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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乒乓球队参加1957年3月7日—1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中国首次连续两年参加世界大赛，并决心向世界乒坛顶端冲击。虽然两次冲击均止步于决赛圈外，却表明中国队已经稳固了世界强队的位置，而且正是这届比赛，使他们看到世界乒坛顶端已非远不可及。赛后，中国乒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总结。
1956年10月，瑞典乒协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随即向北京“中华体总”发函，邀请中国乒队参加将于第二年3月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锦赛。
就在这个时候，厉兵秣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出发前往澳大利亚，参加11月22日至12月8日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却遇到了意外。问题由国际奥委会中的中国席位引发。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52年芬兰举办的第十六届夏季奥运会，1954年5月11日—14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全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体育总会（亦即中国奥委会）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资格。但是，国际奥委会保留了台湾奥委会的资格，使国际奥委会中出现了“一国两会”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奥委会希望台湾派出运动员，海峡两岸共组统一的中国代表团参赛，但被台湾方面拒绝。不仅如此，台湾体育代表团还利用奥运组委会向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均发出邀请的可乘之机，先一步赶到墨尔本奥运村，升起了“中华民国”旗。
在此情况下，为避免“两个中国代表团”同时出现在奥运会上，中国方面于11月6日宣布退出第十六届奥运会，已在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解散。
当时乒乓球还不是奥委会项目，不受奥运风波影响，中华体总收到瑞典方面邀请后，在11月中旬电告瑞典组委会，中国乒乓球队将按时参加第二十四届世锦赛。于是，中国乒乓球队成为当时唯一将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国家队。
1956年是中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成果丰硕的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参加了1952年夏季奥运会后，我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体系逐渐建立起来。1952年6月，半年前成立的“中央体训班”更名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这是国家体育集训队的前身。从1955年以后，乒乓球队逐渐成为常设集训队，训练基地在天津民园体育场。1956年参加第二十三届世锦赛后，乒队回到北京，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乒乓球班”，从此就在北京扎下了根。
得知中国退出第十六届奥运会的消息后，为打好第二十四届世锦赛，中国乒队在1956年底进行了一个月的强化集训。集训重点是在原本强调快速多变的技术基础上，加强击球的准确性。这是一项重要的经验总结。经过几年的训练和比赛，教练和选手们普遍意识到，击球准确度成为当前制约国家队水平的一大因素，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乒队的水平就会上一个层次。
一个月集训下来，教练组总结：男选手“姜永宁的削球中突然起板反攻比过去明显進步，起板反攻命中率达到60%以上。岑怀光的抽球命中率已达80%。”
