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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不断进展的21世纪，对欧洲文明的去中心化成为变动的趋势，由此也必然带来学问范式的转化，故而“推进多样文明的比较研究，探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比较文明学科建立起来。《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一书即是日本学者站在欧洲以外的立场对比较文明所做的总括性研究，不仅包括了以往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和个案解析，还提出了在未来建立一个与地球等大文明的构想。
关键词：比较文明 文化研究 全球化 文艺复兴
一、序言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冷战对峙结束，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a。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论文《文明的冲突》，1996年他重新进行整理，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指出冷战之后面对多种文明的存在这一局面，将会爆发“文明和文化冲突”。面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许多学者认为文明是可以共生的，“事实上，亨廷顿的观念是黑格尔对于同一性过度强调的一种新版本，这种观念只是一味鼓吹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忽视了文化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b。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世界各地区之间冲突不断，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可以说“将人类的杀戮予以罗曼蒂克式的美化，在对革命的憧憬中阐述历史转换”c的情况时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此，超越了以国家、民族为单位，而以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明学，在探索21世纪的和平之路中至关重要。
二、比较文明学的建立
在由笛卡尔定型的“西洋大范式”以及莫兰所说的“古典科学”范式下所产生的决定论世界观和“分割的方法论”，使得处于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欧罗巴文明成为唯一的“文明中心”，其他一切文明则被置于“周边文明”的位置。因此，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不断进展的21世纪，对欧洲文明的去中心化成为变动的趋势，由此也必然带来学问范式的转化。故而“推进多样文明的比较研究，探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d的比较文明学科建立起来，并于1971年成立国际比较文明学会，出版机关刊物《比较文明评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日本学者伊东俊太郎先生担任会长。比较文明学可以说是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标志誕生的，其后汤因比、索罗金、韦伯等学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建设，80年代在日本成立比较文明学会后，以山本新、梅棹忠夫、伊东俊太郎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明学的知性研究空间。进入21世纪后，这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却呈现出明显的东方化趋势，中e日学者在比较文明学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
《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一书由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江上波夫主编，于1999年由日本朝仓书店出版，2017年在中国译介出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编主要着眼于比较文明学的思想渊源、理论批判和方法设计，回答了为何应当以及如何憧憬一个与地球等大的文明的诞生；后编主要是关于个案文明的解析。著者首先批判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存在于西方学问方法论中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重新审视了希罗多德重点在讨论历史的运动与变化的思想中体现出的普遍史的特征。进而，在尼采“一切价值的价值转换尝试”的相对化视点下，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格勒、福柯等先哲关于欧洲近代危机意识的深化，并从汤因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人的理论中寻找比较文明论的起源。总体来说，作为“具体的普遍学”的比较文明学“就是自觉完成超学科活动的学问研究”，是一门使命志向科学f。
三、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
提到比较文明学，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文明与文化的内涵为何？柴田隆行在前编第9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从“文明·文化概念的历史意味”来看，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文明化”一词在英语、法语中的使用和在德语中的使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与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宗教的或技术的、道德的或社会的事实相关；与此相对，后者更加重视‘文化’，其核心则与精神的、艺术的、宗教的事实相关。在英语和法语中‘文明化’的概念强调一切人类相同的抑或通用的内容，以此表达殖民集团和殖民国家的不断扩张倾向；与此相对，在德语里‘文化’的概念概括起来说则是国民自我意识的体现”g。 持同样观点的西川长夫进一步指出，文明和文化担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能，并将其作为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抗性概念。同时，柴田隆行还从“文明”概念产生于近代的必然性角度出发，论证了“civilization”一词的含义转变，“文明·文化”产生了与“国民国家”的对抗概念。但在全球化不可遏制的现代社会，“文明·文化概念”必须要实现与此前相比新的拓展，即抛弃文明的普遍性和文化的个别性，以“比较的根源性”的方法实现两者的统合。可以看出，柴田隆行叙述的重点并不是细微地去定义文明和文化在概念上的差异和同一性，而是探讨两者概念中的历史内涵，从而阐明新的时代背景下使之统合而非对立乃是比较文明学的旨趣所在。
四、汤因比与“文艺复兴”论
