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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第一次在书中见到“唐弢”两字时，还不识这个“弢”字，翻查字典后，才知道读“tao”（音韬）。取这样的冷僻字放在名字里，这人就不一般了。随着阅历的渐次深入，觉得唐弢真的不一般。他一生省吃俭用，购藏书籍，潜心写作。巴金先生生前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人担心藏品难以征集，巴老颇有信心地说：有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半边江山。唐弢曾有诗云：“我自书生甘白袷，人生不尽沧桑感。”如此书生般作家，文坛还会有几何？
邮局里的进步“文青”
唐弢（1913年3月——1992年1月）原名唐端毅，字越臣，生于浙江镇海县古唐村一个农户家。父母目不识丁，但父亲坚持借债让他读书，又让他跟同村的人到上海，十三岁考入华童公学，勉强读到初中二年级，因父亲患病，他不得不辍学，早早挑起养家重担。正巧得悉上海邮局招人，他应考录取为投递组拣信生。由于国际公约规定，各国邮政业务不受政局变化影响，上海邮局职员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且待遇也较优厚。所以每次邮局招考职员，也是百里挑一，唐弢能考取，说明他少年聪颖。十六岁的他，在上海开始了人生新的篇章。
二十年前，我去北京公干，顺便看望上海邮局地下党离休干部陆象贤先生。在京郊一个高档小区内，他与子女同住。陆老是上海嘉定人，见到上海来的小老乡，非常高兴，以一副嘉定南翔口音畅怀聊天。谈得最多的，却是他昔年同事唐弢先生。他说唐弢很用功，是看着他进邮局成长起来的。他做信件分拣工作，一般作业时间是在傍晚至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完工后去宿舍睡一觉，第二天白天，他整天就去四川路桥邮局附近的图书馆，如东方图书馆、申报量才流通图书馆、市商会图书馆，去得最多的还是自己的邮务工会图书馆。可见他年少志坚，求知欲之强。
不久，唐弢就升为甲等邮务员，调到投递组的洋文翻译台工作，就是根据来邮，把信封上各家洋行的英文译成中文，交付投递员。工作中，他虚心向洋文拣信的老员工学习，这样，就与地下党的陆象贤更接近了。陆比唐大五岁，知道唐爱好文学，就更是趣味相投，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同事、好哥俩。员工中的文学爱好者很钦慕，称唐弢为“老师”，称陆象贤为“师叔”。陆象贤说：“因为我经常向员工们讲讲‘二战’时苏德战争等国际形势，又被大家戏称为‘路透社’”。那时，陆把上海邮工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故事，以及在大革命时期，积极营救为纪念“五卅惨案”示威而被捕的邮工抗争经历，一一讲给唐弢听，引导他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
抗战中，在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邮政分会里，地下党办了一份进步刊物《驿火》，报头是一排绿色大雁，唐弢受命以笔名“马前卒”写了一首《献诗》，作为发刊辞，以鼓舞邮工们，最后两句写道：“在激荡的风雨中宵/驿站上的火把又亮起来了！”之后，又办起了《雁声》，仍请唐弢写稿，他以“步兵”的笔名，撰写了《还是前线》一文，刊出后被美国汉学家爱德华收入专集，作为上海“孤岛文学”的一种史料。后来《驿火》和《雁声》合并为《前锋》，又改名为《大众》，唐弢是主要作者，他的诗文很受邮局员工喜爱。此时，他在邮局内已小有名气，是积极要求上进的有为青年，也是名副其实的“文青”了。
陆象贤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如此同好，真是难得啊。后来，陆象贤根据地下党江苏省委书记刘宁一的指示，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北社”，用于出版《新民主主义论》《第三国际纲领》等进步读物。陆把这些新出版书籍悄悄送给唐弢，可见对他的信任。有一次，一本《论国共合作》送去時，唐弢对陆说，他为皖南事变写了一首七律，题目叫《感事》，最后两句是：“痛哭江南闻战伐，粼粼一水戮群氓。”陆默默听他诵读后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为了发挥杂文在孤岛反日、反汉奸的作用，陆象贤决定主编一套“杂文丛书”，得到唐弢、柯灵、周木斋的赞同，丛书有唐弢《短长书》、柯灵《市楼独唱》、周木斋《消长集》、列车《浪淘沙》等。陆象贤用的笔名常常是列车、黄河，有人对唐弢说，去告诉陆兄，当心列车开进黄河里，陆听后哈哈大笑。唐弢还把陆的杂文拿给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发表，又介绍其到树民中学、华光戏剧学校业余兼课教书。