这次参赛的男选手是：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庄家富、胡炳权（团体赛选手），还有王锡添。女选手是孙梅英、叶佩琼、邱钟惠。男双两对选手是王传耀和傅其芳，王锡添和庄家富。混双选手也是两对：王传耀和孙梅英，胡炳权和邱钟惠。参加女双比赛的只有两人：孙梅英和邱钟惠。
参加男团比赛的主力选手是香港归来的选手。多次获得全国男单冠军的姜永宁是一号主力。同为香港归来，已33岁的傅其芳也入选而且列入团体赛主要选手。
傅其芳是1953年春天因贺龙的邀请从香港归来的，加入中国乒队即成主力队员。但由于归来后“阶级斗争”观念收紧，他因“社会关系复杂”导致出国政审多有阻碍，最后只能前往“东方阵营国家”参赛。这使他连续几年未能进入参加世锦赛的队列。
1956年春天，贺龙亲自找傅其芳谈话，对他多有鼓励，帮助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告诉他可以在世界乒坛上释放自己的能量了，傅其芳非常激动，感到终于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心愿。
25岁的上海选手王传耀是乒坛新星，他10岁跟随爱好乒乓球的父亲打球，1952年以华东邮电器材厂车工的身份报名参加“全国乒乓球大会”，获得男单第五名，入选国家队。此后几年，身高1.81米的王传耀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直拍中远台两面攻打法，在195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姜永宁获得冠军。他成为国家队主力队员预示了国内球员后起之势。
1957年2月25日，中国乒队即将出发前，国家体委以中华体育总会名义致电国际乒联主席和秘书长：中华体总乒乓球部已经更名为中国乒乓球协会，陈先（时任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任协会主席，晏福民为秘书长，此后将由他们与国际乒联直接联系。
1957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13人，领队陈先、副领队阎宗坡，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庄家富和邱钟惠两人日后撰写回忆录时均写下了对斯德哥尔摩的美好印象。
第二十四届世乒赛举办场馆—— 斯德哥尔摩网球馆（范明提供）
比赛也是精彩的。中国男队在团体小组赛中，每场都以5比0的绝对优势先后战胜了比利时、卢森堡、印度、葡萄牙、瑞士和苏格兰队。小组分组决赛中，则以5比2战胜分组种子队罗马尼亚队，遂以全胜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名，和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共四支球队进入复赛。 中日之间在国际比赛中首次正面相撞是争夺决赛权，结果中国男队以1比5负于日本队。虽然大比分落后，但整场比赛绷得很紧，中国队的小分输得并不很多。
中国队以姜永宁、王传耀、傅其芳上场。日本队以前两届世界冠军获得者荻村伊智朗、田中利明，还有年轻选手角田启辅上场。
首先上场的姜永宁迎战上届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荻村以21比11，21比13的比分获胜，先得一分。
第二位上场的王传耀1比2不敌角田启辅，关键是第3局相持到最后没有咬住，角田领先4分赢得比赛。
接下来傅其芳上场与第22届世界冠军田中利明展开对攻，他们的正手对面抽杀使观众掌声大起。年轻的田中利明最终获胜。
第四盘王传耀对荻村伊智朗。王传耀开局猛攻，打成19比13领先。日本队队长南俊一在场边看得紧张，大声呼喊“赶上去”，“赶上去”。但是王传耀的优势不可撼动，以两个21比13战胜了前世界冠军。
接下来两盘中国选手均告负。最后一盘是傅其芳对角田启辅，首局以21比19勝，第二局以15比21不敌对方。第三局打得胶着，最后时刻傅其芳曾以18比17领先，但角田以凶猛的扣杀扳了回去，终以22比20险胜。
赛后，后来当选为世界乒联主席的荻村评论说，中国选手的发球太凶了，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摸到如何接这些球的办法。王传耀有惊人的速度，他一旦有更多的经验，将能成为一个世界无敌的乒乓球选手。其他中国选手也同样是这样，他们进步得非常快。姜永宁可以被看作世界上最好的防守强将。
决赛中，日本男队胜匈牙利队获得冠军，中国男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并列第三名。
中国女队获得了与男队同样的名次。她们也在分组赛中全胜，以3比0优势先后战胜挪威、威尔士、丹麦、比利时、瑞士和荷兰队，以3比1击败美国队和小组种子队英格兰队。
