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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是人类长时间创造的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各个国家都在时间的酵库中酝酿着自己的文化，为这个世界的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环境的原因，使得各个国家的文化有着“各美其美”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也成为了各个国家文化交流的基础。相互沟通的交通条件逐渐便利，让各个国家也开始打开眼界，好奇地看着那些不同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碰撞，积极吸取着感兴趣的异域文化。“各美其美”的文化通过长时间的交流与融合，“美美与共”的和谐“大同”便成为这个世界的文化现象。本文挖其一角，并将时间视域定格在古代，重点通过论述中印和中日在古代时的文化（舞蹈）交流案例，来分析三国文化“正常”与“非正常”的交流状况。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印度 文化交流 舞蹈文化
中图分类号：J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2-0059-02
一、中印文化交流之“正常”
中国和印度都以文明古国而著称，其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甚为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之前的两汉时期。自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印交流之间的地理障碍，他所行走的路成为后来人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贸易路线，也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丝路上的中印文化交流中，佛教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竺高僧经丝路来中国传教，其中道安、鸠摩罗什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同化的改造和提高后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禅宗是佛学与道家哲学精妙的结合，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不仅给古代中国带来了宗教的意识，而且佛学也对原本中国哲学先天性逻辑性的缺失，思辨性的不足做了补充，受佛学影响的宋明理学就足以说明。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僧人前往印度取经，唐代玄奘对其的贡献毋庸置疑，之后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反过来也影响了印度的佛教。中印两国通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
具体到舞蹈艺术领域，中印之间的相互交往可追溯至隋、唐。在当時宫廷十部乐的设置上，就有采用古印度而命名的《天竺乐》被列为宫中正式乐舞的其中一部，这是中原广取博采境外各族乐舞的结果。印度歌舞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东渐的，先是到了西域地区，继而又与当地的乐舞风格相融合，进而统称为“胡舞”，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原、进入宫廷、糅入中华主流文化之中。至于“胡旋”“胡腾”等唐代名舞，更是无法分开它们与印度舞蹈直接和间接的姻亲联系。中国石窟壁画中那婀娜多姿的飞天不仅是供佛的仙女，更是印度舞蹈文化传送的使者，受印度艺术文化影响的《菩萨蛮舞》作为礼佛舞蹈后也在敦煌等寺院流传。另外，流行于长安民间的外来乐舞中的拨头舞就源于印度《黎俱吠头》的拔头王歌。
由于印度舞蹈为宗教服务的特殊地位，印度舞蹈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舞蹈对于印度舞蹈的影响，但就两国的文化交流来说，当时由于两国的文化容量同处在一样的繁荣程度，因而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且相对平等的双向沟通。这种正常的交流对两国文化都启到了融合借鉴的作用，例如，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的制作技术也逐步流向国外，成为丝路当中重要的商品。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印度的顺利传播，改变了印度的佛经都是用贝叶抄写的状况，更是加大了两国文学经典传播的力度。丝织品和茶等中国特色商品也借着丝路的便利给印度人民带去了特别的优质生活文化。
二、中日文化交流之“非正常”
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说，两国无论是在舞蹈文化交流，还是在总体文化的交流中，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不平等的非正常交流状态中。
中日舞蹈文化交流的历史源头同样可以追溯至唐代，当时处在封建社会的盛唐和处在奴隶社会的日本的文化容量并不相等。对于处在文化相对劣势地位的日本来说，大唐文化的气势恢宏和博引众采对于他们是极具吸引力的，他们凭着刻苦学习的精神，努力吸收中国舞蹈文化。唐代的很多燕乐被带去日本后成为了日本的雅乐，《春莺啭》《兰陵王》《钵头》《团圆旋》《破阵乐》等著名唐代乐舞在日本文化使者的努力下，带到了日本，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与提升，使其变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乐舞。另外，日本古典舞中的舞乐是在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中国古代“乐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序—破—急”的结构相似于唐代大曲“散序—中序—破”的曲式。而在另一大日本古典舞中，能乐的假面的使用则同中国的假面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些例子都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吸收性和创造性的典型特征。
