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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30日开始，这个“黄金周”先后经历了16省24条高速路大拥堵、多处景点旅游人数井喷和垃圾成堆等事件，史上最长“黄金周”俨然变成史上“最挤周”。
随着“黄金周”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此次长假如此混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景区不限客所致，有人认为是高速免费而为，甚至有人吐糟中国人根本就不会休假。其实，经过简单的横向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些混乱很明显地来自国人出行愿望的增长和假期数量不够的矛盾，而“黄金周”就是这个矛盾爆发的喷口。所以，探讨“黄金周”的混乱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我国当前的休假制度。
中国式假期：数量少质量低
纵览世界各国员工带薪休假及法定休假天数概览图，我国属于带薪假期和法定假日天数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也导致我国假期客流集中，出行成本高、周期长这一现状。
据全球知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于2011年12月13日发布的《全球雇员应享假期》报告显示，中国雇员的假期数量排在62个国家里的59名，带薪假期和公共假期数量之和仅有21天，相比于第1名英国雇员的36天假期，足足少了半个月。不过即便是这么短的假期，很多国人也未能完全享受，根据2011年益普索（Ipsos）公司和路透社对各国1万3千名居民进行的调查，我国部分的数据表明只有65%的国人休完了当年各项规定假期。
由于中国的假期少，为数不多的长假就成了国人出行的首选。假期的紧俏直接体现在了机票价格和旅游价格上，而这些，大大降低了国人的出行性价比。9月27日《南方日报》报道：十一期间国内的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涨幅会超过30%，十一前后热门旅游城市机票价格落差甚至达到了100%至400%。而诸如三亚这些热门的旅行景点，在长假前四天的价格会超过4000元，但长假过后价格仅为1800元左右，涨幅超过100%。
长假出游不但金钱成本高，出行的时间成本也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9月30日在广州最大的收费站，车辆前进1公里需要的时间甚至超过了50分钟，而在全国其它地区动辄超过12小时的堵车比比皆是。
在路上如此，而到了旅行目的地情况往往更严重。继长假之初的大拥堵后，各大景区“人满为患”：在华山，数万游客挤爆景区，管理陷于瘫痪；在泰山，游客排队坐索道大约要用两个半小时；在长城，游客感叹：“长城内外，人海茫茫！”在厦门鼓浪屿，游客发帖：“队伍5分钟仅挪动1米。” 据相关部门统计，南京中山陵、厦门鼓浪屿分别达最佳接待量的10倍与9倍，山西平遥古城为5倍。
有人呼吁游客要理性，但对于我国游客而言，表面上看，去什么地方、怎么去、跟谁去，都是自愿的选择。但是在最关键的一点——时间上，他们却远远缺乏选择的自由。长途旅行必须有相对较长的集中时间，但是中国游客在一年之内符合这一要求的时间段只有两个窗口——国庆和春节。春节的习惯是回家团圆，那么国庆就成了唯一一次适合长途旅行的时间窗口。以中国十数亿人口之众，哪怕五分之一的人口选择此时出行，不造成上述情形，绝无可能。这种全民集体旅游的方式难以避免产生“人累景更累”的后果。
单一“黄金周”不靠谱
从“黄金周”拥挤的交通到挤爆景区的人潮，种种现象表明国人对出游的“渴求”，这也是生活水平提高与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等矛盾造成的。2008年之前，我们有三个黄金周：春节、五一和十一。自从“五一”黄金周取消变成几个小长假后，长途旅游的重任就几乎全压在“十一”身上：春节是合家团圆的节日，加之又处寒冬，大多景点游客稀少；那几个三天的小长假时间上又不充裕。再加上今年十分赶巧，中秋碰上了国庆，8天长假机不可失，大伙儿一窝蜂地出游、各大景区日均接客量超历史记录自然在意料之中。但若把“景区崩溃”的责任全推在中国人“喜欢凑热闹，不会玩”上，未免不太公道。因为中国人的旅行是随着放假的行政指令而走，所以考量这一问题也应放到公共治理的范畴来进行。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保留着一种“运动式”的模式，其特征是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调度，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这种治理思维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乃至延伸到国民的休闲度假方面，这便是集中休假制度，“黄金周”则是这一休假制度的产物。
