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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什么人在上书院？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书院既是传播文化的场所，也是人文教化的道场。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书院体制也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而隐匿在“书院”这个词背后的，是一种中式的、儒家的、传统的治学方法。传统书院在近代渐趋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又在现代意识观照下悄然兴起。
市场经济体系建立，逐利的欲望驱使着人们变得更加浮躁。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书院文化逐渐露出复兴的苗头。人们重新认识到书院的价值。先是作家、学者牵头，在现代重新建造起书院，越来越多的商人也加入到创办现代形态的书院的队伍中去。而上书院的这一帮修学者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化人、艺术家，甚至企业家的身影。
虽然如今的书院已不再是“水阁凉亭驾碧虚，亭亭华表向门闾”，但仍有许多人将其当成是市场竞争硝烟外的一方净土。“君子之学美其身”—这是许多商人上书院修学的目标。但在研习国学的过程中，他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在不经意中从国学的熏陶里“得道”，继而将所得潜移默化地灌注到自己的事业中，建构起一种更为完善、更为中式的中国企业文化。
各地的国学氛围渐浓，文化传统开始复苏，一个新的气象在书院开始兴起。古代书院的传统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实现与现代管理制度接轨的同时，也标志着一场国学的复兴，甚至是一场属于中国文化的复兴。
北京 三智道商国学院
三智道商国学院由中国文化书院主办，名誉院长为汤一介先生，院长为王守常教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三智大道”即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领悟和实修，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主要课程内容。三智道商国学院所设课程均权威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中国经典文化《四库全书》之经、史、子、集各部分。通过学习与实修，使学员“转识成智”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办学目标。
高斌 中国文化书院三智道商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图） 。
车红星 新疆哈密地区德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莉 美国WET水景设计所中国首席代表、北京格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伟 青岛天祥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清 深圳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 新知书院
新知书院创立于2010年，前身是国学新知读书会，由国学新知（www.guoxue.org）创始人、常务理事徐渊创办。读书会讨论最新的国学热点，邀请沪上名师讲授国学经典，以文会友，通过传统文化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目前已举办《左传》、《史记》、《诗经》、《礼记》等系列读书会。
徐渊 新知书院山长、『国学新知』创始人、『阳光知艺文化谷』常务理事（左） 。
程杰 某《财富》五百强跨国企业高级人力资源经理（右） 。
成都 明伦书院
明伦书院是一个全国性的书院联合体，成立于2005年。成都明伦书院成立于2010年，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承“立足经典，守望纯粹”的办学理念，倡导“读书论道，游历天下”的读行生活，面向成都乃至四川、西南各省市，开展传统文化教学、组织各种文化游学活动。既有针对部分社会精英特殊需求的名师国学堂，也有敞开大门纯粹公益的定期国学讲座，既有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佛教文化考察，也有曲阜祭孔、敦煌徒步、楼兰访古等中国传统文明寻踪等读行结合的项目组织。
施文忠 成都明伦书院院长、成都思成博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右下） 。
徐刚 成都超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索尼公司四川总代理（右上） 。
蒋林 安琪儿医疗（中国）控股集团董事。
书院的门槛
在高斌看来，EMBA的学习是进入书院的一个门槛 。
除了对工商管理知识的要求，学员的经济实力也是列入考虑的因素之一。
通过这样的筛选，可以保证国学班学习气氛的纯净 。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正是萧瑟的天气。为了方便从各地赶来上课的企业家学员，高斌把开课地点定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大学堂里。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十二期企业家国学高研班第十单元的课程如期举行，这次课程的主题是《心经》和《金刚经》。像往常一样，高斌加入了学员们听课的队伍。课程结束后，他与学员们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着课上所得和近期感悟。
高斌的办公室在北大中关新园，和北大校园里的中国文化书院仅一条马路之隔。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国学大师汤一介的题词。高斌曾在长城葡萄酒从事了十余年的营销工作，用传统文化来介入现代营销的尝试，让他获益匪浅。“其实《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等，其中的理念都可以和营销相契合。”从临危受命担任长城葡萄酒营销经理，到带领团队解决所有库存和经销商拖欠货款问题，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一经验成为了他后来和一帮热爱国学的企业家一起创办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基础。当做国学院的想法在脑海中形成后，高斌便和他的恩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一起合作。三智道商国学院应运而生。
三智道商，顾名思义，“三智”就是儒、释、道，也就是儒家、佛学、道家。中国文化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在高斌看来，这三家是统一的。“它们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只是有不同的实现途径。宗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智慧是可以合在一块的。”
“国学就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简单来说就是大智慧。大智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说不出来的，能说出来的叫做‘术’。”高斌说，“通过‘道’来驾驭，‘术’才能发挥得好。如果缺乏智慧，缺乏‘道’，那么‘术’就会走偏，甚至不长久。”
高斌说的是企业家学员们在商学院学习到的内容。“学过工商管理以后，你对于属于‘术’范畴的管理知识已经有所了解，然后再来接触传统文化‘道’的东西，收获可能会更快一些。”对于学员们而言，EMBA正是一个门槛，“国民教育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八年以上的高管，才能读EMBA。这就是门槛。”三智道商国学院对学员们的首个要求，便是必须有过工商管理的学习经验—学过EMBA，才有报名的资格。 “现在EMBA的学费都很高。比如长江商学院，学费至少八十万元。你读得起EMBA，说明你有经济实力。你到三智道商来，能交得起学费，出去游学、交通费等等也不是问题。”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学费是每年八万多元人民币。高额的学费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经济实力的判断，高斌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国学班学习气氛的纯净。“拥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人，已经不需要靠其他学员的资源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企图通过进入学习班来找资源、找人脉的那些人， EMBA已经帮我们筛选了一部分。”
也是从商学院这个起点开始，国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学员。三智道商国学院的首期班学员，几乎都是高斌在长江商学院就读的朋友，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圈中好友。听了几天课后，大家都觉得不错。“他们觉得应该做下去，就去报名，暑期班也就做下来了。之后他们又带来一些朋友，开了二期班、三期班。这几个班为后来开的班奠定了一些基础。”高斌说。