两年后获得女单世界冠军的邱钟惠留下了对英格兰队团体赛的记录：“对阵名将海顿，海顿左手握拍，球拍一面是光海绵，另一面是胶皮，两面倒板削过来的球旋转差异大，球路也很刁。”邱钟惠一时找不到制服的办法，很快丢了两局。
第四局上场的孙梅英是1956年全国锦标赛女单冠军，此时正当技术巅峰，她以2比1胜海顿，中国队终于以3比1胜英格兰队进入最后的四强赛。
女队决赛是三队循环赛，中国女队以0比3负于日本队，以2比3输给罗马尼亚队，获得第三名。
中国男女选手在单项比赛中成绩不如团体赛。参加男单比赛的是王传耀、姜永宁、傅其芳、胡炳权、庄家富和王锡添;女选手孙梅英因肩部拉伤未能参加单项，叶佩琼、邱钟惠进入比赛。
第五轮比赛中，姜永宁和荻村伊智朗争夺进入前四名的资格。双方打得胶着，前两局各得一分，第三局时姜永宁曾以19比17领先，但被荻村伊智朗连得几分而告负，止步比赛。胡炳权第四轮时输给了日本选手。傅其芳、王传耀、庄家富、王锡添均在第三轮告负。女选手叶佩琼、邱钟惠各自战到第三轮后止步。
中国男女选手靠近了世界冠军，但是还有一步或几步之遥。这届比赛结束后，国际乒联评定中国男队为一级队第四名，女子队由一级队第十一名跃升第四名，排名超过男队。男女队的世界排名，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乒坛强国。
从第二十四届世锦赛开始，乒乓球运动进入了力量和速度时代，被国际体育界普遍接纳为是一项竞技体育项目，不再像从前那样总认为是体育界之外的娱乐性活动。
这个变化，相当程度上由乒乓球拍覆盖物的革命性变革带来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乒乓球拍底板上纷纷覆盖了海绵或胶皮，有的在海绵上再覆盖胶皮，使球拍弹性和摩擦力大大增强，进行一场高质量比赛时，选手须投入极大的体力。过去赛场上常见穿长裤打球的现象，这时已经少见了。
针对海绵和胶皮共同覆盖球拍带来的变化，在第二十四届比赛期间召开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有的国家乒协代表提出，禁止使用海绵覆盖球拍，受到威尔士和日本代表反对，中国代表支持后者意见，认为拍面覆盖物可以由任何材料制成。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也支持海绵拍面。这届比赛后，各国选手在球拍上普遍覆盖了海绵加胶皮。这肯定使得下届大赛上的对抗更加激烈。
如果说第二十四届比赛还有一个亮点的话，就是傅其芳的教练才能显现了出来。男团半决赛中国队负于日本之后，傅其芳指出，当今世界乒坛，中国“快”，日本“凶”，欧洲“稳”。中国要战胜日本队，光快还不行，要进一步加“准”。对他的看法，教练梁焯辉很赞同，认为傅其芳有头脑，有韬略，有教练之才。从傅其芳年龄渐长的实际出发，次年的1958年，他当了教练，1959年成为男队主教练。
赛后归来，国家队总结认为，这次比赛取得了成绩，提高了中国队的国际排名，经历了失败，获取了经验和教训，丰富了知识。这份总结报告十分精彩，指出要注意第二十四届比赛中普遍出现的以进攻为主的打法。这种打法的采用率已超过过去普遍采取的以积极防守为主的打法，日本女队依靠全面进攻战胜上届冠军罗马尼亚队，男队亦以5比2胜匈牙利队。反观老牌劲旅英国男队，还是以防守为主，结果名次明显落后，从1955年的世界第一，1956年的世界第五，到本届1957年比赛名列第九了。
第二十四届世乒赛宣传海报（范明提供）
瑞典乒协为瑞典举办世界锦标赛制作的胸针
總结还指出，我国直拍选手的特点是，以快攻为主，主要战术包括：一、在左侧身加力攻斜线寻找机会，然后突击左角和中路，或配合放短球。二、反复拉左右两角，突然加力进攻中路，找机会扣杀;三、加力以斜线攻击对方右角，再突然用直线转攻左角寻找机会。四、在防守的时候，主要利用海绵拍的反弹，以反抽和推挡来压制对方的进攻，争取主动。
对比起来，日本队的优点主要是正手攻球强，但反手较弱;他们主要以反手推挡、削球和放高球技术来弥补不足。日本选手在直拍攻削球的时候，大多采用拉抽、推挡和发球抢攻的综合战术。
中方教练组认为，日本选手步法很灵活，战术也多样化，但明显弱点是反手进攻力量薄弱。他们常采用侧身进攻加以弥补，这就增加了需要照顾的球台范围，也影响了回球速度。所以中国选手和他们对抗时，用快速的反手抽球或推挡球，压住对方的左角或逼迫对方左右奔跑，是获得胜利的有效战术。欧洲的横板打法，虽有逐步向加强进攻发展的趋势，但目前的着力点还是放在加强削球的旋转率和回球速度上，这种打法有一个基本弱点，就是在对付直拍选手时不敢多打对攻，绝大多数采取先守后攻的打法，这使直拍选手有了优先进攻机会。直拍选手打追身球，就是朝着对方的身体正面进攻，是对付削球最有效的办法。
总结认为，乒乓球运动的发展逐渐趋于加强进攻，所以要贯彻积极主动快速的指导思想。除了两面攻，我国还有左推右攻打法，以快速回球来争取主动进攻。今后如果能把反手推挡的准确性再提高一步，做到能挡则挡，再提高正手抽杀的熟练程度，将会取得良好成绩。
