什么排演《三上桃峰》。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不排演学大寨的戏,偏偏排演《三上桃峰》这个“大毒草”。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大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
3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向他们“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党政军要员也不时参加,可见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
会议开始,由陈永贵主持,纪登奎主讲。纪登奎先指出山西违背中央,没有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办。接着,就谈到山西的检讨问题。纪登奎说:“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的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的同志议论以后,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个路线问题。””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
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纪登奎就上火了:“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的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陈伯达跑到华北搞了一个材料,哪有什么代表性?你们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得那么多?”
接着,纪登奎又批山西搞派性,质问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纪登奎还说:“个性和个人主义是两码事,怎个批起个性来了?毛主席说:‘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也不想一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怎能批得呢?批个性这个题就不成立。”
谢振华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以后到北京汇报,纪登奎听取了汇报,他再次表明态度,支持陈永贵。他说:“山西的同志要吸取教训,消除派性,统一思想,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贯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工作,把工作搞上去。”
会议结束了。中央决定由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山西工作。谢振华留在北京治病。其他人员全部返回山西。
“老朋友”受命掺沙子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还在军内担任要职,先是出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来成为军委办公会议领导成员,参与过军队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政策制订。
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军委办事组,是“文革”特殊情况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觉察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在和周恩来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确定有纪登奎、李德生。
1970年12日,纪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泽东之命,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用纪登奎的话说,这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旨在夺过北京军区这块“阵地”。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中谈到:“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毛泽东说的“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评陈伯达的批语。“掺沙子”即在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增加新的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因为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
以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纪登奎去了“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黏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事后,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他“到军委办事组完全是主席的意思。主席是怕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点名纪登奎出任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按纪登奎的话说,“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纪登奎还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并具体领导办公机构。
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毛泽东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对纪登奎、汪东兴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周恩来还说:“你们两个要考虑一下为邓小平平反做点工作的问题,此事主席曾提出过几次。你们商量,拿出一个办法来。”
纪登奎和汪东兴商量后,于12月27日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一事写信给周恩来。他们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情况。并告诉毛泽东邓小平现已回京。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年12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纪登奎参加了。
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接着,又谈到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对调的问题。他面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军区负责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毛泽东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倾,毛泽东介绍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你们的老上司。”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然后,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纪登奎听得出,毛泽东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从此,邓小平出任了军委总参谋长。
纪登奎受命起草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
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纪登奎没有变化,按毛泽东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纪登奎却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那一时期,周恩来身体不好,请假休息两周,期间,经毛泽东批准,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负责。
为尽快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工作,纪登奎向周恩来报上一个300人的名单。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了这一名单。尽管“四人帮”屡屡从中破坏,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下,还是通过了,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5年,纪登奎除负责农业以外,还分管解放干部和中央专案组的工作。2月底,周恩来向纪登奎和华国锋谈了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
3月6日,纪登奎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联名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上送周恩来。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
周恩来阅后,加了一句话:“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后,一大批审查对象被释放了。
毛泽东去世后,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毛泽东去世以后,纪登奎很悲痛。他依然保持了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认为毛泽东决定了的就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
一次,身为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对许世友说:“不管怎么讲,我认为党中央现在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团结,谁也不应该做不利于团结的事。”许世友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两口说:“吃吧,吃点可以清醒清醒头脑,现在我们没了主席,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动脑子了。我可不能一步走错而栽了跟头。”
纪登奎说:“你在军队里有威望,大家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带头稳定军队,我看可以起很大作用。”
纪登奎见许世友没有说话,又小心翼翼地说:“毛主席刚去世,我们党内就有人企图搞内讧,对得起毛主席吗?”
“你知道吗?上海的民兵现在都发枪了。现在上海在搞紧急战备,扬言要和走资派血战一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世友说。
纪登奎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许世友,过了几秒钟,他说:“你是说,他们想搞分裂了?”
“王洪文最近在上海,谁知道他要搞什么?反正我是看不惯张春桥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我不管他们谁当头,反正都得高举毛主席这面旗帜,不这样我许世友坚决不干!”许挺直了身子,说得很坚决。
“好吧,许司令,我们今天谈的这些,请不要和任何人讲。如果这些话泄露出去,会引起许多误会和反应。我们都是主席提拔和信任的人,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只能全力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对此,没有其他抉择的余地。”纪登奎说完,连切好的西瓜也没有吃一口,就匆匆走了。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下台了。
他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他管了一段时间旅游工作。
三中全会以后,他一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面还在工作,不过事情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工作,给他安排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组织上和他谈话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纪登奎在政治上卸任了,但他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他到了研究室以后,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搞调查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地方,他都去进行了调查研究,而且收获不小。
除此之外,他每天还看参考资料,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的大事。
在谈到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时,纪登奎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创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孜孜求索,殚精竭虑。他的不朽学说,充满首创精神和革命真谛。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与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主席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纪登奎说:“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到了晚年,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讲错了。跟五六十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悲剧。”
他退下来以后,戴着眼镜,头发比过去更白了,也更少了。
有人问他:“你晚年还准备干点什么?”
他说:“我想到大学里教书。比如说,讲点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点发言权。趁这几年能跑得动,我还想出去走走。”
不料,1988年7月,纪登奎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了。享年65岁。他想去大学教书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全文完)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