中国古代舞蹈在与当时日本舞坛的态势对比中，展现出了大气恢弘，五彩斑斓的绚丽色彩，长期占据着相对先进的主导地位。略显强势的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在对待日本舞蹈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好东西“赐”予给对方以尽显本国文化的声威，而日本则采取完全的“拿来主义”以表惟谦。然而，这种单向的、不平衡的非正常舞蹈文化交流再一次在现代复现。受到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乐舞的影响后，日本的雅乐开始顺利地发展起来，在政府和民间组织和人士的精心保护下一直传衍至今。而中国曾经发达的乐舞艺术，却渐渐地走上了一条渐微的不归路。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宝库中已经丧失了曾经光鲜亮丽的活态乐舞文化，而这些恰恰被日本如珍宝似的保存了下来。民族意识的增强让中国舞人意识到“雅乐回家”的重要性，于是乎，便再次“戏剧性”地反串日本曾有的角色，开始向日本全盘学习雅乐舞蹈，多次与日本进行舞蹈学术之间的交流。
前面说到古代的中印舞蹈交流虽然也未达到一个完全的平衡点，但就总体文化来说，双方的融合借鉴是充分平衡的。日本相比较而言，不仅仅是中国舞蹈文化，大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更是甚大。在日本能剧的千余个剧目中，中国题材占现存能剧目总数的约十分之一。日本现在的诗歌的标准形式也有受到从中国传出去的韵文形式的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字对日本文字的影响更是无可比拟，他们的文字不论是理念上还是最终字形上，都有明显的汉字的影子，日本文字至今还直接保留了曾经使用过的大量汉字。所以放大视角以后，古时候的中日文化交流其实也未达到“正常”之态。
看得出，舞蹈自古至今都在国家的交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舞蹈交流需要互动，而交流的前提是平等，是互相尊重，是互相学习，一边倒其实不是交流，而是追随。当然，事情没有绝对性，往时的“非正常”是为了走向更好的“正常”之态，而现在的“正常”或许也因为某些原因而陷入了“非正常”之态。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种流动意味着文化本身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舞蹈文化应该借着当代“一带一路”给予的交流好时机，既能发挥“有容乃大”的大度，虚心学习外来文化，也能实践“舞跃华章”的信心，在输入的同时懂得输出，对他国传达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化交流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2]苏娅.中日韩古典舞蹈比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3]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欧建平.世界艺术史舞蹈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江东.舞看八方[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印度 文化交流 舞蹈文化
中图分类号：J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2-0059-02
一、中印文化交流之“正常”
中国和印度都以文明古国而著称，其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甚为久远，可追溯到两千年之前的两汉时期。自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印交流之间的地理障碍，他所行走的路成为后来人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贸易路线，也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丝路上的中印文化交流中，佛教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天竺高僧经丝路来中国传教，其中道安、鸠摩罗什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同化的改造和提高后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禅宗是佛学与道家哲学精妙的结合，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不仅给古代中国带来了宗教的意识，而且佛学也对原本中国哲学先天性逻辑性的缺失，思辨性的不足做了补充，受佛学影响的宋明理学就足以说明。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僧人前往印度取经，唐代玄奘对其的贡献毋庸置疑，之后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反过来也影响了印度的佛教。中印两国通过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
具体到舞蹈艺术领域，中印之间的相互交往可追溯至隋、唐。在当時宫廷十部乐的设置上，就有采用古印度而命名的《天竺乐》被列为宫中正式乐舞的其中一部，这是中原广取博采境外各族乐舞的结果。印度歌舞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东渐的，先是到了西域地区，继而又与当地的乐舞风格相融合，进而统称为“胡舞”，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原、进入宫廷、糅入中华主流文化之中。至于“胡旋”“胡腾”等唐代名舞，更是无法分开它们与印度舞蹈直接和间接的姻亲联系。中国石窟壁画中那婀娜多姿的飞天不仅是供佛的仙女，更是印度舞蹈文化传送的使者，受印度艺术文化影响的《菩萨蛮舞》作为礼佛舞蹈后也在敦煌等寺院流传。另外，流行于长安民间的外来乐舞中的拨头舞就源于印度《黎俱吠头》的拔头王歌。