孤岛时期，日伪闯进邮局，加紧检查信件，无端扣压查封。进步文化人士需要有个妥善的方法邮寄，或安全收到邮件。为此，在地下党指示下，唐弢利用工作之便，把相关信函交到邮局担任封发的专人手里，关照在最后封袋时直接装入，避开了日伪的耳目，安全寄往内地。这样，解除了郑振铎、楼适夷、李健吾、傅雷、黄佐临等人邮寄的后顾之忧。郑振铎编写的《玄觉堂丛书》一大函，化整为零寄往内地及港澳，以及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也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安全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更是严加盘查。应一些进步团体的要求，唐弢在邮局建立一个专门信箱，凡重要邮件，都寄到这个信箱，然后再以“存局候领”的方式，由唐弢通知他们悄悄领走。这些出版物包括陕北延安出版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苏北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江淮文化》，以及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北方文丛”等几十种。
在投递组工作了十多年，唐弢工作出色，调到邮政公众服务组，专职从事对外联络与公关工作，这发挥了他的秀才作用。唐弢就在《文汇报》《大公报》上，先后开辟了“邮政问答”、“邮政常识”等专栏，撰写“星期论文”，夹带宣传要和平、反内战的道理。这样，唐弢很快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的行动只能处处小心，晚上不再回到自己的家里，就东住一夜西住一夜，以防不测。他曾一度转到联华银行任秘书，并帮助举办联华商业夜校、“联华杯”足球赛、音乐会之类工作。有次住在西宝兴路，隔壁是家酱油厂，堆着几十口大缸，他想，万一遇到追捕，躲到缸里倒是蛮安全的。他还从阳台顺着水落管爬下去，试过几次效果不错，心里才踏实些。当年，唐弢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要求，组织上告诉他：“服从革命需要，在党内党外都一样。”陆象贤记得，在他离开上海去新四军根据地前，曾对唐弢说过：“你放心，党会对你负责，必要时会通知你走。”此后，地下党冯雪峰派萧岱常与唐弢、靳以、魏金枝等联系、开会，分析形势，落实工作。 解放战争迅猛推进，南京解放后，上海形势愈趋紧张。一部分敌人躲进四川路邮政大楼准备负隅顽抗。唐弢通过《大公报》记者高汾，告诉代理市长赵祖康，赵祖康传达军管会指示，包围大楼，对残余敌军进行劝降。住在楼内的唐弢和邮局员工立刻向守军宣传、谈判。此时敌军发现自己的长官早已溜之大吉，哪有心思抵抗，就派出代表、举起白旗投降。如此，在内外夹击下，百年邮政大楼不费一枪一弹，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第一部杂文专著《推背集》
唐弢是著名杂文家，他的写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杂文上。1936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杂文专著《推背集》。鲁迅先生曾两次在信中谈及此书如何出版，并帮他联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鲁迅、陈望道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出版。
在邮局工作的业余时间，唐弢最喜欢阅读的是《申报》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副刊，他最早投稿的也是这个副刊，写的多是杂文。所以，在《推背集》的“前记”中，他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是我的七十几篇杂文。我开始想写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时候我挣扎在生活的重担下，常常想找一个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与闲谈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报》，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谈》。这样就有了投稿的念头。”
那时，年少的唐弢独自在上海打工，寂寞可想而知。父亲因病早殁，留下了四百元债务，父债子还，义不容辞。加上母亲心急如焚，右眼也病瞎了。亲人疏远，债主威逼，家里的每次来信，都让他感到有“一万支箭一齐射向我这颗年青的心”。他无法摆脱孤寂，寄寓在远房亲戚开设的三阳南货店阁楼里，看着窗外，雨水滴滴，千愁万绪袭上心头，在不停的雨声中，想着家里的往事，他不由自主地提起笔，写下了《故乡的雨》，署名“唐弢”，投寄《申报》，过了没几天，文章居然在《自由谈》登出来了。这是他用“唐弢”为名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章。他没有讲过自己这个笔名的含义。《说文》释字：“弢，弓衣也”，意为弓的外包装。而弢即韬，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的意思。他也以“晦庵”作笔名和书斋名。这些，他都不明说，正是他不喜张扬的性格。