当时的中国男选手、不久后的乒队教练员庄家富评论第二十四届世锦赛说，从1953年到1957年，短短四年，中国乒队就从默默无闻跃升世界强队，说明中国乒队的基础是扎实的，训练符合实际，对世界乒坛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写道：“这届（第二十四届）世乒赛中国队跨入世界乒坛列强，预示着攀峰的前景即将到来。”
（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决定参赛
1956年10月，瑞典乒协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随即向北京“中华体总”发函，邀请中国乒队参加将于第二年3月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锦赛。
就在这个时候，厉兵秣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出发前往澳大利亚，参加11月22日至12月8日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却遇到了意外。问题由国际奥委会中的中国席位引发。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52年芬兰举办的第十六届夏季奥运会，1954年5月11日—14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全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体育总会（亦即中国奥委会）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资格。但是，国际奥委会保留了台湾奥委会的资格，使国际奥委会中出现了“一国两会”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中国奥委会希望台湾派出运动员，海峡两岸共组统一的中国代表团参赛，但被台湾方面拒绝。不仅如此，台湾体育代表团还利用奥运组委会向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均发出邀请的可乘之机，先一步赶到墨尔本奥运村，升起了“中华民国”旗。
在此情况下，为避免“两个中国代表团”同时出现在奥运会上，中国方面于11月6日宣布退出第十六届奥运会，已在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解散。
当时乒乓球还不是奥委会项目，不受奥运风波影响，中华体总收到瑞典方面邀请后，在11月中旬电告瑞典组委会，中国乒乓球队将按时参加第二十四届世锦赛。于是，中国乒乓球队成为当时唯一将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国家队。
赛前准备
1956年是中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成果丰硕的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参加了1952年夏季奥运会后，我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体系逐渐建立起来。1952年6月，半年前成立的“中央体训班”更名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这是国家体育集训队的前身。从1955年以后，乒乓球队逐渐成为常设集训队，训练基地在天津民园体育场。1956年参加第二十三届世锦赛后，乒队回到北京，更名为“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乒乓球班”，从此就在北京扎下了根。
得知中国退出第十六届奥运会的消息后，为打好第二十四届世锦赛，中国乒队在1956年底进行了一个月的强化集训。集训重点是在原本强调快速多变的技术基础上，加强击球的准确性。这是一项重要的经验总结。经过几年的训练和比赛，教练和选手们普遍意识到，击球准确度成为当前制约国家队水平的一大因素，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乒队的水平就会上一个层次。
一个月集训下来，教练组总结：男选手“姜永宁的削球中突然起板反攻比过去明显進步，起板反攻命中率达到60%以上。岑怀光的抽球命中率已达80%。”
这次参赛的男选手是：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庄家富、胡炳权（团体赛选手），还有王锡添。女选手是孙梅英、叶佩琼、邱钟惠。男双两对选手是王传耀和傅其芳，王锡添和庄家富。混双选手也是两对：王传耀和孙梅英，胡炳权和邱钟惠。参加女双比赛的只有两人：孙梅英和邱钟惠。
