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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贝集团总裁卞洪登4月27日在“第五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道，“我们民营企业投资海外，很难得到政府帮助。各种招投标信息从来不会优先告诉我们，更别说在审批手续上，让我们等得黄花菜都凉了。至于资金，都是我们自己筹集的。等他们的贷款?既等不起，还不一定肯贷给我们。”
冷面孔，民营企业很受伤
卞洪登提到的情况并非孤例。
记者采访的另外一位常年在海外发展的福建籍民营企业家陈春风也有同样体会。他提到，差不多三年前在非洲一个国家考察时，和所在国驻华使馆联系就遭到冷遇。他现在和很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关系紧密，但是和投资所在国的中国使馆关系却很生疏。他提到，“这个差别主要是，国外的官员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服务性职业，而中国官员们对做和自己政绩无关的事并不热衷。他们会对国企那么好，是因为把国企的事情服务好了，可以写入政绩。”
记者采访了另外多个有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家，都跟记者反映，国家各种扶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虽然一直都有，但是具体落实时都打了折扣。其中一位企业家甚至在2003年有过在非洲某国被大使馆“安排”在指定住处不让换地方的经验，而这个住处住宿费极其昂贵，使馆似乎以此牟利补贴工作开支。但是他们也承认，“现在比起2003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上海一家水电设备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宾向记者表示，“原来推介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我还去听一听，参与—下投标。去过几次之后，再也不去了，这些大型项目都被中国国有企业垄断了。”
刘宾的公司主要从事大型机械设备出口，以前做过很多大型工程成套设备在华采购项目。随着中国一些大型国有水电公司纷纷“出海”，刘宾的公司再也无法参与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了。“现在只能去做中小型水电站配套项目。”刘宾说。从去年开始，刘宾的公司把重点转向东南亚和非洲，那里是中小水电站开发比较集中的区域。
国外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一般由咨询公司作项目规划，在设备采购上比较公开，而中国的水电技术和设备在国际上能得到认可，又有价格优势，因此比较容易中标。
刘宾告诉笔者，中国的国有水电企业到国外后，项目规划都由白带的规划设计院来做，采购设备变成了内部行为，招标也成了走过场，中国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参与其中。在一场海外招标会上，刘宾的企业提供的设备比在场所有企业的设备便宜至少50万美元，但最终中标的是一家中国国企。白此之后，类似的招标会，只要有国企参与，刘宾的公司一律不参加。
那么与此相对的是，国企在海外投资时，得到的是什么待遇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信集团投资顾问郭尤。郭先生说：“我都退下来了，不想多谈。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融资上一直不是问题，有银行。至于海外招投标方面，使领馆对我们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比如巴西的一个项目，就第一时间给我们消息，而且在随后招投标中应该注意的方面，都给我们做了辅导。”当记者追问是巴西一个什么项目时，郭先生表示不适合多谈。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有一部分政府人员瞧不起民营企业，不相信老百姓创造财富，给民营企业走出去形成了障碍。“当然，企业的不诚信，也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现在要颠覆一个传统观念即‘无商不奸’。”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也感到不平，“在支持企业收购的时候，国企和民企待遇完全不一样，国有企业有大把的收购机会，有资金上的鼎力支持。民企只能靠自己，即使这样努力，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审批难，层层关卡凉了黄花菜
刘经理是山东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在2008年下半年，经朋友推荐，刘经理看上了西非的一座中小型铁矿。该铁矿探明储量大约在1000万吨以上，预计未来每年可开采100万吨。矿石品质在50％至55％之间，比国内一般的矿石品质高不少。这让刘经理动了心思：这样的矿石品质，只要价格比三大矿山低，将来卖到国内，肯定大受欢迎。
“真没想到，第一步就差点栽在审批上。”刘经理说。
目前，中国对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虽然放松了不少，很多方面已经从核准制变成了备案制，但刘经理并没有感到“放松”。
刘经理说：“即使是备案，把有关手续办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对海外并购等事宜，时间紧迫，经常没有时间办理。”
对这样的一个好项目，地方政府却拖着不予办理，理由是相关手续不齐全，至于还差什么手续，刘经理一直一头雾水。
后经别人点拨，刘经理才知道要给有关部门“打点”才行。
“这人为地加长了申报周期，还得付出一大笔钱。机会不等人啊，一旦付款不及时，对方正好找这个借口跟你解约，以前的付款就等于给外方融资了。”刘经理表示。
刘经理没有去“打点”，时间过了1个月，在审批无果的情况下，刘经理以做贸易的名义把资金弄到西非，在当地设立一家离岸公司，以离岸公司的名义投资这座铁矿，花费近8亿美元，成了这座铁矿的小股东。
之后，刘经理回到中国，向中国政府报批收购那家离岸公司，“曲线”完成铁矿收购。
刘经理说：“我研究过文件，对中国人持股和控制的企业，商务部出台文件是视为内资管理的，民企在海外的矿山不应该受到资质的困扰，希望民营企业在海外的铁矿能够得到公平待遇。”
业内人士称，海外投资是中国经济极具战略意义的措施，因此政府应该简易审批程序，让民营矿企在海外收购方面得以放开手脚，快速进行。
紫金矿业副董事长蓝福生也曾表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收购面临的审批时间过长，从而错失了不少机会。他呼吁为民企开通海外并购“直通车”。
蓝福生透露，紫金矿业2009年的一宗并购交易失败，主要原因是由于外汇申请未能得到及时批准。他表示：“紫金矿业想要海外投资，需要县、镇、市、省、国家的每级审批，通常要6个月。商场如战场，等审批下来了，投资的最好时机也丢了。”
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告诉记者，“其实大家都想出了规避的办法，比如海外(或者香港)注册一个公司，或者利用外籍身份。因为项目超过一定金额，就要交给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那要等上半年或一年，商机转瞬即逝，我们哪能等得起?”
融资难，卡住海外扩张的脖子