《故乡的雨》选入《推背集·乡音》一辑中的第一篇。开头写道：“住在上海的人们，平日既感不到雨的需要，一旦下雨，天气是那么阴沉。……少时留居家乡，当春雨像鹅毛一般落着的时候，登楼一望，远处的山色被一片烟雨笼住，疏零的村落若有若无，雨中的原野新鲜而又幽静，使人不易忘怀！”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写到眼前的现实：“这几年投荒到都市，每值雨天，听着那滞涩枯燥的调子，再回想到故乡的雨天，真觉得连雨声也变了。人事的变迁，更何待说呢！”文章可谓短小精悍，它其实是一篇散文，是一篇状物抒情的上乘散文哪！
《推背集》共分五辑，《老话》六十一篇，《说实话》七篇，《物喻》六篇，《乡音》十篇，《读书记》一篇，总计应该八十五篇。其实这应该是一部杂文和散文的合集，《乡音》一辑，均是散文。此书甫出，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就写了《读〈推背集〉》一文，刊在《北平新报》副刊上，文中说：“它不但为某些人物画了像，某些事件作了记录，而且也为某一个时代画了一个轮廓，指出了里面的鬼祟、丑恶、腐败，黑暗和光明。”《立报》副刊发表了周楞枷（苗埒）的评论：“如若说小品文是投枪而不是小摆设，则这个集子就是充分发挥了投枪的作用。”
在谈到自己初期的写作时，唐弢回顾说：“人们一提起我的笔墨生涯，总是谈及杂文。其实，我最初写的并非杂文，而是散文，带有抒情色彩、以叙事为主的回忆性散文。”他的散文，还有《海》《怀乡病》等，用了不同笔名发表，傅雷读后，到处打听作者是谁，后来联系上了，傅雷或写信或电话，对唐弢散文赞不绝口，两人成为真正的“文字之交”。
《推背集》之后，唐弢陆续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集》《识小录》等杂文集，及至新中国建立，他依然执著于杂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语》《可爱的时代》等，在读者中赢得了杂文家称誉。对此，他曾在《我与杂文》中写道：“在动乱不安、悲怆欲绝的日子里，我没有闲却一直和我患难与共的杂文的笔，涤荡蛆沫，扫除蝇矢，这些虽不过历史插曲中的渣滓，却也是生活的一时一地的记录。”
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说到杂文，不能不说的是，唐弢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有人称他是“鲁门弟子”，他回答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鲁迅先生讲课，没有资格充当他的学生，虽然曾经向他请教，他也的确指导过我。”如此看来，应该称唐弢为鲁迅的“私淑弟子”较为合适。
早年，唐弢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读到鲁迅先生的杂文，就很喜欢，买来鲁迅的《二心集》，看多了，自己也跃跃欲试，1933年开始向《自由谈》投稿。半年后的1934年1月，《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在三马路（今汉口路）“古益轩菜馆”，请作者们吃饭，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胡风等，也请了唐弢，这是他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一番互通姓名后，鲁迅笑着对他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当年杂文的风格像鲁迅的，除了唐弢，还有一个徐懋庸。因鲁迅用过“唐俟”的笔名，所以唐弢的不少文章被误认为是鲁迅的，似乎“嗅到了一点异端气，大排哈儿阵，表面上是围剿我的，骨子里却暗暗地指着鲁迅先生”（唐弢语）。这也让唐弢暴得大名，以后的投稿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那晚与鲁迅的初次见面，“先生的亲切笑容，简短有力的语气，时时在我的耳边浮动，不易于忘却”。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唐弢认为是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要求加入“左联”，鲁迅耐心地劝他，不要急于加入，留在盟外可以多做一点工作。在“两个口号”之争中，鲁迅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由巴金、黎烈文商量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尹庚找到唐弢，请他签了名。之前主张“国防文学”一派，有个“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唐弢也去参加并签名了，签名者都算是发起人。鲁迅虽没参加，但他不反对别人参加。可见鲁迅对待唐弢是理解和友好的。
