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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行知实验学校校长 易本耀
我到北京十多年了，今年是行知小学成立第十六年。
我现在的身份是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但是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身处在农民工集散和流动的“城中村”中，与农民工朝夕相处，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深感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紧迫和势在必行。
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农民工务工潮成为大趋势。但是在城市和农村的进退之间，农民工子女的去留也成为一个新问题。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虽然进城，相应的户籍和福利保障却没有跟随迁移。4000万农民工子女中有一半选择留守农村，另外一半则跟在父母身边。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则促成了行知小学的创办。
在过去的五年中，行知小学经历了条件的巨大改善，也有过低谷，但是在社会和政府的关心下渡过了难关，成长并蜕变着。
得益于政策的宽松，行知小学从一所不被认可的非法学校逐渐合法化，并寻找到办学出路。这种宽松首先来自于进城农民工有了合法地位，外出务工得到政府的肯定，务工收入得到提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行知小学经海淀区教委批准审核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身份的合法化使得师生的心理得到解放；在办学场地等问题上，可以同相关部门进行更为合理的协调；就学儿童的学业也得到保证。
这期间，政府对农民工子女倾注了更多的关怀，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2007年开始，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费和杂费，有助于一部分随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回乡免费就读。
同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施行，意味着行知小学可以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使学校的经济背景增强，腰杆硬了，遇到难题，可以向北京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寻求帮助。
因为政策上的肯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大学生志愿者自发来到行知小学做助教，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解囊相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学设施，有了多媒体、图书馆。这种帮扶也切实地体现在政府每年的财政上。比如，北京政府设立了500万元流动子女就学专项补助经费；从教育附加费中拿出6500万元用于补充接受流动人口子女的公立学校。
前不久还有一件有实质意义的破冰之举，就是今年新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指明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享有“同城待遇”。今后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不必返乡升学，而可以参加当地公立学校的升学考试。
但是我也认识到，作为社会的一员，不能只等政府伸出橄榄枝，而应该自觉加强自身硬件软件改革。现在，行知小学的老师都努力取得教师资格证，农民工子女勤于学业，很多走进了大学校门。
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我很欣喜地看到，在北京，已有6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得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获得合法办学资格。不过，这与北京40多万的农民工子女仍然不成正比。
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我注意到对“促进教育公平”有明确的指示。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社会人士和办学方共同努力。在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先行的试验改革，比如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公立学校教育，或由政府缴纳农民工子女保险。目前，农民工子女在就学问题上还不能实现与本地学生的完全平等。比如，进入公立学校就读需要缴纳借读费，根于“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歧视阻碍了他们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当农民工子女自身感觉并意识到这种差距，会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不利；另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工资低，福利少，不能进修和参加职称评审，没有编制，流动性很大。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需要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农民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他们的子女也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
目前，还有2000万农民工子女徘徊在求学路上。我相信政策的阳光会早日普照到他们，也愿意尽绵薄之力为他们的求学路破除阻碍，让他们早日感受到平等教育的雨露。
（本刊记者张琼文采访整理）
我到北京十多年了，今年是行知小学成立第十六年。
我现在的身份是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但是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身处在农民工集散和流动的“城中村”中，与农民工朝夕相处，使我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也深感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紧迫和势在必行。
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农民工务工潮成为大趋势。但是在城市和农村的进退之间，农民工子女的去留也成为一个新问题。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虽然进城，相应的户籍和福利保障却没有跟随迁移。4000万农民工子女中有一半选择留守农村，另外一半则跟在父母身边。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则促成了行知小学的创办。
在过去的五年中，行知小学经历了条件的巨大改善，也有过低谷，但是在社会和政府的关心下渡过了难关，成长并蜕变着。
得益于政策的宽松，行知小学从一所不被认可的非法学校逐渐合法化，并寻找到办学出路。这种宽松首先来自于进城农民工有了合法地位，外出务工得到政府的肯定，务工收入得到提高，合法利益得到保障。行知小学经海淀区教委批准审核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身份的合法化使得师生的心理得到解放；在办学场地等问题上，可以同相关部门进行更为合理的协调；就学儿童的学业也得到保证。
这期间，政府对农民工子女倾注了更多的关怀，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2007年开始，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费和杂费，有助于一部分随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回乡免费就读。
同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施行，意味着行知小学可以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这使学校的经济背景增强，腰杆硬了，遇到难题，可以向北京海淀区政府和区教委寻求帮助。
因为政策上的肯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大学生志愿者自发来到行知小学做助教，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解囊相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学设施，有了多媒体、图书馆。这种帮扶也切实地体现在政府每年的财政上。比如，北京政府设立了500万元流动子女就学专项补助经费；从教育附加费中拿出6500万元用于补充接受流动人口子女的公立学校。
前不久还有一件有实质意义的破冰之举，就是今年新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指明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享有“同城待遇”。今后更多的农民工子女不必返乡升学，而可以参加当地公立学校的升学考试。
但是我也认识到，作为社会的一员，不能只等政府伸出橄榄枝，而应该自觉加强自身硬件软件改革。现在，行知小学的老师都努力取得教师资格证，农民工子女勤于学业，很多走进了大学校门。
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二五”，我很欣喜地看到，在北京，已有6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得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获得合法办学资格。不过，这与北京40多万的农民工子女仍然不成正比。
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我注意到对“促进教育公平”有明确的指示。教育公平需要政府、社会人士和办学方共同努力。在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先行的试验改革，比如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公立学校教育，或由政府缴纳农民工子女保险。目前，农民工子女在就学问题上还不能实现与本地学生的完全平等。比如，进入公立学校就读需要缴纳借读费，根于“城乡二元制”的户籍歧视阻碍了他们更好地融入学校和社会。当农民工子女自身感觉并意识到这种差距，会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不利；另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工资低，福利少，不能进修和参加职称评审，没有编制，流动性很大。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需要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农民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他们的子女也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
目前，还有2000万农民工子女徘徊在求学路上。我相信政策的阳光会早日普照到他们，也愿意尽绵薄之力为他们的求学路破除阻碍，让他们早日感受到平等教育的雨露。
（本刊记者张琼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