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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一年多后，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一案案情终获大白。
2010年12月23日，作为民航系列腐败案中级别最高者，宇仁录因受贿330余万元，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宇仁录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生效。
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即将在狱中迎来50岁生日。1984年，宇仁录自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第四十九研究所工作。从科员到处长，宇仁录打拼15年后，1998年6月，被调至原民航总局工作。又经过十年历练，从办公厅秘书、局长办公室主任、人事科教司副司长和司长，宇仁录步步升迁。
2009年7月，宇仁录到达其仕途巅峰，随后陡然急转。在先后被任命为民航局党组成员和副局长，履新不足两月后，宇仁录在民航局局长李家祥的办公室，陈述了自己的贪腐行为。
随后，2009年10月30日，宇仁录向民航局纪检组交代了其任职期间的犯罪事实，并主动将犯罪所得赃款现金人民币300万元、美元4万元全部退缴。这也是他日后被认定为自首而得以轻判的原因所在。
随着宇仁录案情被披露，民航系统内一场持续了近八年的反腐风暴基本终结。回顾这场风暴，李家祥曾总结说：“资金高度密集和成长空间大，使得民航产生腐败的机会更多、风险更大、后果更严重。”
这场风暴折射出，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包括航权航班时刻分配、财务资金管理以及行政审批、工程建设招投标和物资设备采购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弊端不除，寻租行为仍旧难以避免。
案发设备采购
2006年，作为民航系统唯一的代表，时任民航总局人事科教司司长宇仁录出任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副部长一职，负责民航系统的设备采购等工作。
2008年3月7日，一起骑劫客机事件的发生，使民航领域的设备采购发生风向变化。这一天，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CZ6901航班上，一名女子企图点燃伪装成饮料带进飞机的汽油。该事件虽被及时制止，但也引发了北京奥组委和民航局领导的关注，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形势由此升级。
骑劫事件十天后，3月17日，民航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全国19家机场采购和安装一批汽油等爆炸物探测仪。除首都机场外，上述工作由中国民航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民航装备公司)承担。由于时间紧迫、采购数量和价值巨大，如果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流程，在奥运会开幕前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后经国家发改委同意，采购工作采取一般工程招标的方式。
这为宇仁录提供了新的“机会”。此前，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核特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孙长江与宇仁录关系密切，已有多次往来。
1964年3月出生的孙长江，198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分配到中国核工业电机运行技术开发公司，时间不长升任为该公司总经理。1995年，孙长江离职创办北京市核特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收入目前已过亿元。1999年，孙长江又注资120万美元创办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即包括安全检查设备。
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2005年春节前，孙长江先后分别交给宇仁录妻子及宇仁录1万美元及3万美元；2006年4月，宇仁录和孙吃饭时提出欲购买一辆帕萨特轿车，孙长江将25万元交予宇仁录；2006年9月，孙长江又将100万元交予宇仁录，宇妻将此款存入银行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07年5月初，宇仁录欲购买北京市顺义区一套商品房，孙长江将150万元交给宇仁录。
作为“对价”，宇仁录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帮助孙长江承揽了长春龙家堡机场(现已更名为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登机桥采购项目、首都机场T2航站楼的EDS(炸药自动探测)设备采购项目及分层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和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X光安检设备与配套系统供应项目等。
在2008年北京奥运中，宇仁录亦帮助孙长江承揽到了民航局爆炸物探测仪器采购项目。随后孙长江委托他人将20万元交给宇仁录。
据披露，2008年各机场爆炸物探测仪器采购项目招标结束后，有供货厂商向财政部提交质疑函，质疑采购过程不符合政府采购程序，财政部随后对此展开调查。北京奥运会后两月，更多部门参与到此事的调查中来。
2009年初，民航装备公司总经理阎鹏由于涉嫌在上述项目招标中受贿而事发。在阎鹏被捕后，宇仁录经反复思虑，在阎鹏一案仍在侦查之时，向李家祥和纪检监察部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阎鹏所在的民航装备公司负责招标的范围是除首都机场以外的机场采购；负责首都机场招标采购的则是该机场常务副总经理黄刚等人。
宇仁录自首之后，2009年12月2日，黄刚辞职。之后，有媒体称其被“双规”。但截至目前尚未有部门披露黄刚近况。