在某些领域，通过“运动式治理”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国民的休假上，这种方式的负面作用就较为突出。而高速公路免费这样的公共政策，则在事实上强化了这种治理思维，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运动式的集中旅游。
1999年，为了拯救低迷的经济、拉动内需和打开国内的旅行市场，中国从日本舶来了“黄金周”这个概念。但由于大多中国人节俭的消费习惯和低水平工资，虽然一周内的游客会暴增，但从一年的长周期看，黄金周带来的经济增幅其实并不显著。另外，即使黄金周短期拉动了旅游业等行业，但近几年来这种作用也渐渐减弱。据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的报告，黄金周旅游收入年增量和国内旅游收入年增量的比值，2000年达到最高值，2001年开始逐步下降，从2001年的46.68%滑落到了2006年的22.67%。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黄金周的种种负面效应对拉动消费的制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黄金周在促进经济的角度早就成了鸡肋。由此，目前我国实行的单一“黄金周”休假制度已然落后于当前的国情。
完善休假制度让国人“好好玩”
当前的这种休假制度让“中国式”假期量少质低，也让中国员工不得不变成“最勤劳的工人”和“最不会休假的游客”。
有观点说，限制景区的客流量是解决景区人满为患的关键，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带薪休假制度真的在中国被广泛推行，且量多质优，谁又愿意去凑这个热闹呢？别拿免通行费当堵车的借口，也别拿游客说事儿，旅游这个需求存在，而只给“十一”这么一个释放口，对景区和交通而言只能是不堪重负。但是否定“黄金周”并不等于否定长假，只是反对过于集中的长假，且假期数量远小于“正当的假期需求”这才是矛盾的根本。
长假是民众理应享受的权利，但量少质差且过于集中的长假却大大减少了国人自主选择的机会，降低了国人的假期质量。早在1982年的世界旅游会议以及1985年的世界旅游组织就通过宣言强调，各国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错开放假的时间，特别是要推行带薪休假，从而提高民众的假期质量。
此外，在休假或旅游这件事情上，民众个人显然更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民众一定会选择明智的时间出行，交通和景区拥堵自然得到缓解，否则，讨论是否限制景区的客流量，或者高速公路是否应免费，无异于舍本逐末，明年黄金周仍会“万马奔腾”、“诟病连连”。（摘编自：《新京报》、腾讯网、《羊城晚报》）
随着“黄金周”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此次长假如此混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景区不限客所致，有人认为是高速免费而为，甚至有人吐糟中国人根本就不会休假。其实，经过简单的横向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些混乱很明显地来自国人出行愿望的增长和假期数量不够的矛盾，而“黄金周”就是这个矛盾爆发的喷口。所以，探讨“黄金周”的混乱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我国当前的休假制度。
中国式假期：数量少质量低
纵览世界各国员工带薪休假及法定休假天数概览图，我国属于带薪假期和法定假日天数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也导致我国假期客流集中，出行成本高、周期长这一现状。
据全球知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于2011年12月13日发布的《全球雇员应享假期》报告显示，中国雇员的假期数量排在62个国家里的59名，带薪假期和公共假期数量之和仅有21天，相比于第1名英国雇员的36天假期，足足少了半个月。不过即便是这么短的假期，很多国人也未能完全享受，根据2011年益普索（Ipsos）公司和路透社对各国1万3千名居民进行的调查，我国部分的数据表明只有65%的国人休完了当年各项规定假期。
由于中国的假期少，为数不多的长假就成了国人出行的首选。假期的紧俏直接体现在了机票价格和旅游价格上，而这些，大大降低了国人的出行性价比。9月27日《南方日报》报道：十一期间国内的机票和酒店的预订量涨幅会超过30%，十一前后热门旅游城市机票价格落差甚至达到了100%至400%。而诸如三亚这些热门的旅行景点，在长假前四天的价格会超过4000元，但长假过后价格仅为1800元左右，涨幅超过100%。
长假出游不但金钱成本高，出行的时间成本也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9月30日在广州最大的收费站，车辆前进1公里需要的时间甚至超过了50分钟，而在全国其它地区动辄超过12小时的堵车比比皆是。