由于印度舞蹈为宗教服务的特殊地位，印度舞蹈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舞蹈对于印度舞蹈的影响，但就两国的文化交流来说，当时由于两国的文化容量同处在一样的繁荣程度，因而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且相对平等的双向沟通。这种正常的交流对两国文化都启到了融合借鉴的作用，例如，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纸的制作技术也逐步流向国外，成为丝路当中重要的商品。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印度的顺利传播，改变了印度的佛经都是用贝叶抄写的状况，更是加大了两国文学经典传播的力度。丝织品和茶等中国特色商品也借着丝路的便利给印度人民带去了特别的优质生活文化。
二、中日文化交流之“非正常”
对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来说，两国无论是在舞蹈文化交流，还是在总体文化的交流中，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不平等的非正常交流状态中。
中日舞蹈文化交流的历史源头同样可以追溯至唐代，当时处在封建社会的盛唐和处在奴隶社会的日本的文化容量并不相等。对于处在文化相对劣势地位的日本来说，大唐文化的气势恢宏和博引众采对于他们是极具吸引力的，他们凭着刻苦学习的精神，努力吸收中国舞蹈文化。唐代的很多燕乐被带去日本后成为了日本的雅乐，《春莺啭》《兰陵王》《钵头》《团圆旋》《破阵乐》等著名唐代乐舞在日本文化使者的努力下，带到了日本，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与提升，使其变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乐舞。另外，日本古典舞中的舞乐是在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中国古代“乐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序—破—急”的结构相似于唐代大曲“散序—中序—破”的曲式。而在另一大日本古典舞中，能乐的假面的使用则同中国的假面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些例子都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吸收性和创造性的典型特征。
中国古代舞蹈在与当时日本舞坛的态势对比中，展现出了大气恢弘，五彩斑斓的绚丽色彩，长期占据着相对先进的主导地位。略显强势的文化输出大国——中国，在对待日本舞蹈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好东西“赐”予给对方以尽显本国文化的声威，而日本则采取完全的“拿来主义”以表惟谦。然而，这种单向的、不平衡的非正常舞蹈文化交流再一次在现代复现。受到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乐舞的影响后，日本的雅乐开始顺利地发展起来，在政府和民间组织和人士的精心保护下一直传衍至今。而中国曾经发达的乐舞艺术，却渐渐地走上了一条渐微的不归路。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宝库中已经丧失了曾经光鲜亮丽的活态乐舞文化，而这些恰恰被日本如珍宝似的保存了下来。民族意识的增强让中国舞人意识到“雅乐回家”的重要性，于是乎，便再次“戏剧性”地反串日本曾有的角色，开始向日本全盘学习雅乐舞蹈，多次与日本进行舞蹈学术之间的交流。
前面说到古代的中印舞蹈交流虽然也未达到一个完全的平衡点，但就总体文化来说，双方的融合借鉴是充分平衡的。日本相比较而言，不仅仅是中国舞蹈文化，大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更是甚大。在日本能剧的千余个剧目中，中国题材占现存能剧目总数的约十分之一。日本现在的诗歌的标准形式也有受到从中国传出去的韵文形式的影响。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字对日本文字的影响更是无可比拟，他们的文字不论是理念上还是最终字形上，都有明显的汉字的影子，日本文字至今还直接保留了曾经使用过的大量汉字。所以放大视角以后，古时候的中日文化交流其实也未达到“正常”之态。
看得出，舞蹈自古至今都在国家的交际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舞蹈交流需要互动，而交流的前提是平等，是互相尊重，是互相学习，一边倒其实不是交流，而是追随。当然，事情没有绝对性，往时的“非正常”是为了走向更好的“正常”之态，而现在的“正常”或许也因为某些原因而陷入了“非正常”之态。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种流动意味着文化本身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舞蹈文化应该借着当代“一带一路”给予的交流好时机，既能发挥“有容乃大”的大度，虚心学习外来文化，也能实践“舞跃华章”的信心，在输入的同时懂得输出，对他国传达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更好地发挥文化交流的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2]苏娅.中日韩古典舞蹈比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3]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欧建平.世界艺术史舞蹈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5]江东.舞看八方[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