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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璞荪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在国统区学生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但自己追求进步，还影响自己的六位兄弟姐妹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7岁就英年早逝的何璞荪是怎样走向革命，勇挑重担的呢？
投笔从戎
何璞荪家世显赫，他的高祖父曾任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曾祖父曾任湖北汉黄德道道台、江汉关海关监督;祖父曾任户部主事、军机章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何璞荪15岁。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抗战中节节败退，有些伤兵撤到扬州，何璞荪组织兄弟姐妹慰问伤兵，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慰劳歌》以鼓舞士气，初步展露了他的爱国情怀和组织才能。随着硝烟步步逼近，何璞荪的祖父率全家从扬州迁到武汉。逃难途中，目睹有钱有势的可以重金购得船票逃难，甚至住轮船单间;穷人只能在码头上哭嚎无望，连睡甲板的资格都没有;还有人跳入水中试图攀爬上船却不幸卷入江流，消失在波涛中。何璞荪进一步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贫苦人民的艰难。
到武汉不久，何璞荪就报名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他祖父坚决不同意，但何璞荪意志坚决。1938年，时年16岁的何璞荪中断中学学业，参加战时干部训练团。参加战干团并没能让他实现抗日的初心，反而让他陷入了迷茫。其时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腐败残忍，何璞荪所在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即直接从事“抓壮丁”的工作，他眼见逃兵被军官用石头当场打死，脑浆迸裂，伤兵还没死就被活埋，身心受到极大刺激，终于在1941年离开了战干团。指望国民党救国救民的道路走不通，但未来该往何处去？他陷入了迷茫。
接受启蒙和启蒙他人
1941年夏，何璞荪投奔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的姨父许冶同。在许家，何璞荪遇到了左翼青年许京骐，他对何璞荪说：抗日不能寄望于国民党，而应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并说自己也曾经历了从倾向国民党到倾向共产党的思想转变……此时抗日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丢城弃地，从延安回来的同学告诉他八路军在敌后抗日的功绩。这些犹如黑暗中的火光，照亮了迷茫又愤懑的何璞荪，使他渐渐明白未来该往哪走。
不久，许京骐去重庆市郊的志达中学教书，许冶同的女儿许荏华与何璞荪也一道去那读书。在志达中学，他们认识了因皖南事变从贵阳疏散来此的几位进步高中生，便一起组织志达文艺社，悄悄地在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
1942年初，何璞荪和许京骐一道搭乘货车前往昆明，何璞荪打算投考西南联大，许则回西南联大复学。何璞荪于1945年考上西南联大先修班，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朋友，阅读了大量革命理论书籍，为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做好了准备。
此时，他的两个弟弟何祚緜、何祚融也从沦陷区上海来到昆明。朝夕相处中，他引导弟弟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另一位远在上海的堂弟也受他影响，于1947年入党，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何祚庥曾回忆：“最早接触进步思想是来自于我的家庭。……一位堂哥是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到抗日的军队里去，那时才16岁，比我大6岁，他和他的祖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我的伯祖父只好放他去报考军校。在参军后发现国民党的军队实在是太腐败了，于是这位堂兄转向了共产党，成为我家族里第一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在何璞荪的影响下，何家祚字辈一共有六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占家族同辈男性总人数的1/4，何璞荪是名副其实的家族革命先驱。
在北大开展地下工作
1944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大后方民主运动兴起。有着“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很快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何璞荪于1945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是“民青”最早的成员之一。1946年夏秋，北大复员北上，何璞荪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出色的组织才能，很快被批准正式入党并担任北大文学院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在北大的力量因为历史原因分为南北两系，并无统一的全校性组织。南系是从昆明复员而来，由南方局领导;北系指抗战期间北平的党组织，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
此时，北大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训导长陈雪屏是三青团干将，早在复员前就预为布置、安插許多三青团员进入北大。何璞荪用办进步社团、开班会的方式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挫败了陈雪屏的企图。
一是率先发起成立进步社团风雨社。风雨社是北大复员后最早成立的进步社团之一。194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北大红楼操场上贴出第一张风雨社壁报，宣布办社主旨为：“我们不甘忍受这沉重的寂寞，我们要在风雨如晦的今日，以我们的喉咙加入这不已的鸡鸣中，让报晓的声音更嘹亮更有力，唤沉睡的人们醒来，催灰心的人们振作，促战斗过的人们更加勇猛地前进！”1947年12月，时任中央城工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如此评价风雨社：“壁报中以《风雨》《展望》《文艺》《溪流》最为读者爱好，尤以《风雨》为最，因其编排工整，抄写清楚，内容多谈同学切身生活，适合一般中间同学的口味。”
风雨社不仅编写同名壁报，更成为同学间共同进步、发展友谊的平台。那时许多北大学生因战争而早早失去亲人和经济来源，仅靠国民政府的公费维持基本生活，迫切需要帮助和友谊。风雨社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社员们在生活上互相帮助，嘘寒问暖，在政治上一起研读马列读物，探讨国家前途，在学习上相互砥砺。 二是开班会。相较于组建社团，班会更加合法，也不易引起当局的注意。虽然当时北大各班级并无“班长”一职，何璞荪却是同学们默认的“班长”。在他的带动下，中文系一年级从一盘散沙的状态日益发展为一个温暖团结的集体，同学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何璞荪通过这些活动发掘了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和他们单独谈话，进而介绍他们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据一位当年与他同班的人回忆：“在当时的北大，采取这种方法开展班级工作的，并不多见。”
战斗到生命终点
何璞荪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能力。他在中文系的同班同学白婉如曾评价他说：“何璞荪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会活跃起来”，“他关心起某人，便把某人的生活、学习都研究透彻，弄明白某人的优缺点、思想状况、生活需要，学习上的困难等等，然后对症下药，并发动与之亲近的同学一起来帮助他”。对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他都相当了解。据曾与何璞荪共事、后来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汪家镠回忆，她曾和何一起分析文学院学生的思想动向，不同于她只熟悉进步学生的情况，何璞荪对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生均心中有数。何璞荪还劝汪家镠不要扎在进步学生圈子里，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做中间分子的工作，只有和大多数同学学习、生活、活动在一起，才能摸到他们的思想脉搏，又不至于暴露自己，这次谈话让汪家镠受益良多。
何璞荪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很重，却仍不放松功课，因为他认为，只有功课好才能赢得师生的尊重，赢得师生的尊重才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展开。北大教授俞平伯曾说：以前总以为“爱活动”的学生学习不好，从现在的行动和成绩来看，发现他们不但书读得好，壁报上的文章也写得不赖。
何璞荪原就热爱文学，中文系的功课应付自如，课余还常替《风雨谈》壁报撰稿。但考虑到中文系革命力量已经很强，教育系则相对较弱，他毅然转去了教育系。何璞荪不赞成躲在书斋死读书、不关心社会现实。教育系的一位同学以做家教为由住在校外埋头读书，从而疏远了校内的同学，也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何璞荪及时提醒这位同学，不要脱离群众。一个月后何璞荪去世，这位同学受到巨大震动，很快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革命，不但主持了何璞荪的追悼会，后来还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
何璞荪的革命信念坚定，直到住进医院，他还心念革命，嘱托别人将他抽屉里某同学的入党自传转交给北大地下党负责人叶向忠。1948年6月24日，何璞荪因病去世，年仅27岁。此时距离北平解放只差半年多时间！他留给同志们的最后的话是：天快亮了，要好好干！
（责任编辑 杨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