新疆哈密地区德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车红星和北京格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莉，是国学院的元老级学员。早在国学院创办之时，他们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开始在这里上课。“现在已经学完了儒家和道家的课程，开始学佛学了。”采访间隙，车红星不忘询问高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时间先后问题，认真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而在刘莉看来，之所以要研习国学，是因为国学能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安宁”。
长江商学院毕业的青岛天祥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认为国学是无形的。“通过国学，学到的是一种‘悟’，不是一种理论。你会知道怎么去做事，同时你的心里是安定的。等你定下来，思路就清晰了，对员工、对管理、对公司大局的把控就会有直接的帮助。心态决定了你清晰的思路和大气的想法，然后你做出的决定可能就是很正确的。”
目前，徐伟已经学完了一年的国学课程，她打算继续学下去。“下一阶段，我要学习把中华文化结合到各个历史段，怎么跟现实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它是怎样去进步和变化的。”
目前，从三智道商国学院走出来的学员已达千人，除了企业家，也不乏政府官员。近来广泛引起讨论的前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就曾在这里学习国学、历史。“这些学习内容被他用在了行政管理的部分，”高斌说，“大同市是一个煤都，但在耿彦波看来，煤总有挖完的时候，所以不能只靠煤炭经济。他思考的是，如何从煤炭经济、黑色经济过渡到文化经济，让传统文化在大同恢复起来，或者变成一个文化产业。两千年来山西的传统文化底蕴其实很厚，比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平遥古城等，还有汇兑也是起源于山西晋商。如果能够把这些恢复起来，肯定对大同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前几年的国学热，讲的都是实用主义，其实那不是国学的本质。”学员吉清是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国学教授的是对社会、文明的一种态度，或者待人处事的一种方式。“这个年代，我们实际上把很多东西都丢弃了。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留下来的优秀文化，不能随便丢弃。”他管回到书院学习叫做“补课”，是重新拾回老一辈智慧的举动。
吉清刚刚学习过《心经》，对此感悟很深。“字字都是精华。儒家讲究奋发图强，而《心经》是讲‘退’的哲学。我‘退’可能是为了‘进’。就像国家发展经济一样，每年都搞十几个百分点增长，那就出现问题了。你稍微缓一缓、退一退，调整一下节奏，可能发展得更好、更持久。它其实是一种智慧。”
这种感悟也被他应用在公司的经营上，“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大做强，觉得这样做肯定是对的。但学了老子的理论后，我觉得做强肯定是对的，但是未必要做大。你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大，但它并没有盈利，也没有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者社会效益，那么其实这是无意义的，是浪费资源的。从道家来说，大就是意味着衰老，就是接近死，这是辩证的，是盛极而衰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做强，你要增加自己的生命力，并不是一味地求大。”吉清说。
这种思维上的转变正是高斌所期望学员能达到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通过学习，改变、提升原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可以带动你的企业和员工。这个平台表面上是做传统文化的培训，但真正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提高，改变的可能是他所在的圈子，最后延伸到改变社会的一部分。可能时间一长就会改变产业结构，最终可能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复兴国学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商人徐渊在上海弄堂的小洋房里，
打造了一所现代化的城市书院。『传道授业』并不是徐渊的最终目的，
他要的是接续书院文化传承的角色，
为中国古典精神在现代城市中找到安放之所。
3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常熟路的老式弄堂里，新知书院正在举行一场国学读书会。推开木门，十多位学友围坐在长桌边，读的是中国传统典籍《左传》。大家手中的《左传》形式各异—有人在划iPad，有人在看电脑，有人则拿着厚厚的竖版繁体书，也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一叠文档。刘勋是这场读书会的领读人，他坐在桌前，先读原文，再逐一解释，身后的墙上投放的是自己编写的《春秋左传精读》。三个小时下来，只读了文公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内容。
虽说读的是国学经典，但读书会的氛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肃。遇到书中介绍的一些比较难以想象的古代物品，刘勋还会把图打开，讲得非常精细。学友不时提出问题，和刘勋讨论，气氛很是轻松。“可以看出，那时候还是有周朝遗风的。就算是战争也很有规矩，不是一上来就一顿乱打。”在描述两军对垒的情况时，刘勋对那时的军礼作出了解释。而这天的领读结束于一个靠勾搭国君夫人上位的“小白脸”的故事，刘勋评论道，“有史为证，师奶杀手古已有之。”虽然用的是现代化的交流方式，但传统文化中自由讲学的风气倒是在读书会中被延续了下来。
就像向导带领你参观一个房间，新知书院的主讲人并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向学友灌输经典，他唯一的作用就是带领大家进入文本。对主讲人身份的要求，书院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唯一的准则是，必须“文本熟、有水平”。并非文史哲专业出身的刘勋，实际上是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归国后供职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国外的留学经验加上理科的背景，反而让他对国学越发产生兴趣。他一直坚持阅读传统古籍，跟读了第一轮《左传》后，这位新知书院的元老级学友才正式“升格”为主讲人。而在他自己编纂的读本里，他的注释非常清晰，同时加入了很多其他版本里所没有的图解，将文本中提到的马车、武器等都形象地附在文本之后。 像刘勋这样的学友，在新知书院中有很多。程杰就是其中一个。三十出头的他是某全球五百强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却对国学爱不释手。从学生时期开始，程杰就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感兴趣，却苦于“摸不到门”。
30岁之前，程杰买了很多书；30岁之后，他又扔了很多书。“我有一个思路，如果路子不正的话，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现在有很多国学都是演绎派，把国学和厚黑学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国学当作是心灵鸡汤。我觉得很不靠谱，很危险。”
两年前，程杰在《青年报》上看到有关国学新知读书会的报道，便找到了读书会的创始人徐渊，报名参加了当时还不甚兴旺的读书会。“书院把学国学和读经典联系起来，回到文本，让我感觉找到了‘组织’。”他说。更重要的是，在“领路人”的推荐下，他渐渐摸到学国学的法门，其中第一步就是“找对书”。程杰举了老子《道德经》的例子，“从古到今，《老子》的书有过千种，但随着近年战国时代《老子》写本的出土发现，实际上市面上只有两三种读本是可以看的。书院在学术方面是很严肃的地方，能推荐给爱国学的人看对的东西。”
在书院里，程杰读的第一本书是《诗经》，领读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专攻诗经的陈才博士，是从国风开始一篇篇的讲。《诗经》虽然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很广，其中的诗作甚至被改变成了现代歌曲，但它的文本其实非常艰涩，而诗中讲到的名物和风土人情都因年代久远而难以考证。程杰如同重回校园，认真地跟着领读人学习，在读书会上和学友们一起讨论、分享，重新理解了这部经典古籍。“能一起阅读艰涩的文本，是新知书院对我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类古籍一个人很难读得完，也很难靠一己之力去很好的理解它。”
刘勋领读的当天，新知书院的创始人徐渊并没有出现。除了书院，他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徐渊大学本科读的是电子工程，研究生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就读，如今的本职工作，则是办教育文化园区。因为花了三年时间，开办起旨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书院和国学新知网站，徐渊多了一个书院“山长”的身份。“古代的书院有个特点，大都在山里，环境清静。所以书院院长也被称为‘山长’。”过了两天，再次在书院见到徐渊时，他这样解释“山长”的意思。
