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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陈曦阳技术员1958年出生
“那个四合院，仿佛一座城池”
四岁的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上，一路向西。冷风吹得我睁不开眼，只觉得脸颊微微刺痛，耳畔风声飒飒。我从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茫茫黄土，绵延无尽头，西边的天空被落日映得通红，金色的圆盘正一点一点跌入地平线……
近了！下了一个缓坡，终于看到一座方城，四座高高的岗楼矗立在远处，映衬着残阳如血的天。这便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位于甘肃兰州八里窑的监狱医院。爸爸的自行车像船，乘风破浪，呼啸而过，倏地，钻进了“城门”。我咯咯地笑起来。穿过过街楼，就是监狱医院的院子，长条形的四合院构造，青砖土坯，方砖平铺的屋顶，正对大门的，便是西药房，旁边是中药房、爸爸的宿舍，再边上是化验室，门卫室旁紧邻着厨房。
那一天的天色、风声以及院子的模样，一直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那座四合院，在四岁的我眼里，宏阔得仿佛一座城池。
爸爸把我领进他的宿舍，小小的一间，陈设简单，一床一柜一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辛凉中带着一点点的清甜。爸爸把我领到床边，说是床，其实是一块门板，上面铺了褥子。爸爸把我抱到床沿上坐下，我顺势一撑，右手不小心触到一个又凉又硬的东西，回头一看，竟是一只死人的骷髅头！年幼的我虽不知那东西究竟为何物，但也本能地感到害怕。见我将哭未哭，爸爸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摇摇头，将那骷髅头塞到床底下去了。
天光正从窗户里一点一点暗下去，我吃惊地发现，这里的窗户比上海的家里宽大得多，几乎占了整面墙。上海家里的窗户又小又高，以我的个子，总是看不见外面的景色。可是这里的窗户不同，我站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风景，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远。
那是1962年的初夏。我将在这里和爸爸共度半年，那也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唯一共处的半年。可是这短暂的半年，对于我的意义却长得如同一生。
“那是我和爸爸一生中唯一的共处时光”
上世纪50年代，年仅十八岁的爸爸从上海卫校药剂专业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西北，被分配在某设计院做队医。年轻的他青春叛逆，调皮捣蛋，火气大，喜欢直言，一不小心，因言获罪，被送去了劳动教养。我妈妈师范毕业后也从上海去了大西北，在兰州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他俩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在兰州结的婚，家里有一个小矮凳，上面写着某某送的结婚礼物，那大约是在1957年。婚后不久，爸爸就被关进了监狱。妈妈回上海生下了我，从此再也没有回兰州。之后，爸爸劳教刑满，留在监狱药房里当了药剂师，也没有再回到上海。
我四岁时，爸爸说想我了，托同事把我从上海带去身边。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和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手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
爸爸看到我，很兴奋。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带我去中药房管理员老王那里吃早饭。老王的屋子和爸爸不同，進门处多出一个土灶，里面才是老王睡觉的地方。见了我，老王取出一个钵斗，舀出一勺蜂蜜搁在粗瓷碗里，又拿出一只冒白气的白馒头，掰了一小块，在蜂蜜里蘸一下，塞到我嘴里。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馒头！
