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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孔子学院，如今需要进入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将传播中国文化的“术”，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道”。
476所学校、851个中小学课堂，遍布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有着同一个标签—孔子。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不仅教不同肤色的人用汉语说“你好”，也教他们怎样在中国做生意、怎样与官员打交道；它们有时被误解，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者。
近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作为欧洲第一所被关闭的孔子学院，自然引发新一轮对孔子学院的猜测。很多人习惯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是中西方之间意识形态输出的必然碰撞，但抛开虚无的意识形态之争，仅从教学方式等技术层面来说，孔子学院已经迎来了自身的转折期。
办学模式引发讨论
斯德哥尔摩大学在网站上说，如今的情况与10年前已不相同，当年对该校而言，与中国展开交流至关重要，“如今我们与中国已拥有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这样的合作显得多余”。该校副校长维丁对瑞典《每日新闻报》说：“通常来说，大学里设立的一个机构由另一个国家政府提供经费这不常见。”
自2004年在韩国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按规划，到明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500所，孔子课堂1000个。全球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前年的总投资近4 亿美元，较2010年增加3倍。
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不同，中国的孔子学院并非独立法人，无独立办学资质，只能靠与当地学校合作，共同支付启动基金，而日常教学、教师人工等费用全由中方支付。新建一所孔子学院需资金50万美元，一个孔子课堂需6万美元。简单来说，如德国的歌德中心、法国的法语联盟等，这些文化机构和中国孔子学院不同，都不是由政府出资管理。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主导孔子学院的国家汉办，资金来源全部靠国家财政拨款。于是，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背后，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这不符合西方高校的教育逻辑。当主要依靠民间资金办学的西方高校需要同一个国家合作，这让一些人难以接受。
此前国家汉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能够引入企业赞助的模式进行办学。如今，这种想法，随着孔子学院在瑞典被宣布关闭，必须提上日程。政府主导的孔院办学模式能否多元化，以此弱化官方色彩，邀请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促进孔子学院转身，成为孔子学院持续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教学方法吸引关注
相比办学经费，西方一些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担心，普遍集中在孔子学院到底要给西方带来什么样的中国文化。
其实，关于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并不清楚。因为什么样的文化，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同时又使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具有显著差异，这不仅是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一个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快速发展的孔子学院来说非常重要。目前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很大程度上以汉语学习培训为主。外国人在这里，认识几千个汉字、包包饺子、打打太极，穿上戏服演演京剧，能够接触到一点中国文化的皮毛但不解渴。
随着近些年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倘若抛开孔子学院这一介质，中国文化的“术”也能在其他文化交流项目中得以体现，这便降低了孔子学院的价值。瑞典表示，“如今我们与中国已拥有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这样的合作必要性还需研究”。
经常与孔子学院作类比的机构如塞万提斯学院或歌德学院，它们是将优势资源集中到在国外办综合大学，资助高端的多学科的国际学术思想交流，输出代表本民族强势文化传统的政治、宗教、经济学、哲学等课程、选派并资助各种渠道的专家学者向海外传播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产品方面，营造了国际交流中的优势竞争文化氛围，同时增加了西方传统的物质消费品的文化品牌价值。
显然，粗放增长的孔子学院，如今需要进入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将传播中国文化的“术”，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道”。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让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汉语教师资源“走出去”，在展示中国文化、教授中华语言的同时，课程设置上更接地气，多一些当地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真正传播出去，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时间点，若不能在办学模式以及教学设置上实现转身，那么受影响的或许不仅是孔子学院本身的发展，还有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拎客
孔子学院建立方式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设立方式有三种，即：国内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总部直接投资。孔子学院由外方自愿向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申请设立。批准成立后，孔子学院采取中外学校合作办学模式，学院设在外方大学校园内，由中外合作院校共同组成理事会，理事会研究议定年度工作计划和预决算。建立一所孔子学院需要中外双方共同投入，但国外主要以硬件投入的形式投资，如办公和教学场地、家具和办公设备等。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851个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孔子学院总部表示，仍有70多个国家200多所大学正在积极申办孔子学院。
