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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朱德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公正的对待：大字报围攻，被逼出中南海，夫人遭批斗，连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幸免于难的女儿朱敏也受到迫害……在那些黑云翻滚的岁月里，雖然他们父女长时期不能见面，但是他们父女的心却是相通的。
淡然一笑 泰然处之
“文革”开始后，面对纷乱的局势，朱德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的方式。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场中有人为朱德捏了把汗，担心他的话会被人利用。朱德不看别人的脸色，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现在有个问题，你是反革命，他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朱德这番话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
不几天，林彪、陈伯达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写有“把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大幅标语，张挂在京城街头。斗大的黑字，十分刺眼。
对于大字报和标语，朱德选择了沉默，他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帅，不屑于几张大字报、几幅标语的歪曲和攻击。他做好夫人康克清的工作，由她“留守”中南海，自己约上秘书、警卫，住到了京郊玉泉山。
在玉泉山，朱德照常爬山，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也看看文件。一贯乐观大度的他这时显得心事重重，沉闷地打发着每一天的时光，消磨日子。
一天上午，朱德接到康克清的电话：揭发批判你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里了，贴到我们家的门口了，你赶快回来看看！放下话筒，朱德沉思良久，嘱咐秘书：与别墅管理员结清伙食、住宿等费用。然后又召集随行人员，说：“回家看看！”
朱德的车抵达中南海西门，白花花的大字报从墙的这头一直贴到那头。红墙、白纸、黑字，在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扎眼，阵阵寒风把大字报掀得哗哗作响。老帅面色凝重，看到作为国家政治心脏的中南海也乱成如此局面，他不禁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
汽车靠近家门，等候朱德归来的康克清倚立在门口，疲惫的脸上露出几分焦虑。朱德下车后，先安慰康克清，然后牵着她的手一同去看大字报。浏览一阵大字报后，他甚觉乏味，便回到家中。
来到书房，朱德对忧心忡忡的康克清淡淡一笑，说：“只要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是了解我的。你不要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不是走资派！”康克清见朱德不以为然，不由得松了口气。
朱德回到家后，门外，大字报天天在更换，“朱德”两字上被打上了红叉叉；门内，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散步时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不禁发出朗朗的笑声。对大字报涉及的内容，他也不作评论。
大字报不足以扳倒朱德，“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划中紧张地筹备着。
红墙如山 亲情如割
当有人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朱德的大会的消息传到了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的朱敏耳朵里时，她不由得急火攻心。81岁高龄且多病的老父亲万一发生意外，做女儿的如何面对悲剧？
朱敏对父亲一直放心不下，必须亲自去看看。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她不敢使用，若使用时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大字报漫天、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就会从天而降。
于是，朱敏骑上自行车，奔向中南海。来到中南海西门，她如往常一样掏出进人中南海的证件。递给卫兵。卫兵瞅上一眼，说：“证件失效，不能进去。”朱敏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申辩：“几天前还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又解释说：“我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来看望父亲的，请你通报一下。”
卫兵坚定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违反命令。”说完这句话，卫兵就不再理会朱敏了。
朱敏呆呆地站立在门外，扫视着这原本熟悉而今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红墙那么刺眼。她品尝到了有家难归的痛苦。
朱敏左顾右盼，可等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一个熟人进出这道门，也无法捎个口信给父亲。突然，她眼前一亮，传达室不是有电话吗！她赶紧走进传达室抓过电话。当话筒里传来父亲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时，朱敏再也忍不住了，她噙着泪水告诉父亲：“我不能进入中南海看望您了……”朱敏以为如此诉说，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哪知，听了女儿的话后，朱德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进来吧。我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儿，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的时候，再回家来，好吗？”因为是在传达室，朱敏也不敢多问，很不情愿地放下话筒，等待康妈妈的到来。
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朱敏急切地询问父亲的近况。得知父亲没有什么不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康克清雖然未告诉朱敏，朱德可能要遭批斗，但是朱敏从康克清那忧心忡忡的眼神中还是看明白了。作为女儿，朱敏只能耐心劝解，力所能及地为她分担一点忧愁，让康克清负重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揭批朱德的大会偃旗息鼓，草草地收了场。
1967年下半年，康克清也有家不能归了。她被全国妇联造反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妇联大院，不能在家陪伴朱德。朱敏再次探望父亲时，还是没能进去，只能站在中南海传达室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只见朱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来。多日不见，父亲明显地苍老了，增添了许多白发，神色忧郁，心情沉重。朱德向朱敏询问了几个外孙的情况后，和往常一样教育朱敏要积极参加学习，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孩子们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放任他们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康妈妈呢？她身体好吗？”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跟随在朱德身边的朱敏的大儿子，靠近妈妈悄悄对她说：“被抓去游街了，我昨天看见她被造反派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一块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绷着脸的朱德没作声，朱敏也不好再问什么了。让朱敏感到欣慰的是这次终于见着父亲面了，心里好受了一些。
