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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世界喝彩的掌声中，中国迈着自信的步伐，跨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门。数据显示，10年间，中国的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4.9倍和4.7倍，吸引外资约7000多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余家已在华开展业务。
成绩有目共睹!但事实上，中国努力了十五年，才最终敲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开始旷日持久的谈判，先进行的是“复关”谈判(即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然后是“入世”谈判。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参与复关谈判的原中国贸促会会长俞晓松，请他为大家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档案。
“入世谈判中国的时间是最长的”
中国对外贸易：您作为中国复关谈判的亲历者，应该对这段历史印象深刻，您能否回忆一下您所经历的复关谈判过程?
俞晓松：全球三大经济支柱组织是指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现在的世贸组织)。前二者，中国都是正式成员，只在关贸总协定没有席位。而1947年签署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此后，台湾当局退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接替。在国家确定对外开放方针后，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即“复关”。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复关”谈判。也是这一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举行了关贸总协定国家(地区)部长级会议，开始了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推动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被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谈判延续了八年，中国始终参与，并在最终协议上签字。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共走过15年，是此前谈判国家中历程最长的。这其中既有国际政治、外交方面重大变化的影响，也有“乌拉圭回合”对成员国(地区)提出的新要求，还有我国自身改革开放进程发展的因素。
从改革开放方面看，最初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排在全球三十多位，被认为“无足轻重”，谈判设置的门槛就低些。谈判期间，我国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迅速提升，缔约国各方自然就对我们不断提高“要价”，也就是本来已经谈妥的问题，过了一年又重新再谈，这是谈判时间拉长的一方面原因。
我国自身的经济改革也是渐进的。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点的。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有一个过程。国家的经济贸易法规、政策也在变化中发展，谈判中哪些条款可以接收，哪些要过几年才能接受、实施，有的涉及国内现行法律，政府谈判代表无权承诺等等，这也使谈判进程拉长。
“农产品谈判发人深省”
中国对外贸易：在您经历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哪些问题是最困难的?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俞晓松：“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的协定条款，从现今的国情来看，并没有明显不利于我国的约束条款。但当年谈判时，还是有不少难题。贸易自由化是“世贸”的基石之一。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国际贸易活动。而当年我国的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是要经政府、而且是中央一级政府批准的。这促使我国出台《对外贸易法》。直到人世那年，我国才依法实施了国际贸易登记制。又比如有关“政府采购”的条款，主要规定政府采购应公开，国内外企业可平等参与竞争(国民待遇)。当年国内主管部门不同意此项承诺。由于不是重要条款，谈判中未予纠缠。但其后我们自己意识到，不透明的政府采购易滋生各种弊端，国家在人世前便主动地制订了《招投标法》。
农产品谈判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激烈的争议在于农产品补贴。有的友好国家成员提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均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现有的农业补贴一定要充分表述，这是今后谈判的基数。但经国内多方统计，这个数字少得可怜，被认为没有谈判需要。而约定可以实施的“绿色补贴”，如良种、农药、农技推广等，我国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这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谈判代表们感到发人深省。作为农业大国，中央近些年来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能说和入世谈判反馈的信息没有关系。
“关税谈判也有相当难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复关”和“入世”谈判中，关税谈判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俞晓松：关税谈判当然有相当难度，也是与各方谈判中“量”最大的。一个国家(地区)的主要出口商品，都希望中国的进口关税大幅降低，只谈总税率不行，要一个一个税号、一个一个国家地谈。
回过头总结，当然首先是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当今是全球化的世界，国际市场上高质量的、我们缺乏的商品，应当进口为我所用。设置关税壁垒，似乎保护了本国商品，但也保护了落后。比如机床，它是制造多种商品的“工作母机”。自己的性能不够标准、不够精密，如若限制进口，保护了本国的机床制造业，却使众多其他行业的制成品质量不高，难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关税下调会减少财政收入。实际上关税下调以后，进口总量会增加，即税基扩大了。在我负责关税税则委员会的五年间，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关税总水平自主从42％降至18％，但海关收入每年都在增加。加入世贸时，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10％以下，但海关收入仍是年年增长。还有种观点认为，关税下调会否使“洋货”充斥市场?这要看国家的外汇储备。关税降至零，如果没有外汇，如果“洋货”不如“国货”，“洋货”照样进不了。国内市场有了需求，又有充足的外汇，多进口一些商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
总之，降低关税是一个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问题。
“入世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回顾中国入世十年的历程，您感到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重要变化?