旁边的化验室里，住着一个年轻人，我叫他化验室叔叔。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他在洗衣服，手被搓板上的木刺扎了一下，流了血。于是，他干脆不洗了，对正在一边玩耍的我说：“走，带你出去转转！”我后来知道，他那天刚和女朋友吵了架，心情不好。
化验室叔叔背着一台手风琴，牵着我的手出了四合院的门，上了坡。满目荒凉，路边沟渠横亘，长长的绵延不绝的毛竹做的渡槽，把山上的水引过来。他指着沟渠的另一边，说：“我们去对面，那里好玩。”
我望了一眼深深的沟渠，犹豫着：“要绕路，太远了！”
他摇摇头，牵紧了我的手。
我跟着他走了。走了很久，黄土的颜色渐渐退去，眼前出现了大片不可思议的鲜嫩欲滴的苍绿。很多年后，我凭着记忆在《中国名胜词典》上查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许叫做盐锅峡，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我记忆里的峡谷，两边绿树参天，谷底白水哗哗奔流，峡谷中间架设着简易长廊，还蹲卧着三两尊菩萨，水从高处下来，飞溅在菩萨身上，喷洒到我的脸上身上……实验室叔叔微笑着卸下肩上的手风琴，边走边拉，我在后面看着他拉琴的背影，心里涌起做梦的感觉，他随着音乐的节奏而耸动的肩膀和舒展的两臂，多像一只在空中拍动翅膀的大鸟！
我拿出爸爸给我的零食来吃——从一只脸盆大的葵花盘里剥下的葵花籽，爸爸每天从屋顶上拿下来，剥下一把装在我的口袋里，然后，又将葵花盘扔回屋顶。第二天，照旧拿下来给我继续吃。
我还记得四合院门口的山坡。
那黄土坡上有一株茂盛的孤独的花红树，夏天，树上结满了海棠果。有一天刮大风，海棠果掉了一地，很多人去捡拾。我也从人缝里挤进去，两个大人嫌弃地推推我，说：“小孩子，别凑热闹，叔叔帮你捡。”说着，就往我怀里塞了几个。我一看，是被人用脚踩过的烂果子。我捧着烂果子趴在坡上，看那些大人热火朝天地捡着果子往帽子里放，心里气鼓鼓的。
还有一次，爸爸带我进兰州城。我俩一大早起了床，坐上低栏板的卡车，爸爸说：“风大，蹲下来。”我乖乖地蹲下，视线刚好与汽车栏板平行。进了兰州市区，我发现这里远不及上海热闹。我们去了五泉山公园，半路经过一个里面矗立着四大金刚的大殿，我惧怕狰狞的金刚，不敢走。以后每次去，我都哭得要死要活，非得两个大人把我提溜着绕过去才行。我们还去逛商店，走进去，里面有一个很大很高的玻璃柜台，柜台上堆着一堆鞋子。爸爸在里面挑了一双给我，帆布面，橡胶底。可我穿不下，就用鞋拔，好不容易穿进去了，第二个脚趾头却不得不顶在那里。我说：“小。”可爸爸还是买了。那里只有这一双小鞋子。我穿着小鞋子回家，心里又高兴，又不高兴，就好像蜜糖里面掺了一颗盐。可惜，那双新鞋子没穿多久，我的小脚就再也塞不进去了。
“那个四合院，仿佛一座城池”
四岁的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上，一路向西。冷风吹得我睁不开眼，只觉得脸颊微微刺痛，耳畔风声飒飒。我从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茫茫黄土，绵延无尽头，西边的天空被落日映得通红，金色的圆盘正一点一点跌入地平线……
近了！下了一个缓坡，终于看到一座方城，四座高高的岗楼矗立在远处，映衬着残阳如血的天。这便是爸爸工作的地方——位于甘肃兰州八里窑的监狱医院。爸爸的自行车像船，乘风破浪，呼啸而过，倏地，钻进了“城门”。我咯咯地笑起来。穿过过街楼，就是监狱医院的院子，长条形的四合院构造，青砖土坯，方砖平铺的屋顶，正对大门的，便是西药房，旁边是中药房、爸爸的宿舍，再边上是化验室，门卫室旁紧邻着厨房。
那一天的天色、风声以及院子的模样，一直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没有褪色。那座四合院，在四岁的我眼里，宏阔得仿佛一座城池。
爸爸把我领进他的宿舍，小小的一间，陈设简单，一床一柜一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味，辛凉中带着一点点的清甜。爸爸把我领到床边，说是床，其实是一块门板，上面铺了褥子。爸爸把我抱到床沿上坐下，我顺势一撑，右手不小心触到一个又凉又硬的东西，回头一看，竟是一只死人的骷髅头！年幼的我虽不知那东西究竟为何物，但也本能地感到害怕。见我将哭未哭，爸爸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摇摇头，将那骷髅头塞到床底下去了。
天光正从窗户里一点一点暗下去，我吃惊地发现，这里的窗户比上海的家里宽大得多，几乎占了整面墙。上海家里的窗户又小又高，以我的个子，总是看不见外面的景色。可是这里的窗户不同，我站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外面的风景，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远。