如果是审批程序、资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折扣，民营企业都能克服的话，那么资金短缺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融资困难、结算繁琐、金融服务不足等一系列金融体系配套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短板。4月27日，在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委的负责人以及各大金融机构代表纷纷提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服务、构建全方位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研讨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 部部长徐伟表示，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据介绍，在贸促会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现状调查中，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和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这两项因素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
中国贸促会当天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仍然较为单一，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利用公司白有资本和向银行借款，仍是中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要渠道。
宋立新在刚刚闭幕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大部分民营企业都认为，走出去最大的关卡就是资金问题。民营企业现在融资的能力已比以前好了，但是跟其他所有制，尤其是国企比还是相当可怜的。融资渠道、手段，包括本身所获得的追捧都太少。
据记者了解，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来源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企业白有资金，这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在国内金融机构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获得融资。三是在国外金融机构融资。四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包括发行企业债券、私募、公开市场上市和引入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获得的资金。五是财政性资金。目前商务部建立了若干专项资金，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补贴，但总体规模很小，支持力度有限。
中国贸促会发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摘要
截至去年底，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达2,600亿美元。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这显示出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来说比较小，只有为数很少的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已经达到177个，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目前年度投资规模已经接近600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
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地分布情况看，其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是中国企业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而非洲已经成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新的热点地区。
投资涉及的行业看，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和软件业的企业较少。从近三年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同时，投资于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增长，反映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记者采访的多个民营企业家，都对记者表示，“钱的问题，我们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至于用什么办法解决?陈春风是记者的老朋友，他倒是坦率告诉记者，“我们家族搞了个基金会，哪里有机会就投哪里，我们不缺钱。”
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均表示，他们习惯亲戚朋友凑钱去投资，也有利用“地下钱庄”融资的。后一种方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这些被采访对象都不愿意置名。
但是很多的企业投资还是几乎孤注一掷。以中联重科为例，当年它收购意大利CIFA时，几乎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当然结局很美好，今年年初在意大利总统府，意总统纳波利塔诺为中联重科詹纯新颁发“莱昂纳多国际奖”，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获该国际奖项。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如行业准人的问题，中小企业贷款难，用工成本资金成本上升比较快，技术研发方面很难得到国家支持，税收成本增加等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制约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再加上今年我国政府为了抑制物价，货币政策已经回归稳健，2011年将会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的一年。
历经磨难，民企理当成为海外投资主力军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总数已达750多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总数的70％以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企业群体。未来三年将有三分之一的民企在境外设立销售网络，四分之一的民企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另有15％的民企在海外投资建厂在一些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力量。