朱德步出传达室向自己的家走去，朱敏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发现父亲腰弯了，背驼了，日渐衰老，而自己却不能常常在他身边陪伴，顿感心如刀割。
家书雖毁 父爱犹存
自朱德的名字见诸大字报并被造反派画上红叉叉后，住在北师大的朱敏一家人的日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朱敏执教的权利被剥夺了，造反派组织安排她在家中“恭候”频频“光临”的红卫兵们，洗耳恭听“教育”后，老老实实撰写“检举揭发”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在外交部工作的朱敏的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应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然而，因为岳父是朱德，他在单位也遭到批斗。
朱敏和刘铮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一拨拨前来的红卫兵：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从来都是教育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为人民服务。父亲和毛主席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是亲密的战友，一同领导和指挥人民军队，创立了和建设着新中国，他一直尊重毛主席，他哪儿反对毛主席呢？这样的“交代”红卫兵自然是不满意的，指斥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问题的朱德划不清界限。红卫兵头头们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向朱敏夫妇宣布：我们认定你们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他们向朱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继续给朱德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查找朱德反毛泽东的“罪证”。
刘铮坚定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抄吧，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造反派胡闹了一阵，就如鸟兽散了。朱敏夫妇冷静下来仔细琢磨“抄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不想让那些珍藏的父亲的来信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必须把那些信藏起来。可是，环顾家中简简单单的家具、空空荡荡的房间、光秃秃的墙壁，一包信札往哪儿藏呢？万一被造反派搜出、抄走，不仅自己难以说清道明，还会连累父亲，后果真难预料。朱敏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如抢在造反派动手之前将信毁掉。
朱敏翻看着珍藏了20多年的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一封封、一页页、一字字地读，恨不得将每个字都铭刻在心里，深埋在脑海中。这些信大多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写给她的。在信中，父亲语重心长地教育女儿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如山父爱，又显现出一位革命家崇高的品质、无私宽广的胸怀。
必须亲手将它毁掉吗？朱敏的心纠结着、痛苦着。终于，她狠了狠心，将信的一角伸向炉中的火苗，火焰瞬间吞噬了信笺，珍藏了20多年的家书化作了一片片灰烬，烟雾充满了整个房间，似乎眷恋着它的主人久久不愿散去！
家书焚毁后，朱敏的心病依然没有减轻，他们一家的处境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
经受了无数人身攻击和精神折磨的朱敏，明白了不管怎样“交代”都不会合造反派们的意。后来，她只好“揭发”父亲爱看川剧是喜欢帝王将相，爱爬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爱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罪行”。对朱敏的这些“交代材料”，造反派们总算稍微满意了点。
朱敏夫妇雖然获得了一点自由，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回到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康克清妈妈见上一面，简单交谈几句。雖然不能沟通心灵，表情达意，但中南海的传达室，总算给了他们父女短暂的温情与温馨。
父女重逢 温馨愈笃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朱德接到“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啊！毫无战争迹象，凭空就能打起来？”康克清问：“你觉得会有什么鬼？”朱德说：“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正在一起议论“紧急指示”时，一个电话打到了朱德的办公室：要朱德在24小时之内疏散去外地。
听完电话，朱德愤愤地说道：既然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远离战争指挥中心？一些人的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不过，既然有了“副统帅”的“紧急指示”，疏散或可让正在被批斗的妻子解脱。朱德对康克清说：“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二来我也不放心你留在北京。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说。”“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的点头，我这个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康克清为难地说。“给恩来打电话，只有总理能帮你了。”朱德说。
周恩来接到电话，当即同意康克请与朱德同行，并告诉朱德：“请老总放心，全国妇联方面的工作由我去做，你们愉快地去吧。”
朱德离京非常急促而秘密，朱敏和孩子们一无所知。就这样83岁高龄的朱德被疏散去了广东。
火车抵广州，汽车直接把朱德送到了郊区从化疗养院。院方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不能超过警戒线。
后来，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宪法，作为委员长，朱德要是不到会，会议是没法召开的。所以，朱德有幸回到北京。为了和家人团聚，朱德决意不再住进中南海，而是选择了万寿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处房子住了下来。
这样一来，朱敏和爱人刘铮终于可以经常带着孩子去父亲家了。三世同堂谈过去、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朱敏没有过于哀伤，年高90的父亲顺应了自然法则。她很快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因为她已把几十年来父亲给自己的温暖铭刻在了心底，把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影响融入到了血液里！
张宁据《党史纵横》倪良端/文 整理
