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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汪曾祺写平常性，冯骥才写传奇性。
而同为张扬传奇性的蒋子龙甚至宣告：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了。此话颇有为笔记小说鸣锣开道的意味。
谢志强以为，写江南，妥帖的方法是笔记小说。他的“故乡古人”系列，就是用了笔记的方便，只是，尽量减弱传奇性，铺展平常性。
谢志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家学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特约研究员。出版作品集《塔克拉玛干少年》《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会唱歌的果实》《老兵》《红皮笔记本》《江南聊斋》等31部，其中文学评论集《小小说讲稿》《向经典深度致敬》等5部。在国内发表文章2000余篇，多部作品被译介至国外，部分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考题。曾获多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奖项。
一帘烛光
宋僖少年时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他喜欢长时间沉浸在书中，吃饭了，也要母亲一次次呼唤，甚至忘了睡眠。他的窗帘，深夜还映着一方烛光。
宋僖，字无逸，长大了，他号庸庵，也号庸轩。
他有个书痴的绰号。少年时尚可，但成人了，靠什么维持生计？父亲试图夺志——拗一拗他的执着，就替他谋了一个收税的小官职。
宋僖没干多久就辞职了，还愁眉苦脸地向父亲哭诉，说：“我实在没兴趣呀。”父亲说：“没出息，做官像上刑具。”
宋僖拜著名学者杨维桢为老师，习到了写诗赋的技巧，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父亲给他泼凉水：“写诗能当饭吃？！”激将他说，“你一肚子学问，有本事参加科举考试，那才是正道。”
科举考试，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元至正十年（1350），宋僖考中江浙副榜（即在录取的举人正榜之外，选若干人列为副榜）。宋僖为落榜生中优秀者，补任他为繁昌县教谕。
宋僖说：“我的学问可能对接不上科举那个套路。”父亲说：“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
宋僖做了19天的教谕，就辞职回家，整理出自己的书房，题名“庸轩”，还追加了一个号：“庸庵”。
当时，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蔓延。宋僖更失却了为元朝做官的意愿，一个书生，不能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家境贫穷，他就招收学生，传授学问，也能维持生活的必要开支。
明朝崛起。宋僖被朝廷征召，修《元史》《外国传》。尤其是外国那一部分，均出自他之手笔。他的兴趣终于发挥了作用。父亲来信中，有一句：“哪个朝代都需要有学问的人，你难得有了学问和职业一致的机会，要稍安勿躁。”
修志圆满完成。朝廷重用他，称赞他怀有审察辨识人才的能力，让他这位没有考中举人的人主持举人的考试——福建乡试。
父亲也为有这样一个“光宗耀祖”的儿子自豪。在家乡余姚，邻居指责自己疏于学习的孩子，就会以宋僖为表率：“你看人家宋僖多有出息。”
翌年，宋僖突然辞职还乡。父亲大惑不解：“做得好好的，你又不干了，做官怎么能没有耐性！”