在路上如此，而到了旅行目的地情况往往更严重。继长假之初的大拥堵后，各大景区“人满为患”：在华山，数万游客挤爆景区，管理陷于瘫痪；在泰山，游客排队坐索道大约要用两个半小时；在长城，游客感叹：“长城内外，人海茫茫！”在厦门鼓浪屿，游客发帖：“队伍5分钟仅挪动1米。” 据相关部门统计，南京中山陵、厦门鼓浪屿分别达最佳接待量的10倍与9倍，山西平遥古城为5倍。
有人呼吁游客要理性，但对于我国游客而言，表面上看，去什么地方、怎么去、跟谁去，都是自愿的选择。但是在最关键的一点——时间上，他们却远远缺乏选择的自由。长途旅行必须有相对较长的集中时间，但是中国游客在一年之内符合这一要求的时间段只有两个窗口——国庆和春节。春节的习惯是回家团圆，那么国庆就成了唯一一次适合长途旅行的时间窗口。以中国十数亿人口之众，哪怕五分之一的人口选择此时出行，不造成上述情形，绝无可能。这种全民集体旅游的方式难以避免产生“人累景更累”的后果。
单一“黄金周”不靠谱
从“黄金周”拥挤的交通到挤爆景区的人潮，种种现象表明国人对出游的“渴求”，这也是生活水平提高与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等矛盾造成的。2008年之前，我们有三个黄金周：春节、五一和十一。自从“五一”黄金周取消变成几个小长假后，长途旅游的重任就几乎全压在“十一”身上：春节是合家团圆的节日，加之又处寒冬，大多景点游客稀少；那几个三天的小长假时间上又不充裕。再加上今年十分赶巧，中秋碰上了国庆，8天长假机不可失，大伙儿一窝蜂地出游、各大景区日均接客量超历史记录自然在意料之中。但若把“景区崩溃”的责任全推在中国人“喜欢凑热闹，不会玩”上，未免不太公道。因为中国人的旅行是随着放假的行政指令而走，所以考量这一问题也应放到公共治理的范畴来进行。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保留着一种“运动式”的模式，其特征是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调度，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这种治理思维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乃至延伸到国民的休闲度假方面，这便是集中休假制度，“黄金周”则是这一休假制度的产物。
在某些领域，通过“运动式治理”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国民的休假上，这种方式的负面作用就较为突出。而高速公路免费这样的公共政策，则在事实上强化了这种治理思维，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运动式的集中旅游。
1999年，为了拯救低迷的经济、拉动内需和打开国内的旅行市场，中国从日本舶来了“黄金周”这个概念。但由于大多中国人节俭的消费习惯和低水平工资，虽然一周内的游客会暴增，但从一年的长周期看，黄金周带来的经济增幅其实并不显著。另外，即使黄金周短期拉动了旅游业等行业，但近几年来这种作用也渐渐减弱。据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的报告，黄金周旅游收入年增量和国内旅游收入年增量的比值，2000年达到最高值，2001年开始逐步下降，从2001年的46.68%滑落到了2006年的22.67%。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黄金周的种种负面效应对拉动消费的制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黄金周在促进经济的角度早就成了鸡肋。由此，目前我国实行的单一“黄金周”休假制度已然落后于当前的国情。
完善休假制度让国人“好好玩”
当前的这种休假制度让“中国式”假期量少质低，也让中国员工不得不变成“最勤劳的工人”和“最不会休假的游客”。
有观点说，限制景区的客流量是解决景区人满为患的关键，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带薪休假制度真的在中国被广泛推行，且量多质优，谁又愿意去凑这个热闹呢？别拿免通行费当堵车的借口，也别拿游客说事儿，旅游这个需求存在，而只给“十一”这么一个释放口，对景区和交通而言只能是不堪重负。但是否定“黄金周”并不等于否定长假，只是反对过于集中的长假，且假期数量远小于“正当的假期需求”这才是矛盾的根本。
长假是民众理应享受的权利，但量少质差且过于集中的长假却大大减少了国人自主选择的机会，降低了国人的假期质量。早在1982年的世界旅游会议以及1985年的世界旅游组织就通过宣言强调，各国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错开放假的时间，特别是要推行带薪休假，从而提高民众的假期质量。
此外，在休假或旅游这件事情上，民众个人显然更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民众一定会选择明智的时间出行，交通和景区拥堵自然得到缓解，否则，讨论是否限制景区的客流量，或者高速公路是否应免费，无异于舍本逐末，明年黄金周仍会“万马奔腾”、“诟病连连”。（摘编自：《新京报》、腾讯网、《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