相对于目前国企海外圈矿频遭壁垒，民企海外收购则屡有斩获。不难看出，越来越“不差钱”的民营企业当前出海并购的需求也十分旺盛，而且民企在海外并购时可能会面临较为宽松的海外审查环境，容易被所在国放行，而国企的海外投资难免会被政治化，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副会长、经纬集团董事会主席陈经纬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及关于支持我国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与支持国有企业到海外发展，各自有什么利弊时，他表示：无可否认，在企业利用外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具有先天有利条件，其本身就有高端人才和充足资金的强力支撑，海外发展经验相对丰富，而且容易得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他说，大型企业“走出去”的某些弊端也是显而易见，例如外国政府有关部门出于各种考虑，对与中国大型企业的经济合作项目要求非常严格和苛刻，尤其对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资源类战略意义的项目，出于政治意图刻意阻挠交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宗投资并购还被刻意炒作，成为经济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
然而，中国广大民营企业则具有很多自身优势。主要是民企体制机制灵活、“船小好掉头”，其把握商机、风险管控、承担责任的意识更强，因一旦投资不慎，一切风险将由民企自身承担，无处转嫁；加上民企自身的特殊地位，其经营者更加具备吃苦耐劳的韧劲和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海外可以不断创造优秀业绩。
保育钧在4月14日表示，“现在的事实就是谁有本事谁出去，谁有关系谁出去，造成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最先锋。我始终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出去’的主体不应当是国有企业，而应当是民营企业。”
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在增长现象当中隐藏了大量的市场问题，归纳起来有四个问题：第一是市场准入并未完全解决；第二是融资困难没有解决；第三是税费负担重；第四是权益保障不到位。
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段祺华表示十分理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两支队伍‘走出去’，国家却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民企走得很辛苦，但是民营企业却有优势，在国外姿态低，成功率高。”所以，段祺华建议有关方面转变观念，积极完善政策，积极支持民企“走出去”，发挥民企优势。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国内民营企业都有很高的“走出去”的积极性，但政府要给民营企业松绑。
政策松绑，需多管齐下
今年两会上，关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这个话题，就收到多份相关提案，提案的核心都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促进法》有关，提案要求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纳入国家级规划，通过《促进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复星集团郭广昌建议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从“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层面，制订鼓励海外投资产业目录，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支持和政策引导。对于符合产业目录要求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开辟信贷支持的“绿色通道”。他还建议商务部等部门发挥协调作用，推动在国有企业海外重大投资项目中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减少可以规避的境外政治阻力。
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和外汇管理局等部委的官员在第五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表示，“十二五”期间，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利用混合贷款、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采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以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继续深化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改革；完善支持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保障机制等，以指引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国家发改委外贸司司长孔令龙明确表示，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及其境外分支机构为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便利和良好的金融服务；积极发挥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作用，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利用混合贷款、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采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以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在税收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张志勇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指南，利用网站、报刊、12366税收服务热线、办税服务大厅等载体，拓宽税收宣传和涉税信息的发布途径，更好地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税收政策指引和涉税基础信息。另一方面，国税总局将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为“走出去”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税收环境。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管理司司长孙鲁军则表示，下一步，要重点推进资本项目改革，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冷面孔，民营企业很受伤