参加男团比赛的主力选手是香港归来的选手。多次获得全国男单冠军的姜永宁是一号主力。同为香港归来，已33岁的傅其芳也入选而且列入团体赛主要选手。
傅其芳是1953年春天因贺龙的邀请从香港归来的，加入中国乒队即成主力队员。但由于归来后“阶级斗争”观念收紧，他因“社会关系复杂”导致出国政审多有阻碍，最后只能前往“东方阵营国家”参赛。这使他连续几年未能进入参加世锦赛的队列。
1956年春天，贺龙亲自找傅其芳谈话，对他多有鼓励，帮助解除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告诉他可以在世界乒坛上释放自己的能量了，傅其芳非常激动，感到终于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心愿。
25岁的上海选手王传耀是乒坛新星，他10岁跟随爱好乒乓球的父亲打球，1952年以华东邮电器材厂车工的身份报名参加“全国乒乓球大会”，获得男单第五名，入选国家队。此后几年，身高1.81米的王传耀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直拍中远台两面攻打法，在195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姜永宁获得冠军。他成为国家队主力队员预示了国内球员后起之势。
赛中亮点
1957年2月25日，中国乒队即将出发前，国家体委以中华体育总会名义致电国际乒联主席和秘书长：中华体总乒乓球部已经更名为中国乒乓球协会，陈先（时任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任协会主席，晏福民为秘书长，此后将由他们与国际乒联直接联系。
1957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13人，领队陈先、副领队阎宗坡，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庄家富和邱钟惠两人日后撰写回忆录时均写下了对斯德哥尔摩的美好印象。
比赛也是精彩的。中国男队在团体小组赛中，每场都以5比0的绝对优势先后战胜了比利时、卢森堡、印度、葡萄牙、瑞士和苏格兰队。小组分组决赛中，则以5比2战胜分组种子队罗马尼亚队，遂以全胜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名，和日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共四支球队进入复赛。 中日之间在国际比赛中首次正面相撞是争夺决赛权，结果中国男队以1比5负于日本队。虽然大比分落后，但整场比赛绷得很紧，中国队的小分输得并不很多。
中国队以姜永宁、王传耀、傅其芳上场。日本队以前两届世界冠军获得者荻村伊智朗、田中利明，还有年轻选手角田启辅上场。
首先上场的姜永宁迎战上届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荻村以21比11，21比13的比分获胜，先得一分。
第二位上场的王传耀1比2不敌角田启辅，关键是第3局相持到最后没有咬住，角田领先4分赢得比赛。
接下来傅其芳上场与第22届世界冠军田中利明展开对攻，他们的正手对面抽杀使观众掌声大起。年轻的田中利明最终获胜。
第四盘王传耀对荻村伊智朗。王传耀开局猛攻，打成19比13领先。日本队队长南俊一在场边看得紧张，大声呼喊“赶上去”，“赶上去”。但是王传耀的优势不可撼动，以两个21比13战胜了前世界冠军。
接下来两盘中国选手均告负。最后一盘是傅其芳对角田启辅，首局以21比19勝，第二局以15比21不敌对方。第三局打得胶着，最后时刻傅其芳曾以18比17领先，但角田以凶猛的扣杀扳了回去，终以22比20险胜。
赛后，后来当选为世界乒联主席的荻村评论说，中国选手的发球太凶了，我花了好多时间才摸到如何接这些球的办法。王传耀有惊人的速度，他一旦有更多的经验，将能成为一个世界无敌的乒乓球选手。其他中国选手也同样是这样，他们进步得非常快。姜永宁可以被看作世界上最好的防守强将。
决赛中，日本男队胜匈牙利队获得冠军，中国男队和捷克斯洛伐克队并列第三名。
中国女队获得了与男队同样的名次。她们也在分组赛中全胜，以3比0优势先后战胜挪威、威尔士、丹麦、比利时、瑞士和荷兰队，以3比1击败美国队和小组种子队英格兰队。
两年后获得女单世界冠军的邱钟惠留下了对英格兰队团体赛的记录：“对阵名将海顿，海顿左手握拍，球拍一面是光海绵，另一面是胶皮，两面倒板削过来的球旋转差异大，球路也很刁。”邱钟惠一时找不到制服的办法，很快丢了两局。
第四局上场的孙梅英是1956年全国锦标赛女单冠军，此时正当技术巅峰，她以2比1胜海顿，中国队终于以3比1胜英格兰队进入最后的四强赛。
女队决赛是三队循环赛，中国女队以0比3负于日本队，以2比3输给罗马尼亚队，获得第三名。