476所学校、851个中小学课堂，遍布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它们都有着同一个标签—孔子。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不仅教不同肤色的人用汉语说“你好”，也教他们怎样在中国做生意、怎样与官员打交道；它们有时被误解，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者。
近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将关闭孔子学院。作为欧洲第一所被关闭的孔子学院，自然引发新一轮对孔子学院的猜测。很多人习惯从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是中西方之间意识形态输出的必然碰撞，但抛开虚无的意识形态之争，仅从教学方式等技术层面来说，孔子学院已经迎来了自身的转折期。
办学模式引发讨论
斯德哥尔摩大学在网站上说，如今的情况与10年前已不相同，当年对该校而言，与中国展开交流至关重要，“如今我们与中国已拥有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这样的合作显得多余”。该校副校长维丁对瑞典《每日新闻报》说：“通常来说，大学里设立的一个机构由另一个国家政府提供经费这不常见。”
自2004年在韩国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按规划，到明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500所，孔子课堂1000个。全球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前年的总投资近4 亿美元，较2010年增加3倍。
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不同，中国的孔子学院并非独立法人，无独立办学资质，只能靠与当地学校合作，共同支付启动基金，而日常教学、教师人工等费用全由中方支付。新建一所孔子学院需资金50万美元，一个孔子课堂需6万美元。简单来说，如德国的歌德中心、法国的法语联盟等，这些文化机构和中国孔子学院不同，都不是由政府出资管理。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主导孔子学院的国家汉办，资金来源全部靠国家财政拨款。于是，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背后，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这不符合西方高校的教育逻辑。当主要依靠民间资金办学的西方高校需要同一个国家合作，这让一些人难以接受。
此前国家汉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能够引入企业赞助的模式进行办学。如今，这种想法，随着孔子学院在瑞典被宣布关闭，必须提上日程。政府主导的孔院办学模式能否多元化，以此弱化官方色彩，邀请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促进孔子学院转身，成为孔子学院持续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教学方法吸引关注
相比办学经费，西方一些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担心，普遍集中在孔子学院到底要给西方带来什么样的中国文化。
其实，关于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并不清楚。因为什么样的文化，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同时又使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具有显著差异，这不仅是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一个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于快速发展的孔子学院来说非常重要。目前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很大程度上以汉语学习培训为主。外国人在这里，认识几千个汉字、包包饺子、打打太极，穿上戏服演演京剧，能够接触到一点中国文化的皮毛但不解渴。
随着近些年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倘若抛开孔子学院这一介质，中国文化的“术”也能在其他文化交流项目中得以体现，这便降低了孔子学院的价值。瑞典表示，“如今我们与中国已拥有完全不同层次的学术交流，这样的合作必要性还需研究”。
经常与孔子学院作类比的机构如塞万提斯学院或歌德学院，它们是将优势资源集中到在国外办综合大学，资助高端的多学科的国际学术思想交流，输出代表本民族强势文化传统的政治、宗教、经济学、哲学等课程、选派并资助各种渠道的专家学者向海外传播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产品方面，营造了国际交流中的优势竞争文化氛围，同时增加了西方传统的物质消费品的文化品牌价值。
显然，粗放增长的孔子学院，如今需要进入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将传播中国文化的“术”，上升到中国文化的“道”。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让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汉语教师资源“走出去”，在展示中国文化、教授中华语言的同时，课程设置上更接地气，多一些当地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真正传播出去，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孔子学院在这样的时间点，若不能在办学模式以及教学设置上实现转身，那么受影响的或许不仅是孔子学院本身的发展，还有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拎客
孔子学院建立方式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设立方式有三种，即：国内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总部直接投资。孔子学院由外方自愿向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申请设立。批准成立后，孔子学院采取中外学校合作办学模式，学院设在外方大学校园内，由中外合作院校共同组成理事会，理事会研究议定年度工作计划和预决算。建立一所孔子学院需要中外双方共同投入，但国外主要以硬件投入的形式投资，如办公和教学场地、家具和办公设备等。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851个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孔子学院总部表示，仍有70多个国家200多所大学正在积极申办孔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