卞洪登提到的情况并非孤例。
记者采访的另外一位常年在海外发展的福建籍民营企业家陈春风也有同样体会。他提到，差不多三年前在非洲一个国家考察时，和所在国驻华使馆联系就遭到冷遇。他现在和很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关系紧密，但是和投资所在国的中国使馆关系却很生疏。他提到，“这个差别主要是，国外的官员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服务性职业，而中国官员们对做和自己政绩无关的事并不热衷。他们会对国企那么好，是因为把国企的事情服务好了，可以写入政绩。”
记者采访了另外多个有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家，都跟记者反映，国家各种扶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虽然一直都有，但是具体落实时都打了折扣。其中一位企业家甚至在2003年有过在非洲某国被大使馆“安排”在指定住处不让换地方的经验，而这个住处住宿费极其昂贵，使馆似乎以此牟利补贴工作开支。但是他们也承认，“现在比起2003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上海一家水电设备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宾向记者表示，“原来推介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我还去听一听，参与—下投标。去过几次之后，再也不去了，这些大型项目都被中国国有企业垄断了。”
刘宾的公司主要从事大型机械设备出口，以前做过很多大型工程成套设备在华采购项目。随着中国一些大型国有水电公司纷纷“出海”，刘宾的公司再也无法参与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了。“现在只能去做中小型水电站配套项目。”刘宾说。从去年开始，刘宾的公司把重点转向东南亚和非洲，那里是中小水电站开发比较集中的区域。
国外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一般由咨询公司作项目规划，在设备采购上比较公开，而中国的水电技术和设备在国际上能得到认可，又有价格优势，因此比较容易中标。
刘宾告诉笔者，中国的国有水电企业到国外后，项目规划都由白带的规划设计院来做，采购设备变成了内部行为，招标也成了走过场，中国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参与其中。在一场海外招标会上，刘宾的企业提供的设备比在场所有企业的设备便宜至少50万美元，但最终中标的是一家中国国企。白此之后，类似的招标会，只要有国企参与，刘宾的公司一律不参加。
那么与此相对的是，国企在海外投资时，得到的是什么待遇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信集团投资顾问郭尤。郭先生说：“我都退下来了，不想多谈。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融资上一直不是问题，有银行。至于海外招投标方面，使领馆对我们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比如巴西的一个项目，就第一时间给我们消息，而且在随后招投标中应该注意的方面，都给我们做了辅导。”当记者追问是巴西一个什么项目时，郭先生表示不适合多谈。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有一部分政府人员瞧不起民营企业，不相信老百姓创造财富，给民营企业走出去形成了障碍。“当然，企业的不诚信，也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现在要颠覆一个传统观念即‘无商不奸’。”
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也感到不平，“在支持企业收购的时候，国企和民企待遇完全不一样，国有企业有大把的收购机会，有资金上的鼎力支持。民企只能靠自己，即使这样努力，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
审批难，层层关卡凉了黄花菜
刘经理是山东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在2008年下半年，经朋友推荐，刘经理看上了西非的一座中小型铁矿。该铁矿探明储量大约在1000万吨以上，预计未来每年可开采100万吨。矿石品质在50％至55％之间，比国内一般的矿石品质高不少。这让刘经理动了心思：这样的矿石品质，只要价格比三大矿山低，将来卖到国内，肯定大受欢迎。
“真没想到，第一步就差点栽在审批上。”刘经理说。
目前，中国对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虽然放松了不少，很多方面已经从核准制变成了备案制，但刘经理并没有感到“放松”。
刘经理说：“即使是备案，把有关手续办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对海外并购等事宜，时间紧迫，经常没有时间办理。”
对这样的一个好项目，地方政府却拖着不予办理，理由是相关手续不齐全，至于还差什么手续，刘经理一直一头雾水。
后经别人点拨，刘经理才知道要给有关部门“打点”才行。
“这人为地加长了申报周期，还得付出一大笔钱。机会不等人啊，一旦付款不及时，对方正好找这个借口跟你解约，以前的付款就等于给外方融资了。”刘经理表示。
刘经理没有去“打点”，时间过了1个月，在审批无果的情况下，刘经理以做贸易的名义把资金弄到西非，在当地设立一家离岸公司，以离岸公司的名义投资这座铁矿，花费近8亿美元，成了这座铁矿的小股东。
之后，刘经理回到中国，向中国政府报批收购那家离岸公司，“曲线”完成铁矿收购。
刘经理说：“我研究过文件，对中国人持股和控制的企业，商务部出台文件是视为内资管理的，民企在海外的矿山不应该受到资质的困扰，希望民营企业在海外的铁矿能够得到公平待遇。”
业内人士称，海外投资是中国经济极具战略意义的措施，因此政府应该简易审批程序，让民营矿企在海外收购方面得以放开手脚，快速进行。
紫金矿业副董事长蓝福生也曾表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收购面临的审批时间过长，从而错失了不少机会。他呼吁为民企开通海外并购“直通车”。
蓝福生透露，紫金矿业2009年的一宗并购交易失败，主要原因是由于外汇申请未能得到及时批准。他表示：“紫金矿业想要海外投资，需要县、镇、市、省、国家的每级审批，通常要6个月。商场如战场，等审批下来了，投资的最好时机也丢了。”
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告诉记者，“其实大家都想出了规避的办法，比如海外(或者香港)注册一个公司，或者利用外籍身份。因为项目超过一定金额，就要交给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那要等上半年或一年，商机转瞬即逝，我们哪能等得起?”
融资难，卡住海外扩张的脖子