俞晓松：近十年，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首先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然，但“入世”谈判及“入世”本身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WTO另一基本原则是透明度，即各项政策、规定都应透明，这对本国企业、公民也是应当做到的。现在诸多法律、政策的制订、修改，多采取事前广泛征求意见的措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当天晚上就上电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贸易自由化的原则是公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在法律、法规上对“三资企业”给予了一定优待，其中一些可以说是超国民待遇，国际反映是好的。但接着就有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自己国家的民营企业还受诸多限制呢?后来，制订两个“民企三十八条”就是一个社会进步。
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开放都是世贸组织规则中的内容。这方面公民的意识、社会的观念、法律的完善，都在“入世”前后有了显著变化。
为迎接人世，我们修订或废止了近2000项法律、规定，其中并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现在回顾 来看，这些法律或规定是本应修订或废止的，只不过因为“入世”，加速了这个进程。
人世谈判以及人世十年，我们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确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人世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国于民均有利。
中国企业真正成为跨国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对外贸易：您认为，中国经济在与世界接轨过程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俞晓松：经济全球化是因科学技术发展而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国家能否从中获益还取决于其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我国确定改革开放方针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方针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体，但人均GDP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按国际排位还在90位左右(这还包含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虽然我们目前是贸易大国，但只是和我国经济总量占比相当，按人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多年，“入世”后我们是在适应国际经济活动中已有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也要改革，“多哈回合”谈判还未结束。我国在这方面的“话语权”还不大，我们还要努力。
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应的位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年前，只有官办的外贸公司和少数大型工业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经营范围还受到限制。约在1990年，国家批准了第一家私营(民营)企业外贸自主权，这还是一家小型的、产品主要出口的企业。我记得当时还规定不登报、不宣传。现在，可以说只要有意愿，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国际贸易活动。但在这些企业高管层中，通晓国际语言(如英语)的人少得可怜，更来不及培养出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人才。
“世界500强”的名单中，我国企业占位每年都有增加，但大多是因为“大”才排进去的，还说不上“强”。真正能熟练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游戏规则”，能在某种或某几种商品上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的、算得上跨国公司的，数量还是很少。
中国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不断自强、白砺，要靠一代、甚至几代人下定决心的努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应当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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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关谈判大事记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
1987年10月22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确定工作日程。
1989年4月18日至19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7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评估。
1989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5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复关谈判有望在1989年底结束。
1989年12月12日至14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事实上重新开始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
1990年1月1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名义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
1991年1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国祥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中国政府关于澳门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声明。澳门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1991年10月，中国总理李鹏致函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首脑和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阐明中国复关问题的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举行工作会议，开始议定书实质性谈判，在与中国政府协商并取得一致前，不得成立台湾工作组。
1992年9月29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根据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谈判达成的谅解，就处理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发表声明。声明基本反映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台湾入关问题的三项原则。
1992年10月10日，中美达成《市场准入备忘录》，美国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1994年4月12日至15日，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会各方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国代表团参会并签署《最后文件》。
1994年8月底，中国提出改进后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减让表。作为解决复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并从9月至10月派出以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吴家煌为团长的市场准入代表团在日内瓦与缔约方进行了50多天的谈判。
1994年11月28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大使分别约见驻在国高级官员，通报中国政府关于复关谈判最后时限的决定。
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市场准入和议定书与缔约方进行谈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4年10月20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9次工作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会上严厉谴责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无理阻挠，致使复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1995年3月11日至1 5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访华，与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就复关问题达成8点协议，同意在灵活务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入世”的谈判，并同意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
1995年5月7日至19日，应关贸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邀请，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与缔约方就中国复关进行非正式双边磋商。此次磋商被西方媒体称为“试水”谈判。
1995年6月3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
1995年11月，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照会”世贸组织把关贸总协定中国台北问题工作组更名为世贸组织中国台北工作组。
成绩有目共睹!但事实上，中国努力了十五年，才最终敲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开始旷日持久的谈判，先进行的是“复关”谈判(即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然后是“入世”谈判。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参与复关谈判的原中国贸促会会长俞晓松，请他为大家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档案。
“入世谈判中国的时间是最长的”
中国对外贸易：您作为中国复关谈判的亲历者，应该对这段历史印象深刻，您能否回忆一下您所经历的复关谈判过程?