上海新知书院的前身是国学新知读书会。读书会曾辗转于三个地方。2010年1月办第一场读书会的时候，国学新知还没有自己的场所，只好借用了静安区的“三以书房”，这是一个静安区学习办设立的读书会所。2011年，读书会又搬迁到典谟新知咖啡馆。直到第三年，徐渊和学友们才找到这个弄堂里的小洋房，有了属于自己的场所，也有了新知书院的牌匾。
靠近轨道交通、处于黄金地段、房间设施舒适，是徐渊找寻书院地址的三个考量因素。“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在城市居住，所以我们要对书院做一个现代化的改造。我们与古代书院的精神内涵是一样的，但方式需要变成完全现代性的。”
徐渊竭尽所能让来书院读书的学友们感到自在。与想象中复古的装潢不同，新知书院走的是现代简约风。长条形的大会议桌上铺着厚实的白亚麻布，桌边围了一圈垂地的红色天鹅绒。有读书会的时候，兼职的小姑娘会沏上一壶大麦茶和一壶菊花茶放在桌上，白瓷盘里也放着切好的水果。有时候，徐渊还会在三层的点心盘里堆满小零食。“我们工作日的读书会都从晚上7点开始，很多学友下了班就直接赶过来，小零食可以用来垫垫肚子。”
徐渊想做的书院，并非单纯的“我来授课，你来听课”式的课堂教学，而是打造“一个环境”，希望通过读古典，“构建起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他理解的古典书院是三种角色合一的。“第一重角色是科举。到晚清的时候，书院就分了两种，一种是专门做科举，另一种是专门做学问的。早期的书院科举和学问是不分家的。第三重角色就是传承者，古代书院还扮演着经典文明系统价值传承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书院最主要的传承者是大学。“但现在大学里的基本特征是学科细分化，学问变成了技术。这当然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面，但同时，文明传承这一块就被削弱了。”徐渊的理想，是让城市书院继承古典文学中文明传承的这个面向。“这个作用在大学里也在慢慢复兴，比如通史教育课。但一旦从学校毕业，就很难再回到学校去读书。所以，现代的城市书院有很好的角色定位和空间。我们给一批真的喜欢读古典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找到组织。”刘勋和程杰，正是这样找到了“组织”。
保护国学的纯净
许多书院喜欢在课程设置中直接把国学和现代企业管理拉到一起，
这种『拉郎配』让热爱国学的徐刚非常头痛，
『道德经与现代管理』—这种生硬的结合，
怎么能让学员体会到纯粹的国学经典呢？
刘勋读《左传》那天，在成都的施文忠恰逢书院无课。在成都，正是初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位于远郊的曲成园正迎来新一轮花期。曲成园取《周易系辞》中“曲成万物而不遗”之义，读来自有古典之韵，而成都明伦书院就坐落于此。
这个季节，园中腊梅已谢，杜鹃、海棠在阳光下毫不吝啬地怒放。一匾宋徽宗的千字文拓印，一把古琴，一幅孔子水墨挂像，一坛案头菊，和随处可见的国学类经典书籍……施文忠就在这个茶香氤氲、鸟鸣声声的院子里煮茶听琴，醉心经典。“这个小院挨着马路，有点吵，过两天我们准备用青砖把院子围起来，好给学员一个更为安静的学习环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还在资阳计生委工作的施文忠因公去灾区做震后妇女儿童的心理援助工作，在那里，他与现在的妻子相知相恋—她在北京推广“思维导图”，主要指导灾区儿童删除痛苦记忆。“她也是北京明伦书院的早期学员。在她的游说下，我辞去了工作，和她一起成立了成都思成博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转机来自2010年的3月。明伦书院总部组织了一次在乐山乌尤寺的游学，主讲的是《中国通史—从伏羲到孔子》。由于总部在深圳，他们委托施文忠夫妇做接待工作。施文忠第一次接触到国学造诣很深的教授们，耳提面命、朝夕相处了好几个月，和他们一起聊梁漱溟，聊赵熙、聊乌尤寺结茅亭的对联……乌尤寺之后，施文忠主动和书院总部董事会联系，果断提出想在成都办明伦书院的请求。 “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自古以来，成都始终都酝酿着“道气，散淡”的人文气质，而成都人个性乐享、悠闲。在施文忠的眼里，天府之国缺乏忧患意识，对国学的研习反而是不利的因素。“很多成都人觉得平时自己在文殊院、大慈寺喝喝茶、摆摆龙门阵，周末再开车去爬爬青城山，或在青羊宫悟悟道就可以了。他们都会觉得既然自己多多少少都懂得一点，那么国学的研习就实在没必要。”在成都办书院，说服成都企业家系统学习国学，成为施文忠办学之初的最大难题。
在书院正式成立前，施文忠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免费推广。这个阶段，施文忠奔走各个企业“招生”。他的策略是，先从身边好友“下手”。“彭辉，成都某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商；施永红，海底捞火锅的创始人，我的老乡。他们都是被我苦口婆心喊来学习的。”施文忠有些得意。企业家的带头加入，使得书院渐渐在商圈里有了名气。
与此同时，施文忠付费邀请了许多名师大儒来成都授课，“前期就投入了一百多万，但我们不向听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做任何暗示和指导，只是让热爱国学的人群在体验中感受、比较、考察，最后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决定是否走进明伦书院、走进国学。”2010年的7月份，中央党校教授于晓非来蓉主讲第一堂课《金刚经》，成都明伦书院正式挂牌。在这之前，施文忠和她的老婆卖掉了两套房子。“虽然第一期学员只有五六个学员，但好歹我们还是把这个堂子给秧起了（四川话，维持、经营的意思）。”
正是这一堂《金刚经》，让徐刚第一次走进了成都明伦书院。如今，他已经在明伦书院研习了两年多，成为了明伦书院的“老”学员。身为一家音响公司董事长的他，会根据明伦书院的课程表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行程，以防自己错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通过明伦书院的学习，可以修己安人。”
明伦书院的课程表里从来没有和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而徐刚恰恰是看中了这一点。在进入明伦书院之前，他修学过的书院不止一家。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学习，正是因为书院“守望经典，立足纯粹”的理念吸引了徐刚。“书院是就国学论国学。不会牵涉到其他东西，也没有刻意教企业家把国学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在他修学的其他书院中，经常可见这种拉郎配的教学方式，这让热爱国学的徐刚非常头痛—开的课程是“道德经与现代管理”，“这种生硬的结合，怎么能让学员体会到纯粹的国学经典呢？”
徐刚的顾虑，在成都经营一家医疗控股集团的蒋林也曾经有过。“对国学，我始终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但对于书院，我以前就觉得是个附庸风雅的地方。”进入书院之前，他一度有些抵触这种旧时的文化模式。如今，蒋林则用“宁静禅修之所”来形容它。喧嚣的都市中，不仅保留了传统书院讲经论道的“大自在”精神，也给都市快节奏生活注入了淡然和一丝恬静，“从而在宁静中静心、论道、修为一个人的大格局。”
蒋林接触过不少的“企业国学班”，“但很多都是在课堂中枯坐。”对他而言，明伦书院最大的不同，是它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经常和学友一起，跟随导师进行文化考察—重走丝绸之路、敦煌玄奘之路、楼兰（罗布泊）文化探秘、岳麓理学大义、印度尼泊尔朝圣的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书本之外的国学。“不是填鸭式教育，而是用丰富多元的形式，让我们真切体会国学经典中原汁原味的哲学智慧，感受‘修身心、怡性情、济天下’的国学精髓。”
今年2月份，徐刚学完了开年来的第一门课《周易—风生水起之道》。“以前很多人给我说风水，我都不太相信，有点反感，觉得是封建迷信。”但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他却发现了周易和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易》里提到建筑。很多现代的建筑设计师在修房子的时候很少考虑到风水的布局，对大自然造成了破坏和影响，这都有可能直接关联到员工的健康。”徐刚说自己以后在选址写字楼的时候，一定会多加考虑，化解一些不合理的布局。
更多的时候，现代书院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来自精神上的。“现代企业家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在书院的学习可以给企业家很大的空间，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修炼。”在徐刚看来，书院的学习实则也算是一种强迫性的“休息”。“这种休息会让我们感悟到许多面对企业管理的问题时的答案—我认为，这都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和思维方式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在公司员工的培训和年会上，甚至在每个月的例行总结会议上，徐刚总是会多多少少在发言中对下属们传达一些国学经典的内容。“我们做企业随时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而国学的本质能让我们在当今社会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因为共同的志趣，施文忠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知己。“在书院我们都以师兄弟相称。相较于传统书院那种山林散淡之气、处士横议之风，如今的书院至少部分丧失了这类功能。但是从延请鸿儒讲学论道和教化社会这一点来说，仍然是草蛇灰线，一脉相承。不然如何能称其为书院？干脆叫培训机构或咨询公司得了！”