如果是审批程序、资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折扣，民营企业都能克服的话，那么资金短缺则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融资困难、结算繁琐、金融服务不足等一系列金融体系配套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短板。4月27日，在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等多部委的负责人以及各大金融机构代表纷纷提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金融服务、构建全方位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研讨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 部部长徐伟表示，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据介绍，在贸促会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现状调查中，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和缺乏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这两项因素是制约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
中国贸促会当天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仍然较为单一，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利用公司白有资本和向银行借款，仍是中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要渠道。
宋立新在刚刚闭幕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大部分民营企业都认为，走出去最大的关卡就是资金问题。民营企业现在融资的能力已比以前好了，但是跟其他所有制，尤其是国企比还是相当可怜的。融资渠道、手段，包括本身所获得的追捧都太少。
据记者了解，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资金来源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企业白有资金，这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在国内金融机构及其境外分支机构获得融资。三是在国外金融机构融资。四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包括发行企业债券、私募、公开市场上市和引入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获得的资金。五是财政性资金。目前商务部建立了若干专项资金，用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补贴，但总体规模很小，支持力度有限。
中国贸促会发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摘要
截至去年底，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达2,600亿美元。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这显示出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来说比较小，只有为数很少的企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已经达到177个，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目前年度投资规模已经接近600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
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地分布情况看，其中亚洲、欧洲和北美是中国企业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而非洲已经成为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新的热点地区。
投资涉及的行业看，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其次为批发零售业、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等，投资于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和软件业的企业较少。从近三年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比重有所降低，同时，投资于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增长，反映出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开发等领域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记者采访的多个民营企业家，都对记者表示，“钱的问题，我们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至于用什么办法解决?陈春风是记者的老朋友，他倒是坦率告诉记者，“我们家族搞了个基金会，哪里有机会就投哪里，我们不缺钱。”
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均表示，他们习惯亲戚朋友凑钱去投资，也有利用“地下钱庄”融资的。后一种方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所以这些被采访对象都不愿意置名。
但是很多的企业投资还是几乎孤注一掷。以中联重科为例，当年它收购意大利CIFA时，几乎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当然结局很美好，今年年初在意大利总统府，意总统纳波利塔诺为中联重科詹纯新颁发“莱昂纳多国际奖”，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获该国际奖项。
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如行业准人的问题，中小企业贷款难，用工成本资金成本上升比较快，技术研发方面很难得到国家支持，税收成本增加等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制约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再加上今年我国政府为了抑制物价，货币政策已经回归稳健，2011年将会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的一年。
历经磨难，民企理当成为海外投资主力军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总数已达750多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总数的70％以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企业群体。未来三年将有三分之一的民企在境外设立销售网络，四分之一的民企在境外设立办事机构，另有15％的民企在海外投资建厂在一些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力量。