宋僖不喜科举考试的弊端，不能忍受其中的“黑暗”。他正式向父亲宣告：“这么多年，作为儿子，该满足你的心愿，我已满足了你，也算尽了孝。现在，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实在应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了，请父亲大人放手吧。”父亲愣了片刻，起身离开。那姿态，似乎儿子已“无可救药”。
宋僖的“庸轩”都是书。他静心钻研儒家的各种学派，比如濂溪周敦颐的儒家学说，洛阳程颢、程颐的儒家学说，等等，博采众长，找到自己。他的诗，境界清明高远;他的文，表达缜密适度。晚年，著有《庸庵集》。
宋僖自断仕途起，父亲从此沉默了，即便父子相遇，也是客气地点点头。父亲时常失眠，在院中散步，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只是久久地望着“庸轩斋”那扇明亮的窗户——仿佛那是宋僖之眼。
一夜灯亮
明代景泰七年（1456），李居义考中进士。被授予四川剑州县学正，主持云南乡试，入住驿站。
驿站是专供传递官方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住宿的地方，也接待来往上任或卸任的官员，但不对外开放。李居义入住驿站，只图清静。
李居义发现，临窗的街上，时不时有人仰脸观望，还指指戳戳，不像是好奇。似乎驿站的楼上有他们感兴趣的人物。
夜幕降临，便响起叩门声。驿站内部的人传报或引荐，说是有人求见李居义大人。
来者放下礼物（多为云南土特产）或拿出银子（黄绸包着）。
只言片语里，李居义判断来者是想给考生疏通关节，好不容易托了李居义身边的人。
李居义命令将来者一律驱逐出去，说：“这里是驿站，不是茶馆。”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来者显然执着。有的还有背景，呈上帖子，有李居义知道的大官的推荐信。
李居义唤来掌管驿站的官吏，说：“怎么能随便放人进来，再这样下去，你这就不是驿站，而成了市集了。”
还是有人打着来头更大的人的幌子来求见。驿站的官吏陪同，隔着门，表示“我也很无奈”。似乎每个来者均有理由让“你不得不见”。李居义闭门谢客，索性熄灯，说：“我要休息了。”
夜深，走廊静了，街上静了。李居义难以入眠。他觉得总有目光从暗处窥视着他的窗户。上任前，他闻知科举考試有一股不能见阳光的风气——通关节、走后门盛行。多位主考官被“风”吹倒，而自己正站在“风口”上。
于是，他起身，掌灯。兴至挥毫，题诗：分付夜金休进说，老夫端不认颜标。
第二天清晨，他唤来驿站的官吏。
官吏说：“李大人，你亮了一夜灯。”
李居义毫无倦色，说：“你看看上面的字。”
官吏念着两句诗，说：“好字，颜真卿的真传，大人一夜成就了这两句？大人自谦，可为何‘不认颜标’？”
李居义笑了，解释其中的典故。唐朝时，颜标参加科举考试，因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后代，主考官有意提携颜标，给颜标私授了关节——要他在考卷上做个记号，可惜，阴差阳错，主考官认错了卷子。 李居义说：“一夜不得安宁呀，你和你的下属也凑热闹，替人提供方便，引荐，说情，忙得不亦乐乎。”
官吏说：“我也不想这样做，却不得不做，谁都得罪不起呀。想讨好两头，最终，两头不讨好，幸亏大人有大量。”
李居义说：“看来，我俩有个共同之处，都如履薄冰，我也不难为你，现在，你把这个挂出去。”
题诗悬挂在驿站楼上的正上方。不久，云南省棘院（试院）引用这两句诗，凿刻在院门额上。
黑夜和白天
父亲张才，儿子史琳。父子异姓，还得追溯到祖宗。
七世祖史应炎，是元朝管理互市商船的官员，负责海上贸易和关税。其有一个儿子，叫满月，过继给宋朝防御史张畴，更名张才，以传张氏香火。
父亲张才，字德密，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儿子张琳，字天瑞，考中成化二年（1466）进士。