书院研习国学究竟能不能为企业所应用？这是如今书院很多办学者和参与者思索的问题。但在施文忠的眼里，国学应用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命题。“我们今天所传播和恢复的国学，是‘成人之学’、‘为己之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那些在机场书店里唾沫横飞的所谓‘国学应用大师’们，半路出家，见风使舵，对国学的理解肤浅猥琐，完全是基于功利、基于忽悠，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不折不扣毁灭祖宗积累的优秀文化遗产的行为。”
但通过书院的学习，也确确实实给这些企业家们带来了“效益”。和很多企业管理者一样，蒋林也曾参加过MBA和EMBA的学习，对此，他的切身体会是，“国内很多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学过MBA、EMBA，这些都非常有用。但几年下来，你就会发现，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再往上走，就升不上去了。通过学习国学，能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找到解决的方法。中国的企业只有依靠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才有可能更好地吐故纳新，吸收外来文化，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它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让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国学带给我的价值与效益，是无形的，也是无量的。”蒋林早已习惯在个人生活、企业管理中遇到困惑和矛盾时，都用国学的思维方式去理智面对。“管理者的格局和胸怀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灵魂。国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企业管理者的思维观、决策观、用人观和自我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也直接决定一个企业的经营和文化理念。” 做一个现代君子
程杰读过MBA，也了解商学院的圈子文化。
第一次在书院参加读书会，程杰明显感受到书院学友和商学院同学之间的不同—
他们并不热衷于收名片和派名片，并对『混圈子』嗤之以鼻。
商业社会的社交关系，在书院里显得荡然无存。
那么，在书院学习，最终应该以什么作为目标？徐渊用了“君子”这个词来回答。在他看来，现代君子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博闻强识，而德性是要靠知识修养出来的。“要有正确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再对传统文化有深切的感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体味到中国古典世界之丰富，人的心智也才会变得更健康。”实际上，单纯传播价值观远比传播知识来得容易，尤其学习中国古典知识，需要花时间，也要下苦功，想要真正“登堂入室”并非短期之功。但徐渊说他从来不怕来书院听课的人少，宁愿来的都是听得懂的知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我们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听懂，开书院不是传教。”
新知书院的墙上，写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摘自《论语》的话，表达了孔子对博大的周文化的仰慕，也暗示出徐渊做书院的态度。“这里就是读先秦典籍，其实这跟西方读古典必读古希腊、古罗马是一样的道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会什么都读。”徐渊给书院读书会的定位是读典籍，而且要选比较大的文本。
“我们读同样的文本，会构建起一个共同的知识背景，因为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圈。就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吟一句诗，大家都对当中隐含的意味心知肚明，就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下。”徐渊说，“这是我们做书院的理想目标，但要达到很难。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由学友变成朋友，共同认同国学中的精神内涵。”
而程杰到书院读书的目的则很单纯，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虽然古人用毛笔写字，现代人用电脑，但其实中国人的本质没有变。在共同的土地上，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一些内在思维逻辑还是相同的。”程杰认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源，就能对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有更好的基础，会更容易产生共鸣。
新知书院读古籍的方式非常传统，走的是正统学院派的路子，学友们大都以读书为主，社交倒是其次。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级人力资源经理，程杰读过MBA，也了解商学院的圈子文化。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程杰也像之前那样先派发名片，但他明显感受书院学友和商学院同学之间的不同—其他学员并不热衷于收名片和派名片。“这个组织的气氛比较质朴，大家并不以混圈子为目的。”另外一个老学员则向程杰明确表达了对“混圈子”的反感，“他不喜欢对方一上来就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的，问你是做什么的。”
不混圈子不代表没有社交活动。每周一的读书会读完以后，学友们都会聚到一起，聊书，聊国学，聊生活，自然也会聊到工作。“在这里，名片和头衔并不重要。大家会先成为朋友，而不是考虑有没有可能成为商业上的伙伴。”就像徐渊所说，书院的目的是通过读书让学友们形成共同知识背景下的话语圈，而非名利场。“没有功利性”是程杰对新知书院的评价。
“在书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在相互交往中，互动交流和学习。”蒋林有和程杰同样的感受。蒋林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也是书院里最为勤奋的学生。他所学习的课程涉及经典国学典籍、西方哲学、宗教、禅修训练等多方面内容，涵盖太极、书法、中医、文物鉴赏等国粹，甚至于一年一度的圣贤祭祀等国学活动，他也一场都不曾落下。在他看来，一套完整体系的课程就像一桌文化大餐，什么时间上什么菜，都有科学、严谨的规定。“比如我们早上的太极拳练习，就像大餐前的开胃汤；经典国学原著学习就像是主菜；而传统哲学知识的学习就像青菜，帮助我们消化吸收主菜的营养。当然，京剧、茶道、昆曲等国粹的鉴赏讲座就是大餐最后的甜点，让人回味无穷。”
在成都明伦书院，《金刚经》、《六祖坛经》、《心经》、《佛学大观》被列入了课程学习中，甚至连《建筑风水学》、《奇门遁甲概论》、《面相学》、《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禅宗》也兼收并蓄。在施文忠精心编排的2013年课程表中，2月他们邀来张一指为学员们主讲了开年第一课《周易—风生水起之道》。而3月的课程则是华中师大教授刘兴林主讲的《史记》，“我们会提前半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和这些讲师确定档期。”接下来，分别是《论语》、《道德经》、《庄子》、《礼记》、《贞观政要》、《人物志》、《黄帝内经》、《左宗棠》等，每月一课，两年为一个周期，读完大约需500课时左右。
2013年，成都明伦书院的固定学员已达五六十人。两年制收费，学费一共是59800元，倡导终身学习。这些学员大多数都是大型国企负责人、民营企业创始人、党政干部抑或企业未来的接班人。“我们提倡‘夫妻同修’、‘亲子同修’和‘财以助学、资以养道’。在明伦书院学习，关系单纯，学友们坦诚相待，以论道、求道为主，和EMBA等成人继续再教育不一样。”
虽然施文忠声明书院认可“立足经典，守望纯粹”的理念，摈弃以结交圈层、建立人脉为目的的学习机会主义，但书院高端课程面向的受众以及高企的学费，让人们不禁将其与被喻为企业家“社交平台”的商学院联想到一起。“书院本身不仅不具备搭建社交平台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还应该反对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学习生态。”施文忠非常反对将现代书院视作社交平台的做法。“书院是什么？是传播圣贤之道的地方，不是做生意、找项目、钓小三的地方。黄埔军校有个著名对联‘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其含义不言自明。”