淡然一笑 泰然处之
“文革”开始后，面对纷乱的局势，朱德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的方式。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我觉得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场中有人为朱德捏了把汗，担心他的话会被人利用。朱德不看别人的脸色，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现在有个问题，你是反革命，他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
朱德这番话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公开讲的，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
不几天，林彪、陈伯达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写有“把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大幅标语，张挂在京城街头。斗大的黑字，十分刺眼。
对于大字报和标语，朱德选择了沉默，他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老帅，不屑于几张大字报、几幅标语的歪曲和攻击。他做好夫人康克清的工作，由她“留守”中南海，自己约上秘书、警卫，住到了京郊玉泉山。
在玉泉山，朱德照常爬山，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也看看文件。一贯乐观大度的他这时显得心事重重，沉闷地打发着每一天的时光，消磨日子。
一天上午，朱德接到康克清的电话：揭发批判你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里了，贴到我们家的门口了，你赶快回来看看！放下话筒，朱德沉思良久，嘱咐秘书：与别墅管理员结清伙食、住宿等费用。然后又召集随行人员，说：“回家看看！”
朱德的车抵达中南海西门，白花花的大字报从墙的这头一直贴到那头。红墙、白纸、黑字，在初春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扎眼，阵阵寒风把大字报掀得哗哗作响。老帅面色凝重，看到作为国家政治心脏的中南海也乱成如此局面，他不禁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
汽车靠近家门，等候朱德归来的康克清倚立在门口，疲惫的脸上露出几分焦虑。朱德下车后，先安慰康克清，然后牵着她的手一同去看大字报。浏览一阵大字报后，他甚觉乏味，便回到家中。
来到书房，朱德对忧心忡忡的康克清淡淡一笑，说：“只要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是了解我的。你不要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不是走资派！”康克清见朱德不以为然，不由得松了口气。
朱德回到家后，门外，大字报天天在更换，“朱德”两字上被打上了红叉叉；门内，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散步时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不禁发出朗朗的笑声。对大字报涉及的内容，他也不作评论。
大字报不足以扳倒朱德，“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划中紧张地筹备着。
红墙如山 亲情如割
当有人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朱德的大会的消息传到了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的朱敏耳朵里时，她不由得急火攻心。81岁高龄且多病的老父亲万一发生意外，做女儿的如何面对悲剧？
朱敏对父亲一直放心不下，必须亲自去看看。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她不敢使用，若使用时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大字报漫天、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就会从天而降。
于是，朱敏骑上自行车，奔向中南海。来到中南海西门，她如往常一样掏出进人中南海的证件。递给卫兵。卫兵瞅上一眼，说：“证件失效，不能进去。”朱敏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申辩：“几天前还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又解释说：“我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来看望父亲的，请你通报一下。”
卫兵坚定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违反命令。”说完这句话，卫兵就不再理会朱敏了。
朱敏呆呆地站立在门外，扫视着这原本熟悉而今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红墙那么刺眼。她品尝到了有家难归的痛苦。
朱敏左顾右盼，可等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一个熟人进出这道门，也无法捎个口信给父亲。突然，她眼前一亮，传达室不是有电话吗！她赶紧走进传达室抓过电话。当话筒里传来父亲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时，朱敏再也忍不住了，她噙着泪水告诉父亲：“我不能进入中南海看望您了……”朱敏以为如此诉说，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哪知，听了女儿的话后，朱德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进来吧。我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儿，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的时候，再回家来，好吗？”因为是在传达室，朱敏也不敢多问，很不情愿地放下话筒，等待康妈妈的到来。
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朱敏急切地询问父亲的近况。得知父亲没有什么不妥，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康克清雖然未告诉朱敏，朱德可能要遭批斗，但是朱敏从康克清那忧心忡忡的眼神中还是看明白了。作为女儿，朱敏只能耐心劝解，力所能及地为她分担一点忧愁，让康克清负重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揭批朱德的大会偃旗息鼓，草草地收了场。
1967年下半年，康克清也有家不能归了。她被全国妇联造反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妇联大院，不能在家陪伴朱德。朱敏再次探望父亲时，还是没能进去，只能站在中南海传达室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只见朱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来。多日不见，父亲明显地苍老了，增添了许多白发，神色忧郁，心情沉重。朱德向朱敏询问了几个外孙的情况后，和往常一样教育朱敏要积极参加学习，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孩子们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放任他们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康妈妈呢？她身体好吗？”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跟随在朱德身边的朱敏的大儿子，靠近妈妈悄悄对她说：“被抓去游街了，我昨天看见她被造反派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一块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绷着脸的朱德没作声，朱敏也不好再问什么了。让朱敏感到欣慰的是这次终于见着父亲面了，心里好受了一些。