张琳考中进士，被授予礼部给事中，先征得父亲同意，然后，他向朝廷上奏，恢复史姓，叫史琳。父亲在乎张畴的养育之恩，仍保持张姓。
明朝成化四年（1468），张才担任福建乡试（考举人）的主考官。上任途中，黄昏时，投宿浦城的驿站。月亮如明镜。一个青年來拜访，敬献五百两白银。
张才以为他找错了人。那个青年恭敬地叫出了张才的姓名，还自报家门，是备考的秀才。张才疑惑，秀才如何掌握了他的行踪？秀才说：“我已在此恭候您数日，浦城是您必经之路。”
张才拒收，说：“你的文章若能这样文理清晰而严密就好了，你看，今晚的月亮皎好。”
福建乡试，那个秀才考中了举人。举人又来拜访，声称对张才的点拨表示谢意，递上曾被退回的五百两银子。
张才说：“在夜晚都不能坏了我的规矩，何况光天化日之下呢？”
那个新中举人说：“您不收纳，我心不安。”
张才一脸严肃，拂拂手，像驱散什么，说：“不该执着的东西，你竟然如此执着。”又指指头顶，说，“人在做，天在看，今天的太阳值得你欣赏。”
那个新中举人赶到京城，在南宫（礼部）参加会试。史琳已担任礼部工科给事中。
临考前的夜晚，月色朦胧，那个新中举人托了京城的一位福建籍官员，执一封引荐信，拜访史琳，送白银五百两。
史琳阅过信，看了银，就笑了。
那个新中举人应和着笑，似乎看见了希望。史琳的笑，如旭日。
突然，史琳说：“不该执着的东西，你竟然如此执着。”
那个新中举人环视屋内，仿佛声音由一个看不见的人发出。随即，他惊诧地问：“大人，我敬佩的人说过同样的话。”
史琳拿起另一封信，说：“我的父亲知道你，你却不了解我的父亲，而且，你更加不了解我啊！”
那个新中举人不由地跪下，说：“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求大人原谅。”
史琳说：“我只当今晚你没来过，你不认识我父亲，也不认识我。今后你把执着用在该用的地方上吧，必有成就。”
那个新中举人，怀揣五百两白银，踏着空寂的街上如霜雪的月光，缓步走向投宿的客栈。童年时，他盼望日出，现在，他却生出一个念头：延缓日出。他害怕看见史琳。
上边与下边
王恩，字尧承。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弘治期间（元年1488，共18年），担任扬州府知府。
他上任后，礼贤下士，弘扬正气，约束官员，扼止奢侈，上对朝廷下对百姓，他都负责，渐渐有了好口碑。
有一年，发生了严重饥荒。王恩向上争取赈灾，“上边”回复，要求他组织“自救”。饥荒蔓延，情况危急。他向“上边”请求动用知府掌管的两笔款子，向灾民雪中送炭。一是官府兑盐的预留款，二是用于购买缴京城马匹的款。两笔款在他的“袋”中，使用权利却由“上边”决定。
对此，“上边”不作回应，王恩不得不自行做主，挪用了两笔款子，挑选了可靠的人，分赴各地，收购粮食。他组织各级官吏，查验户口后，按人头分钱发粮。
扬州的百姓依靠那一系列稳妥及时的救济措施，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没有人饿死，没有田搁荒。
灾后，王恩料知“上边”要来追查。他主动上呈请罪书——自己弹劾自己，罪名为擅自挪用公款。他还请求，戴罪立功，保证丰年增收税款及时补上“漏洞”。
“上边”动作迅速，派出检察官员，清查王恩的罪状，其中一条是明知故犯，无视朝廷。
民众闻知“上边”来人问罪，纷纷自觉聚集，声援王恩。反倒给王恩增加了罪名：怂恿乱民，聚众闹事，对抗朝廷，妄图避罪。“闹事”的消息传到朝廷。尚书刘大夏向皇帝上奏，由此，免除罪行，不予追究，但“下不为例”。此外，还免去王恩丰年征收补上漏洞的承诺，因为那会雪上加霜，不利于灾后稳定民心。
王恩在下，刘大夏在上，两人从无交集。王恩只听说刘大夏善于谏言，且常被采纳。王恩视他为未曾谋面的知己。刘大夏有句话：体恤百姓，其实就是替皇上着想，江山社稷的土壤是民心民意呀，天灾难以躲避，人祸可以免除，遭受了天灾，不顾下，只唯上，那就会酿成人祸。