俞晓松：全球三大经济支柱组织是指联合国贸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现在的世贸组织)。前二者，中国都是正式成员，只在关贸总协定没有席位。而1947年签署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此后，台湾当局退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接替。在国家确定对外开放方针后，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即“复关”。
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复关”谈判。也是这一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举行了关贸总协定国家(地区)部长级会议，开始了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推动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被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谈判延续了八年，中国始终参与，并在最终协议上签字。
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共走过15年，是此前谈判国家中历程最长的。这其中既有国际政治、外交方面重大变化的影响，也有“乌拉圭回合”对成员国(地区)提出的新要求，还有我国自身改革开放进程发展的因素。
从改革开放方面看，最初我国的国际贸易总量排在全球三十多位，被认为“无足轻重”，谈判设置的门槛就低些。谈判期间，我国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迅速提升，缔约国各方自然就对我们不断提高“要价”，也就是本来已经谈妥的问题，过了一年又重新再谈，这是谈判时间拉长的一方面原因。
我国自身的经济改革也是渐进的。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规则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点的。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有一个过程。国家的经济贸易法规、政策也在变化中发展，谈判中哪些条款可以接收，哪些要过几年才能接受、实施，有的涉及国内现行法律，政府谈判代表无权承诺等等，这也使谈判进程拉长。
“农产品谈判发人深省”
中国对外贸易：在您经历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哪些问题是最困难的?有没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俞晓松：“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的协定条款，从现今的国情来看，并没有明显不利于我国的约束条款。但当年谈判时，还是有不少难题。贸易自由化是“世贸”的基石之一。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国际贸易活动。而当年我国的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是要经政府、而且是中央一级政府批准的。这促使我国出台《对外贸易法》。直到人世那年，我国才依法实施了国际贸易登记制。又比如有关“政府采购”的条款，主要规定政府采购应公开，国内外企业可平等参与竞争(国民待遇)。当年国内主管部门不同意此项承诺。由于不是重要条款，谈判中未予纠缠。但其后我们自己意识到，不透明的政府采购易滋生各种弊端，国家在人世前便主动地制订了《招投标法》。
农产品谈判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激烈的争议在于农产品补贴。有的友好国家成员提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均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现有的农业补贴一定要充分表述，这是今后谈判的基数。但经国内多方统计，这个数字少得可怜，被认为没有谈判需要。而约定可以实施的“绿色补贴”，如良种、农药、农技推广等，我国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这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谈判代表们感到发人深省。作为农业大国，中央近些年来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能说和入世谈判反馈的信息没有关系。
“关税谈判也有相当难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复关”和“入世”谈判中，关税谈判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俞晓松：关税谈判当然有相当难度，也是与各方谈判中“量”最大的。一个国家(地区)的主要出口商品，都希望中国的进口关税大幅降低，只谈总税率不行，要一个一个税号、一个一个国家地谈。
回过头总结，当然首先是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当今是全球化的世界，国际市场上高质量的、我们缺乏的商品，应当进口为我所用。设置关税壁垒，似乎保护了本国商品，但也保护了落后。比如机床，它是制造多种商品的“工作母机”。自己的性能不够标准、不够精密，如若限制进口，保护了本国的机床制造业，却使众多其他行业的制成品质量不高，难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关税下调会减少财政收入。实际上关税下调以后，进口总量会增加，即税基扩大了。在我负责关税税则委员会的五年间，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关税总水平自主从42％降至18％，但海关收入每年都在增加。加入世贸时，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10％以下，但海关收入仍是年年增长。还有种观点认为，关税下调会否使“洋货”充斥市场?这要看国家的外汇储备。关税降至零，如果没有外汇，如果“洋货”不如“国货”，“洋货”照样进不了。国内市场有了需求，又有充足的外汇，多进口一些商品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
总之，降低关税是一个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问题。
“入世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回顾中国入世十年的历程，您感到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重要变化?