“我相信每个愿意来书院学习的人，重视的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势力效应，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开拓、一种胸怀格局的提升，就像企业的最高阶段也并不是单纯的盈利，而是一种企业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有机融合。”蒋林在书院的学习中找到了乐趣，而这种乐趣是纯粹的，并不建立在企业资源的交换上。“除了国学课程本身之外，书院给我们的是一种‘大自在’的境界。青松白云间的一场太极，古琴铮铮中的一杯清茶，孔庙大殿的一场祭拜，大漠落日间的一段探寻……这种本源的回归，会让每个人的身心与文化情感，都得到陶冶和升华。”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书院既是传播文化的场所，也是人文教化的道场。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书院体制也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而隐匿在“书院”这个词背后的，是一种中式的、儒家的、传统的治学方法。传统书院在近代渐趋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又在现代意识观照下悄然兴起。
市场经济体系建立，逐利的欲望驱使着人们变得更加浮躁。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书院文化逐渐露出复兴的苗头。人们重新认识到书院的价值。先是作家、学者牵头，在现代重新建造起书院，越来越多的商人也加入到创办现代形态的书院的队伍中去。而上书院的这一帮修学者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化人、艺术家，甚至企业家的身影。
虽然如今的书院已不再是“水阁凉亭驾碧虚，亭亭华表向门闾”，但仍有许多人将其当成是市场竞争硝烟外的一方净土。“君子之学美其身”—这是许多商人上书院修学的目标。但在研习国学的过程中，他们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在不经意中从国学的熏陶里“得道”，继而将所得潜移默化地灌注到自己的事业中，建构起一种更为完善、更为中式的中国企业文化。
各地的国学氛围渐浓，文化传统开始复苏，一个新的气象在书院开始兴起。古代书院的传统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之上，实现与现代管理制度接轨的同时，也标志着一场国学的复兴，甚至是一场属于中国文化的复兴。
北京 三智道商国学院
三智道商国学院由中国文化书院主办，名誉院长为汤一介先生，院长为王守常教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三智大道”即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领悟和实修，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主要课程内容。三智道商国学院所设课程均权威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中国经典文化《四库全书》之经、史、子、集各部分。通过学习与实修，使学员“转识成智”是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办学目标。
高斌 中国文化书院三智道商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图） 。
车红星 新疆哈密地区德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莉 美国WET水景设计所中国首席代表、北京格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伟 青岛天祥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清 深圳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 新知书院
新知书院创立于2010年，前身是国学新知读书会，由国学新知（www.guoxue.org）创始人、常务理事徐渊创办。读书会讨论最新的国学热点，邀请沪上名师讲授国学经典，以文会友，通过传统文化互相了解，增进友谊。目前已举办《左传》、《史记》、《诗经》、《礼记》等系列读书会。
徐渊 新知书院山长、『国学新知』创始人、『阳光知艺文化谷』常务理事（左） 。
程杰 某《财富》五百强跨国企业高级人力资源经理（右） 。
成都 明伦书院
明伦书院是一个全国性的书院联合体，成立于2005年。成都明伦书院成立于2010年，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承“立足经典，守望纯粹”的办学理念，倡导“读书论道，游历天下”的读行生活，面向成都乃至四川、西南各省市，开展传统文化教学、组织各种文化游学活动。既有针对部分社会精英特殊需求的名师国学堂，也有敞开大门纯粹公益的定期国学讲座，既有印度、尼泊尔等地的佛教文化考察，也有曲阜祭孔、敦煌徒步、楼兰访古等中国传统文明寻踪等读行结合的项目组织。
施文忠 成都明伦书院院长、成都思成博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右下） 。
徐刚 成都超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索尼公司四川总代理（右上） 。
蒋林 安琪儿医疗（中国）控股集团董事。
书院的门槛
在高斌看来，EMBA的学习是进入书院的一个门槛 。
除了对工商管理知识的要求，学员的经济实力也是列入考虑的因素之一。
通过这样的筛选，可以保证国学班学习气氛的纯净 。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正是萧瑟的天气。为了方便从各地赶来上课的企业家学员，高斌把开课地点定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大学堂里。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十二期企业家国学高研班第十单元的课程如期举行，这次课程的主题是《心经》和《金刚经》。像往常一样，高斌加入了学员们听课的队伍。课程结束后，他与学员们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着课上所得和近期感悟。
高斌的办公室在北大中关新园，和北大校园里的中国文化书院仅一条马路之隔。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国学大师汤一介的题词。高斌曾在长城葡萄酒从事了十余年的营销工作，用传统文化来介入现代营销的尝试，让他获益匪浅。“其实《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大学》、《中庸》等，其中的理念都可以和营销相契合。”从临危受命担任长城葡萄酒营销经理，到带领团队解决所有库存和经销商拖欠货款问题，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这一经验成为了他后来和一帮热爱国学的企业家一起创办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基础。当做国学院的想法在脑海中形成后，高斌便和他的恩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一起合作。三智道商国学院应运而生。
三智道商，顾名思义，“三智”就是儒、释、道，也就是儒家、佛学、道家。中国文化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在高斌看来，这三家是统一的。“它们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只是有不同的实现途径。宗教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智慧是可以合在一块的。”
“国学就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精髓，简单来说就是大智慧。大智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说不出来的，能说出来的叫做‘术’。”高斌说，“通过‘道’来驾驭，‘术’才能发挥得好。如果缺乏智慧，缺乏‘道’，那么‘术’就会走偏，甚至不长久。”
高斌说的是企业家学员们在商学院学习到的内容。“学过工商管理以后，你对于属于‘术’范畴的管理知识已经有所了解，然后再来接触传统文化‘道’的东西，收获可能会更快一些。”对于学员们而言，EMBA正是一个门槛，“国民教育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学士学位的，工作八年以上的高管，才能读EMBA。这就是门槛。”三智道商国学院对学员们的首个要求，便是必须有过工商管理的学习经验—学过EMBA，才有报名的资格。 “现在EMBA的学费都很高。比如长江商学院，学费至少八十万元。你读得起EMBA，说明你有经济实力。你到三智道商来，能交得起学费，出去游学、交通费等等也不是问题。”三智道商国学院的学费是每年八万多元人民币。高额的学费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经济实力的判断，高斌认为，这样可以保证国学班学习气氛的纯净。“拥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人，已经不需要靠其他学员的资源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企图通过进入学习班来找资源、找人脉的那些人， EMBA已经帮我们筛选了一部分。”
也是从商学院这个起点开始，国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学员。三智道商国学院的首期班学员，几乎都是高斌在长江商学院就读的朋友，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圈中好友。听了几天课后，大家都觉得不错。“他们觉得应该做下去，就去报名，暑期班也就做下来了。之后他们又带来一些朋友，开了二期班、三期班。这几个班为后来开的班奠定了一些基础。”高斌说。