鲁迅一生，总计给唐弢写过九封信。第一次是在1934年7月，唐弢有次路过内山书店，见有不少日文版马克思主义的书，想学日语便于阅读，就写信给鲁迅，鲁迅逐条回答来信所问：“社会科学书，我是不看中国译本的。但日文的学习书，过几天可以往内山书店去问来，再通知，这几天因为伤风发热，躺在家里。除德国外，肯绍介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倘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自修的方法，很容易随便放下，不如进夜校之类的稳当。”回信的那几天，鲁迅因午睡受凉，头痛发烧，到日本医生须滕诊所去看了病，还给一个青年看了四篇稿子，三篇转给《申报》，一篇转给《中华日报》，都附了给副刊编辑的推荐信。如此劳累，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肋痛颇烈”。鲁迅信上說的事，他都一一照办，信中提到的学习书目，身体稍愈后，他就去内山书店取来，书目上有鲁迅请内山先生推荐的书，都加了红色箭头，共有九种，鲁迅又在四种上加了圈，即《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改订日本语教科书》《中日对译速修日语读本》《现代日语》（上卷），其他五种，鲁迅认为可以“缓买”或“不买”。鲁迅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但唐弢心里明白呀，这是鲁迅体谅年轻人的经济实际，一下子买不起这么多书哪！ 1936年8月，鲁迅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下，给唐弢复了最后一信：“我的号，可用周豫才，邮局当亦知道，不过比鲁迅稍不触目而已，至于别种笔名，恐书店不详知，易于将信失落，似不妥。”为使鲁迅的邮件安全寄达，唐弢从邮局方面提出建议，而鲁迅的回信，也显示出鲁迅面对日益恶劣的局势，所显示的不屈性格。每一次鲁迅的来信，都给唐弢指明了努力方向。可见鲁迅对青年文学作者的关爱。
这年10月19日下午，唐弢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鲁迅先生逝世了，他连说不可能，这是谣言吧。待下班回到家中，接到了正式通知，他才如梦初醒：鲁迅真的不在了！顾不得吃晚饭，他赶快赶去，见到鲁迅弟子胡风，陪他到两楼的一个小房间，见到鲁迅遗体安祥地躺着，永远地躺着，他“沉默无言，泪下如雨”。挥笔写下长联：“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年诚何年，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又谁料，这番重为先生湿;言可传，行可传，牙眼可传，斯老真大老，三十载来打开一条血路，待吩咐，此责端赖后死肩。”随后，加入了为鲁迅送葬的队伍。
鲁迅逝世后，除了挽联，唐弢又写下《记念鲁迅先生》，回顾了与鲁迅间的友情：“和先生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局促的心情，便是在后来多次的交谈里，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正相反，同他不但可以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妨谈谈私事，我觉得，长者的教导和侪辈的热情，是汇集于他的一身的。”此文刊登在当年11月《作家》杂志第二卷第2期上。
之后，唐弢参与了《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勘工作，发现还有不少鲁迅的文章没有编入全集，就把更多时间花在寻找集外遗文上，先后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共集得鲁迅佚文一百六十二篇，总字数达七八十万之多，可谓功德无量。
唐弢先后撰写了许多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文章，结集的有《向鲁迅学习》《鲁迅在文学战线上》《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的美学思想》等，不愧为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专家。他在1959年调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主要精力放在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上。他有两大心愿，一是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此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为此，他足足准备了大半生，搜罗的现代文学史料及相关书籍，可称包罗齐全，是我国新文学版本收藏最为丰富的个人，堪称现代文学藏书第一人。比如巴金的《家》，他有1934年开明书店的初版本，还要搜求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他的夫人沈絜云说：“唐弢一辈子爱书，当时家住西宝兴路，两块木板是他的写字台，唯一的家具是一只旧木柜子，里面放着他喜欢的《海上述林》《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在唐弢晚年病重住院时，沈絜云对前来探视的姜德明先生说：“病得那么重，他还盼望着能回家看看他的书。”