在比较文明学领域，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始终是热点问题。被誉为“中国比较文明学奠基人”的方汉文在《比较文化学》中提出了“四大文化复兴说”h；伊东俊太郎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十二世纪文艺复兴——阿拉伯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影响》中对“文艺复兴”概念进行反思，指出正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转移”促使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拜占庭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融合，进而发展为西欧文明的近代崛起。这些新文艺复兴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英国文明史学家汤因比“文艺复兴论”的影响，三宅正树在前编第5章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首先，汤因比的学术立场是去欧洲中心论的，并反对将文艺复兴限定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的普遍看法。其次，汤因比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子文明’唤回早已逝去的‘母文明’之亡灵的现象”i，正是因为两个文明之间存在“母子关系”，文艺复兴才得以成为可能。同时，汤因比还将文明作为有机体性质的历史生命，将文明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产生”“生长”“衰退”“解体”四个阶段，当“子文明”陷入危机的时候，从已处于黄昏时分的“母文明”处吸收那些能够克服危机的因素，由此文明在空间纬度上的相遇即产生“文艺复兴”现象。然而汤因比的“文艺复兴论”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中国、印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样存在母体子体两代文明的“文艺复兴”现象，但在1961年刊行的《再考察》中汤因比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上述文明不存在母体子体的断裂，而是连续的存在，因此其“文艺复兴论”也陷入矛盾之中。三宅正树在文章中还指出，汤因比“对文艺复兴毋宁说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由文艺复兴而使母体文明之亡灵达到完全复活的情况下，会产生‘创造性精神的挫折’这样严重的事态”j。在汤因比看来，东方儒教和西方希腊主义的复活都带来了创造萌芽的枯萎，而只有西欧成功摆脱了这种命运，其证明就是被汤因比所屡屡提及的17世纪“古代·近代论争”，这一论争“是对文艺复兴的知性桎梏的部分反叛”k，并将希腊主义的亡灵彻底击溃。由此也可以看出，汤因比虽然主张客观地认识西欧文明，但其并未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观，更多是形式上从显在转向隐蔽，但不失为比较文明学在初期的一个创造性尝试。 五、“他者”立场下对比较文明学的展望
在本书前编第8章中，川窪启资从美国比较文明学的现状入手，总结了索罗金、库罗巴、巴格比、奎格利、麦克尼尔、麦鲁克等人的理论。其中巴格比提出了一种不限于大文明的“周边文明”的概念，汤因比在《再考察》一书中对于自身理论的批判和修正即可看出受巴格比学说的影响，之后日本学者山本新在对汤因比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周边文明论”，伊东俊太郎继承了山本新的理论并进而阐发了作为比较文明学基础的“基本文明”“周边文明”和“文明交流圈”。作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比较文明学，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创新，并且这一学科以一战后欧美世界的危机意识和自我反思为背景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域扩展。本书即是日本学者站在欧洲以外的“他者”立场对比较文明所做的总括性研究，不仅包括了以往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和个案解析，还提出了在未来建立一个与地球等大文明的构想，对破除传统研究观念中的欧洲中心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与新时代下倡导多元文化发展的基调不谋而合。
a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b 史元辉：《在文明比较中融新——略论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明学〉》，《上海文化》2018年第8期，第117页。
c 〔日〕神川正彦：《比较文明学学术范式的构筑》，《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总论”，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页。
d 转引自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3页。
e 20世纪末期才起步但成果丰硕的中国学者以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为研究中心，陆续推出了《比较文化学》《东方文化史》《西方文化概论》《陶泥文明》《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等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传统观念的八大文明体系、以“陶泥时代”为第三种文明形态的观念、“四大文化复兴”观念等学科理论创建。
f 〔日〕神川正彦：《比较文明学之基本学问性格——知性的重组》，《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g 〔日〕柴田隆行：《概念结构的框架——从文明与文化的统合谈起》，《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5页。
h 参见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7页。“古代文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后，有了独立的文化形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变迁或其他内部、外部的作用，使這一文化类型的发展受到挫折，产生中断或是离散，包括国家灭亡等。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这一原有文化类型重新得到继承与发展，这就是文化复兴。”
ijk 〔日〕三宅正树：《围绕汤因比文艺复兴论的再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西欧的“古代·近代争论”》，《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5页，第82页，第83页。
参考文献：
[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 史元辉.在文明比较中融新——略论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明学》[J].上海文化，2018（8）.