新疆哈密地区德盛民爆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车红星和北京格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莉，是国学院的元老级学员。早在国学院创办之时，他们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开始在这里上课。“现在已经学完了儒家和道家的课程，开始学佛学了。”采访间隙，车红星不忘询问高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时间先后问题，认真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而在刘莉看来，之所以要研习国学，是因为国学能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安宁”。
长江商学院毕业的青岛天祥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认为国学是无形的。“通过国学，学到的是一种‘悟’，不是一种理论。你会知道怎么去做事，同时你的心里是安定的。等你定下来，思路就清晰了，对员工、对管理、对公司大局的把控就会有直接的帮助。心态决定了你清晰的思路和大气的想法，然后你做出的决定可能就是很正确的。”
目前，徐伟已经学完了一年的国学课程，她打算继续学下去。“下一阶段，我要学习把中华文化结合到各个历史段，怎么跟现实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它是怎样去进步和变化的。”
目前，从三智道商国学院走出来的学员已达千人，除了企业家，也不乏政府官员。近来广泛引起讨论的前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就曾在这里学习国学、历史。“这些学习内容被他用在了行政管理的部分，”高斌说，“大同市是一个煤都，但在耿彦波看来，煤总有挖完的时候，所以不能只靠煤炭经济。他思考的是，如何从煤炭经济、黑色经济过渡到文化经济，让传统文化在大同恢复起来，或者变成一个文化产业。两千年来山西的传统文化底蕴其实很厚，比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平遥古城等，还有汇兑也是起源于山西晋商。如果能够把这些恢复起来，肯定对大同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前几年的国学热，讲的都是实用主义，其实那不是国学的本质。”学员吉清是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国学教授的是对社会、文明的一种态度，或者待人处事的一种方式。“这个年代，我们实际上把很多东西都丢弃了。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留下来的优秀文化，不能随便丢弃。”他管回到书院学习叫做“补课”，是重新拾回老一辈智慧的举动。
吉清刚刚学习过《心经》，对此感悟很深。“字字都是精华。儒家讲究奋发图强，而《心经》是讲‘退’的哲学。我‘退’可能是为了‘进’。就像国家发展经济一样，每年都搞十几个百分点增长，那就出现问题了。你稍微缓一缓、退一退，调整一下节奏，可能发展得更好、更持久。它其实是一种智慧。”
这种感悟也被他应用在公司的经营上，“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大做强，觉得这样做肯定是对的。但学了老子的理论后，我觉得做强肯定是对的，但是未必要做大。你把很多事情做得很大，但它并没有盈利，也没有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者社会效益，那么其实这是无意义的，是浪费资源的。从道家来说，大就是意味着衰老，就是接近死，这是辩证的，是盛极而衰的道理。所以你必须要做强，你要增加自己的生命力，并不是一味地求大。”吉清说。
这种思维上的转变正是高斌所期望学员能达到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通过学习，改变、提升原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可以带动你的企业和员工。这个平台表面上是做传统文化的培训，但真正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提高，改变的可能是他所在的圈子，最后延伸到改变社会的一部分。可能时间一长就会改变产业结构，最终可能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复兴国学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商人徐渊在上海弄堂的小洋房里，
打造了一所现代化的城市书院。『传道授业』并不是徐渊的最终目的，
他要的是接续书院文化传承的角色，
为中国古典精神在现代城市中找到安放之所。
3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常熟路的老式弄堂里，新知书院正在举行一场国学读书会。推开木门，十多位学友围坐在长桌边，读的是中国传统典籍《左传》。大家手中的《左传》形式各异—有人在划iPad，有人在看电脑，有人则拿着厚厚的竖版繁体书，也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一叠文档。刘勋是这场读书会的领读人，他坐在桌前，先读原文，再逐一解释，身后的墙上投放的是自己编写的《春秋左传精读》。三个小时下来，只读了文公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内容。
虽说读的是国学经典，但读书会的氛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肃。遇到书中介绍的一些比较难以想象的古代物品，刘勋还会把图打开，讲得非常精细。学友不时提出问题，和刘勋讨论，气氛很是轻松。“可以看出，那时候还是有周朝遗风的。就算是战争也很有规矩，不是一上来就一顿乱打。”在描述两军对垒的情况时，刘勋对那时的军礼作出了解释。而这天的领读结束于一个靠勾搭国君夫人上位的“小白脸”的故事，刘勋评论道，“有史为证，师奶杀手古已有之。”虽然用的是现代化的交流方式，但传统文化中自由讲学的风气倒是在读书会中被延续了下来。
就像向导带领你参观一个房间，新知书院的主讲人并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向学友灌输经典，他唯一的作用就是带领大家进入文本。对主讲人身份的要求，书院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唯一的准则是，必须“文本熟、有水平”。并非文史哲专业出身的刘勋，实际上是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归国后供职于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国外的留学经验加上理科的背景，反而让他对国学越发产生兴趣。他一直坚持阅读传统古籍，跟读了第一轮《左传》后，这位新知书院的元老级学友才正式“升格”为主讲人。而在他自己编纂的读本里，他的注释非常清晰，同时加入了很多其他版本里所没有的图解，将文本中提到的马车、武器等都形象地附在文本之后。 像刘勋这样的学友，在新知书院中有很多。程杰就是其中一个。三十出头的他是某全球五百强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却对国学爱不释手。从学生时期开始，程杰就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感兴趣，却苦于“摸不到门”。
30岁之前，程杰买了很多书；30岁之后，他又扔了很多书。“我有一个思路，如果路子不正的话，很容易有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现在有很多国学都是演绎派，把国学和厚黑学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国学当作是心灵鸡汤。我觉得很不靠谱，很危险。”
两年前，程杰在《青年报》上看到有关国学新知读书会的报道，便找到了读书会的创始人徐渊，报名参加了当时还不甚兴旺的读书会。“书院把学国学和读经典联系起来，回到文本，让我感觉找到了‘组织’。”他说。更重要的是，在“领路人”的推荐下，他渐渐摸到学国学的法门，其中第一步就是“找对书”。程杰举了老子《道德经》的例子，“从古到今，《老子》的书有过千种，但随着近年战国时代《老子》写本的出土发现，实际上市面上只有两三种读本是可以看的。书院在学术方面是很严肃的地方，能推荐给爱国学的人看对的东西。”
在书院里，程杰读的第一本书是《诗经》，领读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专攻诗经的陈才博士，是从国风开始一篇篇的讲。《诗经》虽然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很广，其中的诗作甚至被改变成了现代歌曲，但它的文本其实非常艰涩，而诗中讲到的名物和风土人情都因年代久远而难以考证。程杰如同重回校园，认真地跟着领读人学习，在读书会上和学友们一起讨论、分享，重新理解了这部经典古籍。“能一起阅读艰涩的文本，是新知书院对我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类古籍一个人很难读得完，也很难靠一己之力去很好的理解它。”
刘勋领读的当天，新知书院的创始人徐渊并没有出现。除了书院，他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徐渊大学本科读的是电子工程，研究生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就读，如今的本职工作，则是办教育文化园区。因为花了三年时间，开办起旨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书院和国学新知网站，徐渊多了一个书院“山长”的身份。“古代的书院有个特点，大都在山里，环境清静。所以书院院长也被称为‘山长’。”过了两天，再次在书院见到徐渊时，他这样解释“山长”的意思。
上海新知书院的前身是国学新知读书会。读书会曾辗转于三个地方。2010年1月办第一场读书会的时候，国学新知还没有自己的场所，只好借用了静安区的“三以书房”，这是一个静安区学习办设立的读书会所。2011年，读书会又搬迁到典谟新知咖啡馆。直到第三年，徐渊和学友们才找到这个弄堂里的小洋房，有了属于自己的场所，也有了新知书院的牌匾。