王恩被调离扬州，在别处担任多种职务，其最后的职位是布政使。由于积劳成疾，他在任上逝世。扬州的老百姓闻知，将他作为名宦进行祭祀。
当代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汪曾祺写平常性，冯骥才写传奇性。
而同为张扬传奇性的蒋子龙甚至宣告：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了。此话颇有为笔记小说鸣锣开道的意味。
谢志强以为，写江南，妥帖的方法是笔记小说。他的“故乡古人”系列，就是用了笔记的方便，只是，尽量减弱传奇性，铺展平常性。
谢志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家学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特约研究员。出版作品集《塔克拉玛干少年》《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会唱歌的果实》《老兵》《红皮笔记本》《江南聊斋》等31部，其中文学评论集《小小说讲稿》《向经典深度致敬》等5部。在国内发表文章2000余篇，多部作品被译介至国外，部分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考题。曾获多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奖项。
一帘烛光
宋僖少年时就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他喜欢长时间沉浸在书中，吃饭了，也要母亲一次次呼唤，甚至忘了睡眠。他的窗帘，深夜还映着一方烛光。
宋僖，字无逸，长大了，他号庸庵，也号庸轩。
他有个书痴的绰号。少年时尚可，但成人了，靠什么维持生计？父亲试图夺志——拗一拗他的执着，就替他谋了一个收税的小官职。
宋僖没干多久就辞职了，还愁眉苦脸地向父亲哭诉，说：“我实在没兴趣呀。”父亲说：“没出息，做官像上刑具。”
宋僖拜著名学者杨维桢为老师，习到了写诗赋的技巧，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父亲给他泼凉水：“写诗能当饭吃？！”激将他说，“你一肚子学问，有本事参加科举考试，那才是正道。”
科举考试，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元至正十年（1350），宋僖考中江浙副榜（即在录取的举人正榜之外，选若干人列为副榜）。宋僖为落榜生中优秀者，补任他为繁昌县教谕。
宋僖说：“我的学问可能对接不上科举那个套路。”父亲说：“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
宋僖做了19天的教谕，就辞职回家，整理出自己的书房，题名“庸轩”，还追加了一个号：“庸庵”。
当时，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蔓延。宋僖更失却了为元朝做官的意愿，一个书生，不能改变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家境贫穷，他就招收学生，传授学问，也能维持生活的必要开支。
明朝崛起。宋僖被朝廷征召，修《元史》《外国传》。尤其是外国那一部分，均出自他之手笔。他的兴趣终于发挥了作用。父亲来信中，有一句：“哪个朝代都需要有学问的人，你难得有了学问和职业一致的机会，要稍安勿躁。”
修志圆满完成。朝廷重用他，称赞他怀有审察辨识人才的能力，让他这位没有考中举人的人主持举人的考试——福建乡试。
父亲也为有这样一个“光宗耀祖”的儿子自豪。在家乡余姚，邻居指责自己疏于学习的孩子，就会以宋僖为表率：“你看人家宋僖多有出息。”
翌年，宋僖突然辞职还乡。父亲大惑不解：“做得好好的，你又不干了，做官怎么能没有耐性！”