朱德步出传达室向自己的家走去，朱敏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发现父亲腰弯了，背驼了，日渐衰老，而自己却不能常常在他身边陪伴，顿感心如刀割。
家书雖毁 父爱犹存
自朱德的名字见诸大字报并被造反派画上红叉叉后，住在北师大的朱敏一家人的日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朱敏执教的权利被剥夺了，造反派组织安排她在家中“恭候”频频“光临”的红卫兵们，洗耳恭听“教育”后，老老实实撰写“检举揭发”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在外交部工作的朱敏的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应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然而，因为岳父是朱德，他在单位也遭到批斗。
朱敏和刘铮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一拨拨前来的红卫兵：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从来都是教育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为人民服务。父亲和毛主席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是亲密的战友，一同领导和指挥人民军队，创立了和建设着新中国，他一直尊重毛主席，他哪儿反对毛主席呢？这样的“交代”红卫兵自然是不满意的，指斥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问题的朱德划不清界限。红卫兵头头们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向朱敏夫妇宣布：我们认定你们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他们向朱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继续给朱德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查找朱德反毛泽东的“罪证”。
刘铮坚定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抄吧，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造反派胡闹了一阵，就如鸟兽散了。朱敏夫妇冷静下来仔细琢磨“抄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不想让那些珍藏的父亲的来信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必须把那些信藏起来。可是，环顾家中简简单单的家具、空空荡荡的房间、光秃秃的墙壁，一包信札往哪儿藏呢？万一被造反派搜出、抄走，不仅自己难以说清道明，还会连累父亲，后果真难预料。朱敏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如抢在造反派动手之前将信毁掉。
朱敏翻看着珍藏了20多年的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一封封、一页页、一字字地读，恨不得将每个字都铭刻在心里，深埋在脑海中。这些信大多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写给她的。在信中，父亲语重心长地教育女儿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着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如山父爱，又显现出一位革命家崇高的品质、无私宽广的胸怀。
必须亲手将它毁掉吗？朱敏的心纠结着、痛苦着。终于，她狠了狠心，将信的一角伸向炉中的火苗，火焰瞬间吞噬了信笺，珍藏了20多年的家书化作了一片片灰烬，烟雾充满了整个房间，似乎眷恋着它的主人久久不愿散去！
家书焚毁后，朱敏的心病依然没有减轻，他们一家的处境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
经受了无数人身攻击和精神折磨的朱敏，明白了不管怎样“交代”都不会合造反派们的意。后来，她只好“揭发”父亲爱看川剧是喜欢帝王将相，爱爬山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爱兰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等“罪行”。对朱敏的这些“交代材料”，造反派们总算稍微满意了点。
朱敏夫妇雖然获得了一点自由，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回到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康克清妈妈见上一面，简单交谈几句。雖然不能沟通心灵，表情达意，但中南海的传达室，总算给了他们父女短暂的温情与温馨。
父女重逢 温馨愈笃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朱德接到“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这里面有鬼啊！毫无战争迹象，凭空就能打起来？”康克清问：“你觉得会有什么鬼？”朱德说：“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正在一起议论“紧急指示”时，一个电话打到了朱德的办公室：要朱德在24小时之内疏散去外地。
听完电话，朱德愤愤地说道：既然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远离战争指挥中心？一些人的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不过，既然有了“副统帅”的“紧急指示”，疏散或可让正在被批斗的妻子解脱。朱德对康克清说：“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二来我也不放心你留在北京。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说。”“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的点头，我这个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康克清为难地说。“给恩来打电话，只有总理能帮你了。”朱德说。
周恩来接到电话，当即同意康克请与朱德同行，并告诉朱德：“请老总放心，全国妇联方面的工作由我去做，你们愉快地去吧。”
朱德离京非常急促而秘密，朱敏和孩子们一无所知。就这样83岁高龄的朱德被疏散去了广东。
火车抵广州，汽车直接把朱德送到了郊区从化疗养院。院方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不能超过警戒线。
后来，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宪法，作为委员长，朱德要是不到会，会议是没法召开的。所以，朱德有幸回到北京。为了和家人团聚，朱德决意不再住进中南海，而是选择了万寿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处房子住了下来。
这样一来，朱敏和爱人刘铮终于可以经常带着孩子去父亲家了。三世同堂谈过去、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天伦之乐，其乐融融！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朱敏没有过于哀伤，年高90的父亲顺应了自然法则。她很快就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因为她已把几十年来父亲给自己的温暖铭刻在了心底，把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影响融入到了血液里！
张宁据《党史纵横》倪良端/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