靠近轨道交通、处于黄金地段、房间设施舒适，是徐渊找寻书院地址的三个考量因素。“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在城市居住，所以我们要对书院做一个现代化的改造。我们与古代书院的精神内涵是一样的，但方式需要变成完全现代性的。”
徐渊竭尽所能让来书院读书的学友们感到自在。与想象中复古的装潢不同，新知书院走的是现代简约风。长条形的大会议桌上铺着厚实的白亚麻布，桌边围了一圈垂地的红色天鹅绒。有读书会的时候，兼职的小姑娘会沏上一壶大麦茶和一壶菊花茶放在桌上，白瓷盘里也放着切好的水果。有时候，徐渊还会在三层的点心盘里堆满小零食。“我们工作日的读书会都从晚上7点开始，很多学友下了班就直接赶过来，小零食可以用来垫垫肚子。”
徐渊想做的书院，并非单纯的“我来授课，你来听课”式的课堂教学，而是打造“一个环境”，希望通过读古典，“构建起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他理解的古典书院是三种角色合一的。“第一重角色是科举。到晚清的时候，书院就分了两种，一种是专门做科举，另一种是专门做学问的。早期的书院科举和学问是不分家的。第三重角色就是传承者，古代书院还扮演着经典文明系统价值传承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书院最主要的传承者是大学。“但现在大学里的基本特征是学科细分化，学问变成了技术。这当然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面，但同时，文明传承这一块就被削弱了。”徐渊的理想，是让城市书院继承古典文学中文明传承的这个面向。“这个作用在大学里也在慢慢复兴，比如通史教育课。但一旦从学校毕业，就很难再回到学校去读书。所以，现代的城市书院有很好的角色定位和空间。我们给一批真的喜欢读古典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找到组织。”刘勋和程杰，正是这样找到了“组织”。
保护国学的纯净
许多书院喜欢在课程设置中直接把国学和现代企业管理拉到一起，
这种『拉郎配』让热爱国学的徐刚非常头痛，
『道德经与现代管理』—这种生硬的结合，
怎么能让学员体会到纯粹的国学经典呢？
刘勋读《左传》那天，在成都的施文忠恰逢书院无课。在成都，正是初春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位于远郊的曲成园正迎来新一轮花期。曲成园取《周易系辞》中“曲成万物而不遗”之义，读来自有古典之韵，而成都明伦书院就坐落于此。
这个季节，园中腊梅已谢，杜鹃、海棠在阳光下毫不吝啬地怒放。一匾宋徽宗的千字文拓印，一把古琴，一幅孔子水墨挂像，一坛案头菊，和随处可见的国学类经典书籍……施文忠就在这个茶香氤氲、鸟鸣声声的院子里煮茶听琴，醉心经典。“这个小院挨着马路，有点吵，过两天我们准备用青砖把院子围起来，好给学员一个更为安静的学习环境。”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还在资阳计生委工作的施文忠因公去灾区做震后妇女儿童的心理援助工作，在那里，他与现在的妻子相知相恋—她在北京推广“思维导图”，主要指导灾区儿童删除痛苦记忆。“她也是北京明伦书院的早期学员。在她的游说下，我辞去了工作，和她一起成立了成都思成博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转机来自2010年的3月。明伦书院总部组织了一次在乐山乌尤寺的游学，主讲的是《中国通史—从伏羲到孔子》。由于总部在深圳，他们委托施文忠夫妇做接待工作。施文忠第一次接触到国学造诣很深的教授们，耳提面命、朝夕相处了好几个月，和他们一起聊梁漱溟，聊赵熙、聊乌尤寺结茅亭的对联……乌尤寺之后，施文忠主动和书院总部董事会联系，果断提出想在成都办明伦书院的请求。 “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自古以来，成都始终都酝酿着“道气，散淡”的人文气质，而成都人个性乐享、悠闲。在施文忠的眼里，天府之国缺乏忧患意识，对国学的研习反而是不利的因素。“很多成都人觉得平时自己在文殊院、大慈寺喝喝茶、摆摆龙门阵，周末再开车去爬爬青城山，或在青羊宫悟悟道就可以了。他们都会觉得既然自己多多少少都懂得一点，那么国学的研习就实在没必要。”在成都办书院，说服成都企业家系统学习国学，成为施文忠办学之初的最大难题。
在书院正式成立前，施文忠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免费推广。这个阶段，施文忠奔走各个企业“招生”。他的策略是，先从身边好友“下手”。“彭辉，成都某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商；施永红，海底捞火锅的创始人，我的老乡。他们都是被我苦口婆心喊来学习的。”施文忠有些得意。企业家的带头加入，使得书院渐渐在商圈里有了名气。
与此同时，施文忠付费邀请了许多名师大儒来成都授课，“前期就投入了一百多万，但我们不向听众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做任何暗示和指导，只是让热爱国学的人群在体验中感受、比较、考察，最后由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决定是否走进明伦书院、走进国学。”2010年的7月份，中央党校教授于晓非来蓉主讲第一堂课《金刚经》，成都明伦书院正式挂牌。在这之前，施文忠和她的老婆卖掉了两套房子。“虽然第一期学员只有五六个学员，但好歹我们还是把这个堂子给秧起了（四川话，维持、经营的意思）。”
正是这一堂《金刚经》，让徐刚第一次走进了成都明伦书院。如今，他已经在明伦书院研习了两年多，成为了明伦书院的“老”学员。身为一家音响公司董事长的他，会根据明伦书院的课程表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行程，以防自己错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通过明伦书院的学习，可以修己安人。”
明伦书院的课程表里从来没有和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而徐刚恰恰是看中了这一点。在进入明伦书院之前，他修学过的书院不止一家。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学习，正是因为书院“守望经典，立足纯粹”的理念吸引了徐刚。“书院是就国学论国学。不会牵涉到其他东西，也没有刻意教企业家把国学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在他修学的其他书院中，经常可见这种拉郎配的教学方式，这让热爱国学的徐刚非常头痛—开的课程是“道德经与现代管理”，“这种生硬的结合，怎么能让学员体会到纯粹的国学经典呢？”
徐刚的顾虑，在成都经营一家医疗控股集团的蒋林也曾经有过。“对国学，我始终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但对于书院，我以前就觉得是个附庸风雅的地方。”进入书院之前，他一度有些抵触这种旧时的文化模式。如今，蒋林则用“宁静禅修之所”来形容它。喧嚣的都市中，不仅保留了传统书院讲经论道的“大自在”精神，也给都市快节奏生活注入了淡然和一丝恬静，“从而在宁静中静心、论道、修为一个人的大格局。”
蒋林接触过不少的“企业国学班”，“但很多都是在课堂中枯坐。”对他而言，明伦书院最大的不同，是它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经常和学友一起，跟随导师进行文化考察—重走丝绸之路、敦煌玄奘之路、楼兰（罗布泊）文化探秘、岳麓理学大义、印度尼泊尔朝圣的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书本之外的国学。“不是填鸭式教育，而是用丰富多元的形式，让我们真切体会国学经典中原汁原味的哲学智慧，感受‘修身心、怡性情、济天下’的国学精髓。”
今年2月份，徐刚学完了开年来的第一门课《周易—风生水起之道》。“以前很多人给我说风水，我都不太相信，有点反感，觉得是封建迷信。”但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他却发现了周易和现代企业管理当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易》里提到建筑。很多现代的建筑设计师在修房子的时候很少考虑到风水的布局，对大自然造成了破坏和影响，这都有可能直接关联到员工的健康。”徐刚说自己以后在选址写字楼的时候，一定会多加考虑，化解一些不合理的布局。
更多的时候，现代书院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来自精神上的。“现代企业家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很大。在书院的学习可以给企业家很大的空间，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修炼。”在徐刚看来，书院的学习实则也算是一种强迫性的“休息”。“这种休息会让我们感悟到许多面对企业管理的问题时的答案—我认为，这都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和思维方式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在公司员工的培训和年会上，甚至在每个月的例行总结会议上，徐刚总是会多多少少在发言中对下属们传达一些国学经典的内容。“我们做企业随时都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而国学的本质能让我们在当今社会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因为共同的志趣，施文忠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知己。“在书院我们都以师兄弟相称。相较于传统书院那种山林散淡之气、处士横议之风，如今的书院至少部分丧失了这类功能。但是从延请鸿儒讲学论道和教化社会这一点来说，仍然是草蛇灰线，一脉相承。不然如何能称其为书院？干脆叫培训机构或咨询公司得了！”