可见书在唐弢心中的分量。他从1945年在《万象》发表关于书的随笔，这种书话体形式的写作，他虽不是第一个，但却是以此命名栏目和出版书名为《书话》的第一人。二是撰写一部较为完整的《鲁迅传》，为此，他也做了热身，先前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少儿出版了两部《鲁迅先生的故事》。在唐弢心目中，他要写的《鲁迅传》“希望不是写一部中国现代史，中间嵌入一个鲁迅，而是写鲁迅的一生，通过鲁迅的道路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可是，终因事务冗杂，创作超负，晚年心力交瘁，无法完成自己的宿愿，留下一部残稿及一大堆史料。十卷本《唐弢文集》中的《鲁迅研究卷》（上下册），《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只登了残稿，是前面的十一个章节，才写到辛亥革命时期鲁迅在日学医。一代学者，壮志末酬啊！
在新上海创办《文艺新地》
上海解放后，唐弢的工作有了多次变化，先后担任上海邮政工会常务委员兼文教科长，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复旦大学、戏剧学院教授、上海文化局副局长等，他总是服从组织安排，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1950年7月，他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被选为编辑出版部部长。根据文联主席夏衍等建议，由市文联（包括作协前身的文协，当初没有分开）主办一份文艺刊物，具体名称叫《文艺新地》，由冯雪峰、唐弢任主编。这样，唐弢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刊物上了。
当年的编辑傅艾以老师，后成为我的忘年交，我常常趋府打扰他，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我聊天。尽管他二十多年蒙受冤屈，历经磨难，依然对文学编辑事业一往情深。可惜的是，他已去世多年，令人怀念。他与我谈及《文艺新地》的创办等许多往事轶闻，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坛史料。
艾以老师说，《文艺新地》经半年筹备，于1951年2月正式创刊，刊头由陈毅市长题写，他让编辑部从多幅字中挑选一幅，可见题字事小，陈毅也是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刊物特邀美编张乐平先生将陈毅的题字醒目地设计在封面左上，右下是一幅钢笔素描画，工农大众举着五星红旗昂首阔步地前进。这是上海文联创办的第一种文艺刊物，封面设计简洁而富有时代特色。第1期作者有夏衍、陈白尘、刘思慕、柯蓝、巴金、许杰、靳以、郭绍虞、方令孺、菡子、师陀、魏金枝、徐开垒等，阵容非常强大，内容也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在装帧设计上，扉页是赵延年创作的套色版画《中朝一家》，插图中有丰子恺反映抗美援朝内容的漫画《协力》等。
冯雪峰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兼属下的文协主席（作家协会前身），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是主持在上海的鲁迅著作编辑社工作。不久，冯雪峰调往北京，从第4期起，刊物由巴金與唐弢任主编，日常工作仍由唐弢主持。编辑部的三位编辑是傅艾以、李金波、陈家骅，可见当年《文艺新地》编辑部人员的精干高效。刊物出到第10期，在一则“本刊启事”中写到：“本刊为整顿内部，并使编辑部工作同志得以参加土改、治淮及下厂起见，暂行停刊。”所幸暂停一年后，1953年1月，《文艺月报》接续，称为“发刊”，仍由巴金任主编，唐弢和雪苇（后黄源）任副主编，刊物仍由唐弢主持日常工作。原来三位编辑中，除李金波调往上海师院任教外，傅艾以、陈家骅仍为该刊编辑，基本是原班人马。《文艺月报》第1期上的《稿约》文字，与之前《文艺新地》第1期的《稿约》内容，其语句如出一辙。艾以说，这都是唐弢的手笔。可见《文艺月报》与《文艺新地》的前后因缘关系。由于编辑到外省组稿，别人一看《文艺月报》介绍信，常误为《文艺报》，编辑不得不说《文艺报》在北京，这是上海的《文艺月报》。对方又说是报纸吧，弄得编辑很尴尬。回报编辑部，多次向唐弢提出，我们的文学刊物，要改名，要有“上海”两字。改名当然要征得主编巴金及编委同意。从1959年10月起，《文艺月报》正式改名为《上海文学》。可是，唐弢已奉命在9月底，离开上海赴京履新。《上海文学》的刊名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要溯源的话，刊史可能要从《文艺新地》算起了，唐弢算是这家刊物的首创主编之一哪！我手抚十册《文艺新地》旧刊，觉得无比亲切和珍贵。 说起办刊，唐弢可是行家里手。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在1940年就创办过第一份刊物《丽芒湖上》，为“文艺界丛刊”第一辑，这是他编辑生涯的开始。当年，唐弢供职的邮局信箱间有一位文学青年，手头有些小钱，想办一份刊物，就委托唐弢编辑，他高兴地答应了。