俞晓松：近十年，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首先是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使然，但“入世”谈判及“入世”本身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WTO另一基本原则是透明度，即各项政策、规定都应透明，这对本国企业、公民也是应当做到的。现在诸多法律、政策的制订、修改，多采取事前广泛征求意见的措施，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当天晚上就上电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贸易自由化的原则是公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在法律、法规上对“三资企业”给予了一定优待，其中一些可以说是超国民待遇，国际反映是好的。但接着就有了新的问题，为什么自己国家的民营企业还受诸多限制呢?后来，制订两个“民企三十八条”就是一个社会进步。
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开放都是世贸组织规则中的内容。这方面公民的意识、社会的观念、法律的完善，都在“入世”前后有了显著变化。
为迎接人世，我们修订或废止了近2000项法律、规定，其中并无损害国家利益之处。现在回顾 来看，这些法律或规定是本应修订或废止的，只不过因为“入世”，加速了这个进程。
人世谈判以及人世十年，我们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确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人世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国于民均有利。
中国企业真正成为跨国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对外贸易：您认为，中国经济在与世界接轨过程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俞晓松：经济全球化是因科学技术发展而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一个国家能否从中获益还取决于其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我国确定改革开放方针加入世贸组织，是正确的方针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排名靠前的经济体，但人均GDP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按国际排位还在90位左右(这还包含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虽然我们目前是贸易大国，但只是和我国经济总量占比相当，按人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只有短短30多年，“入世”后我们是在适应国际经济活动中已有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也要改革，“多哈回合”谈判还未结束。我国在这方面的“话语权”还不大，我们还要努力。
我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应的位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年前，只有官办的外贸公司和少数大型工业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经营范围还受到限制。约在1990年，国家批准了第一家私营(民营)企业外贸自主权，这还是一家小型的、产品主要出口的企业。我记得当时还规定不登报、不宣传。现在，可以说只要有意愿，任何企业都可以从事国际贸易活动。但在这些企业高管层中，通晓国际语言(如英语)的人少得可怜，更来不及培养出能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人才。
“世界500强”的名单中，我国企业占位每年都有增加，但大多是因为“大”才排进去的，还说不上“强”。真正能熟练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游戏规则”，能在某种或某几种商品上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的、算得上跨国公司的，数量还是很少。
中国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不断自强、白砺，要靠一代、甚至几代人下定决心的努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应当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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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关谈判大事记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
1987年10月22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确定工作日程。
1989年4月18日至19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7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评估。
1989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5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复关谈判有望在1989年底结束。
1989年12月12日至14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8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事实上重新开始审议中国的外贸制度。
1990年1月1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地区”名义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
1991年1月11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范国祥向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中国政府关于澳门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声明。澳门成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1991年10月，中国总理李鹏致函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首脑和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阐明中国复关问题的立场，强调当务之急是立即举行工作会议，开始议定书实质性谈判，在与中国政府协商并取得一致前，不得成立台湾工作组。
1992年9月29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根据中国与主要缔约方谈判达成的谅解，就处理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发表声明。声明基本反映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台湾入关问题的三项原则。
1992年10月10日，中美达成《市场准入备忘录》，美国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取得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1994年4月12日至15日，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会各方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国代表团参会并签署《最后文件》。
1994年8月底，中国提出改进后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减让表。作为解决复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并从9月至10月派出以海关总署关税司司长吴家煌为团长的市场准入代表团在日内瓦与缔约方进行了50多天的谈判。
1994年11月28日，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会见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大使分别约见驻在国高级官员，通报中国政府关于复关谈判最后时限的决定。
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市场准入和议定书与缔约方进行谈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1994年10月20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19次工作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在会上严厉谴责少数缔约方漫天要价，无理阻挠，致使复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1995年3月11日至1 5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访华，与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就复关问题达成8点协议，同意在灵活务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入世”的谈判，并同意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
1995年5月7日至19日，应关贸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邀请，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率中国代表团赴日内瓦与缔约方就中国复关进行非正式双边磋商。此次磋商被西方媒体称为“试水”谈判。
1995年6月3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
1995年11月，中国政府照会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入世”工作组；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照会”世贸组织把关贸总协定中国台北问题工作组更名为世贸组织中国台北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