[3] 〔日〕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江上波夫等.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M].周颂伦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4] 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作 者： 王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
关键词：比较文明 文化研究 全球化 文艺复兴
一、序言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冷战对峙结束，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a。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论文《文明的冲突》，1996年他重新进行整理，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指出冷战之后面对多种文明的存在这一局面，将会爆发“文明和文化冲突”。面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许多学者认为文明是可以共生的，“事实上，亨廷顿的观念是黑格尔对于同一性过度强调的一种新版本，这种观念只是一味鼓吹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忽视了文化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b。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世界各地区之间冲突不断，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可以说“将人类的杀戮予以罗曼蒂克式的美化，在对革命的憧憬中阐述历史转换”c的情况时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此，超越了以国家、民族为单位，而以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明学，在探索21世纪的和平之路中至关重要。
二、比较文明学的建立
在由笛卡尔定型的“西洋大范式”以及莫兰所说的“古典科学”范式下所产生的决定论世界观和“分割的方法论”，使得处于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欧罗巴文明成为唯一的“文明中心”，其他一切文明则被置于“周边文明”的位置。因此，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不断进展的21世纪，对欧洲文明的去中心化成为变动的趋势，由此也必然带来学问范式的转化。故而“推进多样文明的比较研究，探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d的比较文明学科建立起来，并于1971年成立国际比较文明学会，出版机关刊物《比较文明评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日本学者伊东俊太郎先生担任会长。比较文明学可以说是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标志誕生的，其后汤因比、索罗金、韦伯等学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建设，80年代在日本成立比较文明学会后，以山本新、梅棹忠夫、伊东俊太郎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明学的知性研究空间。进入21世纪后，这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却呈现出明显的东方化趋势，中e日学者在比较文明学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
《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一书由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江上波夫主编，于1999年由日本朝仓书店出版，2017年在中国译介出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编主要着眼于比较文明学的思想渊源、理论批判和方法设计，回答了为何应当以及如何憧憬一个与地球等大的文明的诞生；后编主要是关于个案文明的解析。著者首先批判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存在于西方学问方法论中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重新审视了希罗多德重点在讨论历史的运动与变化的思想中体现出的普遍史的特征。进而，在尼采“一切价值的价值转换尝试”的相对化视点下，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格勒、福柯等先哲关于欧洲近代危机意识的深化，并从汤因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人的理论中寻找比较文明论的起源。总体来说，作为“具体的普遍学”的比较文明学“就是自觉完成超学科活动的学问研究”，是一门使命志向科学f。
三、文明与文化概念辨析
提到比较文明学，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文明与文化的内涵为何？柴田隆行在前编第9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从“文明·文化概念的历史意味”来看，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文明化”一词在英语、法语中的使用和在德语中的使用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与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宗教的或技术的、道德的或社会的事实相关；与此相对，后者更加重视‘文化’，其核心则与精神的、艺术的、宗教的事实相关。在英语和法语中‘文明化’的概念强调一切人类相同的抑或通用的内容，以此表达殖民集团和殖民国家的不断扩张倾向；与此相对，在德语里‘文化’的概念概括起来说则是国民自我意识的体现”g。 持同样观点的西川长夫进一步指出，文明和文化担任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能，并将其作为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对抗性概念。同时，柴田隆行还从“文明”概念产生于近代的必然性角度出发，论证了“civilization”一词的含义转变，“文明·文化”产生了与“国民国家”的对抗概念。但在全球化不可遏制的现代社会，“文明·文化概念”必须要实现与此前相比新的拓展，即抛弃文明的普遍性和文化的个别性，以“比较的根源性”的方法实现两者的统合。可以看出，柴田隆行叙述的重点并不是细微地去定义文明和文化在概念上的差异和同一性，而是探讨两者概念中的历史内涵，从而阐明新的时代背景下使之统合而非对立乃是比较文明学的旨趣所在。
四、汤因比与“文艺复兴”论