宋僖不喜科举考试的弊端，不能忍受其中的“黑暗”。他正式向父亲宣告：“这么多年，作为儿子，该满足你的心愿，我已满足了你，也算尽了孝。现在，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实在应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了，请父亲大人放手吧。”父亲愣了片刻，起身离开。那姿态，似乎儿子已“无可救药”。
宋僖的“庸轩”都是书。他静心钻研儒家的各种学派，比如濂溪周敦颐的儒家学说，洛阳程颢、程颐的儒家学说，等等，博采众长，找到自己。他的诗，境界清明高远;他的文，表达缜密适度。晚年，著有《庸庵集》。
宋僖自断仕途起，父亲从此沉默了，即便父子相遇，也是客气地点点头。父亲时常失眠，在院中散步，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只是久久地望着“庸轩斋”那扇明亮的窗户——仿佛那是宋僖之眼。
一夜灯亮
明代景泰七年（1456），李居义考中进士。被授予四川剑州县学正，主持云南乡试，入住驿站。
驿站是专供传递官方文书的人中途更换马匹或住宿的地方，也接待来往上任或卸任的官员，但不对外开放。李居义入住驿站，只图清静。
李居义发现，临窗的街上，时不时有人仰脸观望，还指指戳戳，不像是好奇。似乎驿站的楼上有他们感兴趣的人物。
夜幕降临，便响起叩门声。驿站内部的人传报或引荐，说是有人求见李居义大人。
来者放下礼物（多为云南土特产）或拿出银子（黄绸包着）。
只言片语里，李居义判断来者是想给考生疏通关节，好不容易托了李居义身边的人。
李居义命令将来者一律驱逐出去，说：“这里是驿站，不是茶馆。”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来者显然执着。有的还有背景，呈上帖子，有李居义知道的大官的推荐信。
李居义唤来掌管驿站的官吏，说：“怎么能随便放人进来，再这样下去，你这就不是驿站，而成了市集了。”
还是有人打着来头更大的人的幌子来求见。驿站的官吏陪同，隔着门，表示“我也很无奈”。似乎每个来者均有理由让“你不得不见”。李居义闭门谢客，索性熄灯，说：“我要休息了。”
夜深，走廊静了，街上静了。李居义难以入眠。他觉得总有目光从暗处窥视着他的窗户。上任前，他闻知科举考試有一股不能见阳光的风气——通关节、走后门盛行。多位主考官被“风”吹倒，而自己正站在“风口”上。
于是，他起身，掌灯。兴至挥毫，题诗：分付夜金休进说，老夫端不认颜标。
第二天清晨，他唤来驿站的官吏。
官吏说：“李大人，你亮了一夜灯。”
李居义毫无倦色，说：“你看看上面的字。”
官吏念着两句诗，说：“好字，颜真卿的真传，大人一夜成就了这两句？大人自谦，可为何‘不认颜标’？”
李居义笑了，解释其中的典故。唐朝时，颜标参加科举考试，因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后代，主考官有意提携颜标，给颜标私授了关节——要他在考卷上做个记号，可惜，阴差阳错，主考官认错了卷子。 李居义说：“一夜不得安宁呀，你和你的下属也凑热闹，替人提供方便，引荐，说情，忙得不亦乐乎。”
官吏说：“我也不想这样做，却不得不做，谁都得罪不起呀。想讨好两头，最终，两头不讨好，幸亏大人有大量。”
李居义说：“看来，我俩有个共同之处，都如履薄冰，我也不难为你，现在，你把这个挂出去。”
题诗悬挂在驿站楼上的正上方。不久，云南省棘院（试院）引用这两句诗，凿刻在院门额上。
黑夜和白天
父亲张才，儿子史琳。父子异姓，还得追溯到祖宗。
七世祖史应炎，是元朝管理互市商船的官员，负责海上贸易和关税。其有一个儿子，叫满月，过继给宋朝防御史张畴，更名张才，以传张氏香火。
父亲张才，字德密，正统十二年（1447）举人。儿子张琳，字天瑞，考中成化二年（1466）进士。
张琳考中进士，被授予礼部给事中，先征得父亲同意，然后，他向朝廷上奏，恢复史姓，叫史琳。父亲在乎张畴的养育之恩，仍保持张姓。