回望反腐风暴
同期是民航业大发展期。根据历年中国《航空运输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7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10亿元、211亿元、212亿元、260亿元和350亿元。五年间，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的总数从143个增至152个。
公开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总规模为1630亿元，其中机场建设1400亿元，空管建设110亿元，安全设施建设50亿元，科教信息70亿元。
2008年，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航空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全部出现巨额亏损。随后，民航局公布2008年－2010年投资5500亿元用于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国资委也向三大航空公司直接注资上百亿元。
李家祥在2011年2月曾公开表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国内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到4.5亿人，运输机场的数量将达到220个以上，机队规模将由现在的2600多架上升为4500架以上。预计全行业投资规模将在1.5万亿元以上。
在如此 “资金高度密集和大的成长空间”背景下，民航业的寻租机会颇多。数据显示，在民航系统试点反腐工作开展前后，2007年至2011年，民航系统内被移送司法机关者36人，其中各部门“一把手”占到了85％。
“宇仁录案只是民航系统腐败系列案件的一个节点。可以说，自2005年前后至2010年，民航系统内大大小小的腐败案件，就没有停止过。”一位熟悉民航系统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案件呈现了由小到大的趋势，牵扯一大批身处要职的民航系统官员，民航系统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沉疴也渐次曝露。”
2005年6月，原民航总局华北地区管理局外事办主任杨凤山因贪污被判刑两年；2006年9月，原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财务处财务管理科副科长黄一冰因贪污罪被判刑四年；2008年9月，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原副总裁张广涛因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等四项罪名受审；随后媒体又曝光民航局财务司原副司长谭星禄、民航华北空管局原副局长龚懿等人违法事件。
到2009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特大贪腐案件发生后，整个民航系统陷入反思。自2010年3月开始，民航局试点进行了民航领域的反腐工作，至今已逾两年。
在反腐试点工作推进中，包括宇仁录、黄刚和阎鹏等案件，又有一批大要案案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00694.SH，下称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民航局华北地区管理局（下称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控中心原主任张通国、南方航空(600029.SH，01055.HK)原总工程师张和平以及国家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等人相继落马。
这其中，除了机场基础建设，寻租行为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即是黄金航线和航班时刻的审批。黄登科和张和平落马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张志忠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28期“张志忠与民航腐败链”）。
民航局2011年一份反腐总结材料如下描述：民航纪检监察机关协助中央纪委四室等部门严肃查处宇仁录、黄登科、黄刚等一批大案要案；配合中央纪委查办爆炸物探测器项目采购案件，避免了近2000万元的损失；配合检察机关对民航华北局有关问题进行调查。
此外，民航纪检监察机关还协助人事部门对中南管理局、华东空管局、东北空管局违规提拔干部问题进行调查和纠正；配合中央纪委、财政部对东北管理局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进行核查和纠正；联合财务部门在民航系统开展规范津贴补贴整治工作；对安技中心、内蒙古空管分局、云南空管分局等单位存在的“小金库”问题进行调查，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同时，针对工程招投标、物资设备采购、航权时刻资源分配等方面易发多发腐败现象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前几年，民航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颇多，曾一度让社会震惊。问题究竟到底出在哪里？腐败分子在监狱里忏悔，我们也在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李家祥在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如此感叹。他说：“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发现，是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关键领域、关键关节的权力行使失去了监督制约，或者监督制约不够有力，存在廉政风险漏洞，给原本就有腐败动机的人提供了腐败的机会，腐败行为就这样发生了。”
上述熟悉民航业的人士则认为，虽然中国民航业经历了逐步放权和允许民营航空公司参与竞争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彻底，行政垄断以及对航空公司“厚公薄私”的局面，仍在持续甚至有所加深。