那是1962年的初夏。我将在这里和爸爸共度半年，那也是我们父子俩一生中唯一共处的半年。可是这短暂的半年，对于我的意义却长得如同一生。
“那是我和爸爸一生中唯一的共处时光”
上世纪50年代，年仅十八岁的爸爸从上海卫校药剂专业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西北，被分配在某设计院做队医。年轻的他青春叛逆，调皮捣蛋，火气大，喜欢直言，一不小心，因言获罪，被送去了劳动教养。我妈妈师范毕业后也从上海去了大西北，在兰州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他俩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在兰州结的婚，家里有一个小矮凳，上面写着某某送的结婚礼物，那大约是在1957年。婚后不久，爸爸就被关进了监狱。妈妈回上海生下了我，从此再也没有回兰州。之后，爸爸劳教刑满，留在监狱药房里当了药剂师，也没有再回到上海。
我四岁时，爸爸说想我了，托同事把我从上海带去身边。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和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手撸了一下我的后脑勺。
爸爸看到我，很兴奋。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带我去中药房管理员老王那里吃早饭。老王的屋子和爸爸不同，進门处多出一个土灶，里面才是老王睡觉的地方。见了我，老王取出一个钵斗，舀出一勺蜂蜜搁在粗瓷碗里，又拿出一只冒白气的白馒头，掰了一小块，在蜂蜜里蘸一下，塞到我嘴里。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馒头！
旁边的化验室里，住着一个年轻人，我叫他化验室叔叔。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他在洗衣服，手被搓板上的木刺扎了一下，流了血。于是，他干脆不洗了，对正在一边玩耍的我说：“走，带你出去转转！”我后来知道，他那天刚和女朋友吵了架，心情不好。
化验室叔叔背着一台手风琴，牵着我的手出了四合院的门，上了坡。满目荒凉，路边沟渠横亘，长长的绵延不绝的毛竹做的渡槽，把山上的水引过来。他指着沟渠的另一边，说：“我们去对面，那里好玩。”
我望了一眼深深的沟渠，犹豫着：“要绕路，太远了！”
他摇摇头，牵紧了我的手。
我跟着他走了。走了很久，黄土的颜色渐渐退去，眼前出现了大片不可思议的鲜嫩欲滴的苍绿。很多年后，我凭着记忆在《中国名胜词典》上查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许叫做盐锅峡，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我记忆里的峡谷，两边绿树参天，谷底白水哗哗奔流，峡谷中间架设着简易长廊，还蹲卧着三两尊菩萨，水从高处下来，飞溅在菩萨身上，喷洒到我的脸上身上……实验室叔叔微笑着卸下肩上的手风琴，边走边拉，我在后面看着他拉琴的背影，心里涌起做梦的感觉，他随着音乐的节奏而耸动的肩膀和舒展的两臂，多像一只在空中拍动翅膀的大鸟！
我拿出爸爸给我的零食来吃——从一只脸盆大的葵花盘里剥下的葵花籽，爸爸每天从屋顶上拿下来，剥下一把装在我的口袋里，然后，又将葵花盘扔回屋顶。第二天，照旧拿下来给我继续吃。
我还记得四合院门口的山坡。
那黄土坡上有一株茂盛的孤独的花红树，夏天，树上结满了海棠果。有一天刮大风，海棠果掉了一地，很多人去捡拾。我也从人缝里挤进去，两个大人嫌弃地推推我，说：“小孩子，别凑热闹，叔叔帮你捡。”说着，就往我怀里塞了几个。我一看，是被人用脚踩过的烂果子。我捧着烂果子趴在坡上，看那些大人热火朝天地捡着果子往帽子里放，心里气鼓鼓的。
还有一次，爸爸带我进兰州城。我俩一大早起了床，坐上低栏板的卡车，爸爸说：“风大，蹲下来。”我乖乖地蹲下，视线刚好与汽车栏板平行。进了兰州市区，我发现这里远不及上海热闹。我们去了五泉山公园，半路经过一个里面矗立着四大金刚的大殿，我惧怕狰狞的金刚，不敢走。以后每次去，我都哭得要死要活，非得两个大人把我提溜着绕过去才行。我们还去逛商店，走进去，里面有一个很大很高的玻璃柜台，柜台上堆着一堆鞋子。爸爸在里面挑了一双给我，帆布面，橡胶底。可我穿不下，就用鞋拔，好不容易穿进去了，第二个脚趾头却不得不顶在那里。我说：“小。”可爸爸还是买了。那里只有这一双小鞋子。我穿着小鞋子回家，心里又高兴，又不高兴，就好像蜜糖里面掺了一颗盐。可惜，那双新鞋子没穿多久，我的小脚就再也塞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