在比较文明学领域，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始终是热点问题。被誉为“中国比较文明学奠基人”的方汉文在《比较文化学》中提出了“四大文化复兴说”h；伊东俊太郎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十二世纪文艺复兴——阿拉伯文明对西欧社会的影响》中对“文艺复兴”概念进行反思，指出正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转移”促使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拜占庭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融合，进而发展为西欧文明的近代崛起。这些新文艺复兴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英国文明史学家汤因比“文艺复兴论”的影响，三宅正树在前编第5章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首先，汤因比的学术立场是去欧洲中心论的，并反对将文艺复兴限定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的普遍看法。其次，汤因比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子文明’唤回早已逝去的‘母文明’之亡灵的现象”i，正是因为两个文明之间存在“母子关系”，文艺复兴才得以成为可能。同时，汤因比还将文明作为有机体性质的历史生命，将文明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产生”“生长”“衰退”“解体”四个阶段，当“子文明”陷入危机的时候，从已处于黄昏时分的“母文明”处吸收那些能够克服危机的因素，由此文明在空间纬度上的相遇即产生“文艺复兴”现象。然而汤因比的“文艺复兴论”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其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中国、印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同样存在母体子体两代文明的“文艺复兴”现象，但在1961年刊行的《再考察》中汤因比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上述文明不存在母体子体的断裂，而是连续的存在，因此其“文艺复兴论”也陷入矛盾之中。三宅正树在文章中还指出，汤因比“对文艺复兴毋宁说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由文艺复兴而使母体文明之亡灵达到完全复活的情况下，会产生‘创造性精神的挫折’这样严重的事态”j。在汤因比看来，东方儒教和西方希腊主义的复活都带来了创造萌芽的枯萎，而只有西欧成功摆脱了这种命运，其证明就是被汤因比所屡屡提及的17世纪“古代·近代论争”，这一论争“是对文艺复兴的知性桎梏的部分反叛”k，并将希腊主义的亡灵彻底击溃。由此也可以看出，汤因比虽然主张客观地认识西欧文明，但其并未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观，更多是形式上从显在转向隐蔽，但不失为比较文明学在初期的一个创造性尝试。 五、“他者”立场下对比较文明学的展望
在本书前编第8章中，川窪启资从美国比较文明学的现状入手，总结了索罗金、库罗巴、巴格比、奎格利、麦克尼尔、麦鲁克等人的理论。其中巴格比提出了一种不限于大文明的“周边文明”的概念，汤因比在《再考察》一书中对于自身理论的批判和修正即可看出受巴格比学说的影响，之后日本学者山本新在对汤因比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周边文明论”，伊东俊太郎继承了山本新的理论并进而阐发了作为比较文明学基础的“基本文明”“周边文明”和“文明交流圈”。作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比较文明学，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创新，并且这一学科以一战后欧美世界的危机意识和自我反思为背景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域扩展。本书即是日本学者站在欧洲以外的“他者”立场对比较文明所做的总括性研究，不仅包括了以往研究中的理论、方法和个案解析，还提出了在未来建立一个与地球等大文明的构想，对破除传统研究观念中的欧洲中心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与新时代下倡导多元文化发展的基调不谋而合。
a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b 史元辉：《在文明比较中融新——略论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明学〉》，《上海文化》2018年第8期，第117页。
c 〔日〕神川正彦：《比较文明学学术范式的构筑》，《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总论”，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页。
d 转引自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3页。
e 20世纪末期才起步但成果丰硕的中国学者以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为研究中心，陆续推出了《比较文化学》《东方文化史》《西方文化概论》《陶泥文明》《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等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传统观念的八大文明体系、以“陶泥时代”为第三种文明形态的观念、“四大文化复兴”观念等学科理论创建。
f 〔日〕神川正彦：《比较文明学之基本学问性格——知性的重组》，《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g 〔日〕柴田隆行：《概念结构的框架——从文明与文化的统合谈起》，《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5页。
h 参见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37页。“古代文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后，有了独立的文化形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变迁或其他内部、外部的作用，使這一文化类型的发展受到挫折，产生中断或是离散，包括国家灭亡等。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这一原有文化类型重新得到继承与发展，这就是文化复兴。”
ijk 〔日〕三宅正树：《围绕汤因比文艺复兴论的再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西欧的“古代·近代争论”》，《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周颂伦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75页，第82页，第83页。
参考文献：
[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2] 史元辉.在文明比较中融新——略论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明学》[J].上海文化，2018（8）.
[3] 〔日〕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江上波夫等.比较文明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个案[M].周颂伦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
[4] 方汉文.中国比较文明学学科的发展与理论体系建构[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作 者： 王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