2010年12月23日，作为民航系列腐败案中级别最高者，宇仁录因受贿330余万元，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审宣判后，宇仁录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生效。
宇仁录1962年5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即将在狱中迎来50岁生日。1984年，宇仁录自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第四十九研究所工作。从科员到处长，宇仁录打拼15年后，1998年6月，被调至原民航总局工作。又经过十年历练，从办公厅秘书、局长办公室主任、人事科教司副司长和司长，宇仁录步步升迁。
2009年7月，宇仁录到达其仕途巅峰，随后陡然急转。在先后被任命为民航局党组成员和副局长，履新不足两月后，宇仁录在民航局局长李家祥的办公室，陈述了自己的贪腐行为。
随后，2009年10月30日，宇仁录向民航局纪检组交代了其任职期间的犯罪事实，并主动将犯罪所得赃款现金人民币300万元、美元4万元全部退缴。这也是他日后被认定为自首而得以轻判的原因所在。
随着宇仁录案情被披露，民航系统内一场持续了近八年的反腐风暴基本终结。回顾这场风暴，李家祥曾总结说：“资金高度密集和成长空间大，使得民航产生腐败的机会更多、风险更大、后果更严重。”
这场风暴折射出，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包括航权航班时刻分配、财务资金管理以及行政审批、工程建设招投标和物资设备采购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弊端不除，寻租行为仍旧难以避免。
案发设备采购
2006年，作为民航系统唯一的代表，时任民航总局人事科教司司长宇仁录出任北京奥组委秘书行政部副部长一职，负责民航系统的设备采购等工作。
2008年3月7日，一起骑劫客机事件的发生，使民航领域的设备采购发生风向变化。这一天，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CZ6901航班上，一名女子企图点燃伪装成饮料带进飞机的汽油。该事件虽被及时制止，但也引发了北京奥组委和民航局领导的关注，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形势由此升级。
骑劫事件十天后，3月17日，民航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全国19家机场采购和安装一批汽油等爆炸物探测仪。除首都机场外，上述工作由中国民航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民航装备公司)承担。由于时间紧迫、采购数量和价值巨大，如果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流程，在奥运会开幕前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后经国家发改委同意，采购工作采取一般工程招标的方式。
这为宇仁录提供了新的“机会”。此前，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核特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孙长江与宇仁录关系密切，已有多次往来。
1964年3月出生的孙长江，198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分配到中国核工业电机运行技术开发公司，时间不长升任为该公司总经理。1995年，孙长江离职创办北京市核特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收入目前已过亿元。1999年，孙长江又注资120万美元创办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北京通用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即包括安全检查设备。
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2005年春节前，孙长江先后分别交给宇仁录妻子及宇仁录1万美元及3万美元；2006年4月，宇仁录和孙吃饭时提出欲购买一辆帕萨特轿车，孙长江将25万元交予宇仁录；2006年9月，孙长江又将100万元交予宇仁录，宇妻将此款存入银行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007年5月初，宇仁录欲购买北京市顺义区一套商品房，孙长江将150万元交给宇仁录。
作为“对价”，宇仁录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帮助孙长江承揽了长春龙家堡机场(现已更名为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登机桥采购项目、首都机场T2航站楼的EDS(炸药自动探测)设备采购项目及分层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和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X光安检设备与配套系统供应项目等。
在2008年北京奥运中，宇仁录亦帮助孙长江承揽到了民航局爆炸物探测仪器采购项目。随后孙长江委托他人将20万元交给宇仁录。
据披露，2008年各机场爆炸物探测仪器采购项目招标结束后，有供货厂商向财政部提交质疑函，质疑采购过程不符合政府采购程序，财政部随后对此展开调查。北京奥运会后两月，更多部门参与到此事的调查中来。
2009年初，民航装备公司总经理阎鹏由于涉嫌在上述项目招标中受贿而事发。在阎鹏被捕后，宇仁录经反复思虑，在阎鹏一案仍在侦查之时，向李家祥和纪检监察部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阎鹏所在的民航装备公司负责招标的范围是除首都机场以外的机场采购；负责首都机场招标采购的则是该机场常务副总经理黄刚等人。
宇仁录自首之后，2009年12月2日，黄刚辞职。之后，有媒体称其被“双规”。但截至目前尚未有部门披露黄刚近况。
回望反腐风暴