明朝成化四年（1468），张才担任福建乡试（考举人）的主考官。上任途中，黄昏时，投宿浦城的驿站。月亮如明镜。一个青年來拜访，敬献五百两白银。
张才以为他找错了人。那个青年恭敬地叫出了张才的姓名，还自报家门，是备考的秀才。张才疑惑，秀才如何掌握了他的行踪？秀才说：“我已在此恭候您数日，浦城是您必经之路。”
张才拒收，说：“你的文章若能这样文理清晰而严密就好了，你看，今晚的月亮皎好。”
福建乡试，那个秀才考中了举人。举人又来拜访，声称对张才的点拨表示谢意，递上曾被退回的五百两银子。
张才说：“在夜晚都不能坏了我的规矩，何况光天化日之下呢？”
那个新中举人说：“您不收纳，我心不安。”
张才一脸严肃，拂拂手，像驱散什么，说：“不该执着的东西，你竟然如此执着。”又指指头顶，说，“人在做，天在看，今天的太阳值得你欣赏。”
那个新中举人赶到京城，在南宫（礼部）参加会试。史琳已担任礼部工科给事中。
临考前的夜晚，月色朦胧，那个新中举人托了京城的一位福建籍官员，执一封引荐信，拜访史琳，送白银五百两。
史琳阅过信，看了银，就笑了。
那个新中举人应和着笑，似乎看见了希望。史琳的笑，如旭日。
突然，史琳说：“不该执着的东西，你竟然如此执着。”
那个新中举人环视屋内，仿佛声音由一个看不见的人发出。随即，他惊诧地问：“大人，我敬佩的人说过同样的话。”
史琳拿起另一封信，说：“我的父亲知道你，你却不了解我的父亲，而且，你更加不了解我啊！”
那个新中举人不由地跪下，说：“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求大人原谅。”
史琳说：“我只当今晚你没来过，你不认识我父亲，也不认识我。今后你把执着用在该用的地方上吧，必有成就。”
那个新中举人，怀揣五百两白银，踏着空寂的街上如霜雪的月光，缓步走向投宿的客栈。童年时，他盼望日出，现在，他却生出一个念头：延缓日出。他害怕看见史琳。
上边与下边
王恩，字尧承。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弘治期间（元年1488，共18年），担任扬州府知府。
他上任后，礼贤下士，弘扬正气，约束官员，扼止奢侈，上对朝廷下对百姓，他都负责，渐渐有了好口碑。
有一年，发生了严重饥荒。王恩向上争取赈灾，“上边”回复，要求他组织“自救”。饥荒蔓延，情况危急。他向“上边”请求动用知府掌管的两笔款子，向灾民雪中送炭。一是官府兑盐的预留款，二是用于购买缴京城马匹的款。两笔款在他的“袋”中，使用权利却由“上边”决定。
对此，“上边”不作回应，王恩不得不自行做主，挪用了两笔款子，挑选了可靠的人，分赴各地，收购粮食。他组织各级官吏，查验户口后，按人头分钱发粮。
扬州的百姓依靠那一系列稳妥及时的救济措施，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没有人饿死，没有田搁荒。
灾后，王恩料知“上边”要来追查。他主动上呈请罪书——自己弹劾自己，罪名为擅自挪用公款。他还请求，戴罪立功，保证丰年增收税款及时补上“漏洞”。
“上边”动作迅速，派出检察官员，清查王恩的罪状，其中一条是明知故犯，无视朝廷。
民众闻知“上边”来人问罪，纷纷自觉聚集，声援王恩。反倒给王恩增加了罪名：怂恿乱民，聚众闹事，对抗朝廷，妄图避罪。“闹事”的消息传到朝廷。尚书刘大夏向皇帝上奏，由此，免除罪行，不予追究，但“下不为例”。此外，还免去王恩丰年征收补上漏洞的承诺，因为那会雪上加霜，不利于灾后稳定民心。
王恩在下，刘大夏在上，两人从无交集。王恩只听说刘大夏善于谏言，且常被采纳。王恩视他为未曾谋面的知己。刘大夏有句话：体恤百姓，其实就是替皇上着想，江山社稷的土壤是民心民意呀，天灾难以躲避，人祸可以免除，遭受了天灾，不顾下，只唯上，那就会酿成人祸。
王恩被调离扬州，在别处担任多种职务，其最后的职位是布政使。由于积劳成疾，他在任上逝世。扬州的老百姓闻知，将他作为名宦进行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