他抓紧向作家们约稿，辟有“鲁迅逝世四周年”专辑，有周建人（理直）《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许广平《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文载道（金性尧）《鲁迅先生的旧诗》，以及王任叔（巴人）论文《地主性格》，师陀（芦焚）小说《傲骨》，张骏祥（袁骏）五幕剧《小城故事》，姚克《归国杂记》，列车（陆象贤）《诗的朗诵》，还有楼适夷、风子（唐弢）等杂文，以王统照（韦佩）翻译的拜伦诗《丽芒湖上》作刊名。唐弢在《编后记》中写道：“经过不少的艰难和挫折，才把这创刊号送到读者面前。在苦难的环境中，使编者得保持一点办事的勇气的，是许多前辈和同侪的友谊的鼓励。这一期，不但在上海的作家为我们动笔，许多朋友还从遥远的各处寄了稿来，令人感奋无限。”由于印费低廉，印刷粗糙，刊物没啥影响，只出第1期，创刊就成了终刊。唐弢花很大心力办的刊物，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哪！抗战胜利后，唐弢回到邮局工作。在社会上除了写稿，还与柯灵主编《周报》，这是一份具有进步倾向的刊物，由刘哲民、钱介圭出资，作者都是当时党员作家或进步作家，如郑振铎、李平心、徐伯昕、黎澍、傅雷等。他用韬、晦、风、潜等笔名，撰写杂文和短评。在当时，市民百姓最关心两桩事，一是抗战八年欺压老百姓的汉奸如何处理;二是市面上还流通的伪钞“储备券”如何处理。为此，刊物决定从这两处入手，组织稿件，加强宣传。惩治汉奸的稿子约请郑振铎、李平心等写，处理伪钞的稿子约了银行系统的魏友棐、张一凡等撰写。由于《周报》配合了地下党的各项斗争，也成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眼中钉”，处处受到刁难，威胁说《周报》不就是“周公馆”（当时上海人对中共驻沪办事处的代称）的刊物嘛！最终，《周报》出至第49、50期合刊后，因“议论国事有罪”，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在这最后一期上，唐弢代表两位主编，写下《告别读者》，激昂地说道：“牺牲是历史的使命，《周报》毫不自惜地走向十字架。如果国民党政府不趁此改弦易辙，与民更始，则即使封尽全国的刊物，撤去所有的镜子，难道盖得住‘坏政府’本身的丑恶吗？”
之后，唐弢转到《文汇报》，任《笔会》副刊的创刊编辑，每周一至周六见报，在读者中影响甚大。这个副刊一直坚持办到1947年5月，全国内战爆发，蒋介石公开撕破和谈面具，又发布“戡乱”的命令，《文汇报》被再次查封。此后，唐弢继续以笔名，在《联合晚报》《文艺复兴》《时与文》等报刊发表杂文。直到上海解放，《文汇报》复刊，唐弢仍主编《笔会》副刊。
从业余写作到业余编稿，唐弢在上海解放前到解放初的一段时间，编制一直在邮政系统。后来在文联和文化局任职，直到1953年，他的人事关系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并正式被任命为《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工作细心周全，尤其对年轻编辑爱护备至。汤茂林从《苏北文艺》调来，郭卓、茹志鹃从部队调来，唐弢都要与她们谈心，交流思想。解放初，文学界的负责同志都十分忙碌，唐弢通过各种办法，为编辑组稿打通道路。潘汉年是“左联”老作家，上海解放后是常务副市长，他答应写稿，可编辑无法联系上他，唐弢就通过潘的夫人董慧，获得了潘汉年的稿件。夏衍时任市委宣传部长，也是大忙人，唐弢跟艾以讲，只要抓住晓立（李子云），夏部长的稿子就抓到手了（李子云当年是夏的秘书）。艾以记忆犹新的是，1953年，两个“小人物”關于《红楼梦》的批评文章，曾先投给《文艺月报》，作为理论组长艾以和负责理论稿终审的唐弢，都认为可发。由于刊物每期要围绕中心任务转，也由于当时对这一选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致使没有及时刊出。当此稿在山东《文史哲》刊出，毛泽东主席作出批示后，编辑部受到“老爷作风”、“不重视小人物”等巨大压力，是唐弢主动承担责任，多次作了检讨。茹志鹃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一个见习编辑，印象最深的就是《文艺月报》经常不断地要检查，每次检查时，唐弢同志总是极认真，也会有几分紧张，不过中心意思是明白的，就是编辑部出的一切差错，都应由他一人承担。”在那个特殊年代，作为一名非党员的刊物主要负责人，要管一本党领导下的文艺刊物，难度可想而知。在如此小心翼翼的努力中，1956年3月，唐弢被批准加入了党组织，报上对他入党作了报道。1958年，刊物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准备出一期“延安文学专辑”，派郭卓去西北组稿，唐弢给那里的作家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等一一写约稿信，交郭卓带去，顺利完成组稿任务。当年与唐弢共过事的编辑、同仁，提到唐弢，无不钦佩，感叹不己！正如胡绳先生在一次唐弢学术讨论会上所说：“他的杂文、散文和其他文章，他对鲁迅的研究和对文学史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