同期是民航业大发展期。根据历年中国《航空运输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7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10亿元、211亿元、212亿元、260亿元和350亿元。五年间，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的总数从143个增至152个。
公开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总规模为1630亿元，其中机场建设1400亿元，空管建设110亿元，安全设施建设50亿元，科教信息70亿元。
2008年，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航空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全部出现巨额亏损。随后，民航局公布2008年－2010年投资5500亿元用于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国资委也向三大航空公司直接注资上百亿元。
李家祥在2011年2月曾公开表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国内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到4.5亿人，运输机场的数量将达到220个以上，机队规模将由现在的2600多架上升为4500架以上。预计全行业投资规模将在1.5万亿元以上。
在如此 “资金高度密集和大的成长空间”背景下，民航业的寻租机会颇多。数据显示，在民航系统试点反腐工作开展前后，2007年至2011年，民航系统内被移送司法机关者36人，其中各部门“一把手”占到了85％。
“宇仁录案只是民航系统腐败系列案件的一个节点。可以说，自2005年前后至2010年，民航系统内大大小小的腐败案件，就没有停止过。”一位熟悉民航系统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些案件呈现了由小到大的趋势，牵扯一大批身处要职的民航系统官员，民航系统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沉疴也渐次曝露。”
2005年6月，原民航总局华北地区管理局外事办主任杨凤山因贪污被判刑两年；2006年9月，原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财务处财务管理科副科长黄一冰因贪污罪被判刑四年；2008年9月，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原副总裁张广涛因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等四项罪名受审；随后媒体又曝光民航局财务司原副司长谭星禄、民航华北空管局原副局长龚懿等人违法事件。
到2009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特大贪腐案件发生后，整个民航系统陷入反思。自2010年3月开始，民航局试点进行了民航领域的反腐工作，至今已逾两年。
在反腐试点工作推进中，包括宇仁录、黄刚和阎鹏等案件，又有一批大要案案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00694.SH，下称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民航局华北地区管理局（下称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运控中心原主任张通国、南方航空(600029.SH，01055.HK)原总工程师张和平以及国家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等人相继落马。
这其中，除了机场基础建设，寻租行为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即是黄金航线和航班时刻的审批。黄登科和张和平落马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张志忠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财经》杂志2011年第28期“张志忠与民航腐败链”）。
民航局2011年一份反腐总结材料如下描述：民航纪检监察机关协助中央纪委四室等部门严肃查处宇仁录、黄登科、黄刚等一批大案要案；配合中央纪委查办爆炸物探测器项目采购案件，避免了近2000万元的损失；配合检察机关对民航华北局有关问题进行调查。
此外，民航纪检监察机关还协助人事部门对中南管理局、华东空管局、东北空管局违规提拔干部问题进行调查和纠正；配合中央纪委、财政部对东北管理局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进行核查和纠正；联合财务部门在民航系统开展规范津贴补贴整治工作；对安技中心、内蒙古空管分局、云南空管分局等单位存在的“小金库”问题进行调查，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同时，针对工程招投标、物资设备采购、航权时刻资源分配等方面易发多发腐败现象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前几年，民航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颇多，曾一度让社会震惊。问题究竟到底出在哪里？腐败分子在监狱里忏悔，我们也在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李家祥在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如此感叹。他说：“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发现，是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关键领域、关键关节的权力行使失去了监督制约，或者监督制约不够有力，存在廉政风险漏洞，给原本就有腐败动机的人提供了腐败的机会，腐败行为就这样发生了。”
上述熟悉民航业的人士则认为，虽然中国民航业经历了逐步放权和允许民营航空公司参与竞争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彻底，行政垄断以及对航空公司“厚公薄私”的局面，仍在持续甚至有所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