中国男女选手在单项比赛中成绩不如团体赛。参加男单比赛的是王传耀、姜永宁、傅其芳、胡炳权、庄家富和王锡添;女选手孙梅英因肩部拉伤未能参加单项，叶佩琼、邱钟惠进入比赛。
第五轮比赛中，姜永宁和荻村伊智朗争夺进入前四名的资格。双方打得胶着，前两局各得一分，第三局时姜永宁曾以19比17领先，但被荻村伊智朗连得几分而告负，止步比赛。胡炳权第四轮时输给了日本选手。傅其芳、王传耀、庄家富、王锡添均在第三轮告负。女选手叶佩琼、邱钟惠各自战到第三轮后止步。
中国男女选手靠近了世界冠军，但是还有一步或几步之遥。这届比赛结束后，国际乒联评定中国男队为一级队第四名，女子队由一级队第十一名跃升第四名，排名超过男队。男女队的世界排名，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乒坛强国。
赛后总结
从第二十四届世锦赛开始，乒乓球运动进入了力量和速度时代，被国际体育界普遍接纳为是一项竞技体育项目，不再像从前那样总认为是体育界之外的娱乐性活动。
这个变化，相当程度上由乒乓球拍覆盖物的革命性变革带来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乒乓球拍底板上纷纷覆盖了海绵或胶皮，有的在海绵上再覆盖胶皮，使球拍弹性和摩擦力大大增强，进行一场高质量比赛时，选手须投入极大的体力。过去赛场上常见穿长裤打球的现象，这时已经少见了。
针对海绵和胶皮共同覆盖球拍带来的变化，在第二十四届比赛期间召开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有的国家乒协代表提出，禁止使用海绵覆盖球拍，受到威尔士和日本代表反对，中国代表支持后者意见，认为拍面覆盖物可以由任何材料制成。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也支持海绵拍面。这届比赛后，各国选手在球拍上普遍覆盖了海绵加胶皮。这肯定使得下届大赛上的对抗更加激烈。
如果说第二十四届比赛还有一个亮点的话，就是傅其芳的教练才能显现了出来。男团半决赛中国队负于日本之后，傅其芳指出，当今世界乒坛，中国“快”，日本“凶”，欧洲“稳”。中国要战胜日本队，光快还不行，要进一步加“准”。对他的看法，教练梁焯辉很赞同，认为傅其芳有头脑，有韬略，有教练之才。从傅其芳年龄渐长的实际出发，次年的1958年，他当了教练，1959年成为男队主教练。
赛后归来，国家队总结认为，这次比赛取得了成绩，提高了中国队的国际排名，经历了失败，获取了经验和教训，丰富了知识。这份总结报告十分精彩，指出要注意第二十四届比赛中普遍出现的以进攻为主的打法。这种打法的采用率已超过过去普遍采取的以积极防守为主的打法，日本女队依靠全面进攻战胜上届冠军罗马尼亚队，男队亦以5比2胜匈牙利队。反观老牌劲旅英国男队，还是以防守为主，结果名次明显落后，从1955年的世界第一，1956年的世界第五，到本届1957年比赛名列第九了。
總结还指出，我国直拍选手的特点是，以快攻为主，主要战术包括：一、在左侧身加力攻斜线寻找机会，然后突击左角和中路，或配合放短球。二、反复拉左右两角，突然加力进攻中路，找机会扣杀;三、加力以斜线攻击对方右角，再突然用直线转攻左角寻找机会。四、在防守的时候，主要利用海绵拍的反弹，以反抽和推挡来压制对方的进攻，争取主动。
对比起来，日本队的优点主要是正手攻球强，但反手较弱;他们主要以反手推挡、削球和放高球技术来弥补不足。日本选手在直拍攻削球的时候，大多采用拉抽、推挡和发球抢攻的综合战术。
中方教练组认为，日本选手步法很灵活，战术也多样化，但明显弱点是反手进攻力量薄弱。他们常采用侧身进攻加以弥补，这就增加了需要照顾的球台范围，也影响了回球速度。所以中国选手和他们对抗时，用快速的反手抽球或推挡球，压住对方的左角或逼迫对方左右奔跑，是获得胜利的有效战术。欧洲的横板打法，虽有逐步向加强进攻发展的趋势，但目前的着力点还是放在加强削球的旋转率和回球速度上，这种打法有一个基本弱点，就是在对付直拍选手时不敢多打对攻，绝大多数采取先守后攻的打法，这使直拍选手有了优先进攻机会。直拍选手打追身球，就是朝着对方的身体正面进攻，是对付削球最有效的办法。
总结认为，乒乓球运动的发展逐渐趋于加强进攻，所以要贯彻积极主动快速的指导思想。除了两面攻，我国还有左推右攻打法，以快速回球来争取主动进攻。今后如果能把反手推挡的准确性再提高一步，做到能挡则挡，再提高正手抽杀的熟练程度，将会取得良好成绩。
当时的中国男选手、不久后的乒队教练员庄家富评论第二十四届世锦赛说，从1953年到1957年，短短四年，中国乒队就从默默无闻跃升世界强队，说明中国乒队的基础是扎实的，训练符合实际，对世界乒坛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写道：“这届（第二十四届）世乒赛中国队跨入世界乒坛列强，预示着攀峰的前景即将到来。”
（责任编辑 张利军）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