相对于目前国企海外圈矿频遭壁垒，民企海外收购则屡有斩获。不难看出，越来越“不差钱”的民营企业当前出海并购的需求也十分旺盛，而且民企在海外并购时可能会面临较为宽松的海外审查环境，容易被所在国放行，而国企的海外投资难免会被政治化，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商会副会长、经纬集团董事会主席陈经纬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及关于支持我国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与支持国有企业到海外发展，各自有什么利弊时，他表示：无可否认，在企业利用外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具有先天有利条件，其本身就有高端人才和充足资金的强力支撑，海外发展经验相对丰富，而且容易得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他说，大型企业“走出去”的某些弊端也是显而易见，例如外国政府有关部门出于各种考虑，对与中国大型企业的经济合作项目要求非常严格和苛刻，尤其对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资源类战略意义的项目，出于政治意图刻意阻挠交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大宗投资并购还被刻意炒作，成为经济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
然而，中国广大民营企业则具有很多自身优势。主要是民企体制机制灵活、“船小好掉头”，其把握商机、风险管控、承担责任的意识更强，因一旦投资不慎，一切风险将由民企自身承担，无处转嫁；加上民企自身的特殊地位，其经营者更加具备吃苦耐劳的韧劲和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在海外可以不断创造优秀业绩。
保育钧在4月14日表示，“现在的事实就是谁有本事谁出去，谁有关系谁出去，造成国有企业成为走出去最先锋。我始终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出去’的主体不应当是国有企业，而应当是民营企业。”
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在增长现象当中隐藏了大量的市场问题，归纳起来有四个问题：第一是市场准入并未完全解决；第二是融资困难没有解决；第三是税费负担重；第四是权益保障不到位。
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段祺华表示十分理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两支队伍‘走出去’，国家却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民企走得很辛苦，但是民营企业却有优势，在国外姿态低，成功率高。”所以，段祺华建议有关方面转变观念，积极完善政策，积极支持民企“走出去”，发挥民企优势。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国内民营企业都有很高的“走出去”的积极性，但政府要给民营企业松绑。
政策松绑，需多管齐下
今年两会上，关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这个话题，就收到多份相关提案，提案的核心都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促进法》有关，提案要求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纳入国家级规划，通过《促进法》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
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复星集团郭广昌建议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从“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层面，制订鼓励海外投资产业目录，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支持和政策引导。对于符合产业目录要求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开辟信贷支持的“绿色通道”。他还建议商务部等部门发挥协调作用，推动在国有企业海外重大投资项目中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减少可以规避的境外政治阻力。
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和外汇管理局等部委的官员在第五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表示，“十二五”期间，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利用混合贷款、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采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以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继续深化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改革；完善支持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保障机制等，以指引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国家发改委外贸司司长孔令龙明确表示，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及其境外分支机构为境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便利和良好的金融服务；积极发挥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作用，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利用混合贷款、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采用境内外发行股票、债券以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在税收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张志勇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指南，利用网站、报刊、12366税收服务热线、办税服务大厅等载体，拓宽税收宣传和涉税信息的发布途径，更好地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税收政策指引和涉税基础信息。另一方面，国税总局将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为“走出去”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税收环境。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管理司司长孙鲁军则表示，下一步，要重点推进资本项目改革，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