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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崔永元年满50岁了。在过完50岁生日后，他选择离开了央视。一时间，外界对他有颇多猜测与传言，然而已步入了“知天命”之年的他，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对于自己将来要走的人生道路，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1996年3月，央视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在这个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不那么字正腔圆，随意得就如“邻居家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脸上总是带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小崔”。
崔永元的出现，让国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崔永元的确很平民，和他交流不会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你向他提出怎样的问题，哪怕是问得再没水准，他也会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我想起了他的老毛病。如今，“小崔”都已经变成“老崔”了，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近几年，崔永元又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小崔”做的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一个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了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我开始希望台里也能建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什么。”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了故纸堆里，从此就再也出不来了。他组建了一支记者团队，记录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六大类，共计4000多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多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但没有结果。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开始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了自己所在的央视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而且，对于那些要投钱给他的人，他也实话实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去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实话实说》的那个团队，对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你看看我的那些同事，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水均益说外语根本不用动脑子。所以，从‘万金油’新闻系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
对于外界说他在央视不合群的传闻，崔永元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但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我病的这几年，领导对我也算很照顾了。从传达室的阿姨，到给我剪头发的小刘师傅，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我在电视台没有什么敌人，这也是挺让我自豪的事，虽然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他们都习惯了。我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可能是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我不会找台长说为什么十佳主持人没有我，为什么这个奖章不给我，为什么工资不是我最多。”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崔永元说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一直以来，良心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所以在两会上，我们看到了他屡屡发炮，也因为此，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崔永元笑着说：“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在传媒业磨炼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所以，崔永元早晚会选择离开。只不过这次他有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崔永元说：“虽然到了‘知天命’之年，应该可以享享福了，但我自己过得并不轻松。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路还有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东西特别多，而你有能力改变的又特别少，甚至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能改变的。”他还说：“现在，我总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走路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却是条件反射般地总是哈着腰走。”
1996年3月，央视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在这个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不那么字正腔圆，随意得就如“邻居家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脸上总是带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小崔”。
崔永元的出现，让国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崔永元的确很平民，和他交流不会有任何的距离感，无论你向他提出怎样的问题，哪怕是问得再没水准，他也会非常认真地一一作答。
“您想喝点什么？”“都行，只要能睡着觉的。”崔永元的一句话，让我想起了他的老毛病。如今，“小崔”都已经变成“老崔”了，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近几年，崔永元又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小崔”做的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一个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了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我开始希望台里也能建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什么。”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了故纸堆里，从此就再也出不来了。他组建了一支记者团队，记录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六大类，共计4000多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多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但没有结果。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开始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了自己所在的央视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而且，对于那些要投钱给他的人，他也实话实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去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
回想自己在央视的十几年，崔永元如今最留恋的，还是他刚刚进入央视评论部做《实话实说》的那段时光。他也曾虚荣过，对着镜子审视过自己。
崔永元说，《实话实说》的那个团队，对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向毛主席保证，干上《实话实说》以后，我就没怎么骄傲过。你看看我的那些同事，敬一丹是硕士，方宏进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水均益说外语根本不用动脑子。所以，从‘万金油’新闻系出来的我，真是一穷二白。”
对于外界说他在央视不合群的传闻，崔永元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但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好的，我病的这几年，领导对我也算很照顾了。从传达室的阿姨，到给我剪头发的小刘师傅，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好。我在电视台没有什么敌人，这也是挺让我自豪的事，虽然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他们都习惯了。我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可能是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我不会找台长说为什么十佳主持人没有我，为什么这个奖章不给我，为什么工资不是我最多。”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抗战时期，在美国工作的胡适曾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几十年后的今天，崔永元又用这句话来自勉。虽有酸楚之味，亦不乏激情之志。
崔永元说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自己想的事情不一样了，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一直以来，良心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所以在两会上，我们看到了他屡屡发炮，也因为此，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崔永元笑着说：“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在传媒业磨炼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所以，崔永元早晚会选择离开。只不过这次他有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崔永元说：“虽然到了‘知天命’之年，应该可以享享福了，但我自己过得并不轻松。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路还有多长，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东西特别多，而你有能力改变的又特别少，甚至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能改变的。”他还说：“现在，我总有种紧迫感，‘老了、老了’，这个念头总在脑子里出现。我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走路特别爱挺胸抬头，现在却是条件反射般地总是哈着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