书院研习国学究竟能不能为企业所应用？这是如今书院很多办学者和参与者思索的问题。但在施文忠的眼里，国学应用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命题。“我们今天所传播和恢复的国学，是‘成人之学’、‘为己之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那些在机场书店里唾沫横飞的所谓‘国学应用大师’们，半路出家，见风使舵，对国学的理解肤浅猥琐，完全是基于功利、基于忽悠，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不折不扣毁灭祖宗积累的优秀文化遗产的行为。”
但通过书院的学习，也确确实实给这些企业家们带来了“效益”。和很多企业管理者一样，蒋林也曾参加过MBA和EMBA的学习，对此，他的切身体会是，“国内很多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学过MBA、EMBA，这些都非常有用。但几年下来，你就会发现，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再往上走，就升不上去了。通过学习国学，能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找到解决的方法。中国的企业只有依靠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基因，才有可能更好地吐故纳新，吸收外来文化，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它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而是让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国学带给我的价值与效益，是无形的，也是无量的。”蒋林早已习惯在个人生活、企业管理中遇到困惑和矛盾时，都用国学的思维方式去理智面对。“管理者的格局和胸怀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灵魂。国学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企业管理者的思维观、决策观、用人观和自我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也直接决定一个企业的经营和文化理念。” 做一个现代君子
程杰读过MBA，也了解商学院的圈子文化。
第一次在书院参加读书会，程杰明显感受到书院学友和商学院同学之间的不同—
他们并不热衷于收名片和派名片，并对『混圈子』嗤之以鼻。
商业社会的社交关系，在书院里显得荡然无存。
那么，在书院学习，最终应该以什么作为目标？徐渊用了“君子”这个词来回答。在他看来，现代君子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博闻强识，而德性是要靠知识修养出来的。“要有正确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再对传统文化有深切的感情。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体味到中国古典世界之丰富，人的心智也才会变得更健康。”实际上，单纯传播价值观远比传播知识来得容易，尤其学习中国古典知识，需要花时间，也要下苦功，想要真正“登堂入室”并非短期之功。但徐渊说他从来不怕来书院听课的人少，宁愿来的都是听得懂的知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我们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听懂，开书院不是传教。”
新知书院的墙上，写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摘自《论语》的话，表达了孔子对博大的周文化的仰慕，也暗示出徐渊做书院的态度。“这里就是读先秦典籍，其实这跟西方读古典必读古希腊、古罗马是一样的道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会什么都读。”徐渊给书院读书会的定位是读典籍，而且要选比较大的文本。
“我们读同样的文本，会构建起一个共同的知识背景，因为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圈。就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吟一句诗，大家都对当中隐含的意味心知肚明，就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下。”徐渊说，“这是我们做书院的理想目标，但要达到很难。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由学友变成朋友，共同认同国学中的精神内涵。”
而程杰到书院读书的目的则很单纯，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虽然古人用毛笔写字，现代人用电脑，但其实中国人的本质没有变。在共同的土地上，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一些内在思维逻辑还是相同的。”程杰认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源，就能对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有更好的基础，会更容易产生共鸣。
新知书院读古籍的方式非常传统，走的是正统学院派的路子，学友们大都以读书为主，社交倒是其次。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级人力资源经理，程杰读过MBA，也了解商学院的圈子文化。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程杰也像之前那样先派发名片，但他明显感受书院学友和商学院同学之间的不同—其他学员并不热衷于收名片和派名片。“这个组织的气氛比较质朴，大家并不以混圈子为目的。”另外一个老学员则向程杰明确表达了对“混圈子”的反感，“他不喜欢对方一上来就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的，问你是做什么的。”
不混圈子不代表没有社交活动。每周一的读书会读完以后，学友们都会聚到一起，聊书，聊国学，聊生活，自然也会聊到工作。“在这里，名片和头衔并不重要。大家会先成为朋友，而不是考虑有没有可能成为商业上的伙伴。”就像徐渊所说，书院的目的是通过读书让学友们形成共同知识背景下的话语圈，而非名利场。“没有功利性”是程杰对新知书院的评价。
“在书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在相互交往中，互动交流和学习。”蒋林有和程杰同样的感受。蒋林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也是书院里最为勤奋的学生。他所学习的课程涉及经典国学典籍、西方哲学、宗教、禅修训练等多方面内容，涵盖太极、书法、中医、文物鉴赏等国粹，甚至于一年一度的圣贤祭祀等国学活动，他也一场都不曾落下。在他看来，一套完整体系的课程就像一桌文化大餐，什么时间上什么菜，都有科学、严谨的规定。“比如我们早上的太极拳练习，就像大餐前的开胃汤；经典国学原著学习就像是主菜；而传统哲学知识的学习就像青菜，帮助我们消化吸收主菜的营养。当然，京剧、茶道、昆曲等国粹的鉴赏讲座就是大餐最后的甜点，让人回味无穷。”
在成都明伦书院，《金刚经》、《六祖坛经》、《心经》、《佛学大观》被列入了课程学习中，甚至连《建筑风水学》、《奇门遁甲概论》、《面相学》、《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禅宗》也兼收并蓄。在施文忠精心编排的2013年课程表中，2月他们邀来张一指为学员们主讲了开年第一课《周易—风生水起之道》。而3月的课程则是华中师大教授刘兴林主讲的《史记》，“我们会提前半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和这些讲师确定档期。”接下来，分别是《论语》、《道德经》、《庄子》、《礼记》、《贞观政要》、《人物志》、《黄帝内经》、《左宗棠》等，每月一课，两年为一个周期，读完大约需500课时左右。
2013年，成都明伦书院的固定学员已达五六十人。两年制收费，学费一共是59800元，倡导终身学习。这些学员大多数都是大型国企负责人、民营企业创始人、党政干部抑或企业未来的接班人。“我们提倡‘夫妻同修’、‘亲子同修’和‘财以助学、资以养道’。在明伦书院学习，关系单纯，学友们坦诚相待，以论道、求道为主，和EMBA等成人继续再教育不一样。”
虽然施文忠声明书院认可“立足经典，守望纯粹”的理念，摈弃以结交圈层、建立人脉为目的的学习机会主义，但书院高端课程面向的受众以及高企的学费，让人们不禁将其与被喻为企业家“社交平台”的商学院联想到一起。“书院本身不仅不具备搭建社交平台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还应该反对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学习生态。”施文忠非常反对将现代书院视作社交平台的做法。“书院是什么？是传播圣贤之道的地方，不是做生意、找项目、钓小三的地方。黄埔军校有个著名对联‘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其含义不言自明。”
“我相信每个愿意来书院学习的人，重视的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势力效应，而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开拓、一种胸怀格局的提升，就像企业的最高阶段也并不是单纯的盈利，而是一种企业文化与社会环境的有机融合。”蒋林在书院的学习中找到了乐趣，而这种乐趣是纯粹的，并不建立在企业资源的交换上。“除了国学课程本身之外，书院给我们的是一种‘大自在’的境界。青松白云间的一场太极，古琴铮铮中的一杯清茶，孔庙大殿的一场祭拜，大漠落日间的一段探寻……这种本源的回归，会让每个人的身心与文化情感，都得到陶冶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