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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作为对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群体，其职业操守、对金融伦理的遵循，向来备受争议。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是，不少大基金公司的本土高薪高管或基金经理，如今已悄然变身投资移民，说白了就是外籍人士。移民并不违规，但这些连移民信息都不敢、不愿对外披露的黄脸洋心者，在操盘时能够承担多少道德责任实在让人忧虑。
目前，法律法规对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进出境有一些规定。比如《基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被责令停业整顿、被依法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大风险时，可对该基金管理人直接负责的董监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等措施，这是为了确保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尽最大限度承担其应付的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假若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移民成为外国人，在外国长期逗留，《基金法》的规定就没有丝毫作用；万一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缺乏职业道德，做起了老鼠仓，把非法获利转移到国外，这就存在巨大风险。
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比如对创业板的成长价值投机。有些基金心照不宣扎堆创业板，贴上手游等时髦标签后，就毫无底限地进行疯狂的题材概念投机炒作，使创业板个股股价远离基本面和内在价值。题材概念股数百上千倍的市盈率，制造了一批批亿万富翁，也将制造一批赤贫者，而在这些市场运作中，很可能夹杂着诸多数不清道不明的擦边球行为。
再比如资产重组、借壳上市。尽管这是市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但客观地说，A股市场垃圾股的资产重组、借壳上市，很少有能为市场带来多少正价值的。从社会公义和对社会贡献的角度考量，严重投机借壳股或炒作借壳股，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也是有违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在有缺陷的市场制度环境下，基金热衷创业板题材概念炒作、热衷押注资产重组股票，是对平庸公司、垃圾公司种种不良行为的纵容，很大程度上是从别人兜里掠夺式的财富转移。
上述这些例子，实际上已涉及金融伦理。所谓金融伦理，简单说就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伦理道德在社会中则有更广泛的约束与激励功能。只有上升到金融伦理道德约束层面，市场主体才不会光顾一己之利而罔顾其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最大程度减少虽然不违反法律但却属于“恶”的一些行为。
金融伦理在投资领域开花并结果，由此成熟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兴起“社会责任投资”理念，也即投资者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之外，还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持续性、遵守法律、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伦理性标准为基础，来选择企业进行投资。投资者不单会对金钱回报感兴趣，还会考虑到社会公义、经济发展、世界和平与环境保护等，比如有的人就拒绝投资军火股。
当然，有些专家对金融伦理不屑一顾，比如索罗斯就否认金融伦理的存在，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单纯放任“理性人”在市场肆意作为、放任市场主体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市场主体没有伦理道德约束，金融市场由贪婪推动着，这个市场是非常危险的。拉扎德国际董事长肯？科思塔指出，“我们应该解决造成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我们不为经济行为重新确立健全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覆辙”。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道德是对人更高层次的要求。公募基金肩负着推动整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使命，理应带头从金融伦理高度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多地践行社会责任投资。为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应将基金远离垃圾股资产重组炒作、远离极度泡沫股题材概念炒作的伦理道德要求，尽快上升为法律，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二是基金公司要加强道德自律约束。从基金从业人员层面来讲，既要提高专业水平、更要加强品德修养，缺德的高智商危害更大；从基金公司层面来讲，既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又要加强文化建设；从市场层面来讲，既要加强市场纪律又要加强行业自律。
说到这，让我们在此聚焦那些投资移民的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基金经理一般都会交代国籍。另外，按《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4号》，新任基金公司高管，也需要披露国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建议披露所有基金公司高管的国籍，尤其是高管或基金经理移民导致国籍变动时，更应该及时披露，以便让基金份额持有人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洞察、防范其中潜在的道德风险。
目前，法律法规对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进出境有一些规定。比如《基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被责令停业整顿、被依法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大风险时，可对该基金管理人直接负责的董监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通知出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等措施，这是为了确保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尽最大限度承担其应付的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假若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移民成为外国人，在外国长期逗留，《基金法》的规定就没有丝毫作用；万一基金公司高管或基金经理缺乏职业道德，做起了老鼠仓，把非法获利转移到国外，这就存在巨大风险。
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比如对创业板的成长价值投机。有些基金心照不宣扎堆创业板，贴上手游等时髦标签后，就毫无底限地进行疯狂的题材概念投机炒作，使创业板个股股价远离基本面和内在价值。题材概念股数百上千倍的市盈率，制造了一批批亿万富翁，也将制造一批赤贫者，而在这些市场运作中，很可能夹杂着诸多数不清道不明的擦边球行为。
再比如资产重组、借壳上市。尽管这是市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但客观地说，A股市场垃圾股的资产重组、借壳上市，很少有能为市场带来多少正价值的。从社会公义和对社会贡献的角度考量，严重投机借壳股或炒作借壳股，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也是有违社会责任投资理念的。在有缺陷的市场制度环境下，基金热衷创业板题材概念炒作、热衷押注资产重组股票，是对平庸公司、垃圾公司种种不良行为的纵容，很大程度上是从别人兜里掠夺式的财富转移。
上述这些例子，实际上已涉及金融伦理。所谓金融伦理，简单说就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伦理道德在社会中则有更广泛的约束与激励功能。只有上升到金融伦理道德约束层面，市场主体才不会光顾一己之利而罔顾其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才会最大程度减少虽然不违反法律但却属于“恶”的一些行为。
金融伦理在投资领域开花并结果，由此成熟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兴起“社会责任投资”理念，也即投资者在传统的财务指标之外，还以预期稳定利润分配的持续性、遵守法律、雇佣习惯、尊重人权、消费者问题、社会贡献程度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等社会伦理性标准为基础，来选择企业进行投资。投资者不单会对金钱回报感兴趣，还会考虑到社会公义、经济发展、世界和平与环境保护等，比如有的人就拒绝投资军火股。
当然，有些专家对金融伦理不屑一顾，比如索罗斯就否认金融伦理的存在，认为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单纯放任“理性人”在市场肆意作为、放任市场主体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市场主体没有伦理道德约束，金融市场由贪婪推动着，这个市场是非常危险的。拉扎德国际董事长肯？科思塔指出，“我们应该解决造成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果我们不为经济行为重新确立健全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注定会重蹈覆辙”。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道德是对人更高层次的要求。公募基金肩负着推动整个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使命，理应带头从金融伦理高度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多地践行社会责任投资。为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应将基金远离垃圾股资产重组炒作、远离极度泡沫股题材概念炒作的伦理道德要求，尽快上升为法律，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二是基金公司要加强道德自律约束。从基金从业人员层面来讲，既要提高专业水平、更要加强品德修养，缺德的高智商危害更大；从基金公司层面来讲，既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又要加强文化建设；从市场层面来讲，既要加强市场纪律又要加强行业自律。
说到这，让我们在此聚焦那些投资移民的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基金经理一般都会交代国籍。另外，按《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4号》，新任基金公司高管，也需要披露国籍。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建议披露所有基金公司高管的国籍，尤其是高管或基金经理移民导致国籍变动时，更应该及时披露，以便让基金份额持